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位时竟如此腐败》中已经介绍到了一九八五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
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一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则相当於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二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地位仅次於陈云。
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於一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比李昌年长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一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一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
当时的那次以新老交替为主要目的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前夜召开的十二届五中全会上，重要人事事项之一，就是根据习仲勋、谷牧和姚依林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当时的谷牧和姚依林都是因为在国务院有行政职务，一个是国务委员，一个是副总理，从当时“党政分开”的角度，他们不再留任专职的党务机构中央书记处书记是正常的，但当时的习仲勋是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其具体的责、权都是体现在书记处书记上，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同时又没有的任何行政职务，只剩一个空头政治局委员头衔，很有点象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后的杨白冰。
转眼到了一九八六年，当年三月，在陈云亲自下集令革除项南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同时，陈云等人又逼迫当时胡耀邦在省级地方党委的另外一位忠实追随者，当时的改革派大将之一周惠提前交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周惠当时虽然表面上没有处分，但也和项南的待遇一样，直接回家赋闲，而且不按照“惯例”安排他为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
总之，当时陈云下手的一批政治打手已经开始对胡耀邦派系的人马发起进攻，中央里面的攻击对象是时任中办主任兼中直机关工委书记王兆国。这很有点象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的“清群侧”。
考虑到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胡平与项南的关系密切,刚刚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职务不久的贾庆林又是项南点的将，当时的陈云等人坚持不同意从时任省委班子中为项南选择替身。之所以将时任甘肃省长陈光毅调去，一是因为陈云爱将、在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便对陈光毅大力提拔的宋平起了作用;二是因为陈光毅和项南一样，原籍是福建。
项南被迫下台後,以“戴罪之身”回到北京,时常到胡耀邦家里发发政治牢骚。八个月后，胡耀邦也中箭落马，两人反而完全没了顾忌。直到胡耀邦去世之前,到他门上走动就多的便是项南。
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中共十三大时,已经在家赋闲一年半之久的项南被安排为中顾委委员。但项南对此根本不领情，因为邓小平最为痛恨的汪东兴都是中顾委委员。不过，项南担任这届中顾委委员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至少在反对理论左根邓力群的问题上，投上了自己关键的一票。
当时邓力群在十三大中委选举中被差额出局的事情已不是什么新闻。至今显为人知的是中顾委内的一批被左派们指责为“党内自由化分子”的人成功阻止了邓力群出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邓力群在中委选举中被差额下来之後,赵紫阳於当夜主持政治局会议商量对策,及时征得邓小平同意,转而安排他担任中顾委常委。按照党内选举程序,中顾委委员由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当选後的全体中顾委委员再按照“候选人名单”来“选举”中顾委员常委。
由於的党代表们眼见邓力群已经被从中央委员中差额出去，几乎无人再想到继续与他为难。更何况中顾委委员的“选举”是采取等额方式,只要得票过半数即可当选。而令中共高层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新当选的中顾委委员们居然不买邓力群的账。
说来实在是很有讽剌意味,那就是当时在中共十三大上首任和继任中顾委委员者中,有那么一群党内自由化分子,除了项南、前文提到的李昌，周惠，还有李锐、杜润生、于光远、任仲夷等。正是这批人在中顾委会议上起了难得的游说作用，导致中顾委常候选人名单上的邓力群居然就得票不过半数。
邓力群愤恨之余，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指斥中央顾问委员中“怎么会有一个右派俱乐部?”而项南就是这个“右派俱乐部”里最活跃的组织成员之一。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是项南生前最喜欢引用的诗句。他猝然去世后，福建地方的许多县份都为他送去了家乡的鲜花，家里设置的灵堂里一度摆放了四百多个完全用鲜花纺织而成的花圈、花篮。不过，如此隆重的悼念并非官方预先设定的规格，只是因为江泽民、李岚清、贾庆林,乃至乔石都曾经是项南的下级部属;更因为李鹏等人惧於项南在中共党内的实际威望,这才令项南得以哀荣倍至。
在福建长汀河田，民众在千年闽王庙旁建了一个项公祠，里面立着项南的塑像，以此来怀念项南。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悼念陈云和日后悼念项南的过程中,均出现了“两袖清风”四个字,实在是对共产党政权莫大的讽剌。
项南出身中共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跟习仲勋在西北两度共事。习仲勋赞誉项家“满门忠烈”。项与年去世后，习仲勋为其写了长篇墓志铭。所以当年的项南调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去厦门任职，也是人之常情。后来习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到福建是“来尝试对改革、对开放的实践”。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项南向到厦门视察的邓小平提出在厦门建立自由港得到恩准。习近平到任后，随即主持自由港的调研工作，并为厦门制定出全国最早的一份城市发展战略规划。
1992年，离开福建宁德地委书记岗位的习近平将在闽东工作两年的讲话、文章结集出版，全书围绕闽东地区如何早日脱贫致富这一主题，书名叫《摆脱贫困》。他特地请项南为这本书作序，而此时的项南已因“晋江假药案“黯然去职数年，回北京创办中国扶贫基金会，并担任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