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规习随
官方“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压倒政改。针对媒体不同传播面：严控电视、报纸；次控期刊，再控书籍。
本人一册《中国当代文学经济生态》，不涉及任何政治，所有材料均来自大陆报刊，只因涉及“1949年以后”，出版社送审新闻出版总署，一年半还没审下来。
中共政治似乎高深莫测，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实则一望可知。习近平南巡讲话为“新政”定调，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是坚持经改，不走“换旗易帜的邪路”是不准备大幅度政改；继续“打左灯向右行”，准备再滑行十年。
知识界仍处半封闭
大陆士林约50%不知海外动态，政工人员有的甚至不知维园大会；估计75%网民不知或不会“翻墙”，国人大多仍处於“浅思想”，被媒体牵着走，即西方新闻界所称“魔弹时期”——二战以前，西方社会舆论完全被媒体主导，媒体提供任何导向性资讯，舆论跟着一边倒，媒体对公众有“魔弹”之效。
长期高压，大陆知识界习惯“绕着说”、“隔着说”。不少知识份子避谈民主自由，还认为聪明、识时务。有的学者（尤其马列专业）认为“三权分立闹哄哄，有什么好！”
甚至认为当前政治已经很好，毋须任何改革，就这样万万岁！好像老百姓吃饱穿暖就行了，已经“党的光辉照你身”，不要民主自由了。其实，吃饱穿暖，有了“经济基础”，民主自由方面的需求会更强烈，对上层建筑的“配套”会更感紧迫。
高知幕僚
三年前与江泽民幕僚餐聚，这位幕僚告知江总曾嘱其研究欧美各国如何搞民主，他遍阅资料，五年后回覆江总：“现阶段在中国搞民主，尚属‘半夜鸡叫’。”即中国还不到搞民主的时候，应该先让农民进城，等到农民提高素质，然后再……全国现有62%农民，他们懂什么政治与国家大事？
都票选起来，教授与农民权力相等，怎么行？
幕僚还说：“中国许多事可做不可说.”似已不再理直气壮，敢做不敢说了，意识到必须出点格才能办点事。仅此一语，就抖露出何以需要“打左灯向右行”。毕竟“向右行”，标标准准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说不得呀！只能“不争论”。
中共高层认为左派右派都是一派，右派帮了左派的忙。中央说阶级斗争不能讲，没有了，左派指着刘晓波：“怎么样？阶级斗争熄灭了吗？”
左右两派都不行，就是一个派，互为依存；从这一意义上，就是枪毙刘晓波也没什么.这位幕僚说再过两三代没人再提六四了。《李鹏六四日记》是李鹏所写，告诫全党又到了六四前夕的状况，必须密切注意、防微杜渐，勿使事态再次坐大，防止第二个六四！六四之事本有回转余地，都是那帮学生领袖出去后明确反共，这难道还能不镇压吗？一位五旬红二代：“你叫没在现场，没看到那副惨相，只要看到了，反共是一种本能呵！”
高知幕僚愕然。
民主自由已成共识
自由根植人类本性，除了既得利益阶层，大多数国人从内心倾向民主，这一基本面实为真正的社会进步。4月15日，官方《人民论坛》开放式民调“信心（对中共）、信念（对社会主义道路）、信仰（对共产主义）”，不到六小时关闭，删除相关微博，因75～80%投反票，趋势还在上升。
新左派（如汪晖、甘阳）影响甚小，听众甚少，拉不到什么青年了。毛派声音大，但讲不出什么道理，拿不出什么有力论据。毛派并不真正关注底层，只是借底层表达自己一派的述求，只能在情绪方面影响底层，他们的逻辑与现代价值观脱节甚大。
人文知识份子状况
人文知识份子因自由受限，且清楚历史与现实真相，加上多少还能出点声，成为“最不满群体”、“麻烦制造者”。政府通过课题“联络”知识份子，“合作”利益巨大，这一非强制性诱导成为官家与知识份子的新型关系.大陆知识界心存余悸，出於历史惯性，对政治仍有畏避心理。最典型的自慰语：“说那些玩艺儿干啥？说了也没用！”日前与本校教授餐聚，本人一张口批评校长、评点中共，他们脸色张惶，要我只拉家常，莫谈国是。沪上一位资深文评家：“我不敢评点共产党，但还敢评点余秋雨！”
一位六旬女士撰文《炎黄春秋》：不怕死的中国人也不少见，重要的是有各种理论，消解你说真话的愿望和信念……在政治运动中撒的谎，往往是受到党国利益的驱动，自己也可以原谅自己，诸如顾全大局……说了弥天大谎，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不必受良心谴责……中国不讲诚信是群体道德的缺失，是在“正义”掩盖下的非正义行为，这是制度的塑造，并不完全是个人的责任。①知识份子在渐渐说真话。
武大前校长刘道玉：“20年搞的是‘假义务教育’，误导民众……1985年制订《义务教育法》，2006年才宣佈免除农村学生学杂费，2007年免除城市学生学杂费.之前所谓义务教育，是学生家长买单，政府落得义务教育的好名声的假义务教育。”②《炎黄春秋》、《同舟共进》等刊的声音越来越响，《炎黄春秋》发行量逼近二十万.本人“脱恐”过程
本人“脱恐”过程或有一定典型性。2005初首次访港，蔡姐（蔡咏梅）
见我一脸惊惶，第一句话：“不要怕！”
投稿《开放》前，思想斗争激烈，一想到公开“反动”，自幼积淀的恐怖从心底升起，掂量半天，只敢用笔名。
最初，拙妻还审读每一篇发港文章。
后渐领悟在为民主“试水”，总得有人一个个站出来吧？2008年，有关部门从作协查找出笔名“出处”，破罐破摔亮用本名。中共似有进步，“围而不打”（一同事语），多少给点自由度，包括这次能带学生出来。
2007年，我校人文学院副院长奉命对我进行劝诫，也难为他了，撮要摘录：你要尽知识份子的良知，尽有识之士的责任，不在《开放》上发文章就不行了吗？实现愿望难道只有靠硬拼？历史会因您喊了两句口号而加速，因您写了几个字就改变方向！癡人说梦！您太高估自己了。您的历史观太偏颇了，价值观太幼稚了。有大志大慧的人应顺应历史惯性而最终掌握历史、改变历史。
你要做一个有思想的学者，要用您的研究与思想影响国家决策者，做系统研究、搞出一个政治思想学派，成为知识份子研究大家，这是你应努力的方向。不要对具体事说三道四，更不要做对政治敏感区碰撞的小喽啰，这非但不是高级学者，而且极易被另一种政治力量运用的棋子，这样下去，迟早是悲剧，而且是会被历史遗忘的牺牲品。这一点你难道不清楚？凭你老裴的智力、学识，做一个大学者并非不可能，做一位能影响决策者的有建树的学者也并非不可能。
做思想的将帅，莫做炮灰，小心粉身碎骨！
去年，一老友（教授）私问：“在香港发这样的文章，老婆担不担心？”
两周前，京上一位七旬老友特来沪面诫：“写这种文章有啥用？不要无谓牺牲。”恐惧使大陆知识份子习惯性“弃权”，并视为“政治上成熟”。
一位研究生之父（处级党员）告诫其女：“跟裴老师主要学知识.”
士林希望平稳过渡
知识界对政改较悲观，认为官方挂幌政改，并不真想付诸行动。民谚：“五年看改，十年看埋。”革命有可能跑赢改良。王歧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高层也担心法国大革命重演。也有体制内人士认为政改无望，寄望于尚在欧美的留学青年，要等这一代青年成长为领导人，才能完成政改。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想突变，因为突变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但唯有突破才能避免突变。如果在有些问题上不突破，代价将不可估计。……许多重点领域的改革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没有风险的重大改革几乎不复存在。③如不政改，权力不受制约，权力还会继续恶性扩张，侵犯其他社会集团权利，此为基本发展趋势。权力越来越值钱，腐败也就越来越严重。大型国企据说还有40万亿可捞。
民主宪政的稳定性、优越性十分明显.目前尚未出现比民主宪政更优越的政制。2013年GDP预计数值：美国15.8万亿美元，中国8.3万亿，日本5.3万亿，德国3.4万亿.美国的先进性仍不可动摇.农民工阶层
2.6亿农民工进城，六千万农民永远失去土地，难以回乡了，但又难以融入城市，房价太高，薪增有限。
一旦经济减速，失业增加，农民工将成为非常不稳定群体.前途不明、剥夺感强烈，尽管没有知识份子前去“结合”，农民工提不出明确政治要求，但人类天性使他们不甘於阶层固化，必然要求“公平”，要求有上升空间，希望有机会进入“上流社会”。
一项跟踪十年的调查：改革获益较少的底层民众，对政府满意度反而高於官员、商人及知识份子，而后者从改革中的获益则明显高得多。④表明底层民众受文化限制，仍处於“容易管理”的愚众状态，仍需知识份子代言。
各阶层共同不满
一、不满贪污腐败，贪官污吏一茬茬。铁道部长刘志军房产 374套，赃款总值超过8亿；各路贪官携1500亿连人带钱安全出境，监管机制也太弱了。这次来港上浦东机场，出租司机说他为官员开专车油水很足，一次三天跑26家基建工地（申请世博期间不停工），每家给一只信封（500元）、两包软中华（合140元），三天净扒近1.7万，但他仍骂此为“集体腐败”。
二、不满假话空话。江核心说中共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有违常识，没有利益的政党还需要存在吗？
三、不满两极分化，基尼系数0.5%以上。
三种不满也是官场共识，社会弥漫仇官情绪，研究者估计贪官污吏比例达80%.被赵紫阳不幸言中：“人人下水，个个沾光。”
知识份子还有一项不满：不能批评党和政府。新版“两个凡是”——凡是党的东西必须拥护，凡是党的错误必须维护.得自觉为“伟光正”守讳，为党的错误寻找客观理由。“被代表”、“被思想”的感觉很不爽，无法忍受。
既然是公仆，为什么不许“主人”批评？
青年左偏底色
一、中共对青年持续扩招，党票大打折，多数学生入党“为稻粱谋”。
二、福柯：“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官方洗脑政策绩效显着。一些青年受《环球时报》等左媒影响，对历史对现实歪着看。一名男硕（27岁）：“裴老师，你对政府为什么不能宽容一点？”“我们的常委制比美国好——内部畅所欲言，对外团结一致。”今年初，此生叛出师门，另换导师。
三、根本不瞭解宗教，一说就跳，体现实质差距。
四、多数青年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对政治没什么兴趣。
我的学生很难理解我对历史对政治的这份关注。
青年不可能不被动继承历史，从历史资讯到价值体系、逻辑建构，他们不可能不继承现实。他们对历史对现实掌握甚少，大多也回避政治，但向往自由，成为沉默的中间层。电子化亦使青年不可能不接触“非马”，自由化已无法逆转.历史大曲线
从五四青年革命到今天中老年的“告别革命”，百年国史走了大弯折。
迎回孔子具有标志性意义：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天安门前重树孔像，对孔子一弃一迎，标志着国家运行方向与历史理性之间的背离与回归.寰内知识界也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全面落后，清晰看到中西方的实质差异。
激进五四“文学革命”，以浪漫文学主导社会公众生活，催化革命，如今中老年则发出“告别革命”，且成为舆论主导面。因为当代士林看到革命易使社会脱轨，引发暴力。在对革命的这条认识曲线中，中共两头受益：既靠第一波青年革命暴力夺政，也靠第二波“告别革命”的非暴力持续维稳。面对巨大价值悖反，中共还想维持两头的合法性，可乎？
最佳前途——中共自行“拆违”
赤说已被证谬。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红色改造方案，乃是为人类重新立法，重新安排社会秩序。国际共运的惨烈实践证明：红色方案至少违背“观俗立法”的法学原则，不合人性，红色大厦插建在乌托邦的沙滩上，且以剥夺人权为价值基地。实践证明：只有符合人性的东西，才可能得到后人继承。
1986年5月10日，邓小平对加拿大总理玛律罗尼说：21世纪中叶中国人均GDP将达到四千美元。2012年，大陆人均GDP已达五千美元，资本主义这位“勤快的小伙子”（马克思语）
提前四十年完成“总设计师”的任务。
“西风”以实绩证明优越性，再想用西风的经济绩效（向右行）证明东风（打左灯）的正确，彆扭呵！
经济全盘西化，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意识形态仍以“东风”费力解释“西化”，处处彆扭，时时尴尬。因此，意识形态必须拆除违章建筑.可中共仍将自由民主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好像无产阶级不需要自由只需要纪律似的？！再如丑化个人权利，颠倒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无视人性人权乃社会一切理性的价值归宿。法律、规则本保护个权、服务人类，赤说却将个人欲望论证成罪恶渊薮，颠倒革命与人类的关系，好像人类生来就该为革命服务，而非革命应为更好满足人类的欲望服务。
修正赤说、严正批毛、重评反右、彻揭文革、解决六四等，都是必须完成的“历史功课”。这场政改，中共握有顶层设计的地利，“颜色革命”代价最小阵痛最低。事实上，对中共亦最有利，顺道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
必须转型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周瑞金，撰文抱怨政府行政效率太低。发达国家政府自身开支一般佔财政总支出6%，中国约30%.公共服务领域开支，现代政府一般50～70%，中国仅约 20%.⑤这组数据表明不政改，不动大手术，无法解决政府如何“用好钱”。
社会转型要件之一：政治观念转型。顶层设计须以政治局认识转型为基础，即认识到中央逐渐放权，国民才可能逐渐拥权，国家权益必须落实於国民个体.国民只有明确自己的权利，才可能真正理解国家权益。个体茁壮才是国家强大的地基。强调中央集权还是公民个权，乃封建专制与现代民主的实质分界线。
京士预测，如果大陆经济不如前十年顺畅，高层分歧会更大，路线斗争会更激烈，摆平也更不易。解决冲突的规则也更加重要。没有公平的政治规则，各阶层都有被剥夺感。高层也担心随时会被罢黜。薄熙来事件实质还是最高权力交接时的“路线斗争”
（温家宝语）
有人预测，就算各种危机都应付过去，经济增速在未来10～20年必然下降，财政好日子将过去。那时，国有资产瓜分差不多了，油水越来越少，麻烦越来越多。失业增加，财政危机，穷人要福利，富人抗税，内外危机增积.官僚阶层不会停止追求剩余的最大利益，不会不顾及自身财产和生命安全，他们日渐形成共识——在权力控制下向宪政过渡。官员也在期待转型。
仍须知识份子“领先”
民主宪政仍只能依靠知识份子推进，既要启蒙民众，更要给中共上课.长期生活在专制环境中，全体国人（包括政治局）无从感知民主、无以理解自由，认识不到民主自由的必要性与优越所在。
走在前面当然会有危险，知识份子得有进提篮桥的准备。谚云：“领先三年是先进，领先三十年成先烈。”
幸好中国（包括中共）在进步，知识份子如今一般只“领先”三至十年，压力也相应减弱。大陆士林要求很低。
只要还能说点话，就感觉社会在进步，作为个人，如倒在“黎明前”，也能说是一种价值选择。我对好心规劝的校副书记说：“大不了进提篮桥，到里面去教书，估计那里不会埋没我的专长.”
访港感受
中大《二十一世纪》对大陆中青年学子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位六旬教授说《二十一世纪》的品质绝不低於《中国社会科学》。大型时政港刊《领导者》也在大陆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香港各路民主人士都在为国家转型默默积攒量变。
数次访港突出感受之一：港民大多并未认识到生活在幸福的自由之中，也没有“拉一把大陆兄弟”的国民意识.其实，这倒应该进入香港的“国民教育”。
①刘志琴：＜请理解老一代─怀念李慎之＞，载《炎黄春秋》2008年6月号，页25~26.
②刘道玉：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2期，页7.
③俞可平：＜推进改革需要自信＞，载《同舟共进》（广州）2013年第3期，页4.
④同上
⑤周瑞金：＜转型期改革的关键在哪里？＞，载《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页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