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数天，终于读完了叶匡政先生新作《格外谈》。这次阅读是个全新体验，书中的每一篇都是在上下班途中公汽上读的。自从来到北京，几乎没有整块时间用于阅读，上下班坐公汽竟成主要的阅读时间。通常情况下，公汽上嘈杂的环境中很难集中注意力，这本书却将我的眼球牢牢抓住。
《格外谈》把我牢牢抓住的首要原因在于，这是我十余年来首次阅读一位当代诗人的作品。由于感到诗在面对政治社会问题时的不切题，我这位曾经的诗人，十多年前选择离开了诗。诗至少在两个层面让我反感，一个层面是许多当代诗人已经堕落，多数逗留在个人内心里作无病呻呤，偶得佳句，便似可以傲视一切，实际上那些佳句对于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可说一文不值；另一个层面则与对诗这种体裁的不佳看法有关。我认为，对形而上领域，诗是无所能为的，其所指的只能是个体性，其能指则由于未能在具象与抽象间建立严谨的逻辑关系而流于随意，对形而中的当前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诗充其量只能敲边鼓，或借题发挥，或借酒浇愁，诗的体裁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承载起拿出具有针对性的具体解决方案的重任。
《格外谈》不是诗，是诗人写的文化评论，没有对诗这种体裁的不快，却在很大程度上校正了我的第一个看法，让我欣喜地看到诗人的社会担当，也让我看到诗人在自由价值观传播中的作用。
理查德•罗蒂认为，个人创造与社会团结是所有人毕生都要面对的两个主题。自由和法治的要义，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与制度架构，无外乎就是要解决好个人空间与集体生活之间的分离与联系，在二者间划出一条适宜的分界线。专制社会不认可存在这种分界。极端的专制要求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集体需要，为集体福利和团结不惜牺牲一切。退化的专制则往往默认存在一条界线，只是对界线进行模糊处理，且分划得很不合理，集体的一侧非常宽大，个人的区间很狭小，还拒绝给予这条界线以法律的保障，以方便集体权力任意侵入个人空间。自由体制允许诗人、艺术家（当然也包括科学家等）选择以个人独立为主，鼓励他们自由创造，“艺术的灵魂只有两个字：自由。自由不仅是艺术诞生的动机和最后归宿，也主宰着与艺术相关的每个环节。”《范曾的胜诉与艺术的蒙羞》这里的艺术可理解为也包括诗和科学研究等以个人精神自主为前提的所有创造性活动。诗人艺术家通过受到保障的个人自由所创造出来的作品的在场，而非其行为的在场，为社会团结作出贡献。因此，自由体制不强迫诗人艺术家必须离开创作空间而在行为上去为社会团结承担更多，其责任仅限于不破坏。诗人艺术家只需要通过其作品中的人文关怀，就可以成为现实的主流，而无需顾虑被边缘化。
不自由体制下的诗人艺术家则常常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是集体权力常常肆意闯入诗人艺术家的个人空间，要求其作出服从或效忠表示。如果不奋起反抗，就只能接受被奴役，其自由创造的个人空间将不保。因此之故，作品中甚至行为上的反抗几乎是诗人艺术家的唯一选择：“他所有的诗都指向一个相同的主题，那就是禁锢与自由的冲突。”《有人说过胭脂主义吗？》另一方面，由于集体权力的力量巨大无比，蚕食诗人精神自由的同时，还对其社会政治权力乃至生存境况产生压迫，强制诗人必须在留守个人内心与面向社会人群二者间选择后者。“诗人希望自己回到一个无概念、无解释的原初世界，但生存的现实，会把他逼到一个相反境地。……现代生活的全部技巧，就在于你要学会模仿别人的生活，连幸福和痛苦的感觉，也必须参考别人的标准。这在诗人看来，是无法忍受的。在诗人眼中，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首先意味着要找到一种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阐释方式，至少要获得对自己生命的解释权。这意味着他可以不在意任何外在的评价，只尊重自己的内心生活。然而，在今天的社会，只要诗人动了这个念头，他就会迅速被现实抛离，成为一个边缘人。”《诗人的挣扎》
在不得不与强权面对面冲突的情况下，作者认为，此时此际选择沉默是耻辱的，是孟子所说的“妾妇之”，这类人只配被称为太监——“公公知识分子”， “‘妾妇之道’与‘听话哲学’，是这类‘公公知识分子’奉行的准则，也成为今天中国学术的基石。在他们眼中，真理不过是服务于既得利益者的意识形态，知识也平庸成可以沿街叫卖的产品。他们被关在体制的温室中，成为这个社会最安全、最少异议的人群。……为了趋附某种利益、权力或权威，可以做任何观点的改变和妥协，更别说葬送什么公共利益了。”《为‘公公知识分子’画像》
精神上的叛逆是《格外谈》几乎贯穿全书的主题，即使是后面的影评部分，看似不相干，然而此褒彼贬之间，作者倾向分明。虽然书中没有明言，但看得出，在作者看来，叛逆几乎是精神创造的同义词：“他的文本也体现了赛义德所倡导的‘逆反’，因为这些文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反驳由历史或习惯强加给人的能动性’，就是为了‘恢复人们最为本真的思想力’”。《梁小斌如是说》
崇尚叛逆的另一面是谴责顺从。作者不满于当前某些人对强权的默从，又由于文章必须公开发表在国内主流媒体上，在秉笔直书必定不能公开发表的言论环境下，借处于纳粹高压之下的犹太人说事，“公然站出来反抗的受害人，在集中营众多被奴役的人群的眼中，却变成了小丑，因为他们主动抛弃了生的尊严。在这个有着巨大悲剧氛围的集中营中，是不存在悲剧的。生于其中的人，早已发展出一种新的哲学，他们体会不到反抗者的悲剧性，他们把反抗看作自杀，看作是对生命尊严的废黜。听话者早已把‘沉默’视作一种肯定的事实，视为一切话语的背景。”《诗人的母语》
作者笔锋所向，不仅限于默从，而且进一步指向对强权的卖身投靠，他把那些因贪图好处而文饰现实的行为称为“胭脂主义”，并站出来指证：“虽然它不再自称掌握真理，也不用任何借口，它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暴力和对好处的允诺。胭脂主义本身就是最强大的伪装，所以它不用任何别的掩饰。每个人都知道它是假象，但没人会站出来指证它。”《有人说过胭脂主义吗？》
“初识”叶匡政先生是在新浪微博上，叶先生的大头像下巴高抬，斜视前方，一副极目人际，胸怀远大，非同俗子的神态。月前在北京与真身相见，感觉俊秀异常。而在读过《格外谈》之后，深觉叶先生不仅外表上给人以高雅之感，而且内在是一副蔑视奴性的独立自由人格。本来，在北京挤地铁坐公交的经历时常给我一种不良看法，觉得当我们无法废除尾气，无法远离人群，天天必须呼吸汽车的尾气加人的尾气时，谁也别说自己很纯洁。然而，同样生活在北京的叶匡政先生则提供了一种远离污染的新的生存方式：当拒绝不了外在的不洁时，他努力保持住内在的洁净。在这个污浊的年代里，能看到一位像叶匡政先生这样努力保持内在洁净的诗人，一位拒绝对强权随声附和的友人，实在是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格外谈》把我牢牢抓住的首要原因在于，这是我十余年来首次阅读一位当代诗人的作品。由于感到诗在面对政治社会问题时的不切题，我这位曾经的诗人，十多年前选择离开了诗。诗至少在两个层面让我反感，一个层面是许多当代诗人已经堕落，多数逗留在个人内心里作无病呻呤，偶得佳句，便似可以傲视一切，实际上那些佳句对于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可说一文不值；另一个层面则与对诗这种体裁的不佳看法有关。我认为，对形而上领域，诗是无所能为的，其所指的只能是个体性，其能指则由于未能在具象与抽象间建立严谨的逻辑关系而流于随意，对形而中的当前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诗充其量只能敲边鼓，或借题发挥，或借酒浇愁，诗的体裁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承载起拿出具有针对性的具体解决方案的重任。
《格外谈》不是诗，是诗人写的文化评论，没有对诗这种体裁的不快，却在很大程度上校正了我的第一个看法，让我欣喜地看到诗人的社会担当，也让我看到诗人在自由价值观传播中的作用。
理查德•罗蒂认为，个人创造与社会团结是所有人毕生都要面对的两个主题。自由和法治的要义，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与制度架构，无外乎就是要解决好个人空间与集体生活之间的分离与联系，在二者间划出一条适宜的分界线。专制社会不认可存在这种分界。极端的专制要求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集体需要，为集体福利和团结不惜牺牲一切。退化的专制则往往默认存在一条界线，只是对界线进行模糊处理，且分划得很不合理，集体的一侧非常宽大，个人的区间很狭小，还拒绝给予这条界线以法律的保障，以方便集体权力任意侵入个人空间。自由体制允许诗人、艺术家（当然也包括科学家等）选择以个人独立为主，鼓励他们自由创造，“艺术的灵魂只有两个字：自由。自由不仅是艺术诞生的动机和最后归宿，也主宰着与艺术相关的每个环节。”《范曾的胜诉与艺术的蒙羞》这里的艺术可理解为也包括诗和科学研究等以个人精神自主为前提的所有创造性活动。诗人艺术家通过受到保障的个人自由所创造出来的作品的在场，而非其行为的在场，为社会团结作出贡献。因此，自由体制不强迫诗人艺术家必须离开创作空间而在行为上去为社会团结承担更多，其责任仅限于不破坏。诗人艺术家只需要通过其作品中的人文关怀，就可以成为现实的主流，而无需顾虑被边缘化。
不自由体制下的诗人艺术家则常常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是集体权力常常肆意闯入诗人艺术家的个人空间，要求其作出服从或效忠表示。如果不奋起反抗，就只能接受被奴役，其自由创造的个人空间将不保。因此之故，作品中甚至行为上的反抗几乎是诗人艺术家的唯一选择：“他所有的诗都指向一个相同的主题，那就是禁锢与自由的冲突。”《有人说过胭脂主义吗？》另一方面，由于集体权力的力量巨大无比，蚕食诗人精神自由的同时，还对其社会政治权力乃至生存境况产生压迫，强制诗人必须在留守个人内心与面向社会人群二者间选择后者。“诗人希望自己回到一个无概念、无解释的原初世界，但生存的现实，会把他逼到一个相反境地。……现代生活的全部技巧，就在于你要学会模仿别人的生活，连幸福和痛苦的感觉，也必须参考别人的标准。这在诗人看来，是无法忍受的。在诗人眼中，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首先意味着要找到一种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阐释方式，至少要获得对自己生命的解释权。这意味着他可以不在意任何外在的评价，只尊重自己的内心生活。然而，在今天的社会，只要诗人动了这个念头，他就会迅速被现实抛离，成为一个边缘人。”《诗人的挣扎》
在不得不与强权面对面冲突的情况下，作者认为，此时此际选择沉默是耻辱的，是孟子所说的“妾妇之”，这类人只配被称为太监——“公公知识分子”， “‘妾妇之道’与‘听话哲学’，是这类‘公公知识分子’奉行的准则，也成为今天中国学术的基石。在他们眼中，真理不过是服务于既得利益者的意识形态，知识也平庸成可以沿街叫卖的产品。他们被关在体制的温室中，成为这个社会最安全、最少异议的人群。……为了趋附某种利益、权力或权威，可以做任何观点的改变和妥协，更别说葬送什么公共利益了。”《为‘公公知识分子’画像》
精神上的叛逆是《格外谈》几乎贯穿全书的主题，即使是后面的影评部分，看似不相干，然而此褒彼贬之间，作者倾向分明。虽然书中没有明言，但看得出，在作者看来，叛逆几乎是精神创造的同义词：“他的文本也体现了赛义德所倡导的‘逆反’，因为这些文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反驳由历史或习惯强加给人的能动性’，就是为了‘恢复人们最为本真的思想力’”。《梁小斌如是说》
崇尚叛逆的另一面是谴责顺从。作者不满于当前某些人对强权的默从，又由于文章必须公开发表在国内主流媒体上，在秉笔直书必定不能公开发表的言论环境下，借处于纳粹高压之下的犹太人说事，“公然站出来反抗的受害人，在集中营众多被奴役的人群的眼中，却变成了小丑，因为他们主动抛弃了生的尊严。在这个有着巨大悲剧氛围的集中营中，是不存在悲剧的。生于其中的人，早已发展出一种新的哲学，他们体会不到反抗者的悲剧性，他们把反抗看作自杀，看作是对生命尊严的废黜。听话者早已把‘沉默’视作一种肯定的事实，视为一切话语的背景。”《诗人的母语》
作者笔锋所向，不仅限于默从，而且进一步指向对强权的卖身投靠，他把那些因贪图好处而文饰现实的行为称为“胭脂主义”，并站出来指证：“虽然它不再自称掌握真理，也不用任何借口，它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暴力和对好处的允诺。胭脂主义本身就是最强大的伪装，所以它不用任何别的掩饰。每个人都知道它是假象，但没人会站出来指证它。”《有人说过胭脂主义吗？》
“初识”叶匡政先生是在新浪微博上，叶先生的大头像下巴高抬，斜视前方，一副极目人际，胸怀远大，非同俗子的神态。月前在北京与真身相见，感觉俊秀异常。而在读过《格外谈》之后，深觉叶先生不仅外表上给人以高雅之感，而且内在是一副蔑视奴性的独立自由人格。本来，在北京挤地铁坐公交的经历时常给我一种不良看法，觉得当我们无法废除尾气，无法远离人群，天天必须呼吸汽车的尾气加人的尾气时，谁也别说自己很纯洁。然而，同样生活在北京的叶匡政先生则提供了一种远离污染的新的生存方式：当拒绝不了外在的不洁时，他努力保持住内在的洁净。在这个污浊的年代里，能看到一位像叶匡政先生这样努力保持内在洁净的诗人，一位拒绝对强权随声附和的友人，实在是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