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并不缺乏方案和参与者。中共需要以开放的胸怀正视异己，用文明的方式和社会力量互动。

过去一周，全球最吸引眼球的政治事件，除了美国大选，当然就是中共领导层换届。美国大选竞争激烈，剧情激荡，但随着奥巴马最终胜出，美国政情回归常态.而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剧情刻板，议题僵化，而暗地里人事安排却波谲云诡，吊足人们胃口，但是比人事格局更重要的悬念是，面对已经深刻变化的社会情势，中共能否弃旧图新，在未来有所作为？

历史没有固定规律，因此很难预测未来，但历史是一个连续统的过程，过去和现在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和塑造未来。在中共不透明体制下，我们唯有根据历史意涵和既有资讯，对中共结构性困境进行分析，解读其可能的演变。我们也会总结民间与官方16个具有操作性的政改方案以供考察。从上期关於习近平的报道，到本期中国向何处去的综述，其中的内容有重合也有分野，《阳光时务周刊》希望以多个视角来呈现这个重要的话题.

要论述中共未来轨迹，无疑需要阐述中共的结构性困局。

意识形态枷锁

对中共来说，一个重大的危机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完全破败，急需新的政治理念来维系和重新构建成员的认同感。

最近三十年间，中共有几次重大的机会更新意识形态.79年邓小平掌权后，党内和公众对毛泽东和文革的否定意见十分强烈，如果邓顺势而为，彻底否定毛泽东，那么中共起码可以从理念上摆脱毛主义阴影。但是邓小平用三七开的评价，把毛的滔天罪行给轻轻带过，继续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指导思想保留在中共党章里，毛思想体系的维持，成为阻碍中共政治理念更新的咒符，也滋生了几十年后薄熙来之流的政治冒险.

江泽民推动的所谓三个代表理论，表面上等於开闢了一块理论空地，可以带动中共从原来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丛林里走出来。不过江对政治改革三心二意，并没有真正从制度层面推进对中共的变革，“三个代表”理论变成了检验政治忠诚的符号，与此对应，胡锦涛主政之后推出了所谓科学发展观，既无所谓科学也无所谓发展，同样变成一个检验政治忠诚的符号，两种理论都没有能够再造中共的精神基因。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共成为物质和消费主义的急先锋，奢靡的消费替代了政治理念的感召力，层出不穷的“表哥”和“表叔”（指因佩戴顶级名表被网民曝光而受到查处的中共官员，编者註）就是最新的例证.作为政治改革的一种鼓噪，一些官方智囊经常提及所谓的顶层设计，但这些说法很快就销声匿迹.

十八大前，民间风传中共要推动去毛化过程，对此官方发言人已经郑重否认.而十八大的路线表述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宣布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事实都说明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固步自封，8000多万党员在这个组织中或许无法感受到价值归属，十八大报告给中共在政治理念上又加了一把厚厚的枷锁.

高层权力僵局

无论最终名单是谁，最高层人事佈局还是深受元老们操控。这说明影响中共最高层人事安排的权力，还是被一小撮权力掮客所控制，被老人政治所左右，权力的生成机制没有任何党内民意基础.

目前的态势是，元老院已经愈来愈醒目，中共十八大主席团元老声势浩大，后台权重越来越高，自然意味着前台常委会的权重份额愈来愈低，所谓任期制和代际交接的规则受到腐蚀，人事格局将面临愈来愈大的不确定性。

“党指挥枪”是中共的理论口号，而“枪杠子里出政权”则是政治现实，如何协调党和枪的关系，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军委成员的安排，一直是中共人事佈局的关键因素。根据坊间分析，这次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军委的人事格局，实际上是两套不同背景的人在主导，在政治局常委会层面，胡锦涛的影响力淡出，而在中央军委成员层面，胡的色彩依旧浓厚。这种包含了结构化矛盾的人事格局，如何影响今后的中共走向，将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

因此十八大新常委亮相仪式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实质上权力交接的完成，高层人事之间权力架构远远没有平衡，权斗会继续.在现实政治中，权力斗争往往具有优先性，领导人为了确保权力，其他所有的议题都变成了等而下之的事项。因此短期之内，中共高层不可能推动任何有风险的议题.

权贵结构固化

凭着官二代或者太子党的身分，以权力为纽带，以庞大的国有企业作为主要利益获取平台，加上各种各样的政策优惠，包括优先获得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在私募股权，上市通道等财富生成的领域大展拳脚，这些年出现了一个显着而庞大的权贵利益集团.这种权贵利益集团，在北京有所谓 50大家族的传说，而事实上，从各省市到县市，甚至乡镇，这种权贵勾兑的模式，以惊人的规模同构化存在，他们构成了党治体系下的真正的权贵结构。

这种内部权贵结构的固化，造成中共不但和其声称代表的普通民众缺乏关联，和普通党员也没有关系，和8000多万的党员中的大多数也没有了任何关联。那些被剥夺了正常职业升迁空间的庞大官僚群体，也由此产生很多相对被剥夺感和结构性的怨恨，客观上导致内部离心力不断强化，官僚机构效率不断下降，内部的力量可能导致中共走向分裂，腐败就变成了必须的粘合剂和补偿物。

道德形象破产

由於多年以来中共客观上实行的是腐败换取官吏忠诚的潜规则，因此所谓反腐败，更多的是政治做秀，并没有真正从制度层面来剷除腐败。而多年腐败导致的形象破败，已经不是小修小补的改革所能更新。

十八大新领导层要面对棘手的薄熙来和刘志军案件。这将对中共整体形象造成持续腐蚀.而对於当事人，这也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心理折磨。而长期以来的选择性执法，使得反腐败本身已经失去了公信力。薄熙来家族的腐败已经耸人听闻，如果再加上更高层的腐败曝光，那将突破民众合理想像的底线，直接应验了“反腐败要亡党”的民间箴言，腐败已经让中共进退维谷。

中共内部权贵结构的固化和道德形象的败坏，最重要的影响是消解了体制粘合力，导致高层相互之间，高层和中下层之间，官僚之间政治伦理的溃败。一个没有任何道德权威的领导，是无法对其下属机构进行约束和问责的，当然更谈不上职业模范和激励机制的树立。

这种体制溃散已经有很多迹象。十八大期间维稳系统不加克制的安保措施就是一个例子。“一丝不苟、滴水不漏、准确无误、万无一失”口号非常动听，表面上看是官僚体制政治忠诚的表现，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他们放弃了专业能力和群体智慧，完全按照政治的需要，上演了一场政治保安秀，而这种政治秀，其实是最缺乏智慧的人都会做的事，为此支付的巨大经济和政治成本，反正不需要他们来承担，也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一个崩溃的官僚体制在给社会带来巨大负担的时候，也变成了政客们的梦魇.

经济社会难题

官方虽然不断宣讲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中共高层其实清楚他们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经济困局。原来依靠资源要素投入，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因为分配不公，环境恶化等导致的怨恨流行，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更多政治认同，建立在经济绩效基础上的执政合法性已经消解殆尽.

由於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目前全球经济再次陷入危机，为了化解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压力，中共政府继续通过增加政府负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方式，来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此驱动经济增长，而回避实质性的经济结构调整，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经济发展已经走向悬崖。

从徵地拆迁，到环保抗议，以官民矛盾为主要特徵的社会抗争事件愈来愈层出不穷，官方统计的群体性事件每年就超过十万次。从什邡，到启东，到宁波，抗争的级别和影响的人群愈来愈广泛，中共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面临巨大挑战。

十八大报告对经济体制改革虽有触及，但是对经济的深层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土地制度和金融体系都没有提供新的见解，经济结构背后是利益结构，不对既有利益结构进行大的调整，经济结构是无法改善的。而对於社会治理危机，中共已经被所谓维稳模式套牢，维稳一年的开支已经超过军费，维稳变成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体系。

异质力量登场

中共内部不是铁板一块，这些年一些另类力量已经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其中有包括被媒体称为新右翼代表的秦晓。秦晓发表了数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呼籲政治和经济改革，在理念上已经和民间自由主义诉求相互呼应。中共体制内还有以《炎黄春秋》杂志为主要言论平台的所谓体制内开明派。他们经常发表公开信，呼籲启动政治改革。最近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也发表长文，呼籲改革，并且提出警告“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这些体制内开明声音的存在，可以成为中共图新的某种催化剂，当然如果新领导层继续无所作为，那么也不排除体制内离心力不断加强导致断裂。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间独立力量兴起，比如愈来愈多的商业机构，商会力量的兴起，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尤其是像阿拉善，壹基金这样环保为主的公益机构，得到企业家阶层的广泛支持，其社会影响力快速成长.虽然他们未必有直接的政治企图，但是在中共全面管控的运转模式下自然会有张力产生。

而更重要的是，在未来数年，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包括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将会逐步登场。胡时代，一再强调不能树立民间的道义英雄，但是对“零八宪章”的粗暴打压，尤其是对刘晓波先生的刑囚判决，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意味着89年之后民间抗争力量达到了新高度也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中共十八大的政治纲领强调始终坚持中共的领导权，但是客观来看，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毕竟是一个逐步衰减的过程，不但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会愈来愈激烈，来自社会上的政治挑战也会愈来愈成规模，中共已经不是舞台上唯一的角色了。

未来图景展望

胡温十年，无所作为；十年后的今天，从意识形态危机，到道德危机，再到经济危机，社会治理危机，再到政治挑战性力量的出场，中共面临多重危机，变化已经不可避免。

那么习李接班之后，能主动破冰吗？从十八大政治格局看来，习面临的是一个“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困境，他需要有充分的权威才能主导和推动中共的变革，但是目前来看，中共错综複杂的权力结构已经不可能容忍一个政治权威。

不过形势比人强，中共作为一股现实的政治力量，面对社会汹涌的潮流，不可能完全无动於衷，灵活性毕竟是政治人物的本能。中共本身也是嵌在中国社会结构之内的，社会结构不断在变化，中共不可能不变化，因此习近平（或者任何一个其他政治家）如果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必须要看到这不同层次上的结构性力量。和不同的力量合纵连横，新的政治空间自然会打开.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杭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编者註）提到过，一个政党本身的转型，其实是需要对手参与和塑造的。正是政治对手之间的博弈，使得权力死结开始打开，新的权威和政治通道开始形成。

而正如《阳光时务周刊》所梳理的，中国向何处去，并不缺乏方案和参与者，最重要的是，中共新领导人如何正视各种异己力量，用文明的方式和不同的力量打交道，用开放和包容的胸怀和社会力量互动。只有这样，中共才能走出自身的困境，中国才能走向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