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一月，面对亘古未有的大饥荒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召集了七千人出席的中共中央五级干部工作会议。所谓“五级干部”，包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及军队的负责干部。这次会议的规模迄今为止仍然是空前的，一下子在北京聚集了七千多人，前后持续二十八天。这次会议在中共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凡是研究当代历史的人，几乎都无法忽略这次大会。中共党史专家张素华所著之《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以翔实而丰富的史料，揭示了七千人大会的种种内幕。由于作者本人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的身份，以及当下中国国内出版审查机制的限制，这本书不可能完成对七千人大会的黑幕的全面呈现，以及对中共的中央集权、一党独裁体制作出深刻反思，但作者平静而客观地描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等掌握最高权力的决策者们在会上的表现，以及权倾一时的地方诸侯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或指鹿为马，或欲言又止，或冷酷无情，或良知未泯，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言论，直接影响到他们日后在更加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的兴衰成败。这本书是当代中国的“资治通鉴”，被《中国图书报》评选为年度百佳图书，也被《中国青年报》列为年度八本最重要的图书之一。
七千人大会埋下了毛、刘冲突的伏笔。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事先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该提纲由毛泽东审阅过，毛并没有提出什么修订意见来。刘少奇根据此提纲作了即席讲话，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许多内容超过了那份毛看过的提纲。刘承认大跃进所犯下的错误比毛所承认的严重多了。毛过去总说大跃进的错误与成就相比，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刘则说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并承认实际情况可能更糟。刘还首次提出“人祸”的说法，此观点一针见血，需要十足的勇气和相当的胆略。刘少奇指出：“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段讲话让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是，刘代表中央所作的自我批评到此为止，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谁是始作俑者，什么人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反而继续坚持“三面红旗”的正确，也不敢对毛泽东提倡的个人崇拜有所质疑。当会上有人提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信上所讲的，不正是如今要解决的问题吗？刘少奇立即堵死了为彭德怀平反的缺口，指出彭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给彭加了一个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的罪名。刘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为了讨好毛，另一方面他与彭长期不合，庐山会议上他也是激烈批判彭的当事人之一，所以他不可能否定自我。此一细节也可以看出，党内政治斗争极其残酷，是非善恶一直被颠倒，人性一直被扭曲。
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最大胆的不是刘少奇，而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彭真在延安整风中崛起，从此成为刘系的一员大将。彭真在会上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说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彭真的这番讲话堪称石破天惊，当即遭到对毛忠心的陈伯达的反驳。当时，毛对这番批评没有公开的表示，但可以推测他从此便不再信任彭真。四年之后，毛一发动“文革”，首先决定打倒的便是掌控京畿的彭真，也许正是因为毛对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逆耳之言极其厌恶。毛是一个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听不得任何批评意见的人。自延安时代在党内奠定了一言九鼎、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他便不容任何人对其决策提出挑战，即便是小小的修订也不行。在七千人大会上，毛的威信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对此他是不会甘心的。因此，七千人大会之后仅仅半年，大会上所制定的方针便被迅速毛强行扭转。显然，毛从未真正放弃权力、退居二线。
这次会议上其他几名政治局常委的发言，各有千秋，耐人寻味。他们都是长期的政治斗争的幸存者，早已学会了明哲保身的方法。周恩来在延安整风之后，再也不敢对毛存有二心，从此心甘情愿地充当毛的大管家的角色。一九五六年，因提出“反冒进”问题，周受到毛的严厉批评，更是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半步。在此次大会上，周恩来的讲话主要是代表国务院系统作自我批评，他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并指出中央的工作之所以存在若干缺点和错误，乃是“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周的讲话不偏不倚，俨然是滴水不漏的外交辞令。
邓小平的讲话，是以党的总书记的身份代表书记处作自我批评。该讲话被作者形容为“厚道人的一篇务实报告”，这显然是过誉之词。邓在当时的七常委中年纪最轻，升迁也最快，毛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过：“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可见毛对邓的器重。其实，邓并非“厚道人”，邓见风使舵的精明并不下于周。邓的讲话从头至尾都没有涉及“三面红旗”的问题，也没有讲成绩和错误的比例，更没有讲天灾、人祸的问题。他虽然多次提及刘少奇的报告，更是反复赞美毛的讲话。所以，在文革中，邓小平虽然与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毛仍然将刘、邓区别对待：对刘毫不留情，让其死无葬身之地；对邓却手下留情，逼邓就范，并再度启用。
朱德虽然名列常委，但早已淡出核心圈子。此次大会上，朱德的讲话三易其稿，作者从中勾勒了其复杂的心路历程。朱德多年在基层走访，比较了解民生疾苦，在第一稿中提出了积极发展手工业、恢复和发展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等建议。等到林彪的讲话受到毛的肯定之后，他立即收回原来的讲稿。朱德在庐山会议上一度同情和支持彭德怀，后来被迫批评彭“脾气执拗、固执己见”，毛当时便翘起腿来，在鞋底搔了几下，嘲讽朱德“隔靴搔痒”。毛的动作迹近市井无赖，朱德深受羞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指责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和伪君子”的林彪，从此青云直上。由此，作者分析说：“朱德根据自己多年对林彪的观察，认为林彪最能揣摩毛泽东的心思，况且林彪的讲话当场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可能担心，大会会不会突然转向？再来一个类似庐山会议的反右倾？这或许是朱德决定换讲话稿的原因所在。”朱德的第二稿紧跟林彪发言的思路，赞美一九五八年以来不仅实现了“大跃进”，而且“大跃进”是“全面的”，“史无前例”的。到了大会发言的时候，其主题却变成与大会风马牛不相及的“反对修正主义”。或许他认为毛一向重视“反修”，讲这个话题既不必在事关国计民生问题上说违心的话，也可以讨得毛的欢心吧？可见，朱德在毛泽东面前是何等忍气吞声。
当时在党内排名第五、主管经济的陈云，本来应当是发言的主角，却始终一言不发。毛鼓动他发言，他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谢绝了。陈云与周恩来一样，曾因为“反冒进”而受到毛的批评，从此便处于“半退休”状态。毛在汉口会议上曾经话中有话地说，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以此暗指陈云。毛还对人说，陈云这个人靠不住，在情况好的时候就出来，情况不好的时候就称病。也正是如此老成世故，陈云才成为政坛的长青树，即便在文革的惊涛骇浪中，也未受到严重冲击。《陈云传》中记载了陈云在二十六年后的一段回忆：“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这段话不无自我辩护的意思，但遮盖不住的事实是：罔顾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的事实，难道仅仅是为了“不给毛主席难堪”吗？更重要的恐怕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吧——谁愿意步彭德怀的后尘呢？
七千人大会上真正的赢家乃是林彪。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股为林彪翻案的思潮，林彪的女儿林晓玲替父亲向那些受迫害的人及其家属道歉，与章诒和在电话中相对而泣，却被某些人斥责为给父亲丢脸。林彪与毛的决裂以及出走经过，至今扑朔迷离，但将其描述为反对毛泽东独裁体制的英雄，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林彪的窜升，是其主动努力的结果，而非毛强行让其上位。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便是铁的证据：当“三面红旗”受到普遍质疑、连毛本人也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的时候，他却振振有词地为之辩护，让毛多少产生了一种患难逢知己的感觉。林彪强调毛一贯正确，三年大饥荒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负责执行的干部没有正确把握毛的思想。林还别有用心地谈到“团结”问题，这一翻天印足以全党缄口——因为谁怀疑毛的正确领导，就是破坏党的团结，罪莫大焉！于是，毛带头为林鼓掌，对其他人的讲话都不予评论，却单单称赞林的讲话“很好”，并对当时身边的红人罗瑞卿说，这样的讲话你就讲不出来。林彪终于以此赢得了毛的青睐，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无疑是增加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砝码，并奠定他以后地位的关键一环。”
在七千大会上，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等“四大左狂”并未受到严肃处理，尤其是李、吴、曾三人，在各自任职的省分制造了大量百姓被饿死的惨剧，却没有被追究责任，惟有曾希圣一人在刘少奇的坚持下被免职。如果在民主国家，这样的官员一定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可是，在中共的统治下，最应该负责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本人视人命如草芥，拒绝承认错误，下面的官员自然就可以逍遥自在了。李、柯、吴、曾四人都与毛关系密切，李、吴都是毛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期的学生，李长期担任毛的个人秘书，曾长期担任毛的警卫，柯则是毛的极左政策最积极的支持者。此四人安然过关，即表明毛的权力基础依然稳若磐石。
在七千人大会上，真正的灵魂人物仍然是毛泽东，其他人不过是其玩偶罢了。刘少奇等人不甘于玩偶的命运，稍稍作了一点挣扎，立即便感到脖子上被绳子勒紧了。七千人大会上的“民主”，不过是黑帮分赃的民主而已，是梁山泊少有的一次“一百单八条好汉”共同出席的“全会”。七千人大会部分地停止了中共党内的左倾狂潮，遏制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但是，由于该大会根本不可能触及造成灾难的根本原因——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和毛泽东的一人独裁，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中共暴虐统治的转折点。它却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经历过历次血腥的党内斗争之后，所有党内高层人士甘为毛泽东的奴仆的可耻面目；它也像一个舞台一样，各色人等轮番上阵，“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二零零八年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