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我在日本见到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主席陈浩天。这个刚出道的学生哥，戴着一副眼镜，秀气、斯文、恬静，跟人讲话时脸上带着腼腆的微笑，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个政治激进人物，但听其言谈，感到他在坚持自己本土理念方面却蛮有一股狠劲。

 

每次和年轻港独朋友聊完后，我都在想这些97年香港回归时还是襁褓中的孩子，何以激进至此？想来想去，答案恐怕只有一个：中共自己催生了港独这一新生事物！

 

北京接手这块前英国殖民地前，香港历史上还从未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主张独立的社会运动, 即使被人称之为“港独之父”的马文辉在上世纪50、60年代也只是要求港人治港。他的诉求是，港人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应当拥有一个属于港人的自治政府；他创建的香港民主自治党主张外交和国防权可由英国行使，但内政事务则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处理。这一诉求实际上和中英香港谈判时北京对港人所做的承诺相去不远。

 

不幸的是，中共讲话不算数，原来说好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50年后也没有变的必要”，不到20年，所做的承诺不仅没有兑现，而且在大幅地缩水，党人治港的意图昭然若揭。

 

坦率说，我认为用党人治港来取代港人治港并非北京的初衷。80年代初期，中英开始香港谈判。由于北京要依赖香港的资金、技术、市场及管理人才来推动大陆现代化，邓小平当时的确希望维持香港制度不变，大部分的港人也被说服，相信了中共的承诺。但是，六四一声枪响，打破了港人的幻想，而他们对民运人士的执着的支持，又让中共以为香港成了中国大陆民主的桥头堡，直接威胁到其执政安全，所以要毁约食言收回港人治港的承诺。

 

中共首先通过移民和黑金对香港大举渗透，强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实行洗脑国民教育，利用人大任意释法拒绝双选，将过去承诺的普选变成假选，打压、歪曲雨伞运动，制造铜锣湾书店事件等等。然而，中共每次的倒行逆施，都让更多的港人认识其一党专制的本性，造成更多人的激进化，把他们推向港独的阵营。

 

这就是为什么香港中文大学最近的民调显示17.4%宣称支持港独，高学历的年轻人支持港独者居然达四成。与以往的民调相比，港独支持率在持续飙升。不过，我认为这个民调可能并不能反映香港真实的政治生态。以我对香港社交媒体的观察，像美国大选中川普的沉默支持者一样，实际心向港独的港人数量恐怕要大大超过中大的民调，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不敢表达而已。看不到这一点，北京在香港问题上还要一错再错。

 

很明显，主张香港独立运动已经开始前所未有地进入社会运动的主流。被中共激进化的陈浩天这些年轻人不同于司徒华、李柱铭一类有很深中国情结的民主人士。后者虽然六四后对中共失望，但还是不敢跳出中共设置的“一个中国”的框框，而陈浩天们生长在相对自由的香港，没有背上历史包袱，中共的中国话语不能套牢他们，所以他们敢于放言不惜付出代价，争取香港独立。

 

最近，不仅中共主管港澳工作的张德江对港独大加讨伐，借以掩饰自己的决策过失，末代港督彭定康也被请出来痛批港独人士。彭督的理由是，港独冲淡民主诉求，失去雨伞运动获得的道德高地。这样的说法让人感到诧异，因为本土人民要求自决也是民主诉求，就像苏格兰的独立公投并不会弱化英国民主一样。习核心的中央不可能因为港人占有道德高地而主动兑现港人治港和普选的承诺，因为保证中共永久执政是其压倒一切的要务。可惜彭督和北京打了多年的交道，对中共的封建帝王思想还是一无所知。

 

还有人认为港独不可能成功，所以不要去追求。民主诉求本来就是多光谱的，政党通过不同的纲领和路线来吸引和争取民众支持自己的政见。政党的诉求目标低，所获成果就会更低。这跟田忌赛马的道理同出一辙。世界上很多被认为不可为之事被契而不舍的人做成的不在少数。

 

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正是这样的多元性才让世界丰富多彩。在现代社会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已被抛弃，任何一个人群都不能强迫居住在不同地域的另一个人群放弃其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因为这样的做法既没有道德基础，又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所确定的人民自决的权利。

 

中国古代圣贤孟子很早就对人民、国家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作了说明，他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 我认为任何信奉普世价值和民主原则的人都应当秉持这一民本思想，支持香港本土诉求。

 

香港于19世纪中清朝战败根据条约割让给英国，只有新界属租借。二战后，香港被联合国定为“非自治领土”，并且根据联合国决议可以脱离英国独立，但中共70年代窃取中华民国的合法席位进入联合国后迫使香港失去此项自决权。从这点来说，香港本土自决并非没有法理基础。

 

面对一个没有道德基础、没有执政合法性的极权暴政，任何地区的人民都有权要求自决。毛泽东早在1920年就以同样的理由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主张将中国分为二十七国, “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港人按“最高指示”行事，何错之有？

 

南非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曼德拉当年在解释自己不放弃武装抗争时表示，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暴力，但由于黑人要求获得政治权利的谈判一次次被拒，被逼得只有使用暴力争取自己的权利。

 

陈浩天们也是因为通过正常渠道来争取应有的政治权利多次被拒而走上港独这条不归路的。如果北京继续采用强硬政策，堵死人民要求政治权利之路，香港本土热血青年以中共操纵的“六七暴动”为模式来抗争也未必可知。当然，暴力是独裁者而不是人民的优势，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港人的政治诉求才是稳妥的正道。但是，社会运动有其不可控性；当北京彻底背弃对港人承诺之时，陈浩天们很可能会铤而走险。

 

用中共的话语来说，“世界上没有永恒、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事物，由于自身的矛盾性，都要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另一个新的事物”。港独就是北京逼出来的这样的新生事物。它和一党专制的旧事物相比更有生命力，更符合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正因为如此，新事物的胜利、旧事物的灭亡，都是不可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