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北京时间12月11日凌晨，莫言终于在山东省文化官员和出版社官员的陪护下，在瑞典如愿以偿拿到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共官方对一个一向被他们贬为“具有西方偏见”的奖项如此高调重视，喜形于色，实属少见。而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同为中国人、同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刘晓波博士，此时此刻却因参与起草和发起《零八宪章》而被中共强大的专政工具以莫须有的“煽动颠覆政府罪”囚禁于大牢之中，更株连其妻刘霞女士，长期被非法软禁。正如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传统时期（也就是中共所谓的‘封建社会’里），儒家学人也曾严厉谴责专制王朝下‘罪及妻孥’的恶习。万万想不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我们竟看到这一恶习的复起，而且具有更大的活力。”如此的复活旧时代的野蛮暴虐恶习，大开历史的倒车，如此的缺乏执政伦理道德，与其自诩的“伟光正”形象实不免相去太过遥远。或许莫言正是因为受到中共如此格外的宠爱，于是获奖后的此君，干脆脱下文学家的伪装，当“仁”不让地扮演起为独裁专制当局充当辩护士的角色。
中国大陆自1949年中共掌权后便沦为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对书刊、媒体极其严苛的审查更是众所周知。中共建政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特别是文人与其他知识人）因言论、文字获罪、甚至丢掉性命家破人亡，人数之多绝对名列全球之冠。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瑞典领奖的莫言，对此则或闪烁其辞，或以“王顾左右而言他”的伎俩，以玩弄文字游戏的诡辩术，极力为党国当局粉饰开脱。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讲演及回答提问时，竟睁着眼睛说瞎话，称“没有听说过中国有许多作家被关在狱中。”现在已成官府的宠儿，官拜中共“作协”副主席的莫言，当然对此事不会去关心、也就可以“选择性地失明”说他“不知道”。但你莫副主席“不知道”却并不等于事实不存在。刘晓波、师涛、王小宁、谭作人、吕耿松、华泽（网名：灵魂飘香）、杜导斌、高勤荣、王炳章、高智晟等等无法一一例举，还有冉云飞等许多人都被无端关押多日，滕彪、古川、余杰等人被关押中遭受酷刑虐待，艾未未、秦永敏等人光天化日下“被失踪”，这些莫言都可说他“身在高位”不了解“下情”因而“没有听说过”。对这种撒谎天才，谁也拿他没办法。
莫言当然也清楚自己是在硬着头皮撒谎，于是接下来更说：“不要认为作家就是高尚的，作家里也有坏人，被囚禁的原因很复杂”。并称，他自己就认识犯下盗窃和杀人罪的作家。莫言的意思无非是说，作家中本来就有坏人，莫言的作家朋友或熟人中，干杀人、盗窃的都有。因而关押一些作家就成了“正常之事”。莫副主席的朋友或熟人中是否有此类鸡鸣狗盗之徒的“作家”，那是莫言交友的私事，他也未具体说是谁，笔者无法评论。不过以今日大陆社会、尤其是官场、御用文人、御用学者中道德极端败坏来看，有干坏事者自然完全可能。早在2011年大陆网站“猫眼看人”中便有人爆料称“大陆文学编辑胜导演，女作家多被潜规则”。这“潜规则”是什么意思，我就不解释了。更有的地方要想当作家的女性，得先在当地领导官员床上去“体验生活”。这些乌七八糟的事，自然是今日大陆社会道德沦丧的必然结果。但任何人也不能因此便说中国的女作家都是些潘金莲式的人物。更别忘了莫副主席的顶头上司铁凝就是一位女性作家。因北莫言怎么可以因为你的朋友或认识的作家中有偷盗的，杀人的，便一棍子把作家这个群体打入“不高尚”之列，进而变为官方关押作家属“正当”行为的“依据”了。照此逻辑中共官员中那么多贪官污吏，那是不是也可说你们中共是个“不高尚”的贪官俱乐部？身为中共党员的莫副主席恐怕不能接受吧！何况任何具体的事物必须具体分析。笔者上文举出的那一长串被关押、遭迫害的作家、文人，即便是听命于中共的法院也无法“认定”他们中有谁干了“杀人、盗窃”之类的事。而只能以莫须有的“煽动颠覆政府罪”加以迫害。这就是中国无言论自由的铁证。
可是莫言在铁的事实面前嘴还硬得很，他说“如果（外国）记者懂中文，他们浏览中文网站，就会知道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至此人们不得不佩服莫言这种当面撒谎脸不红的无耻、无畏的勇气。中文网站上成天有数十万计的网警、“管理员”，忙个不停的删帖子、封博客、封网、屏蔽、注销账号，以及把亿万大陆网民与世界隔离开来的“金盾工程”，防火墙，这一切极具中国特色的伟大创举，莫副主席都可以说他“没有听说过”。而且就在莫言光临斯德哥尔摩前，北京网民翟小兵（网名星河舰队），只因在网上说了个自编的《死神来了6》的电影情节中的笑话，便被定上“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罪名加以“刑拘”。至今下落不明。而重庆网民方洪，也是说了个“勃起来屙了—砣屎……”的笑话，冒犯了薄熙来大人竟被送去劳教。还有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只因在网上发表了几篇对社会现象的评论文字，重庆劳教处竟定他为“从2011年4月至8月多次发表负面言论和信息”，于是处以两年劳教。以上这些网上因言招祸的事不过是冰山的—角。不懂中文的外国记者是否知道，我不得而知。莫言肯定又是“没有听说过”，这不奇怪，是人家的“党性”使然。或者叫屁股决定了脑袋必须选择性的失明、失聪。
接下来莫言更说“如果说—个作家认为他在—种完全自由状态下必定能写出伟大作品，那—定是假话”。莫言想用这种自问自答来否定言论自由的重要，于是使用了—种偷换概念的语言伪术进行诡辩。记者问的是“言论自由”，他则偷换为“完全自由”。而且—个作家能否写出好的、乃至伟大的作品，言论自由的客观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要件。而作家的阅历，对生活的体验与观察的能力，作家本身的文字功底等等都是缺—不可的。所以莫言的这个“如果说一个作家认为……”这个“假言判断”完全是一句废话，丝毫也改变不了言论自由的客观环境对作家写出好作品的重要性。
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这些表态，自然会令党妈妈心存感激。于是一向扮演反民主、自由急先锋的《人民日报》旗下的子报《环球时报》于12月11日便“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对提问的西方记者大打出手。破口大骂提问“刁难”莫副主席的记者是在“装孙子”。该报称：“反复质问中国人万众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国家是否有‘言论自由’，这是我们常说的‘对比’吗？这就是装孙子，是在一个光荣的时刻成心要制造些不痛快”。《环球时报》的意思无非是说“我党的作家莫言同志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正是我党的光荣时刻，你们这些记者却来问莫言，贵党治下的中国有言论自由吗？于是认为这是要存心“制造些不痛快”。谁“不痛快”？当然是那些不让中国人有言论自由的权贵们。不过这一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痛快”也没法子。二则环球时报似乎也忘了，当2000年瑞典文学院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因在政治上不与中共“保持一致”，六.四后流亡海外移民法国的高行健先生时，当时中共不但不认为是华人的光荣时刻，反而—腔怒火地骂道：“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而这一次因为是让中共的莫言同志得到手了。于是便不但不是“用于政治目的”，不但没有失去“权威性”，且成了“光荣时刻”，这也罢了。现在竟然连中国有无言论自由也不许提问。谁问了就是“存心制造些不痛快”。这岂不像阿Q如果—旦发了迹，“癞疮疤”三字也成了“敏感词”不许人提了吗？
其实《环球时报》也不得不承认“言论自由当然是好东西”，也承认“中国对西方的落后几乎是全面的”。既然如此，就应知耻而思过。可是这家官方媒体不但不反思，反而强词夺理的为它的党辩护称：“今天的西方已经适应了言论自由的冲击，社会为此留足了‘成本预算’。西方社会的结构与言论自由经过漫长磨合，有了较高对应性。”这叫什么逻辑？真是十足的无赖“理论”。此话说白了无非就是，中国（实则是中共）现在还没有为言论自由留足“成本预算”，还适应不了“言论自由的冲击”，所以言论自由再是个“好东西”也不能要，至少现在不能要。等到我们的红二代、红三代，乃至四代、五代，把“成本预算”留足了，钱捞够了，不再需要用腐败、权力寻租来掠夺民众了，那时兴许就能适应得了“言论自由的冲击”，你们这些屁民乖乖地等着这一天会到来的。到时不但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言论自由当然也会有的。至于这一天是要等到海枯石烂，还是地老天荒，这应属国家机密“环时”暂无可奉告。
其实真正在瑞典“装孙子”的倒正是莫言先生。他极力为中共限制言论自由，实行新闻审查进行辩护。甚至说“如果没有新闻检查，任何人都可以在报纸及电视上污蔑及诽谤他人”好像“屁民”就得由政府来管着才行，不然就天下大乱了。这与独裁专制当局完全唱着一个调。然而莫言似乎忘了他未走红前自己的作品就曾被人“审查”批判，并弄得他灰头土脸。当时他在大陆连—本小说也通不过“审查”而不能出版。莫言的第—本小说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治下的台湾出版的。
1996年中共《求是》杂志12月号内部文稿—红旗文稿中一篇批判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文章，题为《枪投向何方》。所谓“批判”，就是棍、帽并举的恐吓与辱骂。该文中对莫言是这样“批判”的：“过去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灭绝人伦，也只是流于空洞的叫嚣，难以有文学作品具体地描述，想不到几十年后，却有莫言的《丰乳肥臀》横空出世，填补了这一空白”。又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如果真像莫言所写的，没完没了地折磨人民，还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并取得胜利？”，并说莫言“不顾历史事实，把人民的苦难全都推给共产党，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再创新，也不能捏造事实吧？”并称莫言是个“缺乏理性的作家”最后更认定“莫言在小说中的政治倾向已很鲜明，他的投枪、匕首既然已掷出，我们怎能沉默？而且他的描述已对一些不了解革命历史的年轻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等等，等等。反正就差“反党、反革命”一语未出口了。这可是登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上的文章，其份量自然非用小可。也许正是十几年前经过党的这一番“当头棒喝”的“教育”，莫言终于认识到对言论“审查”的重要。于是浪子回头，幡然悔悟。所以才会在斯德哥尔摩面对记者时有如此“优异”的表现，为党国再立新功。不过也更让人欣赏到了一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典型症状。
对于这一切，英明的党自然是明察秋毫的。所以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在12月10日的颁奖典礼上，称赞莫言“撕下了（中共）程式化的宣传海报”；“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这包括“日本侵略、毛主义的恐怖和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这些显然代表海外“敌对势力”观点的评价，都在大陆官方媒体上全部被删除，以免“毒害”中国善良的民众。这也再次证明，新闻检查既是何等的重要，又是何等的高明。
官方的《环球时报》更不遗余力的力挺莫言，大骂记者。以一出精彩的双簧再次证明，莫言已由十多年前—个“撕下”官方“宣传海报”的乡土文人，“—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而变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卫道士与辩护士了。
2012年12月13日完稿
中国大陆自1949年中共掌权后便沦为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对书刊、媒体极其严苛的审查更是众所周知。中共建政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特别是文人与其他知识人）因言论、文字获罪、甚至丢掉性命家破人亡，人数之多绝对名列全球之冠。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瑞典领奖的莫言，对此则或闪烁其辞，或以“王顾左右而言他”的伎俩，以玩弄文字游戏的诡辩术，极力为党国当局粉饰开脱。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讲演及回答提问时，竟睁着眼睛说瞎话，称“没有听说过中国有许多作家被关在狱中。”现在已成官府的宠儿，官拜中共“作协”副主席的莫言，当然对此事不会去关心、也就可以“选择性地失明”说他“不知道”。但你莫副主席“不知道”却并不等于事实不存在。刘晓波、师涛、王小宁、谭作人、吕耿松、华泽（网名：灵魂飘香）、杜导斌、高勤荣、王炳章、高智晟等等无法一一例举，还有冉云飞等许多人都被无端关押多日，滕彪、古川、余杰等人被关押中遭受酷刑虐待，艾未未、秦永敏等人光天化日下“被失踪”，这些莫言都可说他“身在高位”不了解“下情”因而“没有听说过”。对这种撒谎天才，谁也拿他没办法。
莫言当然也清楚自己是在硬着头皮撒谎，于是接下来更说：“不要认为作家就是高尚的，作家里也有坏人，被囚禁的原因很复杂”。并称，他自己就认识犯下盗窃和杀人罪的作家。莫言的意思无非是说，作家中本来就有坏人，莫言的作家朋友或熟人中，干杀人、盗窃的都有。因而关押一些作家就成了“正常之事”。莫副主席的朋友或熟人中是否有此类鸡鸣狗盗之徒的“作家”，那是莫言交友的私事，他也未具体说是谁，笔者无法评论。不过以今日大陆社会、尤其是官场、御用文人、御用学者中道德极端败坏来看，有干坏事者自然完全可能。早在2011年大陆网站“猫眼看人”中便有人爆料称“大陆文学编辑胜导演，女作家多被潜规则”。这“潜规则”是什么意思，我就不解释了。更有的地方要想当作家的女性，得先在当地领导官员床上去“体验生活”。这些乌七八糟的事，自然是今日大陆社会道德沦丧的必然结果。但任何人也不能因此便说中国的女作家都是些潘金莲式的人物。更别忘了莫副主席的顶头上司铁凝就是一位女性作家。因北莫言怎么可以因为你的朋友或认识的作家中有偷盗的，杀人的，便一棍子把作家这个群体打入“不高尚”之列，进而变为官方关押作家属“正当”行为的“依据”了。照此逻辑中共官员中那么多贪官污吏，那是不是也可说你们中共是个“不高尚”的贪官俱乐部？身为中共党员的莫副主席恐怕不能接受吧！何况任何具体的事物必须具体分析。笔者上文举出的那一长串被关押、遭迫害的作家、文人，即便是听命于中共的法院也无法“认定”他们中有谁干了“杀人、盗窃”之类的事。而只能以莫须有的“煽动颠覆政府罪”加以迫害。这就是中国无言论自由的铁证。
可是莫言在铁的事实面前嘴还硬得很，他说“如果（外国）记者懂中文，他们浏览中文网站，就会知道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至此人们不得不佩服莫言这种当面撒谎脸不红的无耻、无畏的勇气。中文网站上成天有数十万计的网警、“管理员”，忙个不停的删帖子、封博客、封网、屏蔽、注销账号，以及把亿万大陆网民与世界隔离开来的“金盾工程”，防火墙，这一切极具中国特色的伟大创举，莫副主席都可以说他“没有听说过”。而且就在莫言光临斯德哥尔摩前，北京网民翟小兵（网名星河舰队），只因在网上说了个自编的《死神来了6》的电影情节中的笑话，便被定上“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罪名加以“刑拘”。至今下落不明。而重庆网民方洪，也是说了个“勃起来屙了—砣屎……”的笑话，冒犯了薄熙来大人竟被送去劳教。还有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只因在网上发表了几篇对社会现象的评论文字，重庆劳教处竟定他为“从2011年4月至8月多次发表负面言论和信息”，于是处以两年劳教。以上这些网上因言招祸的事不过是冰山的—角。不懂中文的外国记者是否知道，我不得而知。莫言肯定又是“没有听说过”，这不奇怪，是人家的“党性”使然。或者叫屁股决定了脑袋必须选择性的失明、失聪。
接下来莫言更说“如果说—个作家认为他在—种完全自由状态下必定能写出伟大作品，那—定是假话”。莫言想用这种自问自答来否定言论自由的重要，于是使用了—种偷换概念的语言伪术进行诡辩。记者问的是“言论自由”，他则偷换为“完全自由”。而且—个作家能否写出好的、乃至伟大的作品，言论自由的客观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要件。而作家的阅历，对生活的体验与观察的能力，作家本身的文字功底等等都是缺—不可的。所以莫言的这个“如果说一个作家认为……”这个“假言判断”完全是一句废话，丝毫也改变不了言论自由的客观环境对作家写出好作品的重要性。
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这些表态，自然会令党妈妈心存感激。于是一向扮演反民主、自由急先锋的《人民日报》旗下的子报《环球时报》于12月11日便“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对提问的西方记者大打出手。破口大骂提问“刁难”莫副主席的记者是在“装孙子”。该报称：“反复质问中国人万众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国家是否有‘言论自由’，这是我们常说的‘对比’吗？这就是装孙子，是在一个光荣的时刻成心要制造些不痛快”。《环球时报》的意思无非是说“我党的作家莫言同志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正是我党的光荣时刻，你们这些记者却来问莫言，贵党治下的中国有言论自由吗？于是认为这是要存心“制造些不痛快”。谁“不痛快”？当然是那些不让中国人有言论自由的权贵们。不过这一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痛快”也没法子。二则环球时报似乎也忘了，当2000年瑞典文学院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因在政治上不与中共“保持一致”，六.四后流亡海外移民法国的高行健先生时，当时中共不但不认为是华人的光荣时刻，反而—腔怒火地骂道：“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而这一次因为是让中共的莫言同志得到手了。于是便不但不是“用于政治目的”，不但没有失去“权威性”，且成了“光荣时刻”，这也罢了。现在竟然连中国有无言论自由也不许提问。谁问了就是“存心制造些不痛快”。这岂不像阿Q如果—旦发了迹，“癞疮疤”三字也成了“敏感词”不许人提了吗？
其实《环球时报》也不得不承认“言论自由当然是好东西”，也承认“中国对西方的落后几乎是全面的”。既然如此，就应知耻而思过。可是这家官方媒体不但不反思，反而强词夺理的为它的党辩护称：“今天的西方已经适应了言论自由的冲击，社会为此留足了‘成本预算’。西方社会的结构与言论自由经过漫长磨合，有了较高对应性。”这叫什么逻辑？真是十足的无赖“理论”。此话说白了无非就是，中国（实则是中共）现在还没有为言论自由留足“成本预算”，还适应不了“言论自由的冲击”，所以言论自由再是个“好东西”也不能要，至少现在不能要。等到我们的红二代、红三代，乃至四代、五代，把“成本预算”留足了，钱捞够了，不再需要用腐败、权力寻租来掠夺民众了，那时兴许就能适应得了“言论自由的冲击”，你们这些屁民乖乖地等着这一天会到来的。到时不但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言论自由当然也会有的。至于这一天是要等到海枯石烂，还是地老天荒，这应属国家机密“环时”暂无可奉告。
其实真正在瑞典“装孙子”的倒正是莫言先生。他极力为中共限制言论自由，实行新闻审查进行辩护。甚至说“如果没有新闻检查，任何人都可以在报纸及电视上污蔑及诽谤他人”好像“屁民”就得由政府来管着才行，不然就天下大乱了。这与独裁专制当局完全唱着一个调。然而莫言似乎忘了他未走红前自己的作品就曾被人“审查”批判，并弄得他灰头土脸。当时他在大陆连—本小说也通不过“审查”而不能出版。莫言的第—本小说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治下的台湾出版的。
1996年中共《求是》杂志12月号内部文稿—红旗文稿中一篇批判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文章，题为《枪投向何方》。所谓“批判”，就是棍、帽并举的恐吓与辱骂。该文中对莫言是这样“批判”的：“过去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灭绝人伦，也只是流于空洞的叫嚣，难以有文学作品具体地描述，想不到几十年后，却有莫言的《丰乳肥臀》横空出世，填补了这一空白”。又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如果真像莫言所写的，没完没了地折磨人民，还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并取得胜利？”，并说莫言“不顾历史事实，把人民的苦难全都推给共产党，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再创新，也不能捏造事实吧？”并称莫言是个“缺乏理性的作家”最后更认定“莫言在小说中的政治倾向已很鲜明，他的投枪、匕首既然已掷出，我们怎能沉默？而且他的描述已对一些不了解革命历史的年轻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等等，等等。反正就差“反党、反革命”一语未出口了。这可是登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上的文章，其份量自然非用小可。也许正是十几年前经过党的这一番“当头棒喝”的“教育”，莫言终于认识到对言论“审查”的重要。于是浪子回头，幡然悔悟。所以才会在斯德哥尔摩面对记者时有如此“优异”的表现，为党国再立新功。不过也更让人欣赏到了一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典型症状。
对于这一切，英明的党自然是明察秋毫的。所以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在12月10日的颁奖典礼上，称赞莫言“撕下了（中共）程式化的宣传海报”；“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这包括“日本侵略、毛主义的恐怖和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这些显然代表海外“敌对势力”观点的评价，都在大陆官方媒体上全部被删除，以免“毒害”中国善良的民众。这也再次证明，新闻检查既是何等的重要，又是何等的高明。
官方的《环球时报》更不遗余力的力挺莫言，大骂记者。以一出精彩的双簧再次证明，莫言已由十多年前—个“撕下”官方“宣传海报”的乡土文人，“—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而变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卫道士与辩护士了。
2012年12月13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