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外来入侵
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曾与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及一个不可思议的日本神话：”大国主神转让国家。对新的入侵者转让权力。这个神话，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在遥远的过去，绳文人住的地方被弥生人侵占，绳文人就把国土让给弥生人。神话是这个记忆的复苏。明治维新是这个记忆的再现。”
1945年日本战败，身着礼服的裕仁天皇拜会穿衬衣连领带都没系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言语谦恭至极：”把我自己交给您以及您所代表的诸同盟国进行审判。”又一次再现了”大国主神转让国家”的神话。
对外来入侵、外来文化和强者的态度，决定了不同的国运，中日两国堪称样板。日本人把身段放得很低，形成了一套吸收外来文化的机制；中国自以为是天下中心，外国都是野蛮、未开化的”夷狄”，有藩属、朝贡而无平等外交。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因不愿向乾隆下跪，双方不欢而散。英国媒体评论：”这就是中国人，昔日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沦为人类学研究的怪物。”
1840年英清战争（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清政府关起门来残害民众、背对世界文明潮流的铁幕，为国人送来了政治文明的曙光。这场针对满清政权的战争捅破了皇帝”天下共主”的神话，帝王天道威严的皮内裤成了纸糊的灯笼。
台湾高中历史课本评述：”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权利遭受损失，声望为之贬抑”，”政治愈为腐败，民生愈趋艰困，社会更形不安，卒有太平天国之起事；外而列强继续进逼，冲突日增，终至形成英法联军的攻击。”中共认为：”蓄谋已久的英国政府以鸦片问题作借口，发动了侵华战争”，导致”中国第一次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清英战争成为当局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和鼓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材料。
国共都在抹杀英国反对鸦片贸易的事实。开战之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信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义律本人非常厌恶鸦片，认为鸦片贸易是英国的耻辱：”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1839年林则徐派兵封锁商馆，断绝其饮食供应，以英国官员、商人为人质，勒令交出鸦片。19世纪没有禁止鸦片贸易的国际法，在满清无权管辖的公海上的鸦片也一并交出之后，外商被要求签署不走私鸦片的甘结。甘结就是同意连坐的保证书，船上只要查获鸦片，毒贩子和无辜者一律格杀勿论，”船货没官，人即正法”。
满清对法治、人权、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无知与傲慢，才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满清与外国签订的所有条约，没有任何条款用于保护鸦片贸易。
如果说，洋枪队帮助满清镇压太平天国，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英军、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打击四肢都沾满了国人鲜血的满清，削弱其统治势力，客观上支援了中国民众反抗暴政，怎么也成了坏蛋？党国史观之矛盾和荒谬，是不以自由和人权为本位的必然结果。
19世纪的英国人和中国民众可没有国共想的那么愚蠢。战争之前，英国人就在提醒本国政府，切莫与中国普通民众为敌。英军与中国民众井水不犯河水，双方的贸易热火朝天。满清官员痛心疾首：”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扬威将军奕经反攻浙江大败而回，给道光皇帝的奏折称浙民皆为汉奸，无论男女，与畜生般的夷人站在一起，观战时谈笑风生，竟不知是何肺腑。
奴隶主居然奢望畜牧的牲口（奴隶）为之卖命，才真的叫不知是何肺腑！真正的叛国者是践踏人权、背叛国家为人权服务之宗旨的统治者。国家本是必要之恶，其正当性、合法性基于为人权服务。国家一旦异化为侵犯人权的工具，摧毁、损坏这一工具属于天然正义，否则，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正义性从何而来？
百姓为英军带路、与英军做生意，受损的是满清权贵，何来汉奸之说？百姓长期被官府欺凌、压榨，稍有反抗即被血腥镇压，好不容易有外部势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外星人）为他们出气，打得邪恶势力落花流水，当然乐得坐山观虎斗。1860年为进击北京的英法联军搞运输的2千多名中国苦力，竟丢下本职工作奋勇参战：亲自痛击平日里欺压民众的朝廷鹰犬，何其快哉！
国共一致认定清英战争导致国家权利受损，那么，当”国权”完好无损时，受益者又是谁呢？是权贵还是草民？以国家为本位，用主权、国权遮蔽、封杀人权，将奴隶主的利益置换、等同为奴隶的利益，向来是国共洗脑的主旋律。
天大地大，人权最大。殖民统治、侵略战争与任何统治和战争一样，评价它们应以结果为重：遭受过侵略、殖民统治的国家和地区，那里的民众生活得更好还是更糟，人权状况得到改善还是更加恶化？不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价盟军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入侵，也无法理解柬埔寨人为何感谢越南入侵红色高棉，以及香港人为何念念不忘1997之前的香港。
与步履蹒跚的满清相比，轻装上阵的日本见贤思齐：1853年马休*佩里准将率美国东印度舰队4艘军舰打开日本国门，1854年日美在神奈川签订”日美和亲条约”。为感谢佩里打破江户幕府锁国政策，促使日本走上明治维新之路，日本人在佩里舰队登陆的横须贺市久里滨建立佩里公园，由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题写”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佩里公园每年都要举行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入侵者佩里在文艺节目中以英雄和日本恩人的形象出现。
在裕仁天皇发布《人间宣言》承认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之后，日本和平宪法的缔造者、日本公民教育和新闻自由的开创者、引领日本走上宪政民主之路的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享受着神一般的恩宠：1950年1月26日，麦帅70岁生日，日本民众纷纷向其献花表达祝愿。
1951年4月麦帅解职归国，”日本很多地方陷入了一种近乎哀悼的状态之中”，日本首相吉田茂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利益所做的贡献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他把我国从投降后的混乱凋敝的境地中拯救了出来，并把它引上了恢复和重建的道路，是他使民主精神在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牢牢扎根。”上百万日本人自发为麦帅送行，不少人痛哭流涕；2002年麦帅被选为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外国人，成为日本的英雄典范。
戴季陶1928年出版的《日本论》，海峡两岸今天还在出版，说明此书确有洞见，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太过贫乏。戴季陶认为，”日本民族一般比中国人审美的情绪优美而丰富”，”中国讲修身，把外的生活丢开，专讲性理。结果不单物质的文明不得进步，连精神的文化也一天一天倒退。把民族向上发展的能力残破得干干净净，都是为此”；知美、好美，加上”热烈的’信仰力'”，这两种力量使得日本人”无论对于什么事，都能够百折不回，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能够为主义而牺牲一切，能够把全国民族打成一片”。
儒家对日本的影响
2012年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说：”最近，中国在批评日本时经常滥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中国那些人知不知道’法西斯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国家优先，压制个人自由，这就是法西斯。”网友高尔特评论：中华文化就是法西斯文化，包括日本法西斯也是这个文化养育的。只是在被击败时，才承认自己的文化错了。
应该说，传统文化确有”国家优先，压制个人自由”的一面，但”中华文化就是法西斯文化”有失片面；中国即便被击败，也不会承认自己的文化错了，依旧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于中国大陆而言，这个”体”，以前是君君臣臣，现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
应神天皇时代（270–310），《论语》、《千字文》随百济博士王仁传入日本。公元12世纪，源赖朝建立幕府政权，施行御家人制（以儒家忠义思想为理念，麾下的武士作为家臣听从赖朝指挥）。江户时代（1603–1867），德川家康和之后的幕府将军，大力弘扬儒家的忠义、尊卑、等级观念，数以万计的日本青年整日诵读儒家经典。
“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杀身成仁’。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况富贵贫贱，饮食色情之有害乎。”山鹿素行将儒家的忠君思想推向”死不足顾”的极致，成为武士道的开山鼻祖。”武士临战场，绝不顾家事，亦不顾生者死之鸿沟。”经大道寺友山、山本常朝等日本儒学家的阐述，融入禅宗”死生如一”的理念，武士道愚忠、崇尚死亡、重名轻利的理论日趋完善。
“武士道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忠。妇女鼓励她们的儿子为主君牺牲一切。”（新渡户稻造《武士道》）武士道的精髓在于，无论主子的是非对错，为了主子，武士都应尽自己义勇的本分，”毫不留念地死，毫不顾忌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以”无比勇猛之心赴死”。愚昧、疯狂的武士道在二战让中美和日本自己吃尽了苦头。
“学而优则仕”，”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社会精英没有独立人格，以忠君为人生理想；”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草民自然不足畏；”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悌最终指向”臣事君以忠”、不犯上作乱。儒家缺乏逻辑概念，人伦被胡乱攀附、引申、转化为政治伦理：武士道从忠于主子到忠于天皇，孙文将民众喻为初生之婴儿，革命党是负有保养教育责任的婴儿之母，以及中共”我把党来比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的强劲洗脑，源头皆在于此。
儒家的核心思想据说是”仁义”，试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耕，馁在其中矣；学，禄在其中矣”、”以君统民、以父统子、以夫统妻”、”违君之言，臣不顺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顺不孝者，人得而刑之”，仁在何处，义在哪里？
蒋介石认为日本一切的进步都由模仿儒家思想、西方技术而来：”日本人本来很笨，没有发明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就在笨的方面用工夫，一切能模仿制造，所以无论在那一方面，都很有进步，能够成功现在这样一个富强的国家！”蒋因此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日本富强”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这是其毕生尊孔、食古不化的重要原因。
汉武帝独尊儒术，与幕府、日本军国主义、袁世凯、蒋介石和眼下的中共借重儒家，可谓异曲同工：利用儒家的忠义、等级观念洗脑，但具体情形，中日区别甚大。
日本史学家依田憙家认为：日本的传统文化形态比较适合于吸收外来文化，自上古时期日本便成功地源源不断地从大陆摄取了几乎所有的思想文化，在不断获益的过程中自觉地形成了开放的引进机制和健全的吸收体。日本较早地出现了限制儒学有效范围的倾向，而中国却迟迟摆脱不了儒学的羁绊。小森阳一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者不乏其人，但是总体而言仅仅以爱国热情取代理性思考者居多，能够正确认识西方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积极有效地投身于近代化文化生产的学者少。（《日本学者的现代中国认识—-小森阳一访谈录》）
日本启蒙思想家、”明治维新之父”福泽谕吉（1835—1901），肯定了儒家的贡献：”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对儒家的批判也毫不留情：”‘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东方道德，其目的在于形成人的奴性，而西方文明精神则让人独立自尊，日本必须扬弃前者，追求后者”；”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为什么唯独女人与下层人民很难应付呢？因为儒家思想要他们卑屈，束缚他们，不给他们丝毫的行动自由”。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东方道德，西方技术”可谓舍本逐末，因为技术只是皮毛，让这些技术得以产生的自由思想、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才是关键。福泽谕吉说：”只要大多数人民都拥有文明的精神，文明的外观就不请自来。相反，如果一开头就汲汲于追求文明的外观，而忽略掉文明的精神的话，文明化的工作一定会窒碍难行，或者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况”，”中国引进了西洋文明的肤浅外观，日本则引进了西洋文明的深层内涵，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化脚步如此迟缓，而日本的文明化脚步那么快捷的原因。”
住谷天来《孔子及孔子教》认为孔子是”进步与自由的迎面而立的大仇敌”，”孔子教的最大祸根是自始至终不懂得精神的自由、不承认人格的尊严”；河野市次郎《儒教批判》认为”儒教的病根归根结底缔在于否认’个性’。其教义之充满矛盾，充满伪善和弊害及其不彻底皆由否认’个性’而来”，儒教”是对自由的一种反逆”、”对自然之大势的一种反抗”。
儒家在日本得到的批评如果不是和曾经所受的推崇一样猛烈，就没有明治维新的成功和大正民主（1912—1926）的光荣。同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启蒙浪潮，为1989年学运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苏东波”之后，共产主义乌托邦彻底破灭，拿什么填补道德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空白？避免八九学潮的唯一方式就是扑灭自由民主、公民教育的启蒙，中共只好把以前打倒的”孔老二”又给请回来，在四书五经里寻求独裁统治和愚民教化的资源。
林毓生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创造新文化并不需要彻底地摧毁旧有的事物。铲除传统中不合时宜及有害的成分，并不一定非完全否定传统不可。”
换句话说，让宪政的属于宪政，孔子的归于孔子：时至今日，儒家文化圈内的日韩、台湾，儒家思想和宪政民主并行不悖，传统文化保护得很好；而在没有办报权、选举权、组党权等基本人权的党天下，尊孔读经不过是开历史的倒车，沦为一党专政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