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自上而下的市场变革归于失败，既没有建构起自由交换的市场体系，也没有产生出可持续创新的企业家阶层。随着朝廷的崩溃，各路官僚作鸟兽散，传承几百年的大政府格局几近于无，民间的、市场的各种力量开始浮出水面，整个国家进入一种自下而上的由民间社会主导的变革秩序，社会阶层出现一种罕见的多样性格局，这包括了士绅阶层的分裂，现代城市精英阶层的崛起，以及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等等。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这应该是晚清最后几十年有限度的市场发育留给历史的最丰富的资源。在接下来的北洋时代和民国时代，在中国的中心城市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不再是传统的官僚阶层，而是由士绅和商人组成的城市精英，从晚清延续过来的一部分资本家和企业家，虽然普遍遭遇失败，但以其强大的市场影响力，也归入到了这个精英的阶层中。

他们与士绅阶层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这种联盟一方面继承了早期的改良精神和开放眼光，一方面也将整个社会带进一种商业经济性质的稳定社会结构。

接下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一批具有明显市场精神的企业家人群，秉承保守主义的立场，民族主义的诉求，还有对国家政权的充分不信任态度，将中国从1911年到1937年带进一个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使得中国前所未有地建构了一个具有小政府大市场特征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

因此，深度分析晚清最后几十年的市场发展如何培养了多样性的有别于政府主导的民间社会，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在所有的群体中，最先成为民间社会有效力量的阶层，是众所周知的买办。到晚清末年，买办阶层在社会结构里，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大城市里，几乎举足轻重，他们不仅握有惊人的财富，而且把控着丰富的国际贸易关系。

通常情况下，这些人的年收入差不多能够达到2000两白银，此外，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市场地位，一方面在外国商行里领取到不菲的佣金，一方面又在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之间充当中介，赚取丰厚的利润。少数名声在外的买办，不仅自己经办着巨大的企业，连朝廷的诸多工商业企业的操办，也必须依赖他们。

1842—1894年，买办阶层的总收入是5.3亿两白银，而这些年这个阶层的总人数，从开始的几百人，发展到后来，也不过是2万人，因此他们的人均收入，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大多数分布在广东、上海和宁波等地，由于这些地方是中国市场自由交换最为活跃的地区，因此买办阶层在近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巨大的整合作用，甚至是领导者作用。

1911年，上海总商会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而这个商会的16名领导者之中，买办或者买办出身的，达到了7人。

第二个具有民间市场整合效应的阶层，是贸易商。他们大多从事进出口贸易，这得益于晚清东南沿海的开放制度。这批人通常居住在通商口岸，操纵着大宗商品的购销业务，甚至控制着国内主要商品的购销渠道。他们的市场意义在于，他们的生意的确促进了一个具体市场的建立。而且，还在上下游拉动了一个丰富的产业链，这包括了以生丝、茶叶为主要产品的生产环节，加工环节和贸易环节，更包括了围绕这些市场环节而产生的信贷资本环节。

传统的山西票号显然不足以继续支持如此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格局。因此，具有外资和内资合营背景的钱庄和商业银行应运而生。的确，钱庄是中国商人、企业家、在华商业银行之间的金融业务的平台，它起到了一种大面积投融资的居间作用，能够分配外国银行为中国企业提供的贷款。这种资本的力量很快就让贸易商人和与之相关的信贷资本家成为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

第三个具有民间社会影响力的群体，是新式的知识分子。众所周知，差不多几千年以来，中国社会中的读书人阶层，基本都是依附在官僚体制之下，没有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格局在晚清末年有所变化。一批边缘的读书人阶层没有进入仕途，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一部分主要来自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还有一部分则在企业开设的技术学校里接受真正的工具理性教育。

出现这种局面，主要原因在于，1905年晚清政府取消了科举考试，大量试图通过读书进入官场的读书人失去了这个传统的通道，只能在更加民间的渠道上寻找出口，而晚清末年不断开放的自由交换市场，为他们提供了新的人生可能性。

这可能是一个更加有意义的变化。教育制度变了，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大批有学问、有学历但是不太可能做官僚的知识分子。

新的职业开始出现，比如新闻记者、医生、律师、编辑，以及新式学校的教师。由于不再依附官僚阶层，他们对市场、对民间社会的依赖性就必然加强，这个时候思想的独立性就成为他们最大的价值，一方面他们要怀疑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与生存方式，一方面又要对新兴的社会现象保持怀疑精神，这显然是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社会群体，容易接受任何性质的离经叛道思想，是所有试图改良或者革命的团体最受欢迎的对象。

事实上正是如此，日后西方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潮，对传统价值观的否定，甚至包括一个新的国家应该拥有的宪政制度框架，都来自于这样一批新式的知识分子群体。

第四个民间阶层，是海外华侨。20世纪初期，聚集在南洋一带的海外华侨大约有760万人，其中一些人创立了东南亚地区比较有市场影响力的现代化企业。比如在香港建立起来的先施贸易公司，他的竞争对手永安公司，还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等。

随着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主要通商口岸的发展，这些海外公司不久就开始迁移到上海，主要在中国市场扩展自己的生意。这些企业完全没有获得政府的援助，相应的，晚清政府也没有干扰他们的经营，这使得为数不少的海外华侨型企业成为中国当时最有市场影响力的企业。这样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他们除了带来财富和企业管理的能力，还带来了现代企业经营的思想。

这样的资源，是国内的一批企业和企业家所不具备的，这是他们的核心价值。有趣的是，很快，内地大量的市场人士意识到了这样的价值，他们愿意或者是渴望与这些海外过来的企业合作，希望这些人充当经济顾问，或者是能够有资本运作能力的银行家。不仅内地的企业家和商人愿意这么做，就连晚清政府也开始谋求同南洋企业家的大面积合作，试图推出一些改革和发展的经济政策。

张弼士，本是广东人，18岁去印尼和马来西亚谋生，成为东南亚最富有的商人之一。1905年这一年，他就被清廷任命为商部侍郎，为晚清政府的招商引资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海外华侨参与中国内地的经济建设，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众所周知，日后的共产党执政的1980年代，邓小平也是以改革开放的名义，面对南洋华侨富商，招商引资，为中国陷于贫穷的经济注入资本强心针。晚清政府的思路同样如此。

事实上，晚清政府这么做，是一种被迫的结果，国内各种动荡不断，经济衰落，中日战争严重失利，中法战争也是如此，政府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治国方略，而国内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政治资源和市场资源，已经少之又少，因此对海外华侨的期待，就成为必然。

海外华侨当然对参与内地经济建设，抱有热切之心。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群体无意识，一方面，这些身居海外的商人当然看好国内庞大的市场，人口基数和地理范围摆在这里，生产和贸易的机会几乎随手可见。

另一方面，在与其他国家的商业力量竞争的过程中，大多数的海外华侨都饱受民族主义精神缺失之苦，因此对国内的强大，有一些本能的期待。如此，虽然海外华侨商人并不赞同国内的政治制度、市场格局，但还是愿意回到中国，在市场和企业的层面，为这个国家做出一些努力。

无论是晚清政府当年面对海外华侨的招募，还是后来邓小平时代的招商引资，都取得了成功。资本层面对内地经济的激活与拉动效应，自不待言，重要的是这些海外归来的商人很快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精英，少部分甚至进入核心决策层，成为国家级别的领导人。

所以，有学者认为，进入近代史以来，每逢国家走投无路的时候，人们总是把希望放在海外，开放成为一种时代的呼声。这足以说明，中国的社会结构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死气沉沉，一成不变。

在这个时候，封闭的意识形态总是要让位于开放，道德的秩序总是要让位于利润秩序。一旦这样的变化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势头，传统中国自上而下的纵向社会秩序，就一定朝着一种平面的，横向的、甚至是自下而上的社会结构转型。集权的中心被慢慢消解，政府的力量淡出市场，而企业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大面积发生，市场的边界持续延伸，任何传统的、封闭的、守旧的秩序原则都无法阻拦市场的发展。

这正是晚清政府垮台之后，1911年到1937年这一段历史时期之内，中国市场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企业家的出现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开放成为企业家诞生的土壤，企业家又反过来推动进一步的开放。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社会虽然百转千回，历尽磨难，却能曲折前行，朝着自由市场艰难进发的社会性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