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据中国媒体”财经网”等报道，7月26日，湖南安化县乐安镇蚩尤村夏家组近百名村民在一份”捍卫土地生死状”签名，以讨还自上世纪70年代即被国家划给当地供销社无偿使用的5亩集体用地，该供销社因负债累累，私自将该土地使用权和房产以70万元卖与他人。村民知晓后遂签下”生死状”，表示”土地是生存希望，誓死保卫自己的土地”；鉴于层出不穷的因土地维权而发生的被政府暴力打压事件，村民在生死状中约定如有负伤或牺牲，全组为其风光安葬、应担负赡养、抚养义务及垫付医疗费，并且要求签署者永不叛变。
这份现代社会中的有着古时歃血同盟仪式感的”生死状”，在网上曝光后引发公众讨论；新浪微博”第五媒体专家团”表示”这份抵制强征的生死状，壮烈之下隐不住深深悲哀”；网友”走过冬天ls”也表示：”强拆、强征折射出强暴执政，百姓的忍耐也有限度，不是在忍耐中灭亡，就是在忍耐中爆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社会学者于建嵘认为：”民不惧死，皆因强权逼之；民要聚众，才能抵御强权。”
7月28日，湖南安化宣传部向媒体表示，政府已经妥善解决”生死状索地事件”：认定涉事供销社非法转让房地产，解除该交易并退还款项。至此”生死状”事件依然余波未止，不断有学者和网友探究这起诉求标的仅有5亩土地，并不太大的一起土地事件的标本意义。
“一帮农民胜过一车皮理论和一车皮专家”
有学者和网友将该事件和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小岗村生死状”事件相联系。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村民以”托孤”方式，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小岗村也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专栏作家、凯迪网首席评论员黎明以”非法的’捍卫土地生死状’值得封存”为题，发表评论认为：”这份生死状上留下一群农民的红手印，其中协议的内容更像誓言，这比那种革命誓言还更严密、踏实一些。它建立了革命或玩命的后勤保障机制，制定了对个人牺牲的具体补偿办法。即使签生死状的人数没那么多，那文书代表村民集体意志的事实仍然存在。”
黎明也指出与”生死状”对应的是”国家掠夺史”：”眼下许多农民面对的是国家掠夺史，是整个搅不清的国家理论，国家已经吞到肚子里的肉，不会吐出来，至少，也不能承认前几十年全是强抢硬夺。”
但并不”合法”的生死状，赢回了权利，因此黎明也认为”湖南农民”生死状事件”之学术价值或者社会学意义在于，在无理横行天下的年代，做’改革先驱’并不需要什么理论修养。小岗村曾出现惊天动地的生死状，那是一群抱着’宁被杀头不做饿死鬼’信念的叫花子。可知，危难之际紧要关头，一纸生死状，往往胜过一车皮理论；一小撮签下生死状的草民，或胜过一车皮理论家。”
袁裕来：现有集体土地制度，农民几乎没有任何权利 “农民在中国的土地制度中几乎没有任何权利”
知名律师袁裕来向德国之声表示，从”生死状”之初再到其后的胜利，他有着极为复杂的心情，为”民不畏死争取权利”击掌赞叹的同时，也在思考失地农民的困境，而且必须看到这是农民普遍性的困境：”很多农民面临状这样的现状，特别是沿海开放的地方，农民剩下的土地本来就不多，事实上也面临着随时随地土地就会被夺走的情况，面对政府和开发商征地时，一般的抗衡都很难有力度的保护自己的权益，这些农民能够下这么大的决心，一方面我们很沉重看到他们以生命为代价保护自己的财产，这和当年小岗村生死状时相比更严重；另一方面也觉得有必然性，农民要保护自己的土地权益必须得走到这一步。”
袁裕来认为透过该事件，也要思考将农民推向签署”生死状”背后的制度因素？这群农民为何要担负对抗整个制度中旧有和现行”掠夺性”法律的使命：”我们的土地制度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用途的控制不严格，大量的土地征收不是用于公共利益，就是土地开发商为了赚钱，这里面产生大量官商勾结；集体土地所有制完全和正义、公平等完全相抵触，你想象不到会有这样的制度，农民在这里面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学者和社会都在呼吁，这些问题能不能从制度层面解决掉？政府不能靠掠夺农民的方式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