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树二十一年成活，二十一年成树，二十一年结果。在北京街头时常可见，不知从哪里移栽过来的，瘦弱、低矮、奄奄一息，树干用麻绳紧紧裹住。我为这些树感到难过，他们半死不活的命运，换来一些人大发其财的机会。那树要是结果的话，一定不能吃，不是因为果皮含有氰化物，而是因为每天都要被喷上无数的杀虫剂。吃那种果子，等于对着喷雾器嘴喝农药，因此看着那些银杏粒儿，一点教人高兴不起来。每天都在堂而皇之地发生着无数荒唐事，埋葬着民族的前途，腐蚀着民族生存的根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日常道德。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光鲜漂亮的符号，都由腐败与罪恶堆砌而成。有一天我与陈君宴彬在路上走着，不知不觉被银杏树垂下的枝条刮到，那些低矮的银杏树象一群发育不良的非洲少年。我们一边走一边嘀嘀咕咕：“等到这些银杏树结果的时候，‘它’也该差不多该完蛋了。”抬头时却见树上零零星星挂了些渐已泛黄的果实，一时二人语塞，哭笑不得。
我十分乐于以一名旧式的自由派自居，在我心中，自由不是一种降了格的社会理想，不是所谓“最不坏的”，也不是畅行无阻地做生意，更不是教化人的教条。我坚信自由精神之高贵，是我们这一物种内在的原始需求，而非外在的功利。那些可以用功利来衡量与分析的，仅仅是自由一丁点简单的外缘部分。如果让人们在富足而桎梏，与清贫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我坚信会有许多人愿意选择后者。因为富足若是建立在腐败与罪恶之上，那样的生活将毫无幸福可言，最重要的财富，乃是我们这一物种独有道德与情感。
我的兄弟陈宝成，已经很久没有见着他了，尽管我们曾经就在同一个城市。也许我们曾经从同一排银杏树下走过，甚至可能许下过相似的心愿。人世茫茫，当我们自认为已经走出迷惘的时候，其实都还一派天真，接下来，将会是更大的迷惘。
先前他在《新京报》当记者，这份报纸有时为人诟病，有时又略受期许。关于为何要在《新京报》一类的刊物任职，后来我们曾经有过促膝夜谈。他和他的同事们，想方设法地钻宣传部的空子，趁宣传干部们在家里搓麻将的功夫，往报纸里偷偷“加点料”，报道些老百姓想看，而宣传部却又不准老百姓看到的事。第二天，当那些搓了一夜麻将的宣传干部一上班，便被他们的“领导”一通数落，说《新京报》又捅娄子了。于是宣传干部们又来找《新京报》的麻烦，轻则做内部通报批评，重则做“人事调整”，开掉几个编辑。有时宣传部的甚至派人来常驻报社，就好象传说中的军统特派员一般。
小时候，我一直认为宣传部就是干些出黑板报或者组织歌咏比赛一类的无聊勾当吃干饭，后来宝成之类的人认识多了，才晓得原来宣传部的，可比军统居还要厉害三分。那些宣传部的“文化特务”——说他们是特务一点都不过分——在挨了上司数落之后，压根也不会想到去埋怨上司，只会认为是类似陈宝成一类的记者们，在给他们使坏，害他们挨批评甚至影响他们评职称。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奴性吧。想要在这类报刊上做新闻，来实现自己的个人志向，在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里，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一个真正愿意将记者当作理想来对待的人，应该到《维权网》之类的刊物去。不过作为兄弟，我依然暗自祝福他，希望他能成为新闻界翘楚。因为每逢他说起钻宣传部空子的事时，痛苦之色流于言表，有声难发，有志难酬，他的眼神里似乎在期盼着一个新世界，我觉得他对自己工作的痛恨，甚于痛恨宣传部。
我很难主动地想起去联系他，在我映象中，他应当是生活安定，有漂亮的女朋友和为同龄人所羡慕的职业。至少应当衣食无忧吧，不必去忍饥挨饿，颠沛奔走。政治迫害的牢笼，应当离他很远，我甚至觉得他一生都将如此，有朝一日有了新闻自由，然后他去做新闻界的翘楚。
然而后来情势急转直下，有些命中的劫数，必在那路口等着考验你。他回老家平度去维权，最后演变成对警察动粗，然后抓走了。不少人对他此举颇有微词，我无意为自己的兄弟辩护，但那些指责过于吹毛求疵，无视事实的主体而拿一些鸡毛蒜皮来无限放大。在我们这个世道里，谈什么法律是苍白的，品质和勇气，才是衡量人与事的标准，反抗强权既是可贵的美德，又是英勇的行径。宝成没有伤害任何人，而选择自我牺牲，明知抵抗无效，却仍去做那无效的抵抗，然后以自己的被捕换取一个对关注支持此事的人们的交待，并以此方式了结此事。此乃一种本应引以为傲的英雄气度。也许人们有一千个理由指责他，说他不该拿刀去指着警察，但我却为他而自豪：我的兄弟走在我前面！
宝成是平度的骄傲，他自小便是平度县同龄人们效法的对象，他的功课成绩一直名列全县前茅。功课好虽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优秀，功课不好，更不能说明一个人不优秀。但它却也可以说明一个人具备足够的聪慧。宝成是个聪慧的人，而从长相上，却丝毫看不出。当你第一次眼见到他时，你也许会认为他是个憨直的农家子弟，而很难联想到他的聪慧与才具。诚然，憨直与聪慧虽不矛盾，而两者同时具于一身，却极少见。
我们生活的交集并不多，所打过的交道，都在三十岁之前，那时单纯而执着，所思虽失于粗陋，却又得于简洁。所为虽失于莽撞，却颇有说干就干，动如脱兔的境界。宝成身量高挑，五官粗大，说不上有多帅气，却生相可靠。我们曾经促膝夜谈，各自都以为早已将自己的命运看透，我曾试图动员他再向前迈一步，去做一个真正的异见分子。他迟疑了片刻，低头不语，抬头时又似乎燃起某种向往：“象你一样抛开一切去浪迹天涯，可是我……有女朋友，世俗的羁绊……要攒钱买房……”那天晚上我们都喝了些酒，一个为自己未来悲剧的命运陷入忧思，而另一个，则似乎惆怅与俗世之阻隔。但我坚信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一位执着的自由派，因为他比我更简单、真诚地相信：自由乃世态之必然。我觉得他甚至隐隐地在相信宣传部会自己变好，因为世道一点会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毫无疑问。
谁承想，世事浮沉，当年自以为漫步与监狱墙头的，如今仍在俗世踟蹰；而踟蹰不前的另一个，则逾墙而入。那个体制非但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本加厉地更加贪婪，他们掘祖宗坟，断子孙粮，对外不惜把邻国全都变成敌人，对内制造民族分裂，穷极一切手段来维系自己统治，并穷极一切手段地刮地皮。不过毋庸担忧，我们的人民正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察觉，但谁也不敢忽视这变化中所孕育的强大革命性力量，在时间的真理的催化下，自由的风潮必将席卷我们这数千年的古老东方，毫无疑问！
我最后一次见宝成，已经转眼六年，算起来，我们之间的谋面只有三次，最多不超过五次。可是每当提起陈宝成这个名字，那最后一面的光景，仿佛就在昨日。过起来度日如年，回头一看却光阴似箭。我不知道这六年来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六年前我满腔热忱，在暴风骤雨的生活中摔打，而如今，我竟然连做梦，都很少梦见女孩子了。我觉得自己衰老得象个小老头，可我却敢自豪地宣称：我的兄弟们还在！
我的兄弟张起，经历了四年炼狱之后，如今已是个钢筋铁骨的好男儿；我的兄弟张永攀，从一个落寞、迷惘的少年，如今已是一派才俊；我的兄弟王藏，一位优柔善感的诗人，今亦成为一名宽厚执着、才华横溢的异见作家。少不了，我的兄弟陈宝成，曾经的记者，今日之勇者。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愿望：十几年后，我要修成象我的老师杨天水那样，没看见一位异见界的年轻人，都由衷地为他们，也为自己高兴。要修成那样的境界非常困难，因为你要学会无条件地宽容他人身上的不足，然后无条件地欣赏他人身上的光耀，那是历经无数浮沉之后，仍旧保有一片浸彻整个魂魄的赤诚。
我与宝成最后一次相见时，把它想象成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准确地说是几年内的最后一次），只不过那时我想象的是自己去坐牢。那年我在全国各地串连了一圈，想要动员一些人，在“六.四”十八周年纪念时，到天安门广场上去开烛光派对，悼念亡灵。五月下旬我来到北京，藏身在北京最北端喇叭沟门一户农家。到了六月初，盘缠耗尽，开不起给主人家的食宿费，只好打点行装，搭了村里的大卡车到北京等待那个敏感日子到来。离我们计划中的集会还有几天，数着口袋里的钱一毛一毛地变少，白天，我在过街地道里避雨，见有流浪汉模样的人在地道里睡觉，心想：如果城管的白天都不来赶，那么晚上更加不会，夜里也许可以和他们一起在这里过夜。待到日头渐渐偏西，腹内咕咕作响，兜里的钱基本花在了公交车上。没有流浪汉们的毯子和编织袋，两个烧饼的热量，根本无法同穿堂风相抗衡。我在北京城有很多朋友，可以去投奔他们，当宝成的身影闪现过脑海时，那一瞬间意志仿佛不断地在敲打自己的颅骨，让我不要再试图去考验它。
于是我背上背囊向他走去。
我来到《新京报》社楼底下，找了个电话亭拨了他电话。他闻声立刻跑下楼来，感谢老天，下班时间早就过了，而他还在加班。远远地看见我，便挥手奔来，问我想吃什么。我知道是自己的狼狈相出卖了自己，而他的表情没有流露出丝毫不自然之色，也许在他心中，我永远都是这么一副形象。我问他吃饭没有，他说加班已吃过工作餐，天色渐黑，他犹豫了一会，然后拉着我穿过许多地下小道，找到个川菜馆：“这附近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只有这里可以让你吃上辣椒。”言语间似有愧疚之色，因为那个馆子的生意并不好，冷冷清清只有我们两个人，由此可以推测出其菜肴口味。他拿了菜单让我点，见我只要了份凉粉，便夺过去，给我要了好几个菜，足够四、五个人吃的。
那时我还太年轻，无力判断政治警察究竟会如何对待我那预谋中的集会计划。我没有对他说出自己的计划，只是一边吃一边百感交集：这也许是我们好几年内的最后一面，也是我好几年内最后一次吃这么丰盛的食物了。他浑然不知我在想什么，坐在一旁一直面带笑容地看着我吃，在他心中，我永远是这么一副痨症鬼和多愁善感的形象。他原本正在加班，听说我一个电话，便放下手里的活计前来，一直在一旁陪我吃完饭，也许耽误掉的活计，当晚他还得回去熬夜方可交差。在困窘之时，还能找到如此古道热肠的朋友，我觉得自己的道路没有选择错，人们所怜惜的不是一个叫欧阳小戎的人，而是一种道路，若非因为这道路，我就算摆下满汉全席，也未必能请到陈宝成赏光前来。吃完饭，他又面带微笑地为我张罗住处，劝我：“应当好好洗个澡！”开了个旅馆让我住下。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分手时挂在他脸上的笑容，仿佛蕴涵着一种淡淡的满足和幸福，接待并安顿我这无家可归的浪子，在他，是一桩美事，就象犹太谚语里说的那样：施比受更有福。
面对朋友的入狱，如今我已经很难再生出酸楚来，多愁善感的年纪过去了，我逐渐相信是命运在安排，无论是长者如朱虞夫、陈西，或者少者如张起。当秋雨夜来时思念我的兄弟陈宝成，我开始期盼着再见到他时的模样：一个刚强、坚定、执着的男子汉。我们民族赐予我们异见者的苦难和荣光，写在他未竞的志向和未来的半生之上，写在我们那从道德的废墟之中矗立起来，自由的国度之上。
我十分乐于以一名旧式的自由派自居，在我心中，自由不是一种降了格的社会理想，不是所谓“最不坏的”，也不是畅行无阻地做生意，更不是教化人的教条。我坚信自由精神之高贵，是我们这一物种内在的原始需求，而非外在的功利。那些可以用功利来衡量与分析的，仅仅是自由一丁点简单的外缘部分。如果让人们在富足而桎梏，与清贫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我坚信会有许多人愿意选择后者。因为富足若是建立在腐败与罪恶之上，那样的生活将毫无幸福可言，最重要的财富，乃是我们这一物种独有道德与情感。
我的兄弟陈宝成，已经很久没有见着他了，尽管我们曾经就在同一个城市。也许我们曾经从同一排银杏树下走过，甚至可能许下过相似的心愿。人世茫茫，当我们自认为已经走出迷惘的时候，其实都还一派天真，接下来，将会是更大的迷惘。
先前他在《新京报》当记者，这份报纸有时为人诟病，有时又略受期许。关于为何要在《新京报》一类的刊物任职，后来我们曾经有过促膝夜谈。他和他的同事们，想方设法地钻宣传部的空子，趁宣传干部们在家里搓麻将的功夫，往报纸里偷偷“加点料”，报道些老百姓想看，而宣传部却又不准老百姓看到的事。第二天，当那些搓了一夜麻将的宣传干部一上班，便被他们的“领导”一通数落，说《新京报》又捅娄子了。于是宣传干部们又来找《新京报》的麻烦，轻则做内部通报批评，重则做“人事调整”，开掉几个编辑。有时宣传部的甚至派人来常驻报社，就好象传说中的军统特派员一般。
小时候，我一直认为宣传部就是干些出黑板报或者组织歌咏比赛一类的无聊勾当吃干饭，后来宝成之类的人认识多了，才晓得原来宣传部的，可比军统居还要厉害三分。那些宣传部的“文化特务”——说他们是特务一点都不过分——在挨了上司数落之后，压根也不会想到去埋怨上司，只会认为是类似陈宝成一类的记者们，在给他们使坏，害他们挨批评甚至影响他们评职称。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奴性吧。想要在这类报刊上做新闻，来实现自己的个人志向，在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里，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一个真正愿意将记者当作理想来对待的人，应该到《维权网》之类的刊物去。不过作为兄弟，我依然暗自祝福他，希望他能成为新闻界翘楚。因为每逢他说起钻宣传部空子的事时，痛苦之色流于言表，有声难发，有志难酬，他的眼神里似乎在期盼着一个新世界，我觉得他对自己工作的痛恨，甚于痛恨宣传部。
我很难主动地想起去联系他，在我映象中，他应当是生活安定，有漂亮的女朋友和为同龄人所羡慕的职业。至少应当衣食无忧吧，不必去忍饥挨饿，颠沛奔走。政治迫害的牢笼，应当离他很远，我甚至觉得他一生都将如此，有朝一日有了新闻自由，然后他去做新闻界的翘楚。
然而后来情势急转直下，有些命中的劫数，必在那路口等着考验你。他回老家平度去维权，最后演变成对警察动粗，然后抓走了。不少人对他此举颇有微词，我无意为自己的兄弟辩护，但那些指责过于吹毛求疵，无视事实的主体而拿一些鸡毛蒜皮来无限放大。在我们这个世道里，谈什么法律是苍白的，品质和勇气，才是衡量人与事的标准，反抗强权既是可贵的美德，又是英勇的行径。宝成没有伤害任何人，而选择自我牺牲，明知抵抗无效，却仍去做那无效的抵抗，然后以自己的被捕换取一个对关注支持此事的人们的交待，并以此方式了结此事。此乃一种本应引以为傲的英雄气度。也许人们有一千个理由指责他，说他不该拿刀去指着警察，但我却为他而自豪：我的兄弟走在我前面！
宝成是平度的骄傲，他自小便是平度县同龄人们效法的对象，他的功课成绩一直名列全县前茅。功课好虽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优秀，功课不好，更不能说明一个人不优秀。但它却也可以说明一个人具备足够的聪慧。宝成是个聪慧的人，而从长相上，却丝毫看不出。当你第一次眼见到他时，你也许会认为他是个憨直的农家子弟，而很难联想到他的聪慧与才具。诚然，憨直与聪慧虽不矛盾，而两者同时具于一身，却极少见。
我们生活的交集并不多，所打过的交道，都在三十岁之前，那时单纯而执着，所思虽失于粗陋，却又得于简洁。所为虽失于莽撞，却颇有说干就干，动如脱兔的境界。宝成身量高挑，五官粗大，说不上有多帅气，却生相可靠。我们曾经促膝夜谈，各自都以为早已将自己的命运看透，我曾试图动员他再向前迈一步，去做一个真正的异见分子。他迟疑了片刻，低头不语，抬头时又似乎燃起某种向往：“象你一样抛开一切去浪迹天涯，可是我……有女朋友，世俗的羁绊……要攒钱买房……”那天晚上我们都喝了些酒，一个为自己未来悲剧的命运陷入忧思，而另一个，则似乎惆怅与俗世之阻隔。但我坚信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一位执着的自由派，因为他比我更简单、真诚地相信：自由乃世态之必然。我觉得他甚至隐隐地在相信宣传部会自己变好，因为世道一点会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毫无疑问。
谁承想，世事浮沉，当年自以为漫步与监狱墙头的，如今仍在俗世踟蹰；而踟蹰不前的另一个，则逾墙而入。那个体制非但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本加厉地更加贪婪，他们掘祖宗坟，断子孙粮，对外不惜把邻国全都变成敌人，对内制造民族分裂，穷极一切手段来维系自己统治，并穷极一切手段地刮地皮。不过毋庸担忧，我们的人民正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察觉，但谁也不敢忽视这变化中所孕育的强大革命性力量，在时间的真理的催化下，自由的风潮必将席卷我们这数千年的古老东方，毫无疑问！
我最后一次见宝成，已经转眼六年，算起来，我们之间的谋面只有三次，最多不超过五次。可是每当提起陈宝成这个名字，那最后一面的光景，仿佛就在昨日。过起来度日如年，回头一看却光阴似箭。我不知道这六年来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六年前我满腔热忱，在暴风骤雨的生活中摔打，而如今，我竟然连做梦，都很少梦见女孩子了。我觉得自己衰老得象个小老头，可我却敢自豪地宣称：我的兄弟们还在！
我的兄弟张起，经历了四年炼狱之后，如今已是个钢筋铁骨的好男儿；我的兄弟张永攀，从一个落寞、迷惘的少年，如今已是一派才俊；我的兄弟王藏，一位优柔善感的诗人，今亦成为一名宽厚执着、才华横溢的异见作家。少不了，我的兄弟陈宝成，曾经的记者，今日之勇者。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愿望：十几年后，我要修成象我的老师杨天水那样，没看见一位异见界的年轻人，都由衷地为他们，也为自己高兴。要修成那样的境界非常困难，因为你要学会无条件地宽容他人身上的不足，然后无条件地欣赏他人身上的光耀，那是历经无数浮沉之后，仍旧保有一片浸彻整个魂魄的赤诚。
我与宝成最后一次相见时，把它想象成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准确地说是几年内的最后一次），只不过那时我想象的是自己去坐牢。那年我在全国各地串连了一圈，想要动员一些人，在“六.四”十八周年纪念时，到天安门广场上去开烛光派对，悼念亡灵。五月下旬我来到北京，藏身在北京最北端喇叭沟门一户农家。到了六月初，盘缠耗尽，开不起给主人家的食宿费，只好打点行装，搭了村里的大卡车到北京等待那个敏感日子到来。离我们计划中的集会还有几天，数着口袋里的钱一毛一毛地变少，白天，我在过街地道里避雨，见有流浪汉模样的人在地道里睡觉，心想：如果城管的白天都不来赶，那么晚上更加不会，夜里也许可以和他们一起在这里过夜。待到日头渐渐偏西，腹内咕咕作响，兜里的钱基本花在了公交车上。没有流浪汉们的毯子和编织袋，两个烧饼的热量，根本无法同穿堂风相抗衡。我在北京城有很多朋友，可以去投奔他们，当宝成的身影闪现过脑海时，那一瞬间意志仿佛不断地在敲打自己的颅骨，让我不要再试图去考验它。
于是我背上背囊向他走去。
我来到《新京报》社楼底下，找了个电话亭拨了他电话。他闻声立刻跑下楼来，感谢老天，下班时间早就过了，而他还在加班。远远地看见我，便挥手奔来，问我想吃什么。我知道是自己的狼狈相出卖了自己，而他的表情没有流露出丝毫不自然之色，也许在他心中，我永远都是这么一副形象。我问他吃饭没有，他说加班已吃过工作餐，天色渐黑，他犹豫了一会，然后拉着我穿过许多地下小道，找到个川菜馆：“这附近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只有这里可以让你吃上辣椒。”言语间似有愧疚之色，因为那个馆子的生意并不好，冷冷清清只有我们两个人，由此可以推测出其菜肴口味。他拿了菜单让我点，见我只要了份凉粉，便夺过去，给我要了好几个菜，足够四、五个人吃的。
那时我还太年轻，无力判断政治警察究竟会如何对待我那预谋中的集会计划。我没有对他说出自己的计划，只是一边吃一边百感交集：这也许是我们好几年内的最后一面，也是我好几年内最后一次吃这么丰盛的食物了。他浑然不知我在想什么，坐在一旁一直面带笑容地看着我吃，在他心中，我永远是这么一副痨症鬼和多愁善感的形象。他原本正在加班，听说我一个电话，便放下手里的活计前来，一直在一旁陪我吃完饭，也许耽误掉的活计，当晚他还得回去熬夜方可交差。在困窘之时，还能找到如此古道热肠的朋友，我觉得自己的道路没有选择错，人们所怜惜的不是一个叫欧阳小戎的人，而是一种道路，若非因为这道路，我就算摆下满汉全席，也未必能请到陈宝成赏光前来。吃完饭，他又面带微笑地为我张罗住处，劝我：“应当好好洗个澡！”开了个旅馆让我住下。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分手时挂在他脸上的笑容，仿佛蕴涵着一种淡淡的满足和幸福，接待并安顿我这无家可归的浪子，在他，是一桩美事，就象犹太谚语里说的那样：施比受更有福。
面对朋友的入狱，如今我已经很难再生出酸楚来，多愁善感的年纪过去了，我逐渐相信是命运在安排，无论是长者如朱虞夫、陈西，或者少者如张起。当秋雨夜来时思念我的兄弟陈宝成，我开始期盼着再见到他时的模样：一个刚强、坚定、执着的男子汉。我们民族赐予我们异见者的苦难和荣光，写在他未竞的志向和未来的半生之上，写在我们那从道德的废墟之中矗立起来，自由的国度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