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 知名宪政学者
施密特的敌我之分，在于获得国家的主体性认同，但他将敌我之分置于原来兄弟的底色中。就像该隐与埃布尔，本是兄弟。在民国成立后，美国终于在世界上找到了一个最像美国的，晚生的孪生兄弟国家。美国于民国，有着兄弟之爱。民国于美国，有着影响美国主体性自我认知的重大影响。没有弟弟，哥哥就不成为哥哥，哥哥就迷失。
从1992年开始，例如总统奥巴马的国情咨文中，不是把中国当做外国，放在外交这一章节，而是放在内政这一章节中。民国或者中国问题，是美国的内政。于是乎，美国民国命运共同体，就在施密特敌我之分之外给出「友爱共同体」的政治神学。不是必需性（必然）支配，而是基督教之友爱支配的兄弟关系。在此，我想说，美国的自我维护，自我认同，其政治宗教和国家的政治神学，离不开民国。这是美国在上帝面前，怀疑担心自己是不是该隐，有没有流着该隐原罪的血的证据。也是美利坚作为天选民民族，被上帝所宠的证据要求。
之前的美国政治神学，公民宗教或政治宗教建构，都没有看到美国民国命运共同体，民国作为存活下来的最古老文明，近乎永恒的稳定秩序和混沌的散乱残旧一体之旧国度，以一种美国奠基式的方式新生重生，因此成为最像或者最可能像美国的国家，因此美国作为山巅之城的普世救赎担当，不仅仅是政教分离的问题，而且是以天命守护者邀请了民国，以兄弟两个人的「友爱共同体」来一起承担上帝要求的民族使命。以色列的天选民是单一民族国家的，它是最古老的民族国家。而美国民国命运共同体，确是两兄弟的。人类第一对弟兄争宠流血屠杀该隐与埃布尔的隐喻，不合于美国民国这对兄弟。万国之父亚伯拉罕之长孙以扫和次孙雅各布之间红豆汤出卖长子权，可能更合适一些，民国一直有超美的冲动，其民族主义的诞生形成，是针对美国，而不是对英国日本的。也就是「长子权」之争，是存在于美国民国命运共同体的。《圣经》中上帝对该隐进行审判，而并没有对以扫有谴责。
最新的国家，与最古老的国家，很显然是地球全人类的两极。对于承担全人类普世救赎使命的美国来说，如果能使最古老的中华也基督化为新美国，那么整个地球得到拯救就指日可待。美国传教士从最古老的异教文明下手，就是从最难的下手，如此是对世界最大的承担。哈罗德‧伊萨克斯在《美国的中国形象》中说，美国民族历史的开始时期，就有对中国特殊地位的情感认识。在亲密意识的模糊不清而又持久的特点上，通过幼年时期有趣的记忆，历史性的联系与民族精神生活相匹配着：当美国孩子尚未懂事时，他们就知道如果在底下竖直挖一个穿过地球的洞，从另外一个洞口出来就会是中国。于是在很多孩子们的意识中，形成了只要不离开地球，中国是所能到达的最远地方这一概念。如果说美国是一极，那么则另外一极则是中国。美国是人类通往天堂的一个洞口，中国是另外一个不知道通往天堂还是地狱的洞口，那么美国人就要以天命守护者的身份和精神，帮助中国基督化，成为另外一个通往天堂的洞口。
一连串把中国要素扯进来的「美国大事件」塑造了美国，让美国成为美国，让美国人成为美国人。在美国和民国奠基时刻里，美国和中国互为想象的乌托邦，帮助自己建国。民国奠基之美国共和式，晚清民初把民国当作中国三皇五帝远古黄金时期之再现，以及民初之华盛顿崇拜，都说明美国对民国奠基之模本和激励作用。同样，中国基调的图景也编织入美国奠基。美国国父们和早期领导们受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对中国文明的优点十分仰慕，甚至认为值得在他们的新世界中进行模仿。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68年创办的美国哲学学会第一卷本的致意引言中说，在将来的某一天，美国可能会变得像中国一样人口众多。生养众多，这是《圣经》中上帝对人类的要求，中国生养众多，难道不能引申为美国基督徒国父履行上帝使命的范本？
《美国的中国形象》说了几个塑造美国的大事件，与中国要素相关的，一个是爆发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那艘英国货轮就是刚从中国厦门刚抵达的。第二，1784年共和国建立的第二年，第一艘美国的快艇帆船自新英格兰驶向中国海岸，名字叫「中国皇后」，时至今日还在电影，小说和历史中广为称颂。三个民国前后长达几十年的美国传教士把中国当做唯一重要的传教舞台。这个在美国公众中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才使得中国人在美国人的良知中有着特殊要求的权利。中国人向美国提出自由权利的要求，好像是朝自己人提出，理所当然的样子，不把自己当外人。
第四个，美国对西半球之外的世界事物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一个重要外交举措，是1899年创立的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而且不是欧洲而是亚洲尤其是中国才成为美国承担世界政治使命的舞台，产生美国当代历史上一些最重要后果和决定的舞台。也就是说，以二战以及后面的历史来看，亚洲或者中国舞台，才使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在美国人眼里，亚洲基本等同于中国。如果这个构成美国历史命运的规定性，美国从亚洲退到欧洲，就是违背了命运的要求，也导致大陆落入共党之手，民国山河破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