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安全更自由更人道的租界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七月卢沟桥事变，八月上海被炸，十一月二十日我的家乡硖石镇被日军占领，那时我五岁，懂得不能做亡国奴，要抗日。上学后，读鲁迅，原来日本也有许许多多善良和平的居民。茅盾的小说告诉我。

“抵制日货”无异于趁火打劫，挨打者不是发动侵略战争的人，而是我们自己的小商小贩。

一九三七年初冬我家开始逃难，逃来逃去，一九三八年逃进上海法租界，才得以定居。租界本来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那时却托欧美帝国的福，成为一种孤岛式的绿洲。如果你读过夏衍先生的挚友于伶先生的剧本，就会理解“中国地界”的居民，如何为逃生而争先恐后，潮水般涌入租界的狂潮了。我家在蒲柏路口，附近有中共“一大”的会址，向南是西门路，中共中央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办公处。当时的长江三角洲，掌握在北洋军阀齐燮元、卢永祥、孙传芳手里。中共选择在租界里开会和办公不是心血来潮，无非想托租界的“福”，因为有目共睹，那里比“中国地界”，更安全，更自由，更人道。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时的一位同事，她的父亲是一九二七年时工人起义的组织者之一，起义中被枭首示众，头颅被挂在电线杆上，杀头和挂头，都出自自己的同胞之手，不是外国人杀的。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占租界，向大企业推销汪记中宣部的《和平日报》？？。我的父亲鲍佩人先生在益丰搪瓷公司任职，硬着头皮和上面派来的人商量，可不可以不订？来人很硬，说，不可以！佩人先生再问，如果不订，杀不杀头？来人说，那倒不至于。佩人先生回答他，既然不杀头，就不订了。来人语塞，怏怏而去。直到抗战胜利，四年中，益丰只看《申报》、《新闻报》，不看《和平日报》？？，被传为美谈。得知父亲的爱国事迹后，我决定抵制日文考试，把白卷原封不动退了回去，但后来被父亲晓得了，挨了一顿教训：不学日文不等于爱国！

知识分子更接近于世界公民

思维离不开概念。概念可以使人明白，也能叫人糊涂。国家就是既能叫人清醒时也能叫人糊涂的东西。使从小不求甚解的我终于明白过来的，是马克思先生。《共产党宣言》宣布：工人无祖国。提出这个结论是十九世纪的一大进步。列宁不配继承马克思。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替布尔塞维克制定的战略方针叫做“使本国的政府和军？？队败北”，那是把水搅浑、“乱中夺权”的战略。无怪乎在已经解密的档案中，列宁被证实是领取德皇津贴的俄奸。他如果真的坚持工人无祖国，就应该坚持使双方的好战分子共同败北，使双方的和平居民共同胜利。

工人无祖国，农民同样没有祖国，知识分子更接近于世界公民。资本家为了自由地取得资金、技术、设备、原料、劳动力和市场，需要的是全球化，而不是国家化。为了生活，为了争夺牧草，有时不得不高举“国家”旗帜，发起战争的，大概只有古代的某些游牧部落。

时代不同了。现在需要打着“国家”的旗帜而进行举国大动员的，根据我的观察，好像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想称霸世界的政客和军阀。其中的佼佼者，有德国的希特勒，中国的毛泽东，我们都很熟悉，领教够了。

第二种人，那便是不靠“国家”就不能强占土地和资源，不能垄断权力和财富，不能管住老百姓的头脑和嘴巴的领导者。掌握了“国家”，他们就能耀武扬威，为所欲为；离开了“国家”，他们只能落得一文不值。薄熙来是这种人的代表之一，我们现在正好有机会可以对这种人细细观察和研究。

奥林匹克精神与诺贝尔精神

“国家”这个东西，据说是你的也是我的，但是“自古以来”就有击壤老人和他的同志们，偏偏把国家的作用看得很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把“国家”视同“不可须臾或离的布帛菽粟”，把这个东西挂在嘴上说事、抓在手里弄权的人，除开以上那两种人，还有第三种人吗？谁见过？谁想得出来？

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最值得称道的具有路标意义的突破，我认为，是出现了敢于向神圣的国家质疑问难的白桦精神。我无缘结识白桦先生，但我敬重他，是他穿透了党国至上的黑雾，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号：“祖国啊，我爱你呀，你爱我吗！”这是中国作家从辛亥革命以来的最强烈的一吼，是觉醒，也是启蒙，惜乎被邓小平扼杀在发声之际。三十一年了，白桦先生一直被“四个坚持”剥夺了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这是我们祖国的本质特色。

奥林匹克精神好，更高更强更快。我不赞成用爱国主义，或者爱省主义、爱县主义……诸如此类的庸俗口号干扰和污染奥运。诺贝尔精神好，人道，和平，自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我反对用“本国特色”对抗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至于领土争端，我赞成和平辩论，和平磋商，不赞成“武力插上旗帜，战争解决问题”。解决争端，需要理性。靠愤怒，靠喧嚣，靠拳头，难免中国家主义的毒，上“国家爱好者”的当。

白桦和《苦恋》

中国电影剧作家、诗人、作家。原名陈佑华，生于河南信阳，十四岁时便发表了第一篇诗作，第一次以白桦为笔名。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一九五一年开始创作，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在上海八一电影机械厂当钳工。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间，白桦写了一些小说、诗歌和电影，在“文革”中则一律被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白桦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后至一九七六年，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他也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文字，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都毁掉，扔掉所有的笔。一九七九年白桦获平反，恢复党籍，在武汉军区文化部工作。一九八五年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他又义无反顾地把文学紧紧地拥抱在怀里，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的思想禁锢。期间他的代表性电影剧作有《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孔雀公主》及《最后的贵族》等。一九八○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的电影《太阳和人》，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亦成为胡乔木、邓力群发动“反精神污染运动”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