诺贝尔文学奖能给莫言利润 却难救中国文坛

不过，海外的博讯转载多为的一篇文章：诺贝尔文学奖能给莫言利润，却难救中国文坛。

文章说，莫言还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央视却因该奖项再度名扬海内外。据报道，2012年央视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采访权。由于全球获准采访的只有三家电视台，因此这一消息的公布进一步透露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预期。
如果，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尘埃落定那一刻宣布的名字是中国作家莫言，喜形于色的不仅是在欧洲各大博彩公司押注莫言的彩民，也不单单是莫言自己，对于中国文坛以及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无上的光荣。

在中国的文坛史上，莫言将因此留下辉煌的一笔。其个人财富也将凭着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更上一层楼。据悉，自莫言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后，其作品已在各大购书网站脱销，出版商正夜以继日地包转新一轮文集。而对于央视来说，它将因为拥有诺贝尔文学奖的采访权而获得大量的广告收入。从刚刚结束的内地热播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下，电视台的商业运作技巧常常超出对栏目制作的功底。

然而，正如热播的《中国好声音》对中国乐坛的贡献是有限的一样，莫言即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坛的改变也将是微乎其微。文章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已经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狂热。一切以经济建设为重任的指导思想，令人们开始过度地注重物质生活享受，而不再关注精神层面上的追求。而80后和90后的一代，更是在西方快餐文化的冲击下长大的一代。他们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热爱微乎其微，对于漫画和卡通则情有独钟，其文学素养以及运用文字的功底自然稍逊一筹。

因此，活跃在当今文坛上的作家，绝大多数都是从上世界八九十年代就已开始崭露头角的人。莫言、梁晓声、迟子建、芳芳、池莉、石钟山、霍达无一例外。他们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人文精神、文化积淀、以及艺术技巧是80后、90后这一点年轻人难以企及的。

尽管80后作家韩寒曾一度让人看到了新一代年轻文人的才华横溢，但是其作品中毕竟缺少积淀，只是被少数公众认可的小众文学。与莫言、梁晓声、迟子建等人的早期作品不能同日而语。

文章说，我们能在莫言《透明的红萝卜》、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迟子建《这世上所有的夜晚》里看到文学作品所追求的意境、人文情怀以及艺术技巧;在韩寒的《三重门》里只能看到刻意的修饰和堆砌。这与个人的文化修养，文学天赋固然有关，但与其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文学，还是为了功力的目的在追求文学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写书者”。王国文在《人间词话》中评李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写书者。能拯救中国文坛的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当前的中国能够培养出多少个真正热爱文学，能够“以血写书者”。

另外，博讯还刊出学者秦耕在2010年写的文章：从莫言那颗“已被酱油腌透的心”说起

一位作家因言获罪11年，远隔万里的异国作家闻讯后冒着严寒，到获罪作家祖国驻该国大使馆提交抗议信，而在获罪作家的祖国，他的本国同胞、甚至与获罪作家住在同一城市的另一位作家，在被他人问到有何看法时，则声称“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这位异国作家就是捷克剧作家、前总统哈维尔先生，这位本国作家就是中国知名小说家莫言先生。

同为作家，差异为何如此之大？他人因言获罪，远在万里之遥的作家感同身受，从他人自由的丧失中，感到了自己权利面临的同样威胁，而近在咫尺的另一位作家，则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看不出他人自由的丧失与自己有何关联。这种境界之间、见识之间的差距，简直判若天壤。

文章说，莫言先生是我非常喜爱的小说家之一，他也是中国唯一擅长超级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作家，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多篇作品，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阅读记忆。如在著名的《红高粱》中，他用长篇文字描写子弹射入“我爷爷”脑袋的瞬间，闪着金光的子弹如何飞行、接近，如何哧的一声先烫焦几根头发，再如何钻进脑门，再如何撑得脑门像瓦罐一样裂缝、缝隙如何扩展、破裂……几十年后好莱坞电影《通缉令》才可以用现代电影特技再现同样情景；在另一篇小说《球状闪电》中，天才的作家用超过1000字来描写父亲耳光打在儿子脸上的瞬间，儿子如何感受父亲手掌中每一条掌纹的细微差异、如何从中感受到来自遥远故乡泥土的不同土壤质地和成分所混合的浓郁气息……此种放大细节的超级写实主义手法，至今仍无人企及；记得他在《透明的红萝卜》中描写一个饱受虐待与欺凌的儿童时，为了用周围人群的冷漠凸现孩子的绝望处境，作家如有神助地写出一句“那些植物一样的人类”，当时阅读至此，我不禁击案赞叹：仅此一句，已经超过鲁迅在刻画那些伸长脖子的冷漠看客时，所使用的“他们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向上提起的鸭子一样”的经典手法……彼时对生活感受能力如此细腻深刻的天才作家，此时为何如此麻木或明哲保身，面对另一位作家遭受迫害的孤独处境，竟变得和自己曾经描写过的“那些植物一样的人类”相同？

30多年前，当我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时，虽然面对强大的传统保守势力的四面围困，但我对未来满怀信心。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只要30年，经历三代人的新旧更迭，中国社会一定会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尤其未接受民主启蒙、基本受传统习惯行为主导的30岁以上的人，到那时最年轻的也超过60岁，已陆续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头脑中那些视奴役为当然、将自己当臣民、对专制听之任之的观念，也将一同被扫出历史；而刚出生的、或已经在接受教育的孩子们，到那时最年轻的也已30岁了，他们全部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一代，是人的意识全面觉醒的一代，已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决不会容忍把人不当人的专制体制的继续存在，也决不会接受专制对自己的奴役。现在已经过去了30年，三代人的新旧更替业已完成，中国社会非但未发生我所期盼的根本变化，连我当年相信变化的信心也彻底破产了。作家莫言对现实的麻木不仁，只是促使我反思的最新的例子之一。
传统习俗就是这样代代延续的，中国人习惯于被奴役的群体文化心理也是这样代代延续、难以破除的。作家莫言身上原有的敏感和热情被冷漠和麻木所替代，正是传统势力如何吞噬生命的一个活的标本。

莫言的麻木可以成为促使我进行上述反思的标本，但我的上述反思决不能成为莫言可以为自己开脱、辩解的理由。因为作家的工作，是在为人们提供精神层面、观念层面的产品，在新旧的嬗变与传承中，负有除旧布新、破旧立新，传播新的希望的特殊使命。只有像哈维尔那样永远保持一颗热情、敏感的心灵，具有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才可能用自己的文字产品愉悦人们的精神，引领、甚至拓展人们精神生活的层次和方向，从而对抗习惯和传统对人的侵蚀。如果像莫言那样甘心被习惯的力量吞噬，心灵锈迹斑斑，丧失了感受善与恶、美与丑的能力，不敢承担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失去生命本来的热情和敏感，龟缩在一个自以为安全的角落，还自我感觉良好，那简直是对作家职业的玷污。

在莫言先生9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树林》中，他借书中人物，腐败的女市长儿子，一个彻底堕落、疯狂敛财、花天酒地的官宦子弟之口说：“今天某某某执政，是咱们的天下，有一天某某某不执政了，还是咱们的天下。”由此可见莫言先生其实是一个明白人，对自己身处的残酷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如此说来，莫言先生的麻木与冷漠只是一种伪装，不过是用来掩盖自己在罪恶面前的怯懦与苟且。

无独有偶，被传统吞噬而丧失心灵力量的不止莫言一人。一位叫王一川的文学教授对作家因言获罪事件也表示“不了解，不想发表看法。”以教授和作家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如此冷漠、麻木和怯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无法洗刷的羞耻。当社会成员中的多数人能够忍受专制的奴役，或不肯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时，专制的继续存在就是一种必然。不是专制选择了被奴役者，而是被奴役者选择了专制。但是，如果社会成员中的知识群体在这时能够像哈维尔那样站出来说话，则被奴役的人们就不至于完全绝望。

莫言用小说表达对他家乡山东高密那片土地上的英雄人物的崇敬后，曾经在小说的结尾用新鲜热辣、半是豪迈、半是调侃的语言说：我双手捧出我那颗被酱油腌透的心，一切两瓣儿，放在你的坟前。谁料20余年，一语成谶，他把自己的心真的卤成了一盘凉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