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美国著名哲学家、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因病于英国伦敦去世，享年81岁。中国的一些报刊，如《新京报》、《东方早报》和一些网站也报道了这一消息。
德沃金在中国学界－－尤其是在法学界－－颇有影响。他的主要著作都有中译本。2002年5月，德沃金曾应邀来中国讲学，先后访问了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读书》杂志，受到中国学生学者的热烈欢迎。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批西方学者来华讲学，其中不乏当代第一流的学术权威。相比之下，德沃金那次访问格外引人注目。这一来是德沃金本来就名气大，是国际公认的自由主义法学泰斗。二来是他的研究领域恰好是当今中国学界很敏感的问题，即人的尊严与权利的问题。德沃金的成名作书名是《认真对待权利》（Take Rights Seriously），而他在清华园讲演的题目则是“认真对待人权”。再有，德沃金也是一位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在那次访华讲学过程中，他曾多次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批评。
上面这些情况在国内媒体上都有所报道，兹不赘述。我这里要补充一点的是，德沃金在结束对华访问，回美后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他的访华观感，发表在2002年9月26日出版的《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题目叫“在北京认真对待权利”（Take Rights Seriously in Beijing）。
德沃金写到他在中国的讲演以及和学生学者的交流。他发现，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都对自由主义理念有相当的了解，也表示出对自由民主的某种向往，然而，其中不少人又表示，他们认同现阶段当局采取的严厉的政治控制，尤其是对有组织的抗议和独立的政治活动的控制，认为那是保证实现长远的民主目标所必需。他们说，自由民主的目标可以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实现，然而，这种目标将如何实现，他们却并没有什么清楚的概念。
在文章的最后，德沃金不无忧虑地写道，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毛泽东时代那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应当担心的是一种更老式的，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其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
德沃金并非中国问题专家，可是他从这次访问中发现了当今中国的几个重大问题。譬如上面讲到的当今中共政权的特性，还有就是知识界弥漫的犬儒主义。德沃金思想的精髓是认真对待权利，而现今中国知识界的普遍问题恰恰是对权利不认真对待，对权利不当真。
我尝言，自由民主这套东西，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所谓认同一种理念，不只是知道这种理念的内容和含义，也不只是知道这种理念是好的是对的，而且还意味着你要身体力行，你要兑现这种理念。理念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人们信仰它实行它，否则就没有力量。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破产，各种非官方的思潮应运而生。这些五花八门的思潮尽管彼此之间有很大差异，有的甚至针锋相对，但实际上还是有重叠之处有共同之处的。
例如言论自由，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公然反对，绝大多数都表示赞同。照理说，现在既然有如此众多的思潮都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有共识，因此它们就可以，也应该汇集成一股要求言论自由，反对以言治罪的强大压力。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很多论者对言论自由一事要么闭口不提，要么虚晃一枪，轻轻带过；有的人在讨论抽象的理论时可以对言论自由侃侃而谈，然而一遇到政府侵犯言论的具体案例却又沉默无语。这不能不使我们认为他们对言论自由原则以致对各自主张的学说并没有严肃的承诺，并不当真。
不错，不当真往往是由于不敢当真。但我们不应无限地夸大来自政府的压力，毕竟，在今日中国，一定的异议空间还是存在的。我们不应指望人人都去当烈士，但是在沉默顺从与拼死抗争之间还有一大片中间地带。我们至少可以，也应该有所选择，冒一种有限的可承受的风险，去践行我们认同的理念。
例如坚持言论自由原则。你或许不敢公开发表那些可能招来牢狱之灾的言论，但是你至少可以对别人因发表大胆言论而被治罪说一声“不”。这并没有多大的危险，不需要超常的勇气，只需要我们对自己认同的理念有一种起码的当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