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正是家长和村长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
引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无数优秀中华儿女对君主信了一回（参见原《人民文学》主编韦君宜《思痛录》有关章节），结果是建成了一个名曰共和实则独裁的国体；1957年，无数知识分子（包括曾经上过一回当者）又信了一回，结果是有很多人惨死在夹边沟以及类似夹边沟的劳改营。今天的人们，只要想象一下顾准这样一位知识分子竟能在其“（河南）商城日记”中那样对当时的商场农场场长沈万山爆粗口（1），就不难想象当年“右派”们所受到的苦难和虐待以及留存在他们心中的怨恨。
一
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其实并不真正来自帝王（西方多称君主），而是来自太监。在中国，太监自古至今不绝，所以中国人在社会制度以及精神方面也就一直没有大的改观。
远的不说，单从2012年11月至今，我们又看到多少新的太监文体，而最近一篇，也就是那个在中国大陆网站每发出一帖都会招至无数网友骂声的“旅法学者”发表在党刊的《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从题目我们就不难看出这是一篇怎样的太监文体——这种新太监文体的标志，就是总想“图解”帝王的意思和赞颂新君主——党主。
而这一点早就受到外人关注。英国剑桥达尔文学院院长G•E•R劳埃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表过一篇《古希腊的民主、哲学和科学》（2），专门把古希腊与古中国作了对比。在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前480年这一时间段，中国与古希腊几乎处在同一时代。显然，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虽然“哲学和科学在古代中国和在希腊一样繁荣”，可在考察两种优秀的古代文明后，也还是能看到两者政治制度的区别，而政治制度的区别又是最大的区别。所以说，在今天，就中国而言，维护某些传统文化，就是维护传统政治。
中国人虽然也“创造了大量的哲学体系、复杂的医学理论、精密的数学，以及同时代的西方望尘莫及的技术。在另一方面，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政治环境大相径庭。”“从整个中国政治史一直到近代，约定俗成的理想是明智而仁慈的君主统治。中国政治理论致力于这一统治的特征以及如何实施，事实上重要事务的建议一般都传达给皇帝。民主既未在理论上，也未在实践上作为一种选择。”（约翰•邓恩编 林猛等译《民主的历程》第67页）“在中国，人们普遍地相当尊重传统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就不引进新观念，但古希腊时有发生把新观念吹嘘成能够解决别人都不能解决难题的决定性方法，这种事情在中国却是例外。”（同（2）第67～68页）
那么中国是如何做的呢？“相反，在中国新观念的提出经常被视为是对早期知识的再发现和正确解释。政治变革总被严格限制在不容置疑的帝制理想之内，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完善特定的制度，而不是怎样通过纯粹的理性判断，为任一制度辩护。在其探索领域，情况也是这样，至高无上的观点在中国正是皇帝的观点：他是圣贤们努力说服的对象，同时，由原则上平等的个体进行自由的辩论，这么一种理想的图景几乎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同（2）第68页）
也就是说，在中国，且不说像英国那样“一向有反对专制权力的强大的思想传统”，无论是在朝在野，人们的思想都不出帝王的思想，即使有政治变革，也还是被圈在帝制思想之内，并且总是有一些太监文人想着如何完善既定的帝王思想及其制度，而不是寻找更好的制度，更没有“对不可颠扑的真理的追求”的精神。即使有了一点新观念，也总是认为“古已有之”，在中国经典中去寻找出处，然后加以解读。
其实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欧洲蛮族比希腊民族富于奴性，而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更富于奴性。而我们知道，中国在五千年来是完全有资格代表亚洲的。“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62页，参见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在亚氏看来，“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同上，第367页）。所以说，中国人是今天这副德性，这种传统罪莫大焉，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二
中国的政治变革，说到底是帝王思想的变革。帝王思想怎么变，这个国家也就怎么变。帝王思想不变，这个国家也就不变。之所以会如此，不仅因为我们有这种传统，还因为我们有无数太监文人助纣为虐。这些人似乎不会做别的，就只会赞颂帝王思想。
于是帝王说我们党有“三个自信”，太监文人也就赶紧说我们党有“三个自信”，并且帮助证明“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帝王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就是人类的未来，于是太监们也就招呼全世界的人们，要他们到中国去，或说也只有到中国去；去干什么，告诉他们到中国后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甚至还可以看到人类的未来。这种异想天开的懒汉思想，早已被二十世纪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以无可辩驳的论证进行了批驳，可这种太监文人只顾“自信”，根本不去理睬，或说简直就是不屑一顾。
我的天哪！就算你再自信，在中国也不可能看到人类的未来呀。谁能说出人类的未来是个什么样？甚至不说人类的未来了，就是中国的未来，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呀。谁能说五十年后的中国是一幅什么图景？如果说连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尚不知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未来是个什么样，你让那些比中国更文明的洋人到中国走马观花地看一看，就能看出或想像得到中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你就不怕人家笑掉大牙？让高等文明社会的人相信低等文明社会类似占卜的预言，这与骗子有什么区别呢？
早有先贤提示以至于警告过有些人：人类文明是人类创造的，但绝不是人类设计的。过去的人们无法想像和设计出今天的人类文明，而今天的人类同样也难以想像和设计出未来的人类文明。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连这种显而易见不证明自明的道理都不顾，还敢在那招呼世人到中国来看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这不是什么“自信”，而是发狂，是犯臆症。
这种人有个奇特的功能，幻想凡帝王的思想都是正确的，没有比自己的帝王的思想更正确的了，因此，帝王的制度也就是最先进最优越的制度，至少也是最符合帝王所在国的制度。那么这是一种什么制度呢？大约就是“既好于苏维埃也好于西方制度”的东西。
可是你也要说得通啊？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认识到“谁都不是绝对全面地合乎正义”，虽然“任何个人可能都不及那才德最高的一人，……可在许多事例上，群众比任何一人又可能作较好的裁断。”这是因为“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均见其《政治学•卷三》）
三
如果1949年后的前27年是正确的，我们干嘛要开那样一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呢？如果十年文革也是正确的，又干嘛在中共中央决议中要加以否定呢？当然，帝王的思想，太监吃得最透（不是有太监是帝王肚子里的蛔虫一说吗）。“扯胡萝卜缨子，胡萝卜根子都是动的”。否定了前面，恐怕也就会危及自己的帝位。可自诩为“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执政党不是早就说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吗？怕什么！该否定却不去否定，那么该肯定的也就很难肯定。如果我们肯定社会主义，那么我们现在所搞的是什么？又如何说得通？如果我们仍然要肯定计划经济，那市场经济如何进行下去？又还有什么理由和资格要西方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难道我们就是要“说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吗？难道我们就真的像经济学家茅于轼所批评的一点道理都不讲了吗？
不知别人怎么看，反正在本人看来，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制度混乱、管理混乱的社会，没有人敢说一定要如何做。什么都是模棱两可。就是强调“三个自信”，认为洋人到了中国，就能看到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自欺欺人，或者就是为了“左右平衡”，说到底，“维稳”而已。
可如果帝王一味自欺欺人而又不讲道理，那么整个中央政府和整个社会也就不可能讲诚信，不可能讲道理。如此一来，中国人的思想还能不乱吗？一边要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一边又说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你说谁能界定它们的区别？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说了算？什么叫社会主义？就是由政府说了算。所以说，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集于一身，就等于说把专制和民主集于一身，这怎么可能呢？是专制的，就不可能是民主的；是民主的，就不可能是专制的。专制与社会主义是一对；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一对。专制是社会主义的打手，社会主义是专制的主人。因此，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实行一点，市场经济才会跟着实行一点。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可我们现在偏要一边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边又说什么要继续改革开放，也就是实行市场经济。你说这不是鬼扯吗？估计下边的官员早就看出来中央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于是也就由着他们自己的性子来，怎么有利于自己的“政绩”怎么可以发财就怎么搞，上面一时半会儿也拿下面的官员没办法，因为他们也不知到底该如何办好。正因此，才有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报告，认为中国的楼市实际上已经处于全面失控状态，才有李克强总理对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党政架空中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颇为不满，并点名批评部分地方党政部门，称“不少部门、机关存在着荒唐情况”。不过，还好有一条，那就是下边官员不能惹出乱子不能弄起“火”，否则，不论你是搞什么引起的，都严惩不贷。不这样，这个政权就会不保。大家都心照不宣，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火药桶，只要有一个引子被点燃，就有可能爆炸。现在不过是使用所有国家机器竭力维持着而已。
四
不知你信不信，直到今天，中国还有不少人认为和希望甚至简直就是迷信依靠一个好皇帝来治理中国社会——即使柏拉图也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柏拉图依靠“哲学王”治理国家的立论的重点在智慧而不在王权。不过，近来也接连读到另外一些文字，不论从正面还是侧面，有意还是无意，都说明了依靠帝王思想要不得。
著名法学家贺卫方就利用微博发表自己的观点：他“想不通”，“十年浩劫已被中共中央决议彻底否定，何以有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说？连那十年都不扣除？谁都清楚，如依照毛的路线和理论，邓的改革完全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终结了文革，告别了专政下继续革命，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革命。这种人为的‘前后统一’就是否定改革开放。”说当下的君王要否定改革开放，可能有点冤枉，只能说君王说那些话时大约没有想到“这一点”，或说不愿意想到“这一点”。据说主要因素还是“害怕天下大乱”。
既然连法学家都想不通，即说明两个“不否定”很难说得通。很难说得通却还要说，又说明什么呢？英国剑桥基督学院研究院、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其《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一文结尾处就告诉人们：“如果我们愿意把政治事务交给个人或集团统治者，我们必然发现他们的统治将以私利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利益为基础。这些思想家论证告诉我们的教训是，永远不要相信君主；如果我们希望政府的行为是以人民利益为主导，我们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保证我们也像自己的政府那样行事。”（《民主的历程》82～83页）说白点，也就是全体人民的参与。
当然，不相信君主的理由还有很多，比如，约翰•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就这样说道：即使“由于人民的无知、冷漠、倔强、刚愎自用”，不得已需要专制制度或是专制人物的时候，也一定要强调这种制度或这种独裁的副作用，“有一个时常改革弊政的君主，就有九十九个只知制造弊政的专制君主”。（42页）也就是说，不论我们的人民、社会是如何糟糕，都不应把希望寄托在专制制度尤其是寄托在一个好君主身上，因为这个君主很难说就是社会改革家们想要的那1%。
难怪密尔在这话之前就这样说道：在英国人争取自由的整个期间，“有句谚语说，假使能保证有一个好的专制君主，君主专制政体就会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我看这是关于什么是好政府的一种极端的也是最有害的误解。这种误解不加以清除，就将严重地损害我们关于政府的一切推理。”（第37页）而约500年前，《君主论》的作者、意大利的马基雅维理更是不经意间为人们揭示了：“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必要在遵守信义不但于己不利，而且那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已不存在的情况下还去遵守信义。……而且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来掩饰其背信弃义。”（第10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如此这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相信君主呢？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一些善良的人们，包括那些巴望中国能尽快实行民主自由的人们，之所以从希望走向困惑乃至绝望，正是缘于大家心中都还在盼着一个好君主。真个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是醒悟的时候了。
2013年5月11日
（1）读陈敏之（顾准胞弟）、丁东编辑出版的《顾准日记》得知，顾准曾在河南商城县受过三个多月的罪，让他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令他终生难忘。他在1959年12月29日和1960年1月13日两次日记中都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让他亲自审判当时他所在的农场场长王八蛋沈万山——顾准在日记中有“这个王八蛋居然自称我对你们指示”——可见此人作恶多端，让顾准对其恨之入骨。
（2）G•E•R劳埃德：《古希腊的民主、哲学和科学》一文中认为：“在古代中国，不同哲学体系间的竞争在总体上表现出较少对抗性排斥性。虽然经常有人发表对他人观点的批评，但通用的方式是提出，他的对手只是发现了‘道’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人们即使对自己不抱太大同情的思想派别，也承认它有部分可取。这种对比，更突出了希腊智力交流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一种排它的真理概念。”（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