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一体，彼此相依。人类本是一家，文明是各民族彼此交融的结果。中国的近代史是由鸦片战争开始的，天朝的自大和封闭在西方的船坚炮利面前崩溃，自此，屈辱的情结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进步，自卑与自傲让国人难有面对世界的正常心态。鸦片战争的主角之一林则徐，虽然早在鸦片战争10年后的1850年11月22日病逝，但他的开放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他被史学界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以修身与伦理为特征的中华文明，使国人从西方首先看到的是表面的器物文明，“师夷之长以制夷”。例如，1885年11月21日，国人在上海格致书院首次看到电影；1888年11月7日，清政府正式建立北洋海军，但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与此同时，革命也在与改良赛跑。走向海外的孙中山，从信仰和制度的层面看到西方文明的本质，他早在1884年即受洗为基督徒。为了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第二年举行广州起义，兴中会会员、青天白日旗的设计者陆皓东被铺，1896年11月7日被杀，这位与孙中山一同受洗的基督徒，被孙中山誉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者之第一人”。1900年10月，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广州革命党人史如坚等也同时策划暗杀广东巡抚、署理总督德寿，不料行动失败，史如坚被捕，11月9日遭杀害。史坚如生前主张革命和基督教救国：“我是基督教徒，信仰上帝，全世界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因此我要为实现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工作。”1904年11月20日，反清组织“光复会”成立，其后牺牲的徐锡麟、秋瑾均为其成员。第二年11月26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孙中山在《民报》创刊词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国家衰败，慈禧不思己过，反而利用义和团盲目仇外，酿成“庚子事变”。八国联军1900年8月15日攻占北京后，11月6日组建军事法庭，斩杀曾主战的中国官员。一年后的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著名的《辛丑条约》，回来后大口吐血。两月后的1901年11月7日，身心交瘁的李鸿章去世，消息传来，慈禧流泪感叹：“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慈禧失去了支撑王朝的“裱糊匠”（李鸿章自嘲）。7年后的同月，1908年11月15日，在光绪帝前一天被砒霜神秘毒杀后，慈禧永远闭上了眼睛。又过了3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为了苟延残喘，11月3日，清政府匆忙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形式上被迫缩小了皇帝的权力，相对扩大了议会和总理的权力，但仍强调皇权至上，且对人民权利只字未提。这是中国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清政府覆灭前最后一部宪法性文件。
西方的崛起缘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但西方精神解放的两条道路渐行渐远——一条是信仰引领下的理性保持了应有的谦卑；另一条是无神论的泛滥，先导致绝对理性主义，进而走向非理性主义。欧陆绝对理性主义和唯意志论，不过重复了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原罪——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而1917年11月7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列宁领导下的“十月革命”，武力推翻宪政选举结果，实行专政，就是这种激进主义的体现。这一历史倒退的悲剧持续74年后，在1991年圣诞节这一天落幕，也许是上帝的意愿。早在1918年，列宁曾经的战友普列汉诺夫在临终前口述的《政治遗嘱》（1999年11月30日在俄罗斯《独立报》首次发表），早就预言了苏联的命运：“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但众所周知，坐在刺刀上是不舒服的，20世纪是伟大发现的世纪，启蒙和急剧人道化的世纪，将推翻并谴责布尔什维主义。……决定一个国家真正伟大的，不是它的国土辽阔，甚至不是它的历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还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1993年11月30日，俄罗斯正式废除使用苏联的国徽和国旗。但在当初，苏俄红色帝国的邪恶殃及世界，其激进思想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和急功近利的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十月革命”一年后，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此后，中共的许多重要活动均选择“十月革命”纪念日举行。例如，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杂志秘密发刊；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11月7日，中共不顾国难当头，趁机在江西瑞金成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担任主席；同日，其新华通讯社成立（从2000年开始，中共确定11月8日为大陆记者节）。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的中共党内民主派老人李普，2010年11月8日92岁去世后，前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说：“中国在没有新闻表达自由的情况下，一个六四事件，一个零八宪章，再有刘晓波被判重刑，加上对胡耀邦和赵紫阳，他完全是属于一个两头真，非常难得的一位老人。李普在中国就一个，朱厚泽（原中宣部部长）曾说过两头真后一个真更难得，早年凭着青春热情投身革命，那种追求还是比较容易的；到老年了，自己的地位、家庭、儿女，这些利益的牵扯，要真正表现出对专制的批判、对民主的追求，非常不容易，虽然他（李普）职务不是最高的，但他是最棒的。”
激进主义基于唯我独尊、非白即黑的教条思维，所以是把双刃剑，对内对外都没有包容和妥协。在苏共控制下，与李大钊共同筹建中共的陈独秀绝对想不到，建党仅仅8年后的1929年11月15日，曾连续五届担任总书记的他被中共开除。这一结果缘于他1927年7月中旬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成立中共党内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的反对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公开践行党内民主。此后至今，中共一系列党内“路线斗争”的无序与残酷，不过是其专制基因在党内的体现。陈独秀终生坚信“民主”，反对苏共的专政以及对中共的控制，被胡适誉为“终身的反对派”。1943年陈独秀去世时顶着中共扣的十大罪名，直到1984年，中宣部还发通知压制陈独秀研究成果的传播；2003年，取缔学者自发组织的“陈独秀研究学会”；2009年，禁止在大陆出版《陈独秀全传》（前“陈独秀研究学会”会长唐宝林著，社科文献出版社后于2013年7月出版）因此，中国社科院党史学者陈铁健认为：“对陈独秀的评价，尤其对其晚年的评价，是检验当代中国民主政治走向的一个关键的标志。”（另请参看：2012年1月《阳光时务》周刊第29期关于陈独秀的专栏，纪录片《反对者——陈独秀（1978——1942）》）
一个社会缺乏包容，就不可能安定，对于政治家更是如此。由于只想独霸天下，缺乏权力制衡的现代政治意识，彼此毫无信任和诚意，仅仅出于国际压力和作秀，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不得不就和平建国进行谈判。中共否定了“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中的承诺：“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1945年11月16日，重庆谈判破裂，大陆又陷入内战的血腥（巧合的是，50年后的1995年，联合国确定每年11月16日为国际宽容日）。1948年，面对国民党的颓势，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于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一直缺乏社会参与的独立力量，或依附权势，或退避江湖。例如，民国时期，在国共之外，作为第三种力量的民主党派难成鼎足，被国共双方争夺、利用或打压。1936年11月23日，发生“七君子事件”。因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7位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释放政治犯、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国民党当局在日本的压力下，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他们逮捕。经各界呼吁和营救，他们在第二年“七七事变”后被释放。此后他们的命运各有不同：李公朴在1946年7月与闻一多先后被当局暗杀；邹韬奋1944年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中共建政后，沈钧儒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首任最高法院院长；史良曾任司法部部长；沙千里曾任地方工业部部长等职；章乃器曾任首任粮食部部长等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头子”、“反共老手”；王造时因在1941年公开批评《苏日中立条约》损害中国利益，被中共批为反苏反斯大林；1949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被诬为“自比魏征，向党进攻”，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捕，1971年8月5日死在狱中。
当中共推翻国民党威权统治后，许多人难免将希望寄托于中共。出身进士、翰林的出版家张元济，是唯一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世纪老人，经中共再三相邀，北上参与全国政协会后，1949年11月26日，对他所执掌的商务印书馆同仁说：“现在有许多人对共产党不满意。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来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此时，商务印书馆已陷入困境。年底，83岁的张元济因操劳过度，在商务工会成立大会致辞时，因患脑血栓症突然倒地，留下了左半身不遂的后遗症。不久之后，百年中国的出版巨无霸、老牌的民间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不可抗拒地被以“公私合营”之名，最终被“国家”吞并。
与张元济相比，胡风用后半生见证了“几千年来的大变”不过是最黑暗的“换朝代”，体悟了对领袖、权力偶像的崇拜与幻灭，其深层根源是人的自我崇拜。中共刚举行完“登基”大典，1949年11月，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胡风，有感于7月1日中共建党纪念日3万人大会的场面，激动地写下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毛泽东/站到了主席台底正中间/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面底/中国地形正前面/他屹立着象一尊塑像……”这位鲁迅最忠诚的学生、自觉担当鲁迅精神与鲁迅思想的阐释者、宣传者、捍卫者，此时全然忘却了鲁迅先生清醒冷峻的目光，竟写下这种类似《圣经》描述上帝创世纪的文字，与其说是献给当权者，不如说表达了对乌托邦一厢情愿的梦呓。当权者的万世之梦，在中国第一个皇帝那里就破碎了，两千多年前的同月，公元前207年11月14日，刘邦率军攻入秦朝国都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
意气风发的胡风自恃“抗战八年一直跟着共产党走”，深信党始终相信自己。11月30日，正在创作《时间开始了》的胡风提笔给胡乔木写信，表示了入党的意愿，没有得到回信。下一次他见到胡乔木，胡只是说，这问题也可以考虑，但并不“奉劝”他这样做，从此再无下文。胡风做梦也想不到，他被党仅仅视为“同路人”，而不是自己人。他以为毛泽东将鲁迅与孔子并列为“现代中国圣人”，就真的喜欢鲁迅。胡风对此前党内外人士在屡次批评中对他的警告和提醒，毫无警觉，那张无形的网早已张开。仅仅过了5年，1954年，胡风因向中共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第二年被他歌颂过的毛泽东批为“反党反人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25年，并遭到全国范围的批判，此案牵涉2100人，其中隔离、监禁62人，成为中共建政后迫害知识分子的第一大案。1979年，胡风获释时，问儿子晓谷：“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机器？”
个人崇拜是上下共同促成的。“1981年11月14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提供一个情况：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竟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也好理解：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呼万岁，在专制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清官”情结是依附型人格的特征之一。例如，1587年11月13日，海瑞逝世。这个明代“清官”此后一直是国人的政治偶像。近四百年后的同月，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到的“退田”、“平冤狱”，同三年大饥荒后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认为《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的吴晗。第二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1966年夏，吴晗被关了起来。有一次，他戴牌子遭批斗，铜丝勒得脖子直流血。1969年3月18日，吴晗的妻子袁震被迫害致死，10月11日，吴晗也随之而去，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吴晗的命运早在他1946年成为中共的朋友后，就被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老师胡适所预料。那一年，吴晗拜访胡适，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吴晗后来提及此事时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当时，胡适得知吴晗的去向后，不由长叹：“吴晗可惜，走错路了。”1980年，吴晗的好友、“三家村”作者之一廖沫沙，在吴晗一张摄于1964年的照片上题写了一首诗：“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可怜一觉金陵梦，留得身前身后名。”
依附型人格支撑着专制等级结构的金字塔。就在吴晗被关牛棚遭迫害时，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万……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0月）这个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专制下的人格分裂，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理性不是为追求真理，而屈从于功利的算计。例如，1990年11月26日去世的哲学家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可是，中共建政后，冯友兰等人纷纷“弃旧迎新”，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陈寅恪写诗讽刺道：“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张君劢在香港《再生杂志》发表《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公开严厉责备冯友兰，将他比为五代的冯道：“心口不一，口言而身不行”，“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事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京城文人圈里流行甚多版本的“四大不要脸”榜单，但皆不脱冯友兰。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竟成为“梁效”班子的顾问之一。对冯友兰晚节的评述，最生动的是其妻于“四人帮”倒台后恨曰：“天快亮还尿床一泡！”在此之前，胡适便有言：“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1985年年底，冯友兰过生日，邀请梁漱溟参加，梁回信道：“因足下谄媚江青，拒参加寿宴。”有人分析冯友兰的多变，一是出于自保，一是出于不甘退居边缘。后来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也承认：“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民主虽然不能当饭吃，但没有民主也会饿肚子，中外历史上的大饥荒往往源于人祸而非天灾。毛泽东时代三年大饥荒中饿死的人，其中两千万人是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夏收前几个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1960年是否有“自然灾害”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饿死时，《人民日报》正在发布社论，鼓吹“以更高的速度持续跃进”，正在为全国“跃进浪潮日高夜涨”叫好，而毛泽东正在政治局会议上号召“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人祸》修订版，丁抒，[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但吹牛不能当饭吃。就在1959年11月10日，中共召开全国代食品会议，号召全国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尽管如此，毛泽东15日看了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后，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还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判断农村形势。他说，有三分之一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在大饥荒中，中共不顾百姓死活，不赈灾反而强征粮食。1961年11月10日，中共专门开会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指出：“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2010年11月22日去世的中国著名宪政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说：“宪法保障人权的规定，如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等，应视为全部法律秩序的基本价值或目标。”当国家政权不能保护人权，就丧失了道义与合法性，必然遭到反抗和唾弃。例如，1950年11月17日，西藏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开始亲政，成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之一。中共并未真正落实少数民族自治，2011年以来，藏人不断以自焚的极端方式表示抗议，仅在2012年11月，就有近30人自焚身亡，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2012年11月9日，青海省同仁县约3千至4千名大学和中学学生示威，呼喊“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平等公民权利”以及“保护西藏语言”等口号。
当大跃进导致大饥荒的初期，1958年12月6日，中共云南省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从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14％。1958年11月25日晚，云南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4个区、20个乡，发生“土匪暴乱”。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公安部队组织力量即时围歼。1965年11月11日是中共空军建军节纪念日，解放军空军第8师22大队李显斌驾驶1架伊尔-28轰炸机叛逃台湾。1983年11月14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8团2大队中队长王学成驾驶歼-5（米格-17）战斗机在台湾桃园机场迫降。1987年11月19日，解放军空军第49师中队长刘志远驾驶1架歼-6战斗机飞抵台湾清泉岗机场。
中国大陆前67公斤级拳击冠军、原国家拳击队队长、武警上尉袁青海，“八九民运”期间因随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六四”后受到迫害，1991年11月，他趁参加在澳大利亚举行第六届世界业余拳击锦标赛之际，向澳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2011年11月9日凌晨，吉林第16集团军装甲团4名战士携带95式自动步枪一支、子弹795发，逃离部队，后有3人被击毙，一人伤重被捕。有传言称，3名士兵家中房屋被政府强拆，一人姐姐被人强奸。中共军人闹事最轰动例子当属1994年 9月 20日，北京卫戍区中尉连长田明健，因不满乡下妻子怀第二胎被强行流产，丧子妻垂危，自己也受处分。一怒之下，在事发当日他从军械库偷了一支 AK47半自动步枪和六匣子弹，利用早晨出操，将正在训话的团政委等军官打死，劫持一辆过路吉普车，直奔天安门。与追剿的军警驳火，造成 24死多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伊朗外交官及其9岁儿子。
著名异议人士秦永敏等人在1998年公开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秦永敏被判刑12年，2010年11月29日刑满出狱后，他继续参与维权。2011年11月16日，一群警察在河南省高院门口，拉开横幅喊冤：“河南法院无法无天”、“枉法裁判，警察蒙冤”、“栽赃陷害，法院枉法”等。2011年11月20日，福建三网民案关注团获得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基金会颁发的“杰出民主人士奖”。福建三名网友因为替严晓玲母亲上网发帖，呼吁政府及社会关注严晓玲“遭轮奸致死”一案而于4月16日被判刑，来自全国各地和福州本地的支持者大约两千人在马尾法院门口表达支持。
著名艺术家艾未未从一个个体反抗者逐步成为连接集体抗争的公众人物，2011年11月初，在毫无依据和程序的情况下，官方以“偷漏税”为借口，要求他15天内补交税款和罚金1522万元。3万民众在短时间内迅速行动，截至11月13日晚，共借款869万元给艾未未，演变成一次大规模声讨专制的运动，共同创作了涉及国内外的大型集体行为艺术。
2012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香港居民对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比例创1997年回归以来的新高，但只有2.4%的80后香港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有评论认为，这和近年中央政府干预香港事务有关。《纽约时报》2012年11月1日发表题为《担心未来，中国专业人才离去创纪录》的报道说，中国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失去专业人士。2010年，共有50.8万名中国人离开中国，前往“经合组织”的34个发达成员国工作生活，这一数字比2000年增长了45%。2011年，有 8.7万中国人成为美国永久居民，超过前一年的7万人。
当权力凌驾法律，不受制约，任何人都成为权力的牺牲品。例如，毛泽东追随苏联加入东西方冷战，出兵朝鲜，赔了儿子又折兵，1950年11月25日，毛的长子毛岸英命丧朝鲜。24年后的同月，1974年11月29日，毛岸英死时跟随的前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被毛迫害致死，彭的“罪行”不过是批评毛的大跃进。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的朱守忠是中共党员，1958年在宁夏被打成右派，1969年11月，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被判处死刑。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的吴伟能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11月4日晚，在圆明园投水自杀。在吴伟能的尸体被发现时，池塘里还有三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老师。
1969年11月12日，中共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同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曾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中共第四号领导人的陶铸，在被迫害中含冤病逝。也就在这个月，毛泽东的打手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秘密处决了关押了30年的原中共“五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79岁的卢福坦，他1932年12月被捕叛变，并成国民党中统调查室的候补特务。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待了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1968年，台湾情报部门曝光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同时，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于是，卢福坦便引来杀身之祸（《党史纵横》2008年第10期）。
河北保定的著名企业家孙大午由于不懂“潜规则”，不肯“孝敬”官场，为此，18年间遭遇过“投毒、放火、毁机器、毒打、暗杀、绑架”，最终于2003年5月被捕，11月被以莫名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刑三年、缓刑四年执行，他的大午集团损失了100多万元。2008年11月13日，全球第一个有关中国劳改的纪念馆在华盛顿落成。2012年11月25日凌晨，山西临汾上访维权村民代表乔宝山在自己家中被开发商雇佣的黑社会残忍杀害。同月30日，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被判刑3年3个月，皆因用菜刀自卫时砍伤深夜闯入他家抓人打人的一伙人，由此引发国内外抨击。
1978年11月10日，中共召开长达 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准备会议决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向。这次会议抛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始。同月15日，官方为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16日，中共为511万多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但还是剩下96人未获平反，其中最著名的有6人：章伯钧（著名民主人士，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长等职）、罗隆基（著名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森林工业部部长）、储安平（著名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曾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光明日报》总编辑等职）、陈仁炳（著名民主人士、历史学家）、彭文应（著名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和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同月24日，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84年11月2日，当局宣布建国以来对“四类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但此后的事实证明，中共的“阶级斗争为纲”不过是由全面运动转为重点镇压。例如，为了阻止民间组织的发展，1984年11月17日，中共要求严格控制成立全国性组织。2003年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中国十大维权人物之一的刘正有，2009年11月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刑两年。为毒奶粉患儿维权的结石宝宝家长赵连海，2010年11月10日被北京法院重判2年6个月。
2012年11月19日，四川射洪县异议人士、商人李必丰，被当地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刑12年，并处罚金30万元。同一天，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郭大军在网上发表微博：“……五十多岁的妈妈（赵福梅）背着家乡的油饼、核桃来北京看我，查身份证后，由于曾经上访过，被认定再次上访，被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带回兰州，劳教一年并拒绝亲属探望。”《南方周末》11月22日发表了题为《“国家秘密”由谁定》的文章，揭露了上海市卫生局滥用权力，以“保守国家机密”为幌子，打压维权打假的医生陈晓兰。……中共一改过去否定人权的态度，1991年11月1日首次发布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但不过是文过饰非的招牌。例如，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011年11月11日发表题为《地狱的巷道》的报告，揭露了中国政府官员、警察是如何经常性地在北京和其它城市绑架老百姓，尤其是访民，并把他们关押起来。这些黑监狱一般设在国有的旅店、养老院和精神病院。
中共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所谓改革，一直未触动其现代迷信和专制的根基。1976年11月24日，中共在北京举行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毛的干尸崇拜延续至今，阴魂不散。尽管中共开明的前总书记胡耀邦，在1980年11月23日的讲话《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中指出：“多少年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搞个人崇拜，把个人封为神，认为谁谁说的做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确，不可能有错误。什么明察秋毫呀，洞悉一切呀，大救星呀，那是封建愚昧的表现，……危害之烈，莫此为甚。”但直至今天，党和国家的偶像崇拜不断被强化。
出于对人性幽暗的警惕，权力必须是分立而制衡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制度必然产生体制性的大面积持续腐败。例如，1998年11月4日，海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劳改局局长戚火贵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死刑。原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媒体称为“土地奶奶”的罗亚平，因1.45亿元贪腐，2011年11月9日被执行死刑。2010年9月10日，江西宜黄县凤冈镇发生拆迁自焚事件，3人被烧成重伤，其中1人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时任县委书记邱建国率队在机场拦截欲赴京接受采访的拆迁户家属，时任县长苏建国率人到医院抢夺死者尸体，事件经媒体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可是第二年11月29日，抚州市政府又任命邱建国为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重庆市2011年1月至11月依法查办职务犯罪948人。其中，涉及厅级干部9人，处级官员168人，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64人，贪污贿赂金额10万元以上的大案涉及481人，其中，100万元以上的85人。国家地震局2011年11月公布该局全年的财务预算使用情况，显示其“地震预报预测”的经费为270万元人民币，仅占全部预算的百分之一。
2011年11月初，河南省郑州市一座巨型女性雕塑引发关注，该雕像属于“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南广场”施工项目，项目总投资超过4亿元。杭州自由作家昝爱宗认为，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的做法是借慈善的名义，大量侵吞爱心捐款。旨在反贪腐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透明组织”，2011年11月2日发布最新行贿指数显示，在28个参与评比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分别排名第27、28。中国与俄罗斯垫底是因为这两个国家足迹遍及全球，贪污最严重的是公共工程合约与建设。
自由作为人类普世价值的核心，是以人的平等为基础的，其中言论自由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但专制强权总是制造文字狱。例如，1934年11月13日，著名报人、《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刺杀。他生前因捍卫言论自由与蒋介石发生冲突时，蒋曾威逼他说：“我有100万军队……”他回敬道：“我有100万读者……”史量才明确宣告“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他的办报宗旨“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至今仍然只是国人的梦想。中共以投机态度对待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邓小平文革后复出伊始，在同“凡是派”作斗争中，为了借助群众的力量。表示支持“西单民主墙”。1978年11月26日，他对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7日）当时各单位都传达了邓小平这个谈话，并组织学习。但当“西单民主墙”出现更开放的言论时，邓马上取缔。到了网络时代，2010年11月，北京网管办下令，要求各网络媒体从24日凌晨零点起，“严禁转载《第一财经周刊》的所有内容。”起因是该报发表了《保证书的世界》一文，详细揭露了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下属的网管办如何管制网络舆论。2010年11月，河南维权人士程建萍（网名王译）因在推特网站上发送一条讽刺性的推文，被判劳教一年。英国《星期日独立报》表示：“中国当局的压迫造就了世界上首位推特烈士。”
2010年，“维基揭秘”网站公布了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金钱外交，在朝鲜和伊朗之间促进武器交易，以及中国政治局领导人直接指挥了2009年针对谷歌公司的网络袭击事件等。11月29日，中宣部下达指令“不准报道有关维基揭秘的新闻”。《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网江苏视窗原总编辑陈杰人，2011年11月1日在新浪微博上称：“本人荣幸宣告：根据《人民日报》前天下达的通知，包括人民网在内的人民日报系今后不得再聘用本人，理由是我对政府批评过多，是美国‘线人’，党的喉舌不能聘用‘不合作者’。据此，我的人民网江苏视窗执行总编辑职务已终止。谢党隆恩。”《河南商报》记者王向前2011年11月在南阳市信访局采访时，被信访局工作人员拳打脚踢，入院接受治疗。网名为“星河舰队”的北京密云县人翟小兵，2012年11月5日在网上发布一则调侃恶搞十八大的段子：“死神来了6即将上映。大会堂突然倒塌，正在开会的2000多人只有7人幸免，事后却又一一离奇死亡。是上帝的游戏，还是死神的怒火，神秘数字18怎样开启地狱之门？11月8日全球院线震撼登场！”翟小兵11月7日被公安局刑事拘留，说他“涉嫌散布虚假恐怖信息”。同月20日，国际保护记者协会授予在中国狱中的藏族纪录电影制作人顿珠旺青国际新闻自由奖。顿珠旺青在2008年把他在西藏采访的录像辗转送到瑞士，制作成25分钟的影片《远离恐惧》，因此他在2009年被判刑6年。
中国较正常的舆论和文化环境仅存于港澳台地区。香港的阳光卫视2011年11月4日晚举行首届“华语纪录片奖”颁奖典礼，获奖作品有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王利波的《掩埋》、艾未未的《老妈蹄花》、艾晓明的《公民调查》、何杨的《赫索格的日子》等。
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科学的正常发展。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但此后的科学研究一直被各种政治运动干扰和左右，无法正常进行。文革期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革委会”曾应陈伯达等人的要求，组织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所谓唯心主义倾向的批判，并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企图发动一个新的反科学的批判运动。闻名世界的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1977年11月30日去世），在会上公开否定了那些批判文章的观点，严正指出：如果文章发表出去，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科学界的声誉。在他和其他科学家的共同抵制下，这个批判运动没能搞起来，避免了一场国际笑话。1987年11月3日，联合国向“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颁发科学奖。但许多人不知，袁隆平是因三年大饥荒而开始研究工作的。针对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袁隆平提出还应加一个“时”，因此被扣上“反毛主席”的罪名。文革中，他不但被批判，实验田和实验设备被毁，还被下放煤矿当工人两个月。只是出于粮食短缺的现实需要，他后来才被恢复研究工作。
教育是兴国强民的百年大计。1893年11月29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光绪帝创办了自强学堂，后为武汉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建校超过百年的高校。1939年11月4日逝世的百岁教育家、基督徒马相伯，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震旦学院首任校长，杰出教育家蔡元培，民国高官于右任、邵力子为其弟子。由其创办的震旦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马相伯逝世后，其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一代名联。1985年11月10日病逝的著名教育家、原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基督徒吴贻芳，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1945年6月26日，作为4名妇女代表之一，她参与签署了联合国成立宪章。她提出的“厚生”校训源于《圣经》。她反对学生参与激烈的政治活动，主张渐进式的社会变革。1940年代，她批评国民党政府，也担心中共。1949年10月6日，吴贻芳看望进京的张元济时，说起“共产党上级多能虚心采纳众论，唯下级未能配合。觉上级与初政有异，颇有异词”。1952年，随着院校整顿，金陵女子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并后的金陵大学等教会大学被撤销（原金陵女子大学校址现为南京师大）。
培养“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政治化和急功近利，都违背了立人的宗旨。例如，早在1951年11月30日，中共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加强对教育的党化垄断。1991年11月1日，一名刚刚获美国爱荷华大学太空物理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卢刚，自杀前，开枪射杀了3位教授、1位副校长和1位同样来自北京、同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山林华。当时，这一事件震动中美两国，也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教育弊端的讨论。可惜的是，中国教育界并没有因此而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变革。中国学生的心理状态和人格模式依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犯罪成风，中国国内大中学生的犯罪也在迅速增长。有人惊呼，青年人中冷漠、放纵、自私、自我中心成为精神时尚。2009年11月26日，女研究生杨元元自杀，死前留言：“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2011年11月19日，大陆左派人士司马南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进行了一场演讲。学生们在现场交流互动时，提出了几个很犀利的问题。其中，一位男生质疑司马南说：“你号称‘中共代表人民的利益’。但为什么，作为人民的一员，我们要被当局强制灌输某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呢？”另一位男生说：“我们从小就在政治课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脑，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理应有权利接受不同的理念，并从中选择自己的政治理念。我们要自己选择某种政治理念，作为在这个世界对政治的看法。你是否认为，执政当局安排的政治洗脑课，是对我们个人政治认识的侵犯？”每一位学生发言过后，现场都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学生们的踊跃提问，却经常遭到司马南的呵斥与威胁。
2011年11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题为《剑桥校园选举风波》的文章，曝光英国剑桥大学最大的华人社团“中国学者学生联谊会”（简称学联）近几个月爆出的选举丑闻。当年7月，上届（27）届学联主席常非凡用欺骗手法获得所谓学联执行委员会的支持，未经选举就宣布自己连任新一届学联主席，遭到剑桥大学800多名华人学生中很多人的反对。随后剑桥大学罕有地出面仲裁，并从大学社团中注销了拥有27年历史的剑桥最大的华人社团：剑桥学联。事件引来各界的热议，有大陆网友感慨：“中共式民主已入侵剑桥校园。”中共使馆把剑桥大学当成其重要机构，每任大使都要到剑桥来具体布置工作。事实上，很多海外大学的学生会受到中共大使馆的控制，有些学生主席甚至成了中共特务。
在专制社会，没有高质量的教育，师生的尊严甚至生命也没有保障。例如，2010年11月15日，上海余姚路胶州路一栋高层公寓发生特大火灾，公寓内住着不少退休教师，官方报道，火灾造成58人死亡，71人受伤。2011年11月1日，数十名长江大学教授和研究生先后到湖北荆州市的区、市两级政府门前下跪请愿，要求取缔一家大学校园附近污染严重的小钢厂。同月16日上午9点40分左右，甘肃正宁县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校车与一辆运煤车相撞，21人死亡，其中19名幼童，震动全国。由此引发当局下令为学生配备校车。25日，甘肃车祸的儿童尸骨未寒，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项目交接仪式在马总理府举行，遭到网民的讽刺和抨击。同月11日，广东省性学会发布《广东省中学生性健康教育研究报告》说，广东每年有180万中学生遭强奸。同月18日，湖南省娄底卫校新校区1号学生公寓楼下发现16岁女生李放“意外死亡”，有网帖指出，娄底卫校常以2500元逼女生对官员进行性贿赂，少女坠楼与此有关。为了拉关系，学校要她去，于是李放跳楼自杀。2012年11月16日，贵州毕节市发生5名留守儿童在垃圾箱里取暖导致煤气中毒身亡的事件，引发强烈反响。
专制政权需要树立所谓“先进”、“模范”，为奴隶和奴才树立标准和榜样，并通过垄断“褒奖”，美化其统治“合法性”。事实证明，许多官方典型只不过是虚假的政治偶像。例如，1970年11月15日去世的“铁人”王进喜，是“工业学大庆”的核心人物、著名石油工人劳模。他刚到大庆油田时，那里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是两位技术员在发生井喷时，跳下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的第一口油井。但石油部部长康世恩认为不能树立“臭老九”当典型，于是王进喜才被推荐上来，成为这一事迹的主角（王进喜搅拌泥浆的纪录片镜头不过是事后摆拍，如同雷锋的许多照片。稍有头脑的人即可判断，当时不可能恰好有一架摄影机等在那里）。在报道中，王进喜带领工人点篝火学马列，真相是当时油田只给菜窝窝团，工人们吃不饱怨气很大，领导们就强迫他们学马列。1939年11月12日去世的胸外科医师诺尔曼•白求恩，是官方树立的国际主义典型，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将他誉为完人。随着加拿大白求恩专家、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与夫人合作调查撰写的《凤凰传奇：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出版（加拿大加麦吉尔—皇后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人们才了解到，白求恩来华皆因他在西班牙战争中沉溺女色、酗酒、坏脾气被逐回国，而加拿大共产党为该国非法组织，于是，受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白求恩来华寻找出路……
童年的纯真，少年的叛逆，青年的狂妄，中年的世故，老年的虚无。——象征着始自亚当夏娃的人类精神的堕落轨迹：古典时代对神的敬畏，启蒙时代对神的叛逆，近代理性的傲慢，现代非理性主义意志论的逍遥，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虚无。这也是中国人的写照：春秋之前唯神为大，皇权时代人神分离，五四启蒙唯人独大，毛个人崇拜酿灾难，邓时代跛脚改革功利化，后邓时代犬儒遍地。所以有人说：“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
当人与神分离，就陷入对外在或内在偶像的崇拜迷信，诸如图腾、领袖、国家、主义、理性、自我、权钱等。2000年11月13日，官方成立所谓“中国反邪教协会”，在中共这个世界最大的邪教组织领导下从事“反邪教”，真是可笑可耻。中共恰恰符合邪教的所有主要特征——“中国”刑法第三百条中关于“邪教组织”的特征有：“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法国专家们发现，邪教专有特征之一是（以下括弧内文字为笔者所加）：邪教的“精神领袖”至高无上，是一切信徒所必须永远服从的。这个“精神领袖”往往在世，也是邪教的创立者。关键在于其“精神领袖”都一致地自称掌握着宇宙最终真理，他能够解释一切现象，且“法力无边”（如中共对马克思、毛泽东及其政党的神化）。他控制着信徒的所有行动，而他自己则可以不受教规的限制（如毛泽东）。法国情报总署指出邪教的10个主要特征是：对其信徒实行精神控制（中共用意识形态控制国民思想和文化教育）；通过信徒大肆敛财（中共权贵集团利用特权“合法”地掠夺财富）；脱离正常社会生活（中共专制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侵犯个人身体（中共各种政治运动规模性迫害民众，通过国保等秘密警察及特务组织和操控法律侵犯人权；党内双规等“家法”侵犯党员人权）；吸收儿童入会（通过少先队等中共附属组织控制儿童）；反社会性质，只有加入“教会”才能净化灵魂（中共美化党员，强调与非党员的区别）；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中共不断制造各种运动并侵犯人权），不断引起司法纠纷（中共以“党”代法，没有司法独立），经常性地转移资金（中共权贵向海外转移贪腐资金），试图渗入公共权力机构，以求扩大影响（中共全面控制公共机构）。美国学者兰德尔•彼特沃克指出宗教与迷信的区别：“纳粹主义和马列主义都类似于国家宗教，一种世俗与神圣的混合物。它们不只对党内成员，还对所有人提出要求。……在基督教教义中，一切都服从上帝的意志。就极权主义而言，一切都服从于人类意志（也就是说，一切都是政治的）。”（《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美]兰德尔•彼特沃克，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6月）
偶像崇拜使人类及其事业失去了上帝的引领，失去了超越性的神圣意义和准则，人与人也因此失去了彼此合一的纽带。上帝律法的十诫第一条告诫我们：“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彷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圣经》出埃及记20：3～6）由此揭示出，中国人延续至今的灾难最终根源在于悖逆神。
神州多难，但上帝一直没有放弃这块土地。例如，1986年11月8日，世界圣经公会与中国基督徒社会服务组织“爱德基金会”合作的南京爱德印刷厂奠基建设，成为世界三大《圣经》印刷基地之一。至2012年7月，该厂已印刷《圣经》超亿本（除六千多万本中文《圣经》外，还为70个国家和地区印刷了90多种语言版本的《圣经》四千万本）。1998年11月26日，中国北方4个家庭教会的十几位同工，共同发表《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及《中国家庭教会对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态度》两份文件，这是中国家庭教会最早出现的信仰告白，是中国家庭教会渴望与政府对话的肇端。
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的权柄不过是上帝在地球的代理。人类普世价值及常识源自神的律法，具有神圣性，不可悖逆。人类的历史不过是在上帝之下被造、堕落、拯救的历史。人的理性是个人的、有限的、相对的，不存在所谓公共理性。人的理性只有统一于上帝，回归对上帝的信仰，才是真正的启蒙，才有真正的自我和理性，才能得到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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