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看来正在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前景的悲观论调。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虽然赢得不少掌声，但看空中国也越来越有市场。中国经济这次是否真的遇到了大麻烦？
纽约时报星期二(7月30日)登载的一篇由利明璋(Bill Bishop)撰写的分析文章说，“看空中国目前已成为主流观点，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一篇关于经济崩溃即将到来的报道。”
利明璋希望说的是，投资者要考虑到，舆论摇摆太快且过于极端，因为局面还没有严重到那种地步。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他所说的看空中国的主流观点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利文提到7月29日彭博通讯社的一篇报道。该报道谈及几家大投行对中国经济增长骤然减缓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研判。其中，所谓“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一说的首创者巴克莱资本的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若骤跌到3%，将会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 铜价跌幅超过六成；锌价拦腰减半；原油价格则会降到70美元一桶。
巴克莱并非唯一对中国经济可能发生的最坏状况进行分析的投行。彭博的报道说，日本的野村控股，以及法国兴业银行都认为中国经济今后两年有增长骤降的可能性。
除了国际大投行，一些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也加入到看空中国的“合唱”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刊载于7月20日的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断言，“中国模式就要撞上长城了，而眼下唯一的问题是会撞得多惨。”
这位经济学家说，中国已经达到了他所说的“刘易斯拐点”(Lewis Point)，也就是说，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显现短缺迹象。克鲁格曼说，这应该是件好事，因为它能推动工资上涨、进而有利于中国经济“再平衡”；但问题是消费增加是否能够快到足以避免出现严重经济滑坡的程度。
克鲁格曼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多年来不断推迟进行必要的改革，转而通过促使货币贬值，以及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来提振经济发展。
克鲁格曼说：“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畏惧中国人。而现在，我们却替他们担心。”不过他也指出西方经济体正在经历它们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也就是放债过多的私人借贷机构都在试图同时追回贷款，而这样的行为会导致经济整体衰退。他说，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其他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中国遇到的新麻烦。
大约十年前著书预言中国将要崩溃的美国人章家敦(Gordon Chang)在2011年再度预言中共政权在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中倒台。如今，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慢，加之更为悲观的预期，似乎在印证他迟到的预言。
章家敦承认，此前他所说的中共政权会在2011年中期崩溃的预言在时间上有误差。不过，他仍然认为，中国经济如果出现危机，政权必然轰然坍塌。
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我看到的是经济失败导致政治体系的完结。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在骤然降低。2010年时，他们的增速至少有10.4%。现在，他们的增速根本不是所宣称的第二季度有7.5%，实际上仅有2%到3%，甚至更低。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急剧地减缓，而这将会带来麻烦。”
章家敦认为，中国不当地压低了通货膨胀数字；此外，从用电量等其他指标看，中国二季度经济增速远低于当局所说的7.5%的水平。他说，外界无人知晓中国经济的真实数字，甚至连中国国家统计局也不见得了解真实经济数字。
当然，与数字相关的问题还有近期被推至前台的政府债务。华尔街日报7月30日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已是债台高筑高筑，但即使在政府高层，也没有人真正知道确切的规模。
该报道说，中国的领导人因为担心债务问题失控，近日要求审计署对整体公共债务进行紧急清查。但是，中国政府的债务水究竟有多深？各方也只能在猜测上各显神通。华尔街日报援引的数字显示，从各个机构对中国公共债务所占GDP比例的预测看，差距相当大，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较保守的46%，到渣打银行令人担忧的78%，不一而足。
象这样的问题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上述报道说，中国可以靠出售大量资产，例如土地和国有企业等，解决问题。
位于伦敦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王秦伟说，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放缓已经不是因为需求等短期因素所致，而是结构性的放缓；而这也促使新一届政府将经济政策核心转向推进改革。
李克强接任总理后，中国在经济决策方面表现出异于以往的种种迹象，例如不再在经济放缓增长步伐时急于推出刺激措施等。虽然近期李克强“底线说”的出笼引发重回政策老路的疑虑和担忧，但在王秦伟看来，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他的政府在看待经济增速上比其前任更具容忍度。
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王秦伟说，象巴克莱等投行所提出的经济增速骤降至6%以下，甚至到3%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例如决策者在制订经济政策时出现误判，在经济调整的过程中政策过紧而使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不过，他认为中国当局仍有应对这些风险的空间。
王秦伟说：“我们目前来看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是比较缓慢的经济放缓，同时进行经济调整，使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度进一步降低。这是较更为可能的一种情形。因为目前我们看到中国的政策至少还有一些空间。比如说在财政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尽管地方政府的债务很高，但是中国政府毕竟掌握了很多的国有资产，还是有财力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
除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王秦伟认为中国也有一定的财力，如果需求下降比较快的话，可以出台一些措施稳定增长。
有关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必须改变已是共识。中国政府也一直在谈论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多年来政府在这方面只闻雷声，不见雨落的不作为令人失望。如今它看起来真的打算稳中推动这方面的改革了。不过，这会不会又是假象？或者即便是动真的，又会不会太晚了？
“李克强经济学”出笼之初，有人将其总结为“不推出刺激，以短期经济下滑换取长期经济增长。”而“底线说”传出，显然表明新一届政府仍重视经济增长，不过在解决问题时不再采用激进措施。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章家敦说，中国政府虽然不明说，但其实仍然通过向5大国有银行注资刺激经济。他说，中国经济的死结与其政治体系有直接关连。
章家敦说：“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不可能看到什么令人乐观之处。原因在于，撇开其他不谈，其经济存在严重问题，同时在政治方面也有问题。从政治机制看，其政治局常委已经被既得利益所控制。因此，我不认为中国会实施必要的改革，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改革都不会得以迅速的实施。”
先前提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所写的有关中国经济大麻烦的意见文章见报后仅5天，这位经济学家再度为纽约时报撰文。而这一次他将中国的“低消费高投资”的经济比喻为一种庞氏骗局。他担心中国的经济就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不往前行，就会倒地；而这辆庞氏自行车正在冲向一堵墙。
克鲁格曼随后对这辆自行车撞墙后可能引发的后果做了分析。他将这个问题分为三点讨论：通过出口形成的机械传导其实影响小的惊人；大宗商品价格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些；而政治和国际稳定则存在一些重大风险。
他说：“中国政权究其立场来说虚伪得惊人，甚至从历史记录来看也是如此：它的官方说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未来，实际上，它正在领导着一个资本主义的镀金时代。那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主要是来自于经济上的成功。如果这方面出了问题，会发生什么？”
当然，与数字相关的问题还有近期被推至前台的政府债务。华尔街日报7月30日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已是债台高筑，但即使在政府高层，也没有人真正知道确切的规模。
该报道说，中国的领导人因为担心债务问题失控，近日要求审计署对整体公共债务进行紧急清查。但是，中国政府的债务水究竟有多深？各方也只能在猜测上各显神通。华尔街日报援引的数字显示，从各个机构对中国公共债务所占GDP比例的预测看，差距相当大，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较保守的46%，到渣打银行令人担忧的78%，不一而足。
象这样的问题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上述报道说，中国可以靠出售大量资产，例如土地和国有企业等，解决问题。
位于伦敦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王秦伟说，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放缓已经不是因为需求等短期因素所致，而是结构性的放缓；而这也促使新一届政府将经济政策核心转向推进改革。
李克强接任总理后，中国在经济决策方面表现出异于以往的种种迹象，例如不再在经济放缓增长步伐时急于推出刺激措施等。虽然近期李克强“底线说”的出笼引发重回政策老路的疑虑和担忧，但在王秦伟看来，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他的政府在看待经济增速上比其前任更具容忍度。
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王秦伟说，象巴克莱等投行所提出的经济增速骤降至6%以下，甚至到3%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例如决策者在制订经济政策时出现误判，在经济调整的过程中政策过紧而使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不过，他认为中国当局仍有应对这些风险的空间。
王秦伟说：“我们目前来看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是比较缓慢的经济放缓，同时进行经济调整，使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度进一步降低。这是较更为可能的一种情形。因为目前我们看到中国的政策至少还有一些空间。比如说在财政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尽管地方政府的债务很高，但是中国政府毕竟掌握了很多的国有资产，还是有财力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
除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王秦伟认为中国也有一定的财力，如果需求下降比较快的话，可以出台一些措施稳定增长。
有关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必须改变已是共识。中国政府也一直在谈论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多年来政府在这方面只闻雷声，不见雨落的不作为令人失望。如今它看起来真的打算稳中推动这方面的改革了。不过，这会不会又是假象？或者即便是动真的，又会不会太晚了？
“李克强经济学”出笼之初，有人将其总结为“不推出刺激，以短期经济下滑换取长期经济增长。”而“底线说”传出，显然表明新一届政府仍重视经济增长，不过在解决问题时不再采用激进措施。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章家敦说，中国政府虽然不明说，但其实仍然通过向5大国有银行注资刺激经济。他说，中国经济的死结与其政治体系有直接关连。
章家敦说：“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不可能看到什么令人乐观之处。原因在于，撇开其他不谈，其经济存在严重问题，同时在政治方面也有问题。从政治机制看，其政治局常委已经被既得利益所控制。因此，我不认为中国会实施必要的改革，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改革都不会得以迅速的实施。”
先前提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所写的有关中国经济大麻烦的意见文章见报后仅5天，这位经济学家再度为纽约时报撰文。而这一次他将中国的“低消费高投资”的经济比喻为一种庞氏骗局。他担心中国的经济就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不往前行，就会倒地；而这辆庞氏自行车正在冲向一堵墙。
克鲁格曼随后对这辆自行车撞墙后可能引发的后果做了分析。他将这个问题分为三点讨论：通过出口形成的机械传导其实影响小的惊人；大宗商品价格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些；而政治和国际稳定则存在一些重大风险。
他说：“中国政权究其立场来说虚伪得惊人，甚至从历史记录来看也是如此：它的官方说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未来，实际上，它正在领导着一个资本主义的镀金时代。那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主要是来自于经济上的成功。如果这方面出了问题，会发生什么？”
纽约时报星期二(7月30日)登载的一篇由利明璋(Bill Bishop)撰写的分析文章说，“看空中国目前已成为主流观点，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一篇关于经济崩溃即将到来的报道。”
利明璋希望说的是，投资者要考虑到，舆论摇摆太快且过于极端，因为局面还没有严重到那种地步。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他所说的看空中国的主流观点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利文提到7月29日彭博通讯社的一篇报道。该报道谈及几家大投行对中国经济增长骤然减缓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研判。其中，所谓“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一说的首创者巴克莱资本的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若骤跌到3%，将会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 铜价跌幅超过六成；锌价拦腰减半；原油价格则会降到70美元一桶。
巴克莱并非唯一对中国经济可能发生的最坏状况进行分析的投行。彭博的报道说，日本的野村控股，以及法国兴业银行都认为中国经济今后两年有增长骤降的可能性。
除了国际大投行，一些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也加入到看空中国的“合唱”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刊载于7月20日的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断言，“中国模式就要撞上长城了，而眼下唯一的问题是会撞得多惨。”
这位经济学家说，中国已经达到了他所说的“刘易斯拐点”(Lewis Point)，也就是说，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显现短缺迹象。克鲁格曼说，这应该是件好事，因为它能推动工资上涨、进而有利于中国经济“再平衡”；但问题是消费增加是否能够快到足以避免出现严重经济滑坡的程度。
克鲁格曼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多年来不断推迟进行必要的改革，转而通过促使货币贬值，以及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来提振经济发展。
克鲁格曼说：“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畏惧中国人。而现在，我们却替他们担心。”不过他也指出西方经济体正在经历它们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也就是放债过多的私人借贷机构都在试图同时追回贷款，而这样的行为会导致经济整体衰退。他说，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其他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中国遇到的新麻烦。
大约十年前著书预言中国将要崩溃的美国人章家敦(Gordon Chang)在2011年再度预言中共政权在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中倒台。如今，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慢，加之更为悲观的预期，似乎在印证他迟到的预言。
章家敦承认，此前他所说的中共政权会在2011年中期崩溃的预言在时间上有误差。不过，他仍然认为，中国经济如果出现危机，政权必然轰然坍塌。
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我看到的是经济失败导致政治体系的完结。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在骤然降低。2010年时，他们的增速至少有10.4%。现在，他们的增速根本不是所宣称的第二季度有7.5%，实际上仅有2%到3%，甚至更低。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急剧地减缓，而这将会带来麻烦。”
章家敦认为，中国不当地压低了通货膨胀数字；此外，从用电量等其他指标看，中国二季度经济增速远低于当局所说的7.5%的水平。他说，外界无人知晓中国经济的真实数字，甚至连中国国家统计局也不见得了解真实经济数字。
当然，与数字相关的问题还有近期被推至前台的政府债务。华尔街日报7月30日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已是债台高筑高筑，但即使在政府高层，也没有人真正知道确切的规模。
该报道说，中国的领导人因为担心债务问题失控，近日要求审计署对整体公共债务进行紧急清查。但是，中国政府的债务水究竟有多深？各方也只能在猜测上各显神通。华尔街日报援引的数字显示，从各个机构对中国公共债务所占GDP比例的预测看，差距相当大，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较保守的46%，到渣打银行令人担忧的78%，不一而足。
象这样的问题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上述报道说，中国可以靠出售大量资产，例如土地和国有企业等，解决问题。
位于伦敦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王秦伟说，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放缓已经不是因为需求等短期因素所致，而是结构性的放缓；而这也促使新一届政府将经济政策核心转向推进改革。
李克强接任总理后，中国在经济决策方面表现出异于以往的种种迹象，例如不再在经济放缓增长步伐时急于推出刺激措施等。虽然近期李克强“底线说”的出笼引发重回政策老路的疑虑和担忧，但在王秦伟看来，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他的政府在看待经济增速上比其前任更具容忍度。
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王秦伟说，象巴克莱等投行所提出的经济增速骤降至6%以下，甚至到3%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例如决策者在制订经济政策时出现误判，在经济调整的过程中政策过紧而使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不过，他认为中国当局仍有应对这些风险的空间。
王秦伟说：“我们目前来看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是比较缓慢的经济放缓，同时进行经济调整，使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度进一步降低。这是较更为可能的一种情形。因为目前我们看到中国的政策至少还有一些空间。比如说在财政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尽管地方政府的债务很高，但是中国政府毕竟掌握了很多的国有资产，还是有财力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
除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王秦伟认为中国也有一定的财力，如果需求下降比较快的话，可以出台一些措施稳定增长。
有关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必须改变已是共识。中国政府也一直在谈论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多年来政府在这方面只闻雷声，不见雨落的不作为令人失望。如今它看起来真的打算稳中推动这方面的改革了。不过，这会不会又是假象？或者即便是动真的，又会不会太晚了？
“李克强经济学”出笼之初，有人将其总结为“不推出刺激，以短期经济下滑换取长期经济增长。”而“底线说”传出，显然表明新一届政府仍重视经济增长，不过在解决问题时不再采用激进措施。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章家敦说，中国政府虽然不明说，但其实仍然通过向5大国有银行注资刺激经济。他说，中国经济的死结与其政治体系有直接关连。
章家敦说：“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不可能看到什么令人乐观之处。原因在于，撇开其他不谈，其经济存在严重问题，同时在政治方面也有问题。从政治机制看，其政治局常委已经被既得利益所控制。因此，我不认为中国会实施必要的改革，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改革都不会得以迅速的实施。”
先前提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所写的有关中国经济大麻烦的意见文章见报后仅5天，这位经济学家再度为纽约时报撰文。而这一次他将中国的“低消费高投资”的经济比喻为一种庞氏骗局。他担心中国的经济就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不往前行，就会倒地；而这辆庞氏自行车正在冲向一堵墙。
克鲁格曼随后对这辆自行车撞墙后可能引发的后果做了分析。他将这个问题分为三点讨论：通过出口形成的机械传导其实影响小的惊人；大宗商品价格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些；而政治和国际稳定则存在一些重大风险。
他说：“中国政权究其立场来说虚伪得惊人，甚至从历史记录来看也是如此：它的官方说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未来，实际上，它正在领导着一个资本主义的镀金时代。那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主要是来自于经济上的成功。如果这方面出了问题，会发生什么？”
当然，与数字相关的问题还有近期被推至前台的政府债务。华尔街日报7月30日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已是债台高筑，但即使在政府高层，也没有人真正知道确切的规模。
该报道说，中国的领导人因为担心债务问题失控，近日要求审计署对整体公共债务进行紧急清查。但是，中国政府的债务水究竟有多深？各方也只能在猜测上各显神通。华尔街日报援引的数字显示，从各个机构对中国公共债务所占GDP比例的预测看，差距相当大，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较保守的46%，到渣打银行令人担忧的78%，不一而足。
象这样的问题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上述报道说，中国可以靠出售大量资产，例如土地和国有企业等，解决问题。
位于伦敦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王秦伟说，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放缓已经不是因为需求等短期因素所致，而是结构性的放缓；而这也促使新一届政府将经济政策核心转向推进改革。
李克强接任总理后，中国在经济决策方面表现出异于以往的种种迹象，例如不再在经济放缓增长步伐时急于推出刺激措施等。虽然近期李克强“底线说”的出笼引发重回政策老路的疑虑和担忧，但在王秦伟看来，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他的政府在看待经济增速上比其前任更具容忍度。
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王秦伟说，象巴克莱等投行所提出的经济增速骤降至6%以下，甚至到3%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例如决策者在制订经济政策时出现误判，在经济调整的过程中政策过紧而使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不过，他认为中国当局仍有应对这些风险的空间。
王秦伟说：“我们目前来看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是比较缓慢的经济放缓，同时进行经济调整，使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度进一步降低。这是较更为可能的一种情形。因为目前我们看到中国的政策至少还有一些空间。比如说在财政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尽管地方政府的债务很高，但是中国政府毕竟掌握了很多的国有资产，还是有财力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
除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王秦伟认为中国也有一定的财力，如果需求下降比较快的话，可以出台一些措施稳定增长。
有关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必须改变已是共识。中国政府也一直在谈论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多年来政府在这方面只闻雷声，不见雨落的不作为令人失望。如今它看起来真的打算稳中推动这方面的改革了。不过，这会不会又是假象？或者即便是动真的，又会不会太晚了？
“李克强经济学”出笼之初，有人将其总结为“不推出刺激，以短期经济下滑换取长期经济增长。”而“底线说”传出，显然表明新一届政府仍重视经济增长，不过在解决问题时不再采用激进措施。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章家敦说，中国政府虽然不明说，但其实仍然通过向5大国有银行注资刺激经济。他说，中国经济的死结与其政治体系有直接关连。
章家敦说：“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不可能看到什么令人乐观之处。原因在于，撇开其他不谈，其经济存在严重问题，同时在政治方面也有问题。从政治机制看，其政治局常委已经被既得利益所控制。因此，我不认为中国会实施必要的改革，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改革都不会得以迅速的实施。”
先前提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所写的有关中国经济大麻烦的意见文章见报后仅5天，这位经济学家再度为纽约时报撰文。而这一次他将中国的“低消费高投资”的经济比喻为一种庞氏骗局。他担心中国的经济就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不往前行，就会倒地；而这辆庞氏自行车正在冲向一堵墙。
克鲁格曼随后对这辆自行车撞墙后可能引发的后果做了分析。他将这个问题分为三点讨论：通过出口形成的机械传导其实影响小的惊人；大宗商品价格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些；而政治和国际稳定则存在一些重大风险。
他说：“中国政权究其立场来说虚伪得惊人，甚至从历史记录来看也是如此：它的官方说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未来，实际上，它正在领导着一个资本主义的镀金时代。那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主要是来自于经济上的成功。如果这方面出了问题，会发生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