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底目的是一，手段是多，本質是常，形態是變。
——殷海光
一
中央紅軍從江西逃到陝北時處境困窘，惡名在外，他們西竄途中一路上靠打土豪爲生，凡經他們騷擾過的地區，可想而知，民衆都不會對紅軍留有多麽好的印象。但經過八年抗戰的洗禮，這一股亂暴勢力的面貌大爲改善，昔日的共匪已化身抗日功臣，再加上有國民黨的種種弊政墊底作襯托，其民主鬥士的姿態尤受某些“進步”人士的青睞。不過在那個年代，對共產黨持懷疑或否定態度者同時也大有人在，年輕的殷海光便是其中持論最激烈特尖銳的一個。重慶談判後，國共兩黨武力對抗的趨勢日益加劇，内戰一觸即發，殷海光先是發表長文《光明前之黑暗》，向國人發出警告，提出了急需嚴密注視的“共產黨問題”。他繼而又撰寫一題爲《中國共產黨之觀察》的小冊子，深入剖析了中共反國家、反社會和反民族的本質，“一、多、常、變”這四點便是他在該書引言中對中共集團擊中要害的概括。中共革命的最終目的是武裝奪取政權，為達此目的，他們向來不擇手段。其形態上的隨時應變，左右逢源，正是為達此目的而惑亂視聽的幸存伎倆。殷海光稱此一迷惑人心的應變為中共的“詭變性”，即一種權變詭詐的特性，“亦政黨亦土匪，亦和平亦暴動的多形性的東西”。他進而指出，這股善於詭變的勢力“内在地產生於中國底貧困、混亂和落後”，再加上“中國政治底腐敗，政府底低能，又受共產國際底培養與指使，軍事上的時戰時停”等外在因素之影響，遂使其屢受打擊而不致覆滅，反得以持續發展，日益壯大起來。1 以下便就紅軍逃至陝北發展壯大的過程，詳述毛澤東及其中共集團如何利用抗戰資源，如何投機國難，一步步權變詭詐，多次鑽了時勢激蕩的空子，終至於修煉成精。
如上所述，毛澤東帶領中央紅軍主力半夜北上的唯一目標是打通蘇聯，張國燾和朱德所領的左路軍此刻已被遠遠撇到身後，毛在軍事決策上再次行使其獨當一面的職權。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以《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和結論》爲題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特別強調說，“目前應經過遊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過去中央曾反對這個方針，（因為）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應該在陝甘川創造蘇區。但現在不同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所以應該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經過遊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不對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們不是獨立的共黨，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 他說只要打通蘇聯，就有可能保存這幾百名幹部和幾千名戰士，等紅軍擁有了蘇聯送來的飛機大炮，打倒蔣介石，奪取政權便大有希望。2 從毛澤東這段講話可看出，他既無意帶領紅軍承擔重大的抗日使命，也尚未料想到紅軍可在陝北的某根據地暫時落腳。那時候這支紅軍殘部人困馬乏，補給不足，其不堪一擊的頹勢比當年秋收暴動敗退南逃時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能否幸存下去，乃是他們眼前最現實的問題，可以說逃到哪裏最安全可行，他們就決定往哪裏流竄。所以北上蘇蒙邊界便被議決為保存紅軍和中共骨幹的唯一選擇。毛在講話中之所以特別闡明要向蘇聯求援的充分理由，顯然是因爲李德和幾個國際派在座，他們通常都很關注蘇聯的利益，唯恐紅軍的冒險行動拖累得蘇聯與日本或國民黨政府發生衝突。也正是出於這一擔憂，李德在其回憶錄中一再抱怨毛澤東此發瘋的念頭。此外，要帶領這支紅軍殘部打到中蘇邊界，也並非毛澤東會議上所說的那麽簡單。經河西走廊進入新疆的長途跋涉，對疲憊的紅軍來説，顯然毫無可能。即使選擇經甘肅、寧夏，直趨綏遠定遠營這條較近的路徑，其間的險阻也遠非地理知識有限的毛澤東所能想象。就在紅軍盲目北上，尚不明確怎樣走才能打通蘇聯的途中，部隊在哈達鋪進行整編，休息了數日。他們從一張偶然獲取的《大公報》上得知陝北有一小塊蘇區，是劉志丹領導下的紅軍根據地。這消息可謂喜從天降，面對眼前的茫茫征途，紅軍終於找出一線生路。毛澤東原定的計劃隨即變更，9月20日，新改編的陝甘支隊遂向甘肅北部殺去。經過二十天的跋涉，最後轉戰到陝北保安縣落腳。據時任陝甘支隊司令員的彭德懷所述，一方面軍半夜北上時尚有一萬多人，後來逃到吳起鎮，僅剩七千二百餘人。
11月3日，中共在下寺灣的邊區特委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中央紅軍又恢復紅一方面軍的名稱，下轄由陝甘支隊改編的紅一軍團和徐海東率領的紅十五軍團。由於二、四方面軍大隊人馬尚未北上，再加上毛澤東與張國燾互相指責對方在閙分裂，中央在陝北對外的名義暫稱中共中央西北局，並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地方政權機構暫名蘇維埃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博古任主席。會議確定：“大的戰略問題，軍委向中央提出討論；至於戰鬥指揮問題，由軍委全權決定。” 3 經此新的組合，軍權與黨權的關係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周恩來現在降爲毛澤東的副手，毛則從原來的“幫助者”正式升為軍委的老大。身為總書記的張聞天不懂軍事，他更專心做他的黨務工作，基本上不插手具體的軍事指揮。毛澤東從此緊握他的“軍黨”大權，初步排除了更高一級的黨權對他在軍事決策上的掣肘。周恩來早在奉勸博古下台的談話中就說過：“現在誰做‘書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軍隊打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爲黨的領袖。” 4 周恩來講這番話，雖意在開導博古，其實也是在寬解自己。經過從中央蘇區到陝北這一段批來鬥去的權力爭奪，周逐漸認清自己的能力，多少已摸索到更適合他去做的工作，因此才做出甘居毛下的選擇。周能夠這樣退上一步，未必説明他有謙讓的美德或生性好做第二把手，而是面對一連串中共中央總書記下台的經驗教訓，他深感在中共這個全面受共產國際控制的黨組織中當一把手並非易事。他並不是一個絲毫不計較權位得失的豁達之士，而是因缺乏承擔罪責的膽識才退而求其次的。
為解除紅軍當下的困境，擴大在陝北地區“抗日反蔣”的革命戰綫，在總書記張聞天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決定對富農實行比較寬鬆的土地政策，同時向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不斷發出曉以抗日大義的信函，提出“兩軍各守原防，互不相犯，互相接濟所需物資，互派代表”商討談判合作的建議。5 紅軍向圍剿軍示好求和，只是為減少敵方壓力而採取的幸存策略，他們一邊在做化敵為友的工作，一邊仍像在江西那樣積極開展其蘇維埃軍事割據的活動。紅軍的處境越是困難，毛澤東的“飛機大炮”渴求便越發迫切，自到陝北落腳，他一直都在籌劃打通蘇聯的既定目標，試圖把紅軍帶出陝北，直闖山西，轉戰綏遠，在華北一帶開闢更爲廣闊的根據地。等爭取到蘇聯的軍援，擁有了飛機大炮，就有實力在民族戰爭的名義下討伐蔣介石，打勝他圖謀已久的奪權内戰了。用毛澤東的政治修辭來説，就是“我們要把國内戰爭與民族戰爭聯係起來，擴大抗日力量及助理紅軍。”可見他滿口聲言的“抗日”大聯合，從一開始即被確定為紅軍賴以幸存的最佳寄軆。所謂“寄體”，乃指寄生者所寄生的客體，這情形就好比細腰蜂把蜂卵排入被麻醉的青蟲體内，等幼蜂孵化出來，那不死不活的青蟲就成爲餵養幼蜂的新鮮食物。幼蜂長大後成群飛出，青蟲只剩下一軀空殼。在昔日的中央蘇區，包括“土豪劣紳”與革命群衆在内的所有民衆，便曾為紅軍的發展壯大付出過青蟲遭幼蜂蛀蝕的犧牲。現在，逃到陝北的紅軍正陷入走投無路的處境，在進一步尋求寄生的險途上，他們正好瞄準了抗日洪流這條資源雄厚的青蟲。
陝北土地貧瘠，人口稀少，就連那一小塊蘇區，也正在遭受張學良東北軍和楊虎城十七路軍的圍剿。初到的中央紅軍雖在直羅鎮打了場勝仗，給東北軍以不小的打擊，但要在這片溝壑縱橫的土原上開闢根據地，且需滿足部隊的衣食補給，其前景並不樂觀。紅軍當時最大的困境是缺衣少食，在進入深秋初冬的陝北，大批紅軍戰士身上還穿著單衣。陝北又無富裕的土豪可打，向共產國際索要的款項一時也難以到手。因此向陝北之外尋求錢財米糧的來源，便成爲紅軍眼下最緊迫的軍事行動。打完直羅鎮一仗，紅軍之所以緊接著準備東征，即與急需解決緊迫的衣食問題有關。但毛澤東的東征計劃卻與衆不同，他每在會議上發表講話，總講得比別人更加高瞻遠矚。爲儘快打通蘇聯，他不只忽視紅軍眼前補給不足的情況，更不顧陝北根據地尚未鞏固，腦子裏一根筋只想到東渡黃河，擊破晉軍主力，轉戰到綏遠，去外蒙邊界上接應蘇聯的軍火。對毛的東征計劃，高層討論中一直存在不少爭議。據楊尚昆和劉英回憶說，“彭德懷不願意，林彪不願意，……因為他們都了解毛主席的意圖，就是要脫離根據地，那時大家都怕脫離根據地。因為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個安身之所，又要走，怎麼得了呢。”所以“大家都不贊成”他的計劃。6 李德反對得特別厲害，他依舊站在維護蘇聯利益的立場上批評毛澤東的計劃，唯恐他那些節外生枝的行動危及蘇聯的安全。彭德懷時任中央紅軍司令員，在朱德滯留張國燾部的現狀下，彭在軍事決策上多少代理了朱德的角色，因而他一再向毛澤東進言，認爲守住陝北這塊根據地乃當前的要務。特別是就紅軍渡河的問題，他講出了自己的兩點顧慮：一是紅軍體質弱，人數少——當時一軍團與徐海東、劉志丹部總共一萬三千餘人，因此他擔心搶渡黃河會招致失敗。二是一旦遭受敵方大軍阻擊，能否做到絕對保證紅軍順利囘渡黃河，安全撤回陝北。彭德懷這段回憶是在他文革中挨整時為應付專案組的審查而寫的交代材料，因此寫得十分含蓄，不敢流露出任何可能觸犯毛主席的情緒。他只是淡淡地提說：“我這種想法，反映了當時紅軍體質弱的實際情況以及長征中沒有根據地的痛苦教訓。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興，他說，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不能絕對保證的。”在接下來的回憶文字中，彭德懷詳述了他所做的渡河準備工作。他用七個晚上偵查了兩處渡河點，摸清了對岸的敵情。然後再預測渡河所需的時間，根據每船可乘載的人數，計算出所需船隻。他進而組織人力，搜尋材料，星夜趕造上百船隻，並安排船工，做好擺渡的訓練。彭德懷說：“在我軍火力弱，尤其無砲火掩護下，作爲一個高級指揮員，在執行軍委指示時，親自詳細偵察，進行各種渡河準備，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河邊指導一個多月，為毛澤東不屑顧及的“絕對保證”做好了紮實的準備工作，紅軍才得以順利東渡和安全返回。7 拿彭的周密準備工作對比毛澤東富於宏圖大略的聯翩浮想，我們不難看出毛在軍事決策上思慮粗放的缺陷。正如蘆笛在破解其軍事神話的專著中所說，毛澤東沒有精密計劃的頭腦，更“缺乏把籠統打算化爲實際行動的組織能力”，因而常弄得紅軍陷入顧頭不顧尾的窘境。8 根據楊尚昆的回憶，毛澤東的計劃沒能全部通過，東征的作戰目標最終被確定為擴大和鞏固現有的根據地，從而避免了毛的原計劃“冒進與脫離現有根據地的危險”。從圍繞東征計劃討論的結果仍可看出，毛澤東儘管升任軍委主席，以張聞天爲首的黨内集體領導原則依然對毛的個人意見能起到修正和約束的作用。特別有彭德懷事實上代理朱德指揮紅軍，能夠獨立去做他的實際工作，更在很大的程度上扼制了毛那些往往帶有逃跑、冒險傾向的機會主義打算。不太干預軍事行動的總書記張聞天這一次也隨軍出征，發揮他協調決策的作用；周恩來、博古等人則留在瓦窯堡，帶領有限的兵力防守陝北這塊可供後退的根據地。
1936年2月20日，紅軍主力渡過黃河，向山西境内發起東征戰役。起初與閻錫山部隊交火，紅軍打得還算順利，多有勝算。但隨著中央軍迅速入晉配合閻錫山部作戰，紅軍不但難以再向東推進，反而陷入被包圍在黃河東岸的險境。這又是毛澤東出征前考慮欠周到之處，東征的計劃原來只是針對閻錫山在山西二十多個團的兵力，毛和其他領導人均未估計到中央軍會那麽快進入閻錫山的獨立王國。現在湯恩伯和閻錫山的部隊加在一起已增至五十個團之多，一萬多人的紅軍兵力就根本不是敵方的對手了。毛澤東打通蘇聯的目標遠在漠北，他連門兒也沒摸得著就倉促帶兵西渡，撤退回陝北。毛所帶領的東征部隊號稱“抗日先鋒隊”，但他們打的卻是純粹的内戰，騷擾的全為同胞百姓，自始至終都沒做任何抗日的實事。東征的戰果只解決了紅軍衣食不足的問題，它仍屬於中央蘇區式的掠奪性軍事行動。紅軍冒了被圍殲在河東的大險，僅在比較富饒的汾河平原上取得了打土豪籌款子之類的慣匪戰績。他們打搶地主和富商，掠獲五十多萬銀元，以及大批的糧食、油、鹽和布匹。此外，也繳獲了不少槍砲彈藥，徵召到幾千名新兵。據李德記載，“運輸隊不斷將戰利品運囘陝北，在那裏周恩來組織了專門的轉運站，由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負責管理。”但十五軍團爲此付出了較大的代價，他們全體投入戰鬥，掩護紅軍主力西渡黃河，卻沒得到林彪一軍團應有的增援，因而傷亡比較慘重。陝北根據地的創始人劉志丹當時任紅二十八軍軍長，在帶領部隊恢復黃河交通的戰鬥中不幸中彈身亡。9
二
中共執行的路綫方針，包括紅軍擔負的軍事使命，始終都與共產國際的指示以及蘇聯的國家利益聯係在一起，誠如毛澤東所說，“我們不是獨立的共黨，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毛試圖與國内戰爭攪混在一起發動的民族戰爭實際上並非如他自己設想的那樣如意好打，其間的每一個環節都牽動莫斯科的神經，因而要受到共產國際的控制。再加上大老闆斯大林總是根據蘇聯的利益調整其對華政策，所發的指令忽左忽右，常弄得中共中央進退失據，無所適從。隨著日軍進逼華北，侵入内蒙，蘇聯的安全受到越來越嚴重的威脅，李德所擔心的情況出現了某種變化。蘇聯急需紅軍壯大起來，立即組建抗日統一戰綫，激化日軍的進攻，以免戰火燒到蘇聯境内。張浩（林育英）從莫斯科潛囘陝北，給中共帶來了新的信息。斯大林讓共產國際告訴中共中央：“紅軍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得知這一溫和召喚的示意，毛澤東對李德那些絆腳石一般的異議更加置之不理，如今他終於有根有據，可以腳踏實地，去奔赴打通蘇聯的目標了。毛與中央諸領導多次聯名致電莫斯科，每一封電訊都告急紅軍無以爲生的困難，要求莫斯科火速軍援，其中特別提到他們需求“相當數量的飛機和大炮”，更急需大筆匯款解除眼下的衣食之憂。共產國際的回信讓毛澤東有了盼頭，但卻回絕了他最想要的東西。莫斯科通知中共中央說：“你們對於你們實際上所能得到的給予你們的幫助，了解得不十分正確，我們……負責供給一百五十輛汽車，並保證提供司機和所需的汽油，以便來回兩次將貨物運送到你們指定的地點。但貨物並不像你們來電所要求的那樣多，它大約有五百五十噸至六百噸重左右，其中沒有飛機和重炮。”同時，電文說得很清楚：“你們必須派遣足夠數量的武裝部隊到外蒙邊境來接收貨物和擔負沿途保護的責任”，蒙古方面不能擔任越境保護的任務。10得知這一鼓舞軍心的許諾，中共中央立即決定提前實施寧夏戰役計劃，中央的決定同時也下達給張國燾，終於調動他率軍北上。二、四方面軍開拔北上，在十月中旬進入甘肅，全力配合一方面軍實施十月作戰計劃，以便紅軍儘快佔領定遠營，去接應那六百噸蘇聯軍火。然而就在這個杯到口邊的最後時刻，紅軍遭到了惱人的挫折。四方面軍的主力紅三十軍、紅九軍西渡黃河後，急速撲來的胡宗南大軍切斷了紅軍的渡河行動。二萬一千八百紅軍孤懸河西，他們難以在那塊狹窄的地區久駐下去，只得按中央指示向涼州挺進，邁出西路軍悲慘的遠征。四方面軍從此被分隔黃河兩岸，張國燾只好帶上留在河東的第四、第三十一兩軍人馬與一、二方面軍會合，然後改變行動方向，向陝北靠近，以求生存。寧夏戰役至此宣告失敗。
在此惱人的時刻，共產國際發來了更加惱人的電令，他們通知中共，莫斯科已取消從外蒙輸送武器的計劃。因爲蘇方擔心日本軍機在運輸途中轟炸，更恐怕引發蘇日軍事衝突。儘管此突發的變故令中共大失所望，好在國際並沒完全終止軍援中共的計劃，他們又應允運送上千噸軍火到新疆的哈密，問中共是否可前去那裏接貨。西進中的西路軍於是奉命去執行此一無法完成的任務，他們前往的哈密遠在五千里之外，紅軍即使在突破馬家軍的層層攔截後趕到安西州，離哈密尚有一千五百里荒無人煙的沙漠。中共中央因此回電說，除非蘇方派汽車把物資運到安西，要紅軍到哈密接貨是不可能的。幾個月之後，西路軍在西進途中全軍覆沒，電文應允的那一千噸軍火始終不知在中國境外的何處等待發貨，中共中央僅收到幾封催問紅軍何時接貨的來電。
毛澤東渴求的飛機大炮完全泡湯，此後不久，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卻得到了蘇聯的大批軍援，其中有大量的飛機大炮，還有派來協助的技術人員以及直接駕機參戰的數百名蘇軍飛行員。因爲斯大林明白，抗日的主力是國民政府及其軍隊，他需要國軍在中國的領土上開闢抗日戰場，把日本侵略軍拖得離蘇聯領土越遠越好。面對蘇聯給蔣介石那麽多軍援的事實，毛澤東只有在他延安的窯洞内暗自氣短，向隅抱怨。因爲莫斯科給陝北根據地送去的物資多是急需的藥物和醫療設備，以及毛澤東讀不懂的俄文讀物——從報章雜誌到馬恩列斯的著作。諸如“給資產階級武器，給無產階級書籍”之類的政治風涼話，便反映了毛澤東對共產國際的不滿。11不管毛是否想得通斯大林軍援老蔣的右傾政策，他心裏都應該明白，他所仰賴的“無產階級祖國”乃是斯大林及其蘇共集團的國家，他們絕不會為照顧共產國際屬下的中共支部而有損他們本國的核心利益。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扣押了來西安督促他們圍剿紅軍的蔣介石，這兩員大將所搞的“兵諫”突如其來，變生不測，消息傳到陝北根據地，一時成爲紅軍隊伍中幸災樂禍的喜訊。朱德主張殺掉此萬惡的剿共黑手，毛澤東呼籲舉行全民公審，中共諸領導無不期待蔣介石受到嚴懲。但斯大林與中國同志的想法不同，他的電令完全出乎中共諸領導的意料。莫斯科嚴斥張和楊的蠻幹，甚至懷疑他們背後有日本人搞鬼。共產國際因此責令中共立即出面做協理調解的工作，一定要保護蔣介石的人身安全，儘快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毛澤東不得不放棄他一貫堅持的“反蔣抗日”立場，乖乖接受了莫斯科“聯蔣抗日”的主張。
張學良和蔣介石到底誰更有決心抗日？誰是民族英雄，誰是千古罪人？從已經公開的蔣介石日記和張學良接受的多次訪談可明確地看出，蔣介石並未向東北軍發“不抵抗”的手諭，是張學良自己命令部下“絕對不抵抗”日本人的。1931年9月18日，事變發生的當晚，張學良遠在北平陪貴賓看梅蘭芳演戲。他在次日接受記者訪問時說：“昨夜接到瀋電，驚悉中日衝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瀋，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12 自從他父親張作霖被日軍謀殺以來，日軍在東北尋釁滋事的舉動張學良已司空見慣，對日軍這一次發動挑釁，張仍持“小事化了”的態度，以爲忍讓一下，事態就會平息下去。不幸他這一次誤判了形勢，他的“不抵抗”驕縱了日軍的侵淩氣焰，最後造成東北全境淪陷。張學良不但承認他下了“不抵抗”的命令，而且坦承他之所以不抵抗日軍，是明知道他的軍隊不管怎樣部署都打不過日軍。在他看來，打了比不打的結果更壞，所以他只有不打，寧可讓他的三十萬東北軍打不還手，眼看著僅有四萬人的日軍佔領了東北。就張學良決策的出發點來説，他顯然是不願意硬充好漢，捨不得犧牲他手下的人馬去保衛東北數十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和三千萬同胞的生命安全。因爲他丟了軍隊，也就喪失其少帥的權勢，什麽都不是了。所謂“擁兵自重”，這本是那時候全中國各地軍閥共有的立場。他們更看重自己的地盤，而非國家的主權；更珍惜自己擁有的兵力，而非民衆的生命財產。包括中共率領的紅軍從江西轉戰到陝北，何嘗不是如此行事？他們眼看著蔣介石的堡壘戰步步爲營，正在將他們圈入包圍，為保存紅軍的實力和中央幹部的生命，他們也像張學良的軍隊撤出東北那樣，撇下了經營數年的蘇區，拔營向西大轉移。毛澤東後來親口對他侄子毛遠新說過：“紅軍被迫撤離，說是北上抗日，對外宣傳這麼講，實質上是逃命。不走就要被國民黨吃掉了。”那時候紅軍只顧他們的大隊人馬安全突圍出去，只顧包裝好打土豪得來的浮財逃之夭夭，卻把曾跟上他們鬧革命的當地群衆丟給了圍剿軍的槍口和刀鋒。
三
上述的情形不能不令人在此稍作認真的思索：爲什麽當時的中國軍隊打不過列強的軍隊？爲什麽他們總在打他們的内戰，卻團結不到一起去對抗外敵？中國的不幸在於外患與内亂惡性互動，沒能夠贏得日本人那種在國家獨立統一的狀況下建立現代化軍隊的環境，更不具備英國那種致富的商船與護航的海軍互相壯大的發展條件。日本人學西方學得及時而到位，他們抓住了民族主義這個資本主義精神源泉的精髓，其強大的軍力是在資本主義繁榮的經濟基礎上打造起來的，進而也服務於社會的繁榮和國家的強盛。日本的情況與歐美列強的發展趨勢相近，他們是越富越強，進而越強越富，其剝奪榨取的驅動力主要是指向國外，比如像中國這類貧弱的國家，自然就成了他們刀俎下的魚肉。帝制崩潰後的中國是土匪與軍閥橫行的亂世，包括張學良麾下大批正規軍在内的很多地方武裝，起先也多是土匪或準土匪，不過隨著勢力壯大，剿滅或收編了小股的土匪，隨後確立其稱雄一方的政權，搖身一變，才改編成正規軍的。反觀中共及其紅軍建立蘇維埃軍事割據的方式，與此類軍閥的崛起過程可謂大同小異。紅軍高喊著要打倒軍閥，他們唯槍桿是抓的行徑難道不是模擬軍閥，乃至賽過軍閥嗎？軍閥也好，紅軍也好，他們無不寄生於中國農業社會落後的經濟基礎與帝制崩潰後天下大亂的局面，其發展壯大的過程不但缺乏促進經濟繁榮的積極因素，反而極盡其榨取民脂民膏之能事，對傳統的民間社會更造成多方面的破壞。這種武裝勢力的本質與資本主義的民族主義之軍事構建在取向上正好相反，它維護的是該軍事集團的權勢，而不是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他們是私軍，而非國軍，其成員自然就缺乏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意識。他們縱有民族主義的衝動，也多是一種仇外排外的情緒，而非享有國民權利的個人對自己身份的確認。帝制時代的臣民只有朝廷及其天下的觀念，民族意識不突出，也不濃厚。推翻滿清雖強化了國人的民族觀念，只可惜新成立的中華民國一直四分五裂，未能締造成健全的現代民族國家，爲了打倒軍閥和驅逐列強，國民黨，特別是共產黨，競相靠黨軍爭奪政權，不但無助於建構現代的“民族國家”，反倒把民族/國家主義的觀念引向黨國主義的歧途。通常所批評的“國民性”病症，包括中國軍隊素質差等現象，其實並不是一個本質化的問題，而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一種“邯鄲學步，失其故步”的窘境，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均未能按部就班，走上現代化正軌的後果，是隨著傳統德性的大量流失而出現的精神貧血症狀。張學良說日軍一個人能抵他東北軍十個人，因此他覺得這個仗沒法打。中國軍隊的武器劣於日軍，固屬難以打勝仗的原因之一，但軍隊的組建，軍官的指揮能力，士兵受訓練的程度等屬於建制不足的因素，更是中國軍隊——特別是地方軍閥的軍隊——不堪一擊的主因。包括身爲司令的張學良本人在内，也都匪習未除，武德不振。像他這樣吸毒成癮的將領，根本就不配率領軍隊打仗。這才是他“不抵抗”的心病，是他和他的軍隊抵抗了也打不過日軍的内因。
就當時的形勢來看，南京國民黨政府若要奮起抗擊日軍的侵略，一要中央能統領各自爲政的地方武裝力量，做好長期抗戰的全面部署；二要購買和製造精良的武器，訓練和組織起相當數量的現代化軍隊。但“九一八”事變後的中國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國民政府若貿然抗戰，只會讓日方主戰的強硬派勢力抓到擴大戰火的藉口，適足以加快中國的滅亡。正因明鑒到國家的這個難處和時勢的兇險，蔣介石才默認了張學良“不抵抗”的做法，乃至在此後長期推行他那種有苦難言的“不抵抗”政策。此乃蔣的“不抵抗”與張的“不抵抗”形似而實異之處。張學良“不抵抗”丟失了東北，竟帶上妻妾出遊歐洲，過的是苟且偷安的日子，他並沒有為東北軍打回家鄉做任何臥薪嘗膽的努力。蔣的“不抵抗”則是忍辱堅持其寧遭誤解和誣衊也不畏縮的備戰策略。他深知日寇“貪慾無饜”，中日之間“終不免一戰”，但他堅信，必須拖延到具備應戰條件的時日再奮起抗戰，才有可能減少損失，增加勝算，最終總會贏得中華民族的尊嚴。爲拖延開戰的時間，蔣介石首先奉行“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的對策。例如“九一八”事變後，蔣利用日本國内在對華戰爭上的分歧，盡量爭取日本内閣的“不擴大”政策，在犬養毅短暫的主閣期間，内閣對軍方便曾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其次是促使國際干涉，例如在“九一八”事變後數日，即爭取到國際聯盟“中日兩國停止軍事行動，雙方軍隊退回原防”的裁決，儘管此裁決並未產生制止日本的效應。最後則是暫作屈辱的退讓，如在1933年5月，與日方簽署塘沽協定，雖遭到愛國輿論的強烈譴責，但至少使全面抗戰的爆發延緩了四年。蔣介石事後在日記上表明心跡說：“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中國有益，於心無愧而已。” 在忍辱負重的同時，蔣介石也下了必戰的決心。他說：“如果倭寇逼我至於絕境，迫我民族至於無獨立生存之餘地，則成敗利鈍自不暇顧，只有挺然奮起，與之決一死戰，恃我一己之犧牲，以表示我國家之人格，以發揚民族之精神。”13
因此可以說，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的抗戰策略並非一味消極的“不抵抗”，而是基於中國雖窮弱卻幅員廣闊的現實，要打一場特有的“持久戰”。這一“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方針早在毛澤東《論持久戰》發表前就已開始實施，且有其不容否定的實效。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蔣介石即與德國開展軍事經濟合作，並聘用德國顧問團訓練中國軍隊。此期間顧問團幫蔣介石創建數千人德式裝備的教導總隊和十個炮兵營，並指導國民政府組建工兵、汽車、高射炮、海岸要塞、電信、炮兵航空觀測機隊等專業化部隊。至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前，德國顧問團為蔣介石整編的精銳部隊已近三十萬，他們大都由德制武器裝備，其中包括八萬戰鬥力非常強悍的突擊隊。德國不但賣給中國將近六千萬美元的先進武器，還幫助南京、漢陽等地的軍工厰生產出仿製德國的槍砲。假設沒發生西安事變，全面的抗戰得以再緩後幾年，德式裝備的國軍定會組建得更龐大更精良，而抗戰的損失也就會更小，戰果則會更大。最可惜“八一三”淞滬一戰，中央軍的精銳損失殆盡，所有此類因提前抗戰而造成的軍事失利多少都受累於外界浮躁的促戰呼聲。特別是“一二九”事件中那些受中共煽動的學生，他們的義憤和衝動看似很愛國，其結果卻打亂政府的佈局，反倒起了貽誤國是的作用。
被中共後來追贈為烈士的聞一多起先其實是很反共的，他當時就勇於站在政府的立場上看問題，並看出了共產黨暗中挑唆的惡意，因而竭力阻止學生們鬧事，批評他們的幼稚行爲，結果卻遭到眾憤青群起圍攻，他只好悵然辭去在大學的教職。由此可見，有關戰與和的考量，打還是不打的問題，當時的輿論實情並非如中共在後來製作的影像畫面中那樣一片抗日呼聲的激情場景，還是有不少人盡力主持了理性而現實的輿論導向。以《獨立評論》為論壇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多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國難當頭的日子紛紛著文闡述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民族與國家的特殊的政治結合”，對那些打著愛國旗號呼籲速戰的言論作出了嚴正的批評。胡適哀嘆說：“嗚呼！愛國，天下幾許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丁文江則看出，全國的地方勢力四分五裂，他們不但無意為國家效力，反而“藉外交問題來爭政權”。蔣廷黻更尖銳地指出，很多人的“愛國口號”都是在“最不愛國的動機下喊出來” 的。“抗日”的口號只是這些“不負責任的在野者”爭取各自政治利益的手段，他們不但“假借自由、民主、民權的招牌做危害國家的行動”，而且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欺騙民衆。14 從這些一針見血的批評可以看出，中共的宣傳在當時並非官方歷史後來描述的那樣得人心而合民意，有不少明眼人都看出了他們一面寄生於抗戰呼籲，一面破壞“抗日建國”方針的卑劣行徑。
正是有鑒於此，蔣介石力主“先安内後攘外”的方略。安内的矛頭雖集中指向中共的軍事割據，但同時也包括糾集各地軍閥，共籌統一大計，把分散的地方雜牌軍統領在南京政府的指揮下，按預定的戰區分別部署，為全面抗日佈好穩固的陣勢。對於紅軍，在全力圍剿的同時，南京方面也試圖通過談判，把他們整編到國軍内共同抗日。而在共產黨内部，王明在1935年即對南京方面轉向緩和的變化做出積極的反應，共產國際有關建立國共聯合抗日統一戰綫的指示即受到王明積極倡議的影響。國共雙方的最大分歧在於，蔣介石看透了共產黨必欲武力奪權的本質，因而按他的設想，要合作就要收編紅軍；中共則警惕到蔣要吃掉紅軍的用意，所以堅決要保持其軍隊的獨立性。毛澤東一直視蔣介石爲共產黨的死敵，他料定蔣容不下中共，因此在考慮如何建立抗日統一戰綫的問題上，他更偏於拉攏各地的軍閥去對抗蔣的威權，並處心積慮，盡量在他們心目中敗壞蔣的形象。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四處牽頭，多方試探，與各地軍閥互通款曲，一直溝通到天下梟雄所見略同之處：那就是絕不放棄各自掌控的軍隊，也不要完全聽命蔣介石的指揮。共產黨派代表一面在南京談判，紅軍和圍剿軍一面在陝北開打，談來打去，最後還是退回擁兵自重，保存各自實力的底綫。在這一基點上，毛澤東與奉命圍剿紅軍的張學良、楊虎城尤其合拍，他們邊打鬥邊暗通，最後求得了“逼蔣抗日”的共識。
紅軍與張學良、楊虎城的軍隊均有其出身土匪的根底，但紅軍不同於後者的地方在於紅軍是絕對聽命的黨軍，經過多次内部整肅，他們已規訓出敵我分明的黨性，鬥志明顯較後者堅強；其次，他們因四處遭遇追殺，反被逼出了困獸猶鬥的兇猛。而對圍剿軍來説，這種在被追殺過程中常伺機反撲追殺者的戰鬥群則是非常兇險的，其神出鬼沒的遊擊戰術與其說是遵循了毛澤東的什麽軍事策略，不如説是紅軍官兵拼死拼活中磨練出來的頑抗性能。在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前，兵力單薄的陝西紅軍未必熟知毛澤東的軍事理論，他們為擺脫追殺，常善於出其不意地反撲敵人，歷經死裏求生的磨練，照樣摸索出他們嫺熟的遊擊戰術，讓圍剿軍吃了不少苦頭。1935年2月至4月，楊虎城第十七路軍圍剿紅二十五軍，在陝西藍田一帶多次交火，均告失敗，先後被殲好幾個團的人馬。九月下旬，東北軍一一0師在延安以南的勞山遭紅十五軍伏擊，師長陣亡，被俘三千七百人。十月下旬，東北軍六一九團的四個營又在榆林遭紅十五軍全殲，團長高福源被俘。包括高團長在内的東北軍大量俘虜，在受到紅軍優待和感化後釋放回去，很快即在東北軍内做起親共的“抗日反蔣”工作。接下來，中央紅軍初至陝北，即重創東北軍騎兵團，後又在直羅鎮全殲東北軍一0九師。東北軍和西北軍與紅軍初次交火就蒙受這麽大的損失，自然對兩軍官兵刺激很大。正是瞄準了圍剿軍普遍怯戰的心理，中共代表與對方一接觸便打通媾和的門路。他們欣然接受中共的勸誘，從此消極應付蔣介石的剿共軍令，對紅軍圍而不剿，只保持互不相擾的對峙狀態。
1936年夏秋之際，毛澤東大揮其擅寫文牘的手筆，除致信張學良和楊虎城及其手下個別將領，還向包括閻錫山、李濟深等在内的十多位地方實力人物發出拉關係套近乎的信件。15 那年月的確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也更是紅軍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民族的危機來自日寇侵略，這最能喚起國人的民族情緒。紅軍自身的危機則來自蔣介石“先安内”的政策，向此類收信者訴説蔣氏的“不抵抗”罪過，最易離間他們與委員長的臣屬關係。毛澤東師法了丘遲勸説陳伯之的筆法，在寫給所有那些大人物的書信中，他首先說之以抗日救國之理，繼而動之以兄弟禦侮之情，最後誘之以蘇聯軍援之利。特別是拉蘇聯做紅軍後盾的説辭，最能贏得軍閥們的垂青，極大地增添了中共組建抗日大聯合的資本。經毛澤東在書信中作出如此懇切的對比，抗日大聯合的提議自然顯得比蔣氏發出的剿共令更有號召力。毛澤東的書信攻勢雖未立即收到大聯合的實效，但經此一番好話說盡的辭令喬裝，他多少還是改善了紅軍原先的“共匪形象”。
東北軍和西北軍都駐紮在西北地盤上，對他們來説，爭取蘇聯的軍援，自然可行性最大。作爲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中共特別借重他們與蘇聯的這一從屬關係，極力説服張學良與中共聯合。早在1936年初，毛澤東就派李克農與張部掛鈎，勸説張學良放心丟開蔣的約束，許諾幫助東北軍解決軍餉、彈藥問題，並特別提到中共有辦法從蘇聯那裏求得軍援。毛澤東對他設想的西北大聯合充滿信心，根據他自己認定的實力原則，毛一開始“就主動推舉張學良出任未來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首腦”。但無論是獲取蘇聯的軍援，還是建立西北大聯合，都只是中共單方面拉攏張、楊時誘人的説辭，根據楊奎松最新探出的綫索，張學良之所以膽敢邁出與中共謀和的腳步，主要是因爲蔣介石派董健吾來蘇區與中共秘密聯係，偏不巧為張所知，張由此發現了南京方面和共的意向。16 因此在張學良看來，既然南京政府都打算和共，東北軍當然有理由不再為蔣介石賣命剿匪。蔣介石一面督促東北軍和西北軍戮力剿共，一面讓陳立夫與潘漢年反復談判。張學良一面做些剿共的表面動作，一面與中共暗中通氣，各取所需。但毛澤東西北大聯合的計劃仍無從實際施展，一直停留在他自己的設想之中。直到西安事變突然發生，緊接著東北軍和西北軍受到南京方面的軍事恐嚇，毛澤東這才趁人之危，抓緊機會，當即提議紅軍與張、楊兩軍組成“三位一體”的力量，共同抵禦中央軍來自潼關的進犯。12月14日，由中共中央自擬計劃，致電張、楊，提議把紅軍與張、楊兩軍整編為“西北抗日援綏聯軍”，同時成立聯軍軍政委員會，推舉張學良為總司令和主席，楊虎城和朱德為副。17 毛澤東向來喜歡局勢動亂，更善於亂中添亂，他以爲這一亂，他那個“三位一體”的構想即可立即實施，有了張、楊的武力給紅軍添上兩翼，中共就可坐鎮西北，強勢對抗南京了。讓他掃興的是，共產國際的來電給他當頭澆了一盆冷水。針對事變後的局勢，蘇聯方面很快就通過無綫電廣播，對張學良發出指責。莫斯科再次給中共爆出冷門，毛澤東清楚地看到，他這條反蔣的路很難再走下去。斯大林不但絕對不答應給所謂的大聯合提供軍援，而且堅決阻止中共大搞分裂的動向，他特別明確指出，張學良分量不夠，豈可讓這等人領導抗日，只有蔣介石擔當得起如此重任。毛澤東氣急敗壞，連聲抱怨，然而他不管怎麽想不通也不敢違抗大老闆的旨意，最後只好與其他領導人屈從莫斯科的指示，急忙致電張、楊，讓他們壓下中共前一天的致電，絕不要外傳其中的任何内容。張、楊如今騎虎難下，中共卻在受斯大林呵斥後抽身退出，抛棄了這兩位他們曾百般拉攏的闖將。18
其實就張、楊當時的處境和政治立場來説，尚不至於有興趣和膽量跟進中共的聚義廳，去就那個由毛澤東排定的英雄座次。他們的和共傾向主要是出於自保，是不願意犧牲自己的人馬為蔣介石剿共，再加上懷疑蔣氏藉剿共耗損他們的實力，隨後才接受了中共的勸誘。張學良和楊虎城，包括他們的部下，心中大都缺乏現代的“民族國家”觀念，他們把自己掌控的軍隊僅視爲自己的實力，而非南京政府的國軍。為協調他們與紅軍之間的應對關係，張、楊兩軍均與紅軍建立了電訊聯絡。特別是張學良部，經常把蔣介石致電他們進攻紅軍的軍令預先通知給紅軍，以便與紅軍保持一方按軍令進剿，另一方配合退卻的假剿共遊戲。南京行營方面後來發覺張學良停戰和共的態度，西北剿共總部遂越過總司令張學良，直接向西北各路軍隊下達行動命令。在紅軍實施寧夏戰役期間，張爲了避免東北軍與紅軍衝突，甚至指使王以哲“每日向彭德懷通報國民黨甘北各部行動部署及其前進路綫”。王這種暗通紅軍的奸細行徑對中央軍危害極大，他發給紅軍的密電甚至“為紅軍尋找戰機，打擊胡宗南部提供了較好的情報來源。”1936年10月，王以哲通知彭德懷說，他“奉命率五個師協同胡宗南部向豫旺堡前進，東北軍右翼，胡宗南部左翼。”為避免王的右翼軍與紅軍交火，王在行軍過程中一再與彭德懷密電聯係，互相配合，雙方均相機行事，竭力避免做任何爲難對方的行動。王以哲一方面延緩其右翼軍的行進，一方面促使胡的左翼軍暴露在紅軍面前，想方設法為紅軍提供戰機。10月20日，毛澤東電令彭德懷佈下打擊胡軍的陣勢，彭立即通知王以哲率部在遠離戰場的地區盤桓數日，以利紅軍作戰。結果胡宗南部在山城堡孤軍與紅軍遭遇，紅軍以將近兩個軍的兵力伏擊殲滅了胡部的一個先頭旅，繼而又擊潰了另一增援旅，卒取得山城堡之役的全勝。此役中東北軍未受任何損失，張學良聞訊大悅，竟給紅軍發去十分滿意的賀電。19 胡宗南部失利後，被迫解圍遠徙，暫停了對紅軍的進攻。此後不久，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經營十年的剿共戰鬥從此黯然收場。紅軍終於熬過他們最危險的時候，不但贏得抗日救國的話語權，還享有了與國軍同等的待遇。
綜上所述，可在此初步總結說：張學良和楊虎城未必全心全意要抗日，更未必有意與中共組成西北聯合政府。他們的根本問題是不願意為蔣介石去幹那損兵捨將的剿共差事。蔣介石之所以在12月4日趕到西安坐鎮督戰，顯然與山城堡一戰後剿共戰鬥猝然停頓下來有關。此時，“張漢卿與共妥協”的消息已傳到他耳中。他故意通過《大公報》外洩西北人事變動的消息，示張、楊以非正式的警告，並決定親自督陣指揮，逼迫東北軍參加會剿，一時間對張學良形成很大的壓力。是蔣氏的剿共令催促過緊，逼張太甚，逼得他情急之下才與楊虎城採取了“兵諫”的手段。這樣看來，蔣介石在西安受此羞辱，有一半都怪他馭部下手段過於生硬。
對於自己的執拗和死硬，蔣介石在日記中曾作自我檢討說：“余性行狂直愚拙，故對人對事皆無戒懼，更無疑慮，所謂直道而行者乎？因之此身雖入險境，而不知其為冒險；已當萬難，而不知其為犯難。及至險難一一暴露，方知此身已陷重圍，乃不得不發奮拼命，惡戰苦鬥以自救。而自救之道，一則攻堅致強，一則蹈瑕抵隙。至余之處事決策，多用瞑眩療疾之方，孤注一擲之擧，以爲最後之一著。……此余一生之所以不能不含辛茹苦者在此，而無數次之蒙羞忍辱者亦在此。……亦惟狂直愚拙乃能無畏無懼攻堅致強者乎？”20 “瞑眩療疾之方”是指那些膽子很大的醫生給病人猛用虎狼葯，結果把病人吃得頭昏眼花的案例。蔣介石做領袖好發家長威風，他總要求部下絕對服從他的專斷，往往對難以扭轉的事情做出非強扭過來不可的處置。他這樣待人處事，自然會閙出“瞑眩療疾”的亂子。張學良與楊虎城發動兵變，扣押蔣介石，在很大的程度上即屬於蔣氏“瞑眩療疾”之類的事故。是蔣介石自己“安内”心切，剿共性急，把事情做得太“狂直愚拙”，結果招致了張、楊更加“狂直愚拙”的反制。
胡適曾深爲遺憾地指出，“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因此他認爲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在事變發生的次日，他就發電指責張學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說張是“國家民族之罪人”。要定性張學良此擧的罪過，除了造成共產黨幸存和發展壯大的災難，還有一個嚴重的後果應在此強調指出。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迫於他所做的抗日承諾，不得不命令國軍倉促上陣，在他的“和平建國”工作尚未完成之際，過早打響了全面抗戰。如果“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能再拖上幾年，拖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抗日的戰局就不會那麽慘烈，軍隊和民衆也就不至於付出那麽多血肉長城的代價了。
四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和楊虎城均被褫奪軍職，受到應有的懲處；蔣介石則被迫放棄“先安内”的政策，公開承認了中共的合法存在。相對於蔣和張、楊的兩敗俱傷，惟獨中共在一旁撿到便宜。紅軍不只躲過了很可能被剿滅的危險，還被正式編入國民革命軍，由此獲得正規軍的待遇和供給，從而緩解了他們自到陝北後缺衣少食的窘境。盡管如此，毛澤東還是為西北大聯合計劃的報廢感到遺憾，“抗日反蔣”的老路已走不通，中共現在只得聽從國際的指示，去貫徹“聯蔣抗日”的最新政策。但要在抗日統一戰綫上重建國共合作的關係，其間仍有某些難以清除的障礙。蔣介石一心要收編紅軍，好達到他最終“溶共”的目的。毛澤東並未放棄他武裝奪權的革命目標，因而與蔣針鋒相對，在原則問題上絕不讓步。經過多次談判，中共最終還是争取到比較有利於他們發展壯大的結果。就中共在陝北的軍事割據來説，雖遵命停止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成爲隸屬南京的特區政府，但除了掛出青天白日國旗，其他方面一仍其舊，還是百分之百的共產黨政權。至於紅軍的編制，經多次爭執，直到“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最後才確定編爲三個師，共計四萬五千人，是為第八路軍，上設總指揮部，朱德和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並保留政治部，任弼時和鄧小平為正副主任。國民黨要派遣的副佐及政訓人員，自始至終都被拒之千里之外，南京任命的康澤從來都沒能上任。此外，還另編有地方保安隊一萬人，留守陝甘寧邊區。隨後更把分散在南方各地的遊擊隊改編為國軍的新編第四軍。至此，紅軍正式編入國軍的人數遠超過蔣介石起初的設定。與邊區政府的實際情況相同，改編後的紅軍只是改稱八路軍和新四軍，答應聽命國民政府的統一領導而已，实际上仍是中共的黨軍。
至於張學良和楊虎城，中共此後再也無意提說，甚至為靠攏南京，他們還竭力撇清與張、楊的關係。張、楊已矣，紅軍一過河就把橋丟到了腦後。趁西安事變後局勢混亂之機，紅軍把本來由圍剿軍駐防的不少地方都先後奪到手裏，擴大了他們在陝北的地盤。1937年1月，延安由東北軍移交紅軍佔領，中共中央隨之遷入該地。這座土原上的小縣城從此名聞世界，成爲中共集團打天下的政治軍事中心。三個方面軍的人馬此時都匯聚陝北，只有徐向前所率四方面軍主力尚在西進途中艱難跋涉，不斷遭到馬家軍堵截和追殺，他們的人員損失慘重，情況十分危急。中共中央雖在設法營救，但始終沒起到實效。西路軍畢竟西去太遠，陝北方面實在是鞭長莫及。截至1937年3、4月間，西路軍在征途上全軍覆沒，只有徐向前等少數幸存者逃囘了陝北。張國燾從此失去他原有的軍事實力，毛澤東很快即對他展開清算。毛把西路軍失敗的罪責扣在張的頭上，指責張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綫。張在黨内徹底失勢，再也不具備挑戰毛的條件。中央遷至延安後，紅軍總司令部及其屬下的很多負責人均經毛澤東安排，被調往“抗大”學習，他們所在的機構隨之併入毛所掌控的中革軍委。張國燾有一次向朱德抱怨毛包攬一切，說他這個總政委和朱德的總司令如今都成了“空頭司令”。朱德也很無奈，他回答張說：“老毛一向如此，就讓他去幹吧。”此後“軍委會與紅軍各地部隊的聯係，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員調動和軍事情報等等，概由毛一人包辦。” 21 在8月22日至25日召開的洛川會議上，中革軍委成員增加為十一人，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從此以後，部署紅軍抗日的軍事行動，大權基本上都抓到了毛的手裏。
毛澤東如今擁有兩頂軍帽，除了原有的紅五角星徽帽，還添置一頂國民革命軍的新軍帽。接待外來考察參觀的人士，他會戴上這頂新的。而出席中共内部的會議，則照常戴上舊的。如果說國軍帽顯示毛澤東慎重裝扮出“聯蔣抗日”樣子，紅軍帽就表明他仍在搞“抗日反蔣”的背後動作，他這種裏一套外一套的做法自始至終都在紅軍中起到帶頭作用。“七七”事變後，抗戰全面打響，整裝待發的紅軍士氣高漲，眾官兵都急於上前綫去打鬼子。但毛澤東的心思與衆不同，他另有他當主席的顧慮，最擔憂紅軍匆忙上陣後拼命殺敵，會造成損傷慘重的後果。他在洛川會議上明確向與會者指出，日軍有飛機大炮，遠比蔣介石剿共的軍隊厲害，紅軍現有這三個師若開到山西與日軍硬拼，其下場無異於以肉餵虎。在毛澤東心中，這四萬五千軍隊乃是共產黨打天下的本錢，要是很快都葬送到抗日前綫，他這個主席就什麽都不是了。因此對毛澤東來説，如何在參戰中保持實力，進而壯大紅軍的隊伍，要比配合國民黨消滅日寇的任務重要多了。他召集黨和軍隊的領導在洛川開會，首先就是要給黨内軍内單純軍事的抗日熱情做些降溫的工作。在決定紅軍主打遊擊戰，不打正面陣地戰的問題上，毛澤東與朱德、彭德懷兩位司令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朱和彭畢竟要親臨前綫指揮紅軍打仗，即使只為紅軍揚軍威造聲譽著想，他們都覺得紅軍應與國軍進行有效的協同作戰，在戰術上盡量發揮其遊擊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長處。朱德更當場反問：“不打大仗，國民黨會怎麼說？人民群眾會怎麼說？外界輿論會怎麼說？”然而毛澤東對蔣介石存有戒心，他堅守保存紅軍實力的原則，連打運動戰都認爲過於冒險，因而只主張打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朱德認爲，紅軍現在是八路軍，已按國軍的總體部署編入第二戰區，好壞也得接受閻錫山的指揮。毛澤東卻堅持八路軍不必受二戰區範圍的約束，完全可以到日軍佔領的後方活動，儘快建立山區根據地，好充分發動群衆和壯大隊伍。毛澤東和張聞天在會上一唱一和，兩個人都懷疑蔣介石的抗日決心，都對國民政府的抗戰前景持失敗主義的態度。針對毛和張的反蔣態度，周恩來忍不住提出異議。他說他作爲中共代表多次與國民黨談判，對蔣介石倔強的性格已有較深的了解。因此他認爲，蔣既已決定抗日，就絕不會中途妥協，中共自應積極抗戰，以具體的行動贏得外界的認可。他提醒與會者說：“尤其要顧到我們過去所說過的話，過去我們一直說中共與國民黨精誠合作，共謀抗日勝利，八路軍將開到抗日的最前綫去，擔負衝鋒陷陣的責任；現在，我們不好在事實上有表裏不一的表現。”22
無奈周恩來的發言並沒觸發毛澤東的誠意，洛川會議後，毛向八路軍前方指戰員發出一系列電文，竟反復促使他們去做表裏不一的事情。開赴山西前綫的八路軍由正副總司令朱德和彭德懷指揮，分編為一一五師（林彪任師長，聶榮臻為副）、一二0師（賀龍任師長，蕭克為副）和一二九師（劉伯承任師長，徐向前為副）。這三個師分別由原紅一、二、四方面軍及其他部隊組成，毛澤東在電文中仍以“紅軍”稱呼這支已改編為八路軍的軍隊，由此即可見他軍黨頑念之深之重了。九月初，戰事已由察哈爾擴展到山西，閻錫山制定的平型關戰役首先在平型關外拉開與日軍交火的序幕。該戰役的目的是利用山區的有利地形挫傷火力佔優勢的敵人，派重兵在一道道防綫上逐次抵抗，誘敵深入到平型關西側地區，來一個大型的伏擊戰，殲滅或重創敵軍的主力。九月中旬，國軍七十三師師長劉奉濱帶領全師守衛在廣靈和靈邱兩地，抵抗日軍最精銳的板垣師團。在守衛廣靈的戰鬥中，營長張見勇和團長呂超然均在率領戰士與敵拼殺中英勇陣亡。由於敵人火力太強大，呂超然的一團人在戰鬥中損失千餘名之多。為奪回陣地，師長劉奉濱親臨戰場督戰，他率領四個步兵連組成奮勇隊，掄著大刀片衝向敵人。他本人負傷四次，每次都裹傷再戰，一直與日軍苦戰到全師官兵傷亡過半。靈邱丟失後，劉奉濱這一師所剩官兵已極少，他們仍承擔平型關正面防綫的任務。23
正是在此敵我鏖戰激烈之日，唯恐紅軍正面作戰的毛澤東致電朱、彭等人，向他們強調指出，八路軍“此時是支隊性質，不起決戰的決定性作用。”嚴令他們不要正面迎擊敵軍，即使分散在敵軍側翼作戰，援助晉綏友軍，也應避免“過於損失力量”。他下達給司令部的戰略部署非進攻亦非防禦，而是重施紅軍在中央蘇區打圈圈的故伎，只准八路軍三個師迂回在敵軍的周邊尋找戰機。他讓一二0師“轉至晉西北管涔山脈地區活動”，讓一二九師“進至呂梁山脈活動”，讓一一五師“進入恆山山脈南段活動”。此一分散部署的作戰目的幾乎無關於當時緊迫的戰事，而是要“真正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以便“發動群衆，組織抗日義勇軍，創造遊擊根據地，支持華北遊擊戰爭，擴大紅軍。”24
毛澤東這種執意將八路軍向日軍後方調遣的部署使朱德左右爲難，朱既要服從閻錫山的指揮，顯示他與紅軍官兵的抗日決心，又須保持部隊的獨立自主，好執行擴大紅軍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九月下旬，平型關戰役開打，朱德應閻錫山的要求令八路軍投入防守平型關的戰鬥，特派林彪一一五師側擊平型關日軍。就在這緊要關頭，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長篇大論，向彭散佈失敗主義的悲觀論調，對參加太原會戰的晉綏軍和中央軍均持懷疑和冷嘲的態度。他說閻錫山的“部下全無決心，”說“他的部隊已失去戰鬥力”，說國民黨的軍隊在大勢所趨下“必難持久”，說“太原與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接下來他規勸彭與其他將領認清形勢，不要讓紅軍陷入“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最後他發表自己的高見，再次向彭德懷灌輸紅軍自保的策略：
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非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之可言的。25
毛所謂“分散做群眾工作”的“拿手好戲”好在何處？不過是仍舊讓八路軍重演曾在中央蘇區那種轉戰山鄉村舍間與敵人兜圈子的遊擊戰術罷了。所謂“分散兵力”，就是讓部隊分小股兵力相機出動，僅在日軍周邊搞些出其不意的騷擾，而一旦受到追擊，即四散到民衆群中，把老百姓全拖累到與敵戰鬥的漩渦中打轉。走筆至此，我不能不提前指出，正是毛這種總是想要拿民衆做掩護的策略，在日後造成了禍害整個華北鄉村的日軍大掃蕩。毛之所以堅決不讓八路軍打運動戰，是因爲要打運動戰，就得集中打仗，得出動一定數量的兵力，即使打林彪一一五師“平型關戰鬥”那樣特具優勢的伏擊戰，八路軍也付出了不小的傷亡代價。在這次戰鬥打響前，林彪曾致電毛澤東爭辯說：“在敵目前正在進攻的情況下，我先頭旅應以作戰殲敵為主要任務……目前須以打仗、捉俘虜來提高軍民抗戰信心，提高黨與紅軍威信。” 接到林的致電，毛澤東極爲不滿地說：“林彪還在堅持集中兵力打運動戰！他還是想表現自己，想當抗日英雄！”據説，毛當時氣得以掌擊桌，以致打翻了一杯剛泡好的茶水。
有關“平型關大捷”的敍事，我從沒讀到過像薩沙博客中《平型關戰鬥真相》一文那樣忠實的歷史還原。按照老薩的描述，這一場被中共廣爲宣揚的“大捷”僅包括伏擊日軍兩個車隊和阻擊一隊援軍的戰鬥。八路軍先是伏擊一支由四百人和七十輛馬車組成的輜重隊，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押送護衛兵是武裝人員，其餘的運輸後勤工作人員均無戰鬥力。因此這支輜重隊四百人被全部殲滅。另一支汽車運輸隊由一百輛汽車和四百人組成，其中部分汽車及人員因未進入伏擊圈，在戰鬥中逃跑，遭到伏擊的三百人全部被殲。在進攻平型關的日軍主力獲悉運輸隊中伏後，立即抽出三個連的兵力前去救援，中途受到一一五師一個團兵力的阻擊，因利用優勢的山區地形，八路軍殲滅了一百多日軍。但應予指出的是，與中埋伏的日軍車隊相比，前來救援的五百多野戰軍戰鬥力可要強大得多，因此造成了八路軍阻援人員十分嚴重的傷亡。結果八路軍雖殲滅日軍八百多人，自己也付出了傷亡一千多人的代價，其中的半數傷亡為阻援戰所致。
這次戰鬥中八路軍投入四千多人，各方面都佔有優勢，在他們殲滅的八百日軍中，有三分之二屬無作戰經驗的非戰鬥人員，然而八路軍爲此竟傷亡一千多人！這樣的數字和比例足以説明，日軍的戰鬥力十分強硬，八路軍即使採用遊擊運動戰術，要消滅日軍，也並非易事。若能由此一戰例出發，進而去對比國軍在平型關與敵正面作戰的戰況，我們不難想象到那一場大規模的守衛戰役打得多麽艱苦卓絕，他們那上萬人的傷亡又是何等的悲壯慘烈！這樣看來，正是由於各路國軍與敵正面作戰，以他們遠超出八路軍的犧牲牽制了戰鬥力更強的日軍，才使得林彪部獲得了打勝那場伏擊戰的良好條件。正如老薩在博文所說，若沒有國軍在正面和日軍血拼猛打，就不會出現三十公里長的日軍兵力真空地帶，八路軍也就很難有機會和空間打成他們的伏擊戰。即使他們獲取打伏擊的機會，日軍若能抽調大隊人馬前來救援，八路軍恐未必抵擋得住強大的增援。在這種情況下，一一五師的傷亡人數也許就不止一千多人了。26
對八路軍在平型關所打的勝仗，國民黨方面及時作出正面報道，蔣介石還特別給予林彪部以嘉獎。但延安方面的反應卻讓李德這樣的外國人看在眼裏，氣在心頭。他看出了中共人士的偏狹心態，對毛澤東那種敵視友軍的短見尤爲憤憤不平。據李德所見，平型關大捷的消息傳到延安，那裏立即大肆慶祝，一片歡騰，又是譜曲歌詠，又是街頭表演，把那一場勝仗成倍地誇大，甚至吹捧為“毛澤東有關遊擊戰理論正確性的光輝榜樣，也是對蔣介石‘消極防禦戰’的死刑判決。”但對於國軍在整個平型關戰役中的戰績及其英勇的表現，延安方面根本不予報道，反而在黨内外給人造成“國民黨軍隊總是撤退並接近全面崩潰”的印象。爲什麽中共的宣傳口徑會偏頗到如此的小家子氣呢？是因爲毛澤東這位領導人存心不正，是他在黨内外一再散佈他那套歪曲事實的讕言。李德的指責很準確，他說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有意貶低或閉口不談國民黨軍隊戰鬥行動的意義。”27 不只李德看到這一點，張國燾也提到毛類似的表現。他說：“毛澤東從來不談友軍抗戰的事，我從未聼見他讚揚和鼓勵過這些英勇抗戰的表現。”得知南京失守，國軍撤退，毛甚至面露幸災樂禍之色，大談起日本打敗蔣介石會給中共帶來的好處。毛這種拿民族災難作爲他軍事投機條件的狂言聼得張國燾不由得“毛骨悚然”。對毛那些“披著共產主義外衣的漢奸”言論，張說他深感憤怒。28
五
1933年，蔣介石於南昌的一次軍事會議上發表講話，那時候他就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他說，對日本侵略軍要作“長期不斷的抵抗”，“他們把我們第一線部隊打敗之後，我們再有第二第三等線的部隊去補充；把我們第一線陣地突破之後，我們還有第二第三各線陣地來抵抗。這樣一步復一步的兵力，一線復一線的陣地，不斷的步步抵抗，時時不懈，這樣長期的抗戰越能持久越是有利。” 29 平津淪陷後的太原會戰，乃至其後一系列的會戰，可以說基本上就是這樣步步抵抗地打下去的。這是一場本不該早打，卻不得不去打的惡戰，而持久戰就是國軍硬著頭皮去打此惡戰的過程中被逼出來的打法。國軍在裝備和組織上都很差，他們只有拼命頑強抵抗敵人的進攻。好在中國地土寬兵員多，有一線又一線陣地可守，有陸續替換的部隊可上，有足夠的潛力消耗日軍的進攻。這就構成了用大量的傷亡來抵擋和延緩敵人攻勢的慘烈戰局。無論是中央軍或地方軍，不管是出身黃埔還是軍閥或土匪，原來他們互相打内戰，多因要各保實力而顯得士氣不足，疲遝鬆垮。但如今是國難當頭的日子，各路軍隊按部署匯集到一起，投入與強敵的生死搏鬥，反倒碰撞凝聚出一致對外的士氣。這種殊死的戰鬥力是悲情慘狀與壯烈正氣交織在一起的，很難用空泛的讚頌表述其頑強的性能。它讓我想起一部港式武打片的説法，説是弱勢的抵抗者挨了沉重的毆打，竟被打通任脈和督脈，遂一下子爆發出超人的抵抗能量。各路抗日軍隊如今與日寇打得血肉模糊，經過拚死拚活的廝殺，竟也硬拼出他們意志貫通了身體的抵抗能量。直到抗戰開始，中國社會因其現代轉型不成功而未能建立起現代“民族國家”水平上的國軍，但經過八年抗戰，中國軍隊付出慘重的犧牲，在幾近崩潰的慘勝中總算打出了國軍的品質，向全世界顯示出中華民族不屈的尊嚴。
1937年9月29日，閻錫山下令放棄平型關，集結包括八路軍在内的六個集團軍兵力，退守到忻口一帶浴血再戰。日軍出動的兵力也爲數不少，大約有五個師團。按照薩沙博客中《殲滅日軍3萬的忻口戰役》一文的描述，30 國軍在忻口戰役中打得十分頑強，其激烈程度在北方戰場上僅次於台兒莊戰役。整個戰役中傷亡官兵近十萬人，包括旅長、師長，乃至軍長等將領都與士兵同赴國難，捐軀火綫。旅長姜玉貞和他的一九六旅並沒給晉綏軍丟臉，他們並非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已失去戰鬥力”或“全無決心”。在死守平原鎮的戰鬥中，他們僅憑機槍和手榴彈與飛機大炮掩護下的日軍殊死拼殺。敵軍已攻入城内，四處包抄，他們仍堅持巷戰兩天兩夜。在姜玉貞帶領下，守軍最後以一個個大院為陣地，抵禦入城的敵人，與敵拼殺得伏屍成堆，血流成河，整旅官兵最後戰鬥到幾乎全部陣亡。旅長姜玉貞腿部被日軍炮彈炸斷，流血過多，亦與部下共殉國難，年僅四十三歲。
遠赴忻口參戰的十五軍一九一旅是標準的土軍閥部隊，多由原來的民團、幫會和土匪人員構成。他們的武器裝備尤其落後陳舊，所有的步槍都沒有刺刀，因而每個戰士都身揹大刀，在短兵相接時揮刀猛砍，與日軍奮勇肉搏。面對敵方飛機大炮的火力轟擊，他們竟是拿大刀長矛與勁敵硬拼，這固然讓人爲中國軍隊感到悲哀，但他們一旦投身拼命殺敵的現場，居然也打出了弱勢軍隊的鬥志。該旅第七、八兩連戰士猛揮大刀砍向敵軍，竟一氣殺光八個班的日軍，直殺到第八連只剩下二十幾人。
第九軍軍長郝夢齡一直都在一線指揮戰鬥，他在戰前曾對全軍訓話說：“此次抗戰是民族戰爭，勝則國存，敗則國亡，所以只許勝，不准敗。我們人人都應抱定有我無敵，有敵無我的決心，與敵拼殺。軍人天職就是保國為民，現在國將不國，民不聊生，就是我們軍人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是我們的恥辱。我在五十四師從連長升到軍長，從來沒有離開過，官兵與我感情特深。現在大敵當前，我決心與全體官兵同生死，共患難。”敵人的砲火異常猛烈，該軍的三二二團經過幾天激戰，包括團長、團副和三個營長在內的全部指揮官都先後或死或傷，全團傷亡超過一千人，但他們始終堅持作戰，沒有退後過一米。在該團連續三次衝鋒肉搏之際，郝夢齡軍長始終在他們身後督戰。在另一次激戰中，郝夢齡再次不顧炮火遍野，上陣地鼓舞官兵鬥志，在守護九軍高地的戰鬥中與師長劉家麒一起中彈身亡。
國軍的忻口守衛戰打得十分頑強，自始至終，都與日軍處於相持對峙的狀態。不幸側翼的娘子關失守，最終閻錫山只好下令全綫撤退。此次激戰，日軍傷亡三萬多人，國軍傷亡十萬人。總的來說，在整個的太原會戰中，國軍以極大的犧牲代價重創日軍，不但阻止了日軍西進的步伐，致使日軍無力佔領山西全省，而且拖住華北的日軍，使其難以迅速南下去增援淞滬會戰。從平型關到太原，一道道防綫儘管先後失守，國軍殊死的抵抗畢竟粉粹了日軍聲言要三個月内解決整個“中國事件”的妄想。由於國軍的浴血奮戰極大地削弱了日軍在華北的軍事攻勢，致使日軍無力佔領更多地方，八路軍才得以在晉察冀一帶趁虛而入，建立起那麽多敵後的根據地。
在整個的太原會戰期間，毛澤東幹什麽呢？他一直在致電八路軍總部，指使他們調整戰略，轉移鬥爭的大方向。看到日軍的進攻勢如破竹，毛致電周、朱、彭說，他估計南京即將淪陷，認爲數月後大局必有變化，中共應趁此機會“改造政府，改造軍隊”，還說“也只有在彼時，真正人民的民族戰爭才能實現。判斷在彼時蘇聯將給中國以實力的援助。”毛澤東多次談到中共要爭奪抗日領導權的問題，每逢抗戰形勢危急，毛即促使八路軍對蔣介石做趁人之危的動作，試圖把抗日領導權抓到中共手中。他所謂“真正人民的民族戰爭”，就是要在抗戰中壯大中共的武力，最終搞垮蔣介石政府。中共已與國民政府正式宣佈聯合抗日，毛澤東明知道共產國際的政策，卻還死不放棄他“飛機大炮”的夢想。太原會戰剛一結束，毛澤東立即致電八路軍總部，向朱、彭指出，“各軍大潰，閻[錫山]亦無主。紅軍應在基本原則下，放手發動人民，廢除苛捐雜稅，減輕租息，收編潰軍，購買槍支，籌集軍餉，實行自給，擴大軍隊，打擊漢奸，諒納左翼，進一步發揮獨立自主精神。”在另一次致電中，他更命令八路軍“必須執行沒收大地主政策，因爲大地主多屬漢奸，不沒收大地主不能迅速發動群衆，不沒收大地主八路軍給養難於解決。”31 的確如殷海光所說，毛的“目的是一，本質是常”。為趁抗戰之機壯大紅軍的力量，他在井岡山創出的那一套軍事掠奪經濟現在又有了發展的餘地。不久前中共才許諾停止蘇維埃運動，如今剛一加入抗日統一戰線，他們隨即變換式，又搞起打擊地主的活動。在毛澤東口中，“漢奸”現在代替了“土豪劣紳”的惡稱，成爲他想反對誰就給誰扣在頭上的罪名。
然而朱、彭等將帥畢竟人在前方，他們負有指揮八路軍的重任，同時還要服從其所在戰區司令官閻錫山的指揮。即使從起碼的抗日良知出發，他們也不能不考慮到八路軍的戰績和聲譽，不能不顯示他們與國民黨合作的誠意。更何況他們親眼看到，國軍在正面戰場上打得確實很慘烈，各線的防守雖未能抵擋住日軍的攻勢，卻絕無一支部隊投降。國軍的精誠和英烈顯然使朱德深爲感動。所以他斷然主張，“應以一切努力，爭取以山西爲主來支撐華北戰局的持久，使敵人一下子過不了黃河”，令八路軍“以靈活動作，配合友軍作戰”。除了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派工作團進入敵後發動群衆，準備建立根據地外，朱德一直部署八路軍分佈在各道防守線周邊，充分發揮其打運動遊擊戰的長處。如佈置八路軍攻擊日軍補給線，給日軍的補給造成很大的困難；派陳錫聯七六九團偷襲陽明堡機場，摧毀日軍二十多架飛機，削弱了日軍在忻口戰役中的空中優勢。1938年1月，朱德率彭德懷等八路軍將領在洛陽參加了蔣介石主持的軍事會議，會後被委以東路軍總司令之職。毛澤東不讓朱德上任，要讓彭德懷出面應卯。但朱德拒絕了毛的建議，不但接受了該職，隨後更出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之職，毅然與閻錫山、衛立煌商洽戰事，指揮八路軍與國軍協同作戰，阻擊企圖渡過黃河西進的日軍，化解了日軍對西北的進攻。三月下旬，朱德指名徐向前率一二九師在響堂鋪伏擊日軍運輸隊，殲敵四百人，摧毀汽車一百八十餘輛。在這場戰鬥中，朱德親自帶領國軍將校到前綫觀摩，向不熟悉遊擊戰的國軍作現場演示。32總的來說，在國共兩軍協同作戰的初期，雙方的合作還算順利，八路軍執行第二戰區指揮的表現頗受國軍讚賞。“這種情況影響到這時國共兩軍上層將領之間的關係也較爲融洽。朱、彭等經常向閻錫山和南京軍委會提出作戰建議與設想，而國民黨將領亦比較重視八路軍的裝備武器補給等問題。”。33 可以說，八路軍在抗戰前期之所以還能與國軍協同作戰，運用其擅長的運動遊擊戰打擊日軍側翼，破壞其補給線，給國軍的正面抗敵以力所能及的援助，全賴以朱德爲首的前方將領敏於審時度勢，決策有方，沒有完全按毛澤東電文中那些自私的指令辦事。
但前方的這種情況從一開始即讓毛澤東不太放心，甚至暗懷不滿。他不只怕他的紅軍戰士打鬼子打得太認真而損失過重，更見不得他的同志們——比如像周、朱等人——與國民黨高官過從甚密。在十一月於延安召開的一次大會上，毛以《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為題發表講話，針對八路軍在山西前綫的情況，他大肆批評黨内軍内的右傾“投降主義”。他批評“紅軍改編後某些個別分子不願意嚴格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展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以做官為榮耀）等現象”，並給這些人戴上“新軍閥主義”的帽子，其矛頭明顯指向周、朱、彭諸人與國軍密切合作的近況。毛繼續強調他一直主張的“獨立自主”原則，並公開叫嚷要“改造國民黨、改造政府、改造軍隊”，闡述他那個旨在動員全國人民參與的“全面抗戰”，要把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的水平上，最終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34毛澤東當時大概沒想到，他這篇口氣強硬的報告提綱發出不久，王明便奉共產國際之命從莫斯科飛抵延安，向中共中央傳達了讓他感到有不小壓力的最新指示。
六
王明本名陳紹禹，1925年加入中共。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尤受校長米夫的器重。米夫後來任共產國際執委兼東方部部長，經米夫全力推舉，王明在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上入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一度主持中央工作。顧順章叛變後，王明迅速逃離上海，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此後長期在蘇聯工作。1937年11月末，王明經新疆抵達延安，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有關“抗日高於一切”的重要指示，並促使中央檢討前此統一戰綫的工作。
我在此要再次強調指出，直到那時爲止，中國共産黨實質上仍只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一個支部。沒有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持續的支持，中共集團未必會發展到當時那樣的規模；沒有前者的這指示那政策，中共的革命路綫也不至於那樣左搖右擺，不斷釀成黨内的路綫鬥爭。就拿抗日一事來説，“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共的抗日口號竟是以保衛他們的蘇維埃祖國爲主，可見在他們的信念中，蘇聯的國家利益是高於和重於中華民國，乃至中華民族的利益的。後來從西竄途中直到在陝北落腳，他們嘴裏喊北上抗日，實際上是逃離蘇區，北上去“打通蘇聯”，好獲取他們武裝奪權所需要的軍援。西安事變後，是在莫斯科強行指令下，他們才從“抗日反蔣”轉向了“聯蔣抗日”。因此可以說，毛澤東及中共集團之呼籲抗日和投入抗戰，其受蘇聯指使和為擺脫圍剿以求自保的成分遠大於他們的救亡良知，特別是毛澤東其人，為迎合蘇共和求得紅軍的幸存，他的主張和運作有時會乖戾到置民族大義於不顧的地步。總而言之，中共自從與國民黨政府正式建立抗日統一戰綫之日起，其政治和軍事上的決策始終都與這兩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是紅軍要趁抗戰之機發展壯大，二是中央要根據莫斯科的指示隨時調整路綫方針。比較而言，毛澤東考慮問題，更偏重前者。王明是奉共產國際之命回國向中共“宣達聖旨”的，他的講話自然更強調後者。誠如毛澤東後來所說，“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考慮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 35 兩人的衝突即由此而起。僅就毛澤東這個“自己”與“別人”的明確劃分，即可見莫斯科的政策變化對中共的牽制之大，以及毛與王分歧之所在。難怪斯大林對毛澤東很“不放心”，“十分懷疑”毛“是否忠實貫徹莫斯科的戰略意圖”。季米特洛夫因此才派深諳莫斯科意圖的王明回國做“監督黨、幫助黨”的工作。 36 此“監督黨、幫助黨”的説法顯然也有針對毛澤東的成分。據郭華倫所提供的另一傳聞，王明臨行前曾受斯大林召見，大老闆當時親口向王明交代，讓他回去要幫助毛澤東，並克服毛的弱點。37 對毛澤東擁有的職權，莫斯科當時確實沒有讓王明取而代之的意思，然而經幫助後若還克服不了他的弱點，那事情就另當別論了。
高華稱王明是一個“深受俄化教育的共產黨新貴”，說他“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充當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說他的報告“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對中共當前任務的觀點”。38 不可否認，王明講話的出發點是基於蘇聯國家的核心利益，但他那時候走上講台，畢竟擁有來自共產國際的授權，所謂“一切服從統一戰綫”和“一切經過統一戰綫”的原則，一經他在大會上正式宣佈，便成爲中共必須執行的最新政策。他那樣一邊倒的腔調不只可鼓舞大多數中共領導“團結禦侮”的決心， 也起到了凝聚全黨共識，促進他們遵從“統一軍令”的作用。不管毛澤東後來給王明扣上什麽帽子，在當時的抗日救亡緊急關頭，王所堅持的大方向畢定有益於民族統一戰綫。此外，對毛澤東十一月報告提綱的某些論斷，王明更作出明確的批評和糾正，儘管他沒敢對毛澤東直接點名，他的講話多少還是化解了毛那些“新軍閥主義”等大帽子渙散軍心的消極影響，起碼使黨内軍内有誠意與國民黨聯合抗日的同志消除疑慮，增強了自信。周恩來當時便即席發言，特擧山西前綫的情況為例，說那裏有些領導過分擡高“獨立自主”的原則，已妨害到八路軍與友軍的合作。洛川會議未能解決的爭議，經王明強勢的論辯，基本上都迎刃而解。王明的報告得到政治局委員一致擁護，會議的走勢明顯使毛澤東陷於孤立。大家的表態最終迫使毛開口稱許“和為貴”的方向，並承認他在抗戰後“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云云。會議最後決定由王明起草決議，毛澤東雖在個別問題上仍有保留，但在此後發往前方的電文中，他也開始貫徹十二月會議的精神了。
王明在政治路綫上是暫時佔了毛澤東的上風，但他的組織路綫卻有不少閃失之處。他所促成的某些安排無形中助長了毛的得勢，到頭來反對他自己造成不利的後果。張國燾一開始即看出王明是個“無經驗的小伙子”，說他“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在十二月會議召開期間，張國濤發現王明“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因而 “料定王明鬥不過毛澤東。”39 根據高華和郭華倫的敍述，正是由於王明的介入和提議，十二月會議決定不設黨的總負責人一職，張聞天的總書記之職從此有名無實，新成立的書記處由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雲和康生五人組成，實行集體領導。七大尚未召開，總書記的職位就遭撤除，這一變動正好替毛做了毛想做卻不便做的事情。此外，周恩來和博古都在“如何抗戰”的問題上與毛有分歧，他們被清出書記處，自然正合毛意。對這三個均屬國際派的人物，王明本應盡量團結，尋求他們的支持，但現在的情況很可能適得其反。王明把他從莫斯科帶囘的陳雲和康生都拉入書記處，多少有自壯陣勢的意圖，可惜後來卻閙得與他的預期完全相反。40
王明最得罪中共高層——尤其是毛澤東——的一點是他説話的口氣太直，一語破滅了他們的“飛機大炮”夢想。當時有人問王明莫斯科以後可否用飛機運大批武器到延安，他立即認真解釋說：“根據中蘇諒解，蘇聯空軍飛機在中國境内，只供國民政府調遣”；最後更實話告訴他們，“運送軍火來延安的事恐怕辦不到。”毛澤東聽到此話，特感掃興，嘴裏立即發出抱憾的都囔。 41王明這個“無經驗的小伙子”實在不通延安高層的人情世故，對同志們所問的事情，他當時一味老實回答，哪裏會想到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埋怨最終都遷怒到他的身上。
十二月會議結束不久，王明即與周恩來、博古等人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抵達武漢，隨即成立中共中央長江局，王明任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其成員還包括博古、項英等政治局委員。長江局是中央派駐南方的領導機構，主管湖北、湖南、四川等十幾個省地下組織和新四軍的工作。在該機構行使權限的十個月期間，其成員與國民黨方面持續談判，積極協商，達成不少卓有成效的合作。同時在聯絡社會各界人士，組織抗日宣傳活動方面更是功績昭著，影響廣泛，事實上並非如官方黨史所詆毀的那樣一味推行“投降主義”路綫。比如成立兩黨委員會，約定每五天會面兩次，互相溝通，商討有關問題。再如長江局向國民黨方面提交了“抗日救國共同綱領草案”，其基本内容多為《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所採納。此外，長江局還向國民黨提議建立各黨派參加的統一戰綫組織和健全的民意機關，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接受了中共的建議，決定成立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及時選出毛澤東、陳紹禹、秦邦憲等七人參加。 42
毛澤東在孫中山聯俄容共那陣子也曾是個跨黨的積極分子，他當時供職國民黨宣傳機關，工作很賣力，職位和薪資也都不低。若不是某些右派分子閙得他悻悻然離職而去，他跨黨的跨度也許都跨出中共，跨入了國民黨左派的隊伍。那段早期的跨黨活動結果以政治失意告終，從此給毛留下影響終生的創傷經驗。如今他已奮鬥到掌控軍黨大權的高位，當然不屑與國民黨高官再打交道。但毛澤東為人心思曲狹，氣量乖戾，即使他不屑做或做不了的事情，他也不服氣別人做得有聲有色。他與王明的衝突，路綫分歧倒在其次，最讓他受不了的是，王明乃奉共產國際之命辦事，擁有他不便抗拒的權勢，特別是十二月會議之後，眼看著王抓走了政治正確的話語權，大勢所趨下，他只好暫時屈從。再加上長江局諸人在武漢政治舞台上活躍亮相，把共產黨與國民黨“開誠合作”的事已搞得頗有起色，更是讓坐守延安窯洞的毛澤東心情複雜，十分窩火。1938年初，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設立軍令、軍政、軍訓和政治四部，特邀周恩來任政治部副部長。長江局就此事多次發電請示延安中共中央，毛澤東對來電始終拒不答覆。長江局只好自行決定，允許周恩來就任副部長之職，延安方面直拖到事後才勉強通過。直到1956年召開八大預備會議，提起將近二十年前的舊事，毛澤東仍耿耿於懷，忍不住在會上向大家抱怨說：“王明在長江局呼風喚雨，挾天子以令諸侯，共產國際就是放個屁都是香的，項英腦子裡只有統一戰線，統一戰線高於一切，模糊主義嚴重……” 在黨内嚴肅的大會上，毛澤東竟說這些怨婦式的氣話，足見他對王、周等人的政治妒意之深！
毛澤東一直強調的“全面抗戰”更偏重在敵後根據地發動群衆，急速擴大編外的武裝力量，隨之建立中共領導的地方政權。毛始終不放棄他所創立的蘇維埃軍事割據模式，眼下仍要按從前的蘇區腳本排練他在抗日根據地的最新部署。王明和周恩來則認爲，此類活動應事先徵得國民政府的同意，以免對統戰工作造成不良的影響。他們畢竟人在武漢，處於國共合作的前沿陣地，整天在和政府官員、文化人以及城市的群衆組織打交道。他們不能不講究策略，在兩黨初步達成相互妥協的情況下，他們試圖探求新的可能，力圖給各黨派人士留下共產黨人開誠合作，有所作爲的印象。但遠在邊區的毛澤東卻偏要明知故犯，堅持做他那些與蔣介石對著幹的事情。他以強硬的口氣指示各根據地的幹部多佔地盤，迅速行動，必要時可採取“先斬後奏”，乃至“斬而不奏”的做法。43 與毛澤東的對抗性態度相反，長江局所進行的“全面抗戰”工作多為建設性的行動，如在三月下旬，針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王明起草建議書，周恩來起草軍事建議書，他們都試圖以參政的方式對國民黨施加有益於抗日聯合的影響。他們的統戰工作擴展到社會各階層，與各地方實力派、各黨派以及愛國人士建立廣泛的聯係，通過在武漢創辦的《新華日報》和《群衆》期刊，大力宣傳中共的抗戰方針。與延安出版的抗戰宣傳品僅可在延安及其他根據地作有限傳播的情況不同，長江局佔有武漢這一抗日中心的陣地，他們組織的文宣活動不只鼓舞民氣，引領了全國範圍的抗日高潮，也起到增強中共影響力和改善中共抗日形象的作用。長江局更值得讚賞的工作是與國民黨、武漢地區其他黨派、各群衆組織配合工作，大力組織各類聲援、捐獻和文宣活動。周恩來自任職政治部便與陳誠密切合作，全力支持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他們特聘郭沫若任廳長，招納田漢、冼星海、鄭振鐸等知名的文化人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保衛大武漢運動”，組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等數十個新的救亡團體。“文協”的成立標志著文藝界在民族解放的旗幟下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可以說，正是通過長江局在短短十個月内開展了那麽多活動，自1927年武漢分共後轉入窮鄉僻壤搞武裝鬥爭的共產黨才邁出重返城市的腳步，開始以其積極抗日的面貌出現在愛國知識分子的眼前。也正因有武漢這一大舞台可供王明、周恩來等人作充分的表演，他們那些為挑戰國民黨政府而提出的自由民主等訴求才在青年群體中引起同聲相應的效果，從而刷新了中共的進步姿態，增添了他們吸引愛國民主人士的魅力。
七
1938年4月，國民黨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結束之後，國民政府即著手組織國民參政會及各省市臨時議會。國民參政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七月在武漢舉行，中共參政員除毛澤東外，都出席了此次會議。王明和林伯渠即席發言，一致表示積極幫助政府實現抗戰建國綱領。按照“中共中央關於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所說，共產黨當時之所以積極參與國民黨主持的參政活動，目的在於“利用國民大會的講台，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用以達到動員人民和組織人民在共產黨周圍，推動統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 44 可見中共的參政行動從一開始即以推行中共的政策，改造政府為目的。此外，在推動保衛大武漢的運動中，長江局諸人還倡議“泯除使用人才問題中的黨派門戶成見”，強烈要求當局“從共產黨及其他抗日黨派中，從無黨派的群衆團體和知名人士中，從日益發育增長的各種勇敢有爲的先進青年中，盡量吸收各種工作人才，分配他們以一定部門的工作。”針對外界的反共言論，《新華日報》發文辯白說：“我們共產黨員要求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分配我們和其他方面人士一部分抗戰建國工作，斷不是什麽‘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陰謀’，而恰是真誠擁護和幫助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達到抗戰建國的光明磊落的表現……”45 從長江局諸人上述的言行可以看出，被稱爲“第二政治局”的長江局實際上也在推行毛澤東主張的“全面抗戰”，只不過他們沒採取毛那種對抗性的方式，並未集中精力去搞擴張新四軍的工作，而是試圖探求一種可被國民黨接受的遊戲規則，先合法進入國民黨構築的高層機構，再通過熱心合作的行動開展其“改造政府”的工作，最終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改造成他們期望的“人民政府”。在蔣介石看來，長江局諸人這一手顯係蘇聯主使，屬於中共一時的詭變。因顧及抗日統一戰綫，他只得採取表面應付的手段，用他日記中自勉的話來説，就是要求自己“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應之”。在看起來還算合作得不錯的情況下，既潛藏著危機，也依稀有一線消弭衝突的希望。這種兩黨高層的交流中還顯得比較和氣的氛圍，正是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溫煦一時的背景。
在中共的“三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周恩來“開誠合作”的路綫進一步佔了上風，毛澤東一直往後拖的中共七大會期也被列入議事日程。任弼時在會後被派往莫斯科彙報中共執行共產國際新政策的情況，他在報告大綱和隨後追加的“補充説明”中大力讚揚王明回國推行統一戰綫的成就，但並沒點破毛澤東與王明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存在的衝突。應該說，任弼時既無意在季米特洛夫面前替王告毛的狀，也不會替毛告王的狀，他只想爭取共產國際儘快批准他這份報告，承認“中國共産黨的政治路綫是正確的”，好給延安方面一個皆大歡喜的交差。後來他果然爭取到這一正面的評語，自然就消除了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懷疑，同時也肯定了王明自十二月會議以來的工作。事情有時就是這樣的似非而是，各種因素的巧合再一次使毛轉危爲安，更上了一個台階。這期間毛澤東是否竄通任弼時，他到底做過什麽上下其手的事情，那只能留給論史讀史者各自的想象了。結果正如高華的分析所說，“十二月會議後，毛的中共首席地位並沒變。對中共政治路綫的褒揚，完全可以解釋成是對毛的路綫的肯定。”46
至於盛傳的王稼祥帶囘季米特洛夫口信一事，説法不一，口信内容的版本也各有出入，總的來說，在目前尚無正式文件可資證明的情況下，所有的傳聞都難免有轉述者摻入的水分。根據官方《毛澤東傳》所載，為準備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中央在9月14日至27日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在會議召開的首日，王稼祥作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報告。他說：“根據國際討論時季米特洛夫的發言，認爲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綫，尤其是朱、毛領導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爲，中共的路綫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此外，王稼祥還提及季米特洛夫在他臨走時囑咐他的話說，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爲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47 這兩段話充其量説明，國際承認朱、毛領導中共黨軍的現存格局，一是肯定他們領軍的成績，二是特別強調中共領導層必須團結，並沒有口頭指定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意思。按照顧則徐的解讀，因爲王明堅持要在武漢召開六屆六中全會，爲抵制王明的提議，毛澤東夥同王稼祥，由王出面，套取季米特洛夫幾句可做模糊解釋的話作爲口信公開傳達，以便煞一煞王明自立“第二政治局”的威風。 48 王明在武漢很難與中央再僵持下去，後來只好帶領長江局諸人趕回延安參加政治局會議，現場聆聽了王稼祥傳達國際指示的報告。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因此而得到肯定，全黨大會的政治報告不再由王明去作，而是改爲毛來作。自參加中共一大以來，多次全黨大會上，毛澤東都是坐在下面聼他人作政治報告，現在他終於奮鬥到登台演講的份兒上了。六屆六中全會從9月29日開到了11月6日，毛澤東在10月12-14日連續三天作了題爲《論新階段》的長篇報告。
毛澤東既已獲得作政治報告的權利，就很自然的要把那報告作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他要在報告中對任弼時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作出全面的回應，因而報告中有很多話都是說給莫斯科聼的。不管他在“十二月會議”和“三月會議”以及發給其他人的電文中發表過什麽與王明不同的意見，現在他站在講台上要作向外面正式公佈的報告，就得多說些言不由衷的話，在很多問題上全面改口。現在他不但不再與王明唱反調，甚至把王明所定的調子唱得比王明的嗓門還高八度。在談到統一戰綫中的獨立性問題時，他告誡全黨說：“沒有問題，統一戰線中，獨立性不能超過統一性，而是服從統一性，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對的東西。不這樣做，就不算堅持統一戰線，就要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 49 這幾句話引自日人竹内實所編《毛澤東集》中《論新階段》全文，該文於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後曾在《解放》期刊上全文刊出。但後來編印官方版的毛選四卷，事過境遷後，編審者才發現這篇長文中有太多見不得人的説法，因而對它作了大刀闊斧的刪改。一篇在竹内實書中長達七十七頁的原版，重編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只剩下十三頁的篇幅，而且已改得面目全非。像“獨立性不能超過統一性，而是服從統一性”這類話便被攔腰砍掉， 50 也不管讀起來上下文是否通順。這刪改很可能經毛親自做了手腳，但也不排除編審處更嚴格的處理。他們這樣做與其説是為掩蓋偉大領袖說假話的劣跡，不如說是為保持毛主席一貫的路綫正確。毛澤東向無羞恥心，自從他勇於把自己内在的“最卑”拔苗到外在的“最高”，他就有足夠厚的臉皮把口是心非的話說得理直氣壯。他那時候深知，他的話只有像原稿中那樣講出去，才能贏得共產國際認爲他路綫正確的評語，才能讓斯大林得知他已受益於王明的幫助，並克服了此前的弱點。但會議關頭一闖過，毛立刻變臉，後來在整風運動中弄得王明完全失勢，而且戴上了“右傾”、“投降”等路綫錯誤的帽子。要繼續保證毛澤東一貫路綫正確，就得在原來的假話上再進一步作假，根據“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大道理，刪改了假話，也就是做了“負負得正”的處理，毛澤東的——即共產黨的——路綫從此就一貫地正確下去了。我早在一篇評毛的舊文中說過：中共政權的整個運作就是在不斷地掩蓋真相和製造假象。爲了在詭變中延續幸存，他們只能如此。假象就這樣層層積累下去，最後積累成長在毛澤東臉上的面具。就毛澤東本人被中共造假這一點而言，毛也有他自己的可悲之處。長期以來，是他造就了共產黨整個的造假運作，也是在他的參與下逐步嚴密了出版物政審制度，到頭來這一切也約束和扭曲了他本人，以致他曾經得意的大報告在後來被毛選編審者完全肢解，只留下其中需要展示的一塊，在毛選的官方版中保持了它那破碎的不朽。
《論新階段》是一篇多聲部混唱的報告，它真假參差，紅白摻合，以其毛式對立面統一的步調向黨内外發出不同音頻的召喚。其中有不少段落，就毛澤東自己的本意而言，是滿篇的假話，但就他那些假話的内容而言，所說的又是在當時人們所確認的事實，包括他稱頌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那些違心話，誰能說他的虛應之談不符合事實？比如，他稱蔣為抗日統一戰綫的“民族領袖與最高統帥”，再如他批評某些人——其實他自己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懷疑國民黨抗日決心的言論，然後高調肯定國民黨光榮的革命史及其前途之光明。在毛澤東的講話中，曾經被他視爲論敵的蔣介石一下子也變得説話很有分量了。毛澤東現在把蔣的抗日言論奉為“最高指示”，竟作爲“蔣語錄”逐條徵引，作爲他推理的論據，再輔之以他自己的相關言論，兩相對照，一方面表示他對委員長作正確的回應，一方面對蔣的言説作出順勢的闡發。國共的合作於是在蔣與毛的一唱一和中得到了明確的體現。毛澤東的詭變詭就詭在他有出爾反爾的政治勇氣，敢於超脫左與右兩條路綫的絕對劃分，並能玩轉左右，隨時都會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只要鬥爭的形勢需要，連對立的兩端他都會折中到一起，做出他邊調和邊區分的獨特處理，同時借助調和，趁勢去作進一步的鬥爭。“三月會議”時他還堅決反對國民黨内某些人高喊的“四個一”——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軍隊——口號。但在給蔣的親筆信中，他完全換了口氣，說他對蔣介石“欽佩無既”，還說蔣的“盛德”，“凡在國人，無不崇拜”。他在講話中也滿口承認“三民主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甚至信誓旦旦地向與會者宣告：“誰要是不忠實於三民主義的信奉與實行，誰就是口是心非，表裏不一，誰就不是一個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最後呼籲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希望國民黨改組成各黨派都能加入的“民族聯盟”，為共產黨再次跨黨設想出最新的寄生方略。
毛澤東致蔣介石的那封親筆信草就於大會開幕的當天，他派周恩來親赴武漢，將該信面交給蔣。與長文《論新階段》的處理手法相同，此信也遭到封存，沒收入官方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這是一封密信，毛寫此信，為的是委託周恩來向蔣“面陳”信中的“未盡之意”，懇切要求停止兩黨鬥爭，提請蔣介石同意共產黨員在保持其黨籍的前提下部分地乃至全部加入國民黨。毛澤東的請求引起蔣介石的高度警惕，他在讀完該信的當天即在日記中寫道：“我們依據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慘痛經驗，是不能再上當了。” 51 蔣介石不贊成跨黨，他堅持中共黨員要入國民黨就必須放棄其原有黨籍，周恩來則堅守不放棄黨籍的原則，還想沿襲上一次的方式繼續寄生在國民黨内部。雙方一談到節骨眼上，便都拒絕作任何讓步。因爲他們都曉得，一讓步即會全綫崩潰，落到自取滅亡的下場。蔣介石的警惕儘管很高，他僅可斷然拒絕周恩來提出的跨黨建議，卻難以杜絕中共在國民黨内部暗中滲透。實際上早從蔣介石清黨分共開始，就陸續有中共的地下黨員潛入國民黨的黨政軍機構。國共抗日統一戰綫建立後，在某些合作的場合，國共之間的差異趨於淡化，對抗亦隨之減弱，在兩黨人員比較友好的接觸中，隨著近朱者赤的現象浸蝕到國民黨的部分成員，共產黨已以另一種跨黨方式擴散其詭變的寄生了。周恩來這一次半真半假的試探無形中碰撞出國共各自的底綫：那就是一方絕不許異黨公開跨黨於本黨，一方絕不會任他黨將本黨整個“溶化”。武漢即將失守，長江局諸人與國民黨十個月相處中一線稀薄的希望也隨之暗淡下去。雙方都走到了難以更接近對方的地步，在他們開誠合作的盡頭，眼看著就要摩擦出破裂。
八
六中全會是一次馬拉松會議，等四十天的會開到王明退席去重慶之後，毛澤東終於有了可關起門變換腔調，大放厥詞的機會。在最後兩天所作的總結報告中，毛再次改口，把他前些天暢談“新階段”時說的話完全置諸腦後。他發表唯戰爭和戰爭萬能論的講話，提醒他的志們說：“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務。”“全黨都要注重戰爭，學習軍事，準備打仗。”“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衆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裏面出一切東西。……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蔣介石是反革命的。爲了反革命，他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央軍’。有軍則有權，戰爭決定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 52 毛爲什麽翻來覆去強調戰爭的重要性呢？全中國都捲入抗日戰爭，誰不懂萬衆一心打日本的道理？通觀毛的講話，你會明顯地看出，他槍口的所指主要是蔣介石及其國民黨，而非日本鬼子。這一場戰火，對火綫上打仗的個人來説，隨時都有傷亡的可能，但就中共集團的整體而言，則是死裏求生的大好機會。毛澤東已經看得很清楚，中共只有在這場戰爭中巧鑽空子，才有機會壯大起來，擺脫被蔣介石剿滅的命運。
這些空子遍佈日軍入侵的區域。閻錫山與蔣介石一直離心離德，他嚴密控制山西，對中央軍勢力的全力拒斥，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嚴於對中共赤化的防範，因而給共產黨留下了可鑽的空子。日軍入侵山西後，僅佔領了很多城市，卻無法全面控制城市之外廣大的農村地區。閻錫山素有老狐狸之稱，爲及早組織三晉鄉親群起“守土抗戰”，開展敵後鬥爭，他看中了共產黨組織動員的能力。老狐狸這一招可謂鬼迷心竅，他竟不惜多費周折，把他曾多次通緝的共產黨薄一波其人救出北平監獄，專程請回山西，委以重任，全力支持薄及其黨羽四處奔走，組織起一個名叫“犧牲救國同盟會”的民間團體。薄一波運作得賣力而有效，至1937年初，該會會員已發展到六十萬人。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日軍的步步入侵製造了全國範圍的人口流亡。大量的流亡青年散佈各地，無以爲業，其中有不少傑出人才都在薄一波招兵買馬之際被納入中共的組織。薄一波本來向閻錫山保證不在山西軍政機構内發展共產黨組織，然而隨著“犧盟會”迅速發展，接著又建立“山西青年決死抗敵隊”的武裝組織，薄一波順水推舟，安排大量的共產黨員和親共的“進步”人士在這兩個組織中擔任要職。“犧盟會”、“決死隊”的成員一時間佔據山西省大部分縣份的縣長之職，而由“決死隊”改編的山西新軍五十個團也基本上為中共所掌控，按朱德的話說，“他們不過戴著閻錫山的帽子而已”。在新軍内部，由此而引起閻係軍官與中共勢力的衝突，最後發展到晉綏軍與八路軍交火，閻錫山的舊軍遭受重創，大部分新軍則轉爲中共的軍隊。閻錫山當初靠共產黨創建新軍，本是想振作他的舊軍，壯大本土的實力，結果卻落了個“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場。他最後不得不與中共停戰談判，聽任“決死隊”四個縱隊編入八路軍。閻錫山此後僅保住晉西南一隅，眼看著晉西北和東南地區落入中共之手，由他們建立起晉綏和晉冀魯豫兩個根據地的政權。毛澤東槍桿子造地盤、造政權的構想立竿見影，首先在山西得到了貫徹。閻錫山經營半生的山西即使在日寇的強攻下也未被鯨吞，如今卻遭中共暗算，被蠶食了大半。他因此叫苦不迭，一再以自己的沉痛教訓告誡部下，稱共產黨為“九尾狐”，向他們痛陳中共惑亂視聽的伎倆。
1939年底，蔣介石下令八個戰區，向日軍發動冬季攻勢。國軍出動五十五萬兵力，發動了近千次進攻。12月20日，傅作義部攻入包頭，與日軍展開激烈巷戰，當日即佔領該城大半。可是因第二戰區閻錫山部沒能按原計劃在晉西南和晉北發動攻勢，使得晉北日軍主力從容北上增援綏遠，迫使傅作義部匆匆退出包頭。閻錫山爲什麽沒及時配合友軍作戰呢？因爲正是在那時候，中共勾結新軍，發動了晉西事變，閻錫山的舊軍忙於進攻新軍，貽誤了包頭的戰機，致使傅作義部功敗垂成，北方戰場的主要攻勢遂未能完全按計劃執行。
正是不斷地鑽了這類挖國軍墻腳的空子，八路軍在華北才得以迅速發展。據彭德懷回憶，截至六中全會召開前後，八路軍“已發展到二十五萬人，成立了許多暫編、新編、教導旅。” 彭德懷顯然執行了毛澤東 “斬而不奏” 的指示，他說這些增編的兵員“從未通過國民黨，如要通過它，一個也不會准許。” 53 另根據周恩來給共產國際的秘密報告，截至1940年初，八路軍兵力約二十六萬多人，新四軍約三萬人。中共黨員已激增至四十九萬八千人。那時候中共自稱擁兵五十萬，竟多次要求中央政府給所有增編兵員照發軍餉。從武漢淪陷到1941年底，中國部隊士兵傷亡高達一百三十萬人。至於中共的人員傷亡，周恩來向莫斯科報告，截至1939年8月，“八路軍傷亡僅有三萬人、新四軍則為一千人。”儘管如此，國民黨政府每月仍持續補助中共武裝部隊十一萬美元，佔中共預算的百分之十八。周向斯大林保證說，中共支持蔣介石領導抗日，承認“國民黨在領導全國權力機關和軍隊方面的關鍵地位”。 54 周恩來當然不會在報告中提說共軍與國軍不斷發生衝突的事情。據楊奎松提供的統計數字，中共除了在晉西事變中奪取山西新軍引起極大的衝突外，從1939年1月到1940年2月，在華北各地還製造了數十起較大的衝突，衝突中被八路軍打死的國民黨官兵及政工人員計有上千人之多。55
新四軍在南方的發展勢頭也很兇猛，對國軍的衝擊和傷害更甚於八路軍。讓我們再次品味以上所引的毛澤東講話，從他批評與誇獎的人和事說起。在1956年召開的八大預備會議上，毛除了嘲諷那時候早已失勢的王明，還提到新四軍右傾，說他們不完全聼他的指揮，並嚴厲指責項英追隨王明路綫。而對劉少奇等人的工作，毛則予以對比性的誇獎。他說：“少奇同志還是很清醒的，在華中開展了新局面，陳毅、粟裕、譚老闆、張雲逸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陳毅同志的一些主張和中央保持了一致。”毛澤東為什麼在抱怨新四軍之後又表揚起劉少奇等人呢？那時候他在和長江局諸人爭風吃醋，為平衡他在政治路綫上的弱勢處境，他只有緊抓他的軍黨大權，指令各根據地的將領多做那些“己所不欲，要施於人”的事情。因此他派鄧小平到太行山協助劉伯承，派彭真到晉察冀協助聶榮臻，派劉少奇在華中監督陳毅和粟裕。派那幾個受他支配的黨代表去作監軍，既可督促部隊在敵後打出多佔地盤的局面，又便於從延安窯洞得心應手地發號司令，起碼可穩固他手中的軍黨大權，好頂住長江局的“投降主義”做法。要是讓武漢或重慶方面的同志都把事情做大了，他在延安的運籌帷幄還有什麼出路！總而言之，對黨內那些穿著筆挺的軍裝或西服在媒體的聚光燈下出現的同志，毛始終懷有一言難盡的複雜心情。他不服氣他們在那邊做聯蔣抗日的工作，於是便鑽到窯洞內挑燈疾書，不斷向華北和華中發出搞摩擦的指令。爲了把自己挑起的事端推到對立面身上，毛最善於捏造“誣告辭令”，“摩擦”一詞即為他此時反咬友軍一口的措辭。明明是共軍越界，闖入友軍所守的戰區無端挑釁，毛卻把對方的自衛說成是“搞摩擦”，再給友軍扣上個“頑軍”的帽子，共軍不斷挑起衝突的行動就成了理直氣壯的“打頑”。 56 那時候紅軍西竄後留在江南的各股遊擊隊已改編為新四軍，曾在巢湖一帶配合徐州會戰，後轉入華東遊擊。按照1938年6月國民政府軍委漢口會議的決議，要求敵後作戰緊密配合正面主力作戰，軍令、軍政由戰區統率機關統一運作。項英之所以受到毛的指責，就是因項英服從統一指揮，被認爲執行了王明的路綫。聽到日軍掃蕩蘇北的消息，毛澤東認為共軍奪取蘇北的大好機會到了。於是在1939年5月4日，他致電劉少奇：“望指令葉飛部隊開返蘇北，在蘇北地區放手發展，在今年內至少擴大二萬人槍，韓德勤部如妨礙我發展，須堅決殲滅之。”正是在毛的一再督促下，粟裕那支打遊擊的土共隊伍迅速壯大起來。他們對日軍遊而不擊，對國軍則大打運動戰或殲滅戰，發揮“鬣狗戰術”，“打著國府的旗號，跟在日軍後面招降納叛，收編散兵散槍，吞併民眾自衛武裝乃至土匪武裝，組織民眾，建立政權，派捐收稅，建立國中之國。” 57 這情形恰如《沙家浜》中胡傳奎登台所唱的那個局面：“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鉤掛三方來闖蕩：老蔣、鬼子、青紅幫。”此唱詞可謂活畫出黃橋事件前後當地武裝力量的戰時生態。現在我們回過頭仔細一看，若把那唱詞改為“鉤掛四方”，再加上個“共產黨”，那才更全面最恰當。在那個戰爭生態學的叢林群落中，正是靠了抗日的大環境總氛圍，在正規軍之外，才自發地催生出一批批在拼命中各討其生活，殺出血路來各壯聲勢的雜牌武裝力量。新四軍這一批土共的日漸壯大即來自其間的拼殺、兼併與重組。這裡面不能說沒有各自的救亡熱情和抗日業績，但抗日僅屬新四軍兼營的軍事行動，要按毛澤東派給他們的戰鬥任務來説，壯大兵力和搶佔地盤才是終極的軍功。外界所傳毛澤東大談“蔣、日、我，三國誌”的那一大段説法， 58 目前雖無確切的文件可以證實，但質諸新四軍當時的行動，誰也不能否認他們實際上就是在執行那個説法。
如上所述，共軍靠打劫維持糧草，賴繳獲補給軍需的生存方式時日已久，早就養成 “鬣狗戰術”的習性。關於“鬣狗戰術”，蘆笛和網絡作者周劍岐的描述可謂英雄所見略同。蘆笛把共軍比為“跟在獅子後面的鬣狗”，說他們 “跟在日本人後面‘撿洋撈’，收編被日軍擊潰的國軍，佔領日軍留在戰線後方的廣大地域。”按照周劍岐的敍述，粟裕帶領的縱隊更是如此，他們名為新四軍，戴的是國軍軍徽，吃的是國府軍糧，但在毛澤東“打頑”指令唆使下，直到抗戰勝利，卻從未配合國軍打過一場對日軍的硬仗。他們“對國軍只要有任何機會，伏擊、偷襲、攻堅、分化、掠奪人槍資源，從不放過。如鬣狗禿鷹，兇殘獵食，群攻死咬……” 59 守在蘇北的國軍因此而處於三面受敵的危境，他們白天要與日軍和僞軍廝殺，夜裏還得提防共軍偷襲。通觀世界戰爭史，哪一國哪一族在外敵入侵，國家危亡的日子，會有這樣趁機造反，自相殘殺的現象？1939年4月12日中央書記處開會，毛澤東在會議上聼取劉少奇的報告，他最後確定“全國共產黨與遊擊戰爭的主要發展方向是華中”。 60 毛此後不斷從延安窯洞向陳毅等新四軍將領發電指令，讓他們在蘇北放手發展，把血戰台兒莊的國軍韓德勤部鎖定為鬣狗群咬的目標，盡一切努力奪取江北那一大塊地盤。在此期間，新四軍不斷與國軍製造摩擦，交火中時有斬獲。1940年10月初，毛澤東電令黃克誠率八路軍第五縱隊南下增援陳毅部，在黃橋一戰，圍殲韓德勤部，殲滅國軍一萬一千餘人。這一“鬣狗行動”實屬惡劣，一下將國共摩擦升級到局部内戰的地步，最終招致皖南事變，軍長葉挺被俘，新四軍番號被正式取消。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從此公開破裂，讓日軍和僞軍在一邊看夠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内部自相殘殺的熱鬧。
蔣介石眼看著長江南北的新四軍日漸壯大，他那時候唯一能做到的遏制之策就是下令新四軍全部轉移到黃河以北。12月9日，蔣介石下達手令：“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1月30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 戰。現在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所有部隊，限於本年12月31日止開到黃河以北地區。” 61 但毛澤東卻認爲蔣介石此擧用心險惡，有可能置共軍於國民黨與日軍的夾擊之下，新四軍一旦渡過黃河，就等於被驅趕到日軍的射程之内。況且華北敵後根據地已經在養活著日益增多的八路軍，大有負擔不起之勢，若再湧入新四軍大批人馬，勢必出現新的麻煩。所以毛認為必須讓新四軍在華中打開局面，只有將黃河上下與江淮之間打成一片，對中共才是勝算。這就是新四軍皖南部被指令北徙，而在接令後一直逡巡延誤的戰時生態背景。特別是項英本人，因帶兵在江南一帶遊擊已久，捨不得丟下所佔的地盤，一直想在皖浙贛邊區開展工作，擴大根據地。自蔣介石手令下達後，連毛澤東都多次發電，促項英部北上，項英卻擔憂北上途中遭受伏擊，並多次向軍令部索要補給，因而一再延展行期。但最嚴重的情況是，黃橋之役共軍吃了甜頭，華中總部又結集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十二月中旬強攻曹甸，共軍付出死傷兩千人的代價，卻未能攻下曹甸。共軍這一火上澆油的動作更加激化國共摩擦的局勢，直接刺激了國軍四十師軍事行動中的報復因素。
新四軍皖南部九千餘人一直拖延到1941年1月4日夜才從安徽涇縣雲嶺分三路出發，但他們並沒按軍令部調令指定的路綫北上，而是向蘇南方向移動。既有違令延期之過，又繞道而行，闖入禁區，因此才遭到圍殲。對被殲的新四軍來説，這固然是一場慘劇，但之所以導致此不幸的結局，多屬國共摩擦日久，彼此已喪失互信，結果就在那個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激化出致命的衝突。國軍的行動更多的屬於沿途防守中發生的堵截和阻擊，而非預設陷阱，專伺伏擊。至於說毛澤東有意陷項英於滅頂之災，恐亦屬捕風捉影之談。毛澤東的罪責主要在於他一再電令八路軍南下增援華中。在1939年12月19日的電令中，他明確發令說：“望葉挺、項英率部渡江，應於兩星期內渡畢增援皖東為要。” 62 原來毛催促項英率部北上渡江，並非出於遵從委員長手令的期限，而是要他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急欲把新四軍皖南部併入華中戰局的最新部署。軍令如山，豈是灞上兒戲！按照何應欽的電令，軍令部之所以不准新四軍從鎮江北渡，而令其按規定路綫北上，正是“為使該軍江南部隊，不致直接參加對韓部之攻擊”。韓德勤那裏正受到圍攻，項英部偏向那一方開拔，怎能不引起顧祝同的懷疑！毛澤東擔心新四軍走規定路綫會受到李品仙部在江北伏擊，然而在事變發生後，傅秋濤帶領的兩千多人之所以能順利突圍，安全到江北的無爲集結，正是因走了規定的路綫，更未遭遇李品仙部伏擊。項英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謂疑慮慎重反被疑慮慎重誤了。他帶領七千人南下茂林，兜了個大圈子，而正是在此時，他接到毛澤東電令，告訴他們“只要宣城、寧國一帶情況明了後即宜東進”，63 新四軍於是按指令踏上國軍最忌諱的路綫，因此才遭到圍殲。戰場上的情況總是千變萬化，不斷冒出隨機的因素，一方的行動若事出突然，另一方受到刺激，自然會予以出其不意的反應，雙方於是反復較量，最後便造成他們本想避免，卻終難避免的結果。這就是皖南事變在國共摩擦日趨緊張的情況下一步步釀成慘劇的走勢，其間的實情未必如流行的陰謀論者所解釋的那麽絲絲入扣和十分戲劇。但不管怎麽說，皖南事變的結果於國民黨實在不利。國軍殲滅的新四軍遠不足以補償黃橋之役的損失，反給中共抓住頑軍“製造摩擦”的把柄。周恩來把“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慘情叫喊得國内外輿論一片譁然，給蔣介石政府造成極壞的影響，結果卻讓專靠搞摩擦發展壯大起來的新四軍贏得了外界的同情。而從此以後，在所有可鑽空子的地區，中共的武裝勢力更加肆無忌憚地擴張起地盤。
九
毛澤東的抗戰策略雖為共產黨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卻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重罪。他從來都不憂我們中華亡國，只恐怕他們中共亡黨。因此他一直對中共集團灌輸他自己獨特的“愛國主義”價值觀，正如蘆笛所說，把他們教育得“不覺得不打日本人是恥辱，卻為中共的迅速壯大心花怒放，倍感偉大領袖的英明正確。” 64 另據張戎和蘆笛的揭發，1939年底，在回答斯諾的新聞採訪時，毛甚至贊成蘇聯採取佔領半個波蘭的方式來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就是說，只要能打倒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和排除英美帝國主義的干涉，讓中共在蘇聯的卵羽下幸存下去，哪怕由蘇聯和日本瓜分中國，中共也會欣然接受。因為那樣做完全符合中共遵循的列寧主義原則。毛這樣冒失吐露玄機的說法立即引起共產國際極度過敏的反應，因為他那一席談話不啻預告了後來的日蘇中立條約。該條約果然在1940年4月13日正式簽署，蘇方“誓言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方“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蘇聯就這樣在背棄中國政府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了骯髒的交易。但對毛澤東來說，這一欺辱中國人民的事件則意味著他所期待的局面終於實現：讓中國的一部分領土從國民黨政府的主權下“解放”出去，從而被無產階級的祖國抓到手中。於是他代表中共發表聲明歡呼說，“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偉大勝利。” 65 那是在南京大屠殺之後，武漢、長沙相繼失守的年月，陪都重慶日夜遭受日寇轟炸，毛澤東竟如此高調歡呼一個贊同日本侵佔東北和蘇聯分割外蒙的條約，其用意之卑劣實在令人髮指！我們完全可以說，此時的毛澤東已從紅色山大王心態轉化為紅色石敬瑭心態了。
毛不僅置國家民族的尊嚴與利益於不顧，更在國難當頭之際策劃共軍搞趁火打劫的軍事行動。早在1939年底，他就在黨内軍内製造蔣介石發動反共高潮的緊張空氣，聳動各軍頭在反内戰的旗號下掀起内戰。他對周恩來說：“蔣最怕的是内亂，是蘇聯，故我們可以這點欺負他。他要剿共，我們一定要反剿共。如果我們在反内戰口號下不怕内戰，待他的剿共軍前進時出十五萬精兵抄到他的後方，打幾個大勝仗，那時候蘇聯再出來調解一番，好轉也不是不可能的。”就在毛圖謀此先發制人的籌劃，已草就請示共產國際的電報之際，斯大林派到中國的軍事顧問崔可夫明確表態，不同意中共與蔣介石決裂，毛自討沒趣，只好壓下待發的電報。不久之後，發生皖南事變，毛澤東私下發洩不滿莫斯科的言論，大閙起反蔣情緒。他以怨婦的醋意口吻要求蘇聯停止“接濟重慶武器”，命周恩來去找崔可夫，請求莫斯科援助中共奪取蘭州，以便打通蘇聯軍援中共的道路。他讓周轉告崔可夫說，八路軍“沒有飛機及攻城部隊奪取蘭州及甘涼肅三州是不可能的”。毛的“飛機大炮”癡念真可謂念玆在玆，始終不渝，其糾纏不休的勁頭幾至死乞白賴的地步。無奈莫斯科不相信眼淚，蘇聯的軍援只能接濟在正面戰場上作戰的國軍。季米特洛夫經斯大林首肯，給毛澤東發了封措辭嚴厲的電報，他要求毛認清形勢，好好與蔣介石合作，立即調整立場，並儘快回電報告他到底作何打算。 66 毛再次討了沒趣，他只好丟掉幻想，等待將來的機會。
1941年下半年的國際局突生巨變：6月22日，德國突然對蘇聯發起全面進攻，蘇德戰爭爆發。12月7日（美國時間），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立即對日宣戰，同時也對德、意宣戰。毛澤東一直敵視的英、美帝國主義現在不但與蘇聯結為同盟，同時也開始大力援助中國政府抗日。蘇聯現在自顧不暇，自然顧不上多做那些危害國民黨以支持中共的事情。蘇聯與美、英關係的改變立即影響到中共對國民黨的態度，國共衝突隨之緩和下來。1942年初，剛從蘇聯治病返回的林彪似乎也受了莫斯科的委託，在蘭州和西安與國民黨高官會晤，大談國共合作。隨後季米特洛夫致電毛澤東，讓他“必須與蔣介石直接聯係，以消除國共之間的誤會”。蔣介石在重慶與周恩來見面時甚至提議與毛澤東在西安約談。毛立即積極反應，表示願意前去與蔣一晤。后經中央開會研究，派林彪赴重慶與蔣會談。這次會談一如往昔，特別是在八路軍縮編和換防的問題上爭來爭去，最終無法取得任何實質性的結果。因此，不管談多少次，不管談判的級別多麽高，結果也只能做到表面上的關係緩和，但在關鍵問題上，雙方從來都各守底綫，拒不讓步。等緩和後過一段日子，一遇到外界形勢的變化，關係又隨之緊張起來。比如在1943年5月22日共產國際宣佈解散後，國民黨内部幸災樂禍，作爲它的中國支部，中共突然失去其外部靠山，毛澤東立即緊張起來。他敏感到蔣介石要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於是在黨内發出準備打内戰的號召，對外則大肆宣傳國民黨要進攻延安，掀起内戰。其實國民黨方面的軍事行動多屬中共根據地不斷擴張而引起的摩擦，就蔣介石本人來説，他基本上還是主張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特別要在宣傳上避免給外界造成準備用武力解決的印象。蔣介石深知，要取得抗日的勝利，必須聯合國際的反法西斯勢力，與共產黨打來打去，只會在國際上敗壞政府的聲譽，影響到來自盟國的支持。蔣因而既要作出親善蘇聯的表示，又要取得美國政府的信任，每當中共搞起摩擦，大造輿論，閙得國民黨内部的反共情緒突然高漲，蔣總是陷入手忙腳亂，左支右絀的境地。他憂憤交集，百思莫解，往往苦惱到五内俱焚的程度，只有在日記中發洩幾句，再自我勉勵一番。在一次與國民黨高層幹部的集會中，他向與會者明確指出中共的動態和政府的難處。他說：“中共猖狂之目的，在引起内戰，以破壞我抗日局勢，減低我政府威信，喪失我國家在國際之地位也。故彼策略在激怒我，使我不能容忍，用兵向彼進攻。”而“一經用兵，無論勝與不勝，則彼之目的達成，故應採取守勢，圍而不剿，用側面與非正式方法以制之爲宜。” 67
這就是毛澤東一再抗議國民黨對邊區政府及各根據地所採取的封鎖和包圍。毛想與蔣介石會談的衝動早已消失到九霄雲外，蔣越來越成爲他竭力攻擊的靶子。無論是發表講話還是刊登文章，他總是用更強烈的措辭反咬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把對方指責中共的口水戰再反彈囘去。他指責國民黨說：“我們很疑心你們同那些日本黨、漢奸黨互相勾結，所以如此和他們一個鼻孔出氣，所以說出的一些話，做出的一些事，如此和敵人漢奸一模一樣，……”“蔣介石的態度越變越反常了，他堅決地反對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強烈地仇視中國共産黨，暗示了他所準備的反共内戰的藉口。”“我們向一切不願意撤離河防進攻邊區和不願意解散共產黨的真正的愛國的國民黨人呼籲：請你們行動起來，制止這個内戰危機。我們願意和你們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於危亡。” 68 兩方面都在指責對方要打内戰，都抱怨受到對方攻擊，都說對方在造謠誣衊……國共兩黨就這樣的爭持中反復談判，反復鬧翻，一直閙到共產黨越變越壯大越強硬，有一天果真與國民黨打起全面的内戰。
註
1見《殷海光全集》5，台大出版中心，2009，頁72、109-114。
2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共紅軍的一次嘗試——有關中國紅軍“打通國際路線”的經過》，見其所著《讀史求實——中國現代史讀史劄記》，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3參看《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84。
4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頁129-130。
5同註3，頁496-497、494-495、506。
6張培森《楊尚昆１９８６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見《炎黃春秋》，2009年第三期。
7參考彭德懷的《彭德懷自述》，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頁216-217。
8參看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明鏡出版社，2011，頁208-209。
9參看《中國記事——李德回憶錄》，頁228-231。
10同註2。
11李德《中國記事》，頁294-295。
12參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華文出版社，2010，頁48。
13參考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時報文化，1994，頁137、125。
14參看自張太原《建立一個民族的國家：自由主義者眼中的民族主義——以〈獨立評論〉為中心的探討》，見鄭大華、鄒小站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第260頁。
15參看《毛澤東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頁30-95。
16參看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38-39、45。
17同註3，頁622。
18參看註16，頁322-323；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頁332-333。
19同註15，頁243-246。
20同註12，頁16。
21參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頁345-346。
22同上，頁389。
23參看黎東方《細説抗戰》，遠流出版公司，1995，頁55。
24《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46-48。
25同上，53頁。
26 見薩沙的“和訊博客”（http://sidalin.blog.hexun.com/ ）。同時參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388有關敍述。
27同註9，頁303、296。
28 同註21，頁410。
29同註13，頁167。
30同註26。
31《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頁65、114；《毛澤東年譜》中卷，頁29。
32參看顧則徐《朱德別傳》，頁616-619。
33參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389。
34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387-396。
35轉引自金沖及《毛澤東傳》（1893-1949），頁514。
36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139。
37“陳紹禹返延後，在不同場合分別傳達了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産黨的三項重要指示：第一，史達林說：毛澤東有許多缺點，如不懂馬列主義，沒有世界眼光，只是以狹隘經驗來解決問題指導革命……由俄回去的許多幹部，要從理論上思想上和各方面幫助他，並克服他的弱點，使他成爲健全的領導。”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二冊，頁248。
38同註36，頁139。
39同註21，頁424。
40同註36，頁142-143；同註37，頁248-249。
41同註21，頁418。
42參看田子渝《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再研究》，見《抗日戰爭研究》，2004年第一期。
43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539-540。
44同上，頁399。
45 參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二冊，頁337-338。
46 同註36，頁166。
47 同註34，頁517。
48 同註32，頁646。
49《論新階段》全文見竹内實編《毛澤東集》第六卷，頁163-240，以上引文見頁247。
50 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524。
51同註36，頁175。
52同註50，頁541-547。
53同註6，頁235。
54參看陶涵（Jay Taylor）《蔣介石與現代中國》（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上卷，林添貴譯，時報出版，2010，頁187-191。
55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413。
56 正如白崇禧皓電所說：“綜觀過去陝、冀、察、晉、綏、魯、蘇、皖等地不幸事件，及所謂人多餉少之妄說，其癥結所在，皆緣於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所屬部隊﹕一、不守戰區範圍 自由行動；二、不遵編製數量，自由擴充；三、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四不打敵人，專事吞併友軍。以上事端，實為摩擦事件發生之根本。”
57 同註8，頁290。
58 這段被傳為洛川會議上的講話，尚未有正式文件證實：“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遊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拼命撕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佔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誌，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們也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
59同註8，頁283；另見周文：《民國軍人抗戰衛國的武德與其兇殘病變》，“博訊網站”所載“周劍岐文集”（http://blog.boxun.com/hero/zjq/ ）。
60 《毛澤東年譜》中卷，頁119。
61 同上，頁237。
62 同上，頁242。
63 同上，頁250。
64 同註8，頁293。
65 據張戎所說，“波蘭模式是毛的期待。斯大林要是跟日本瓜分中國，毛本人自然會當上半壁江山的統治者。”見張書《毛澤東：鮮爲人知的故事》，開放出版社，2006，頁189。另見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書中的長篇揭批，頁346-365。
66 參看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頁104-109。
67 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483。並參看該書頁461-505。
68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908-909、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