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炭资源丰富，开矿存在暴利，官与商之间存在勾结的冲动。
8月29日，中纪委网站通报，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以及副省长任润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马上有媒体称，中共山西第十届委员会有13名常委，现已有5位常委落马.又有媒体指山西“因煤而乱”、“因煤腐败”，又云“梳理落马的山西官员，几乎每一个都是倒在了煤上”。
所谓“因煤而乱”，望文生义，就是说煤是山西政局混乱、官员腐败的一个“根源”或者诱因，至少是山西官场腐败的一个特色。山西煤炭资源丰富，官员手握行政许可和监管的大权，以此为纽带，形成政商勾结.
煤炭特色，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说到底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很容易对公众和公权力形成误导。这种看法的一个预设是，山西官场腐败面之大，在大力反腐败的当下中国首屈一指。媒体已经预言“山西官场进入崩塌状态”，甚至已经开始担心，现在落马常委已快超过三分之一，将对省委工作机制带来难题.这种情况，其他省区市没有；这么大面积常委被查，在全国实属罕见。
这种看法，很可能是过份突出地丑化了山西官场，而过份粉饰了其他省区市官场的健康状况.山西被查官员多，可能是因为山西官员腐败问题突出，受到中纪委的“特别照顾”，也有可能带来某种偶然性。比如官员腐败关联性强，因一两个商界“金主”的举报，而呈拔出萝蔔带出泥之势；又或者中纪委将能源领域反腐列为当前工作重点，山西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纪委矛头所指。但这并不能证明其他省区市的官场健康状况就比山西强，其他省区市的官员一定比山西廉洁。
中国今天的官场腐败，不是以金钱、美色为因，而是制度设计本身滞后的恶果。中国的权力结构，是基於1949年后搞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设计的，不存在市场，公权力很难到市场上变现.上世纪末，市场经济逐渐建立起来，权钱交易具有现实可能性，但权力仍然处於不被制衡与监督的状况，官员手中的权力过於集中，可以为所欲为。
在谈到官员腐败时，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黄晓薇认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主观上拒绝接受监督、客观上监督乏力，使得权力运行偏离了正确方向”。没有制衡与监督，公权力走向腐败就带有必然性，几乎不可避免。
山西煤炭资源丰富，开矿存在暴利，官与商之间存在勾结的冲动。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马克思的着名论断：“当利润达到10%的时候，他们将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他们将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他们敢於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於冒绞刑的危险.”山西“煤老闆”多，相应地，因煤而腐败的官员应该也多。
其实，没有煤炭资源，官员只要手握缺乏制衡与监督的权力，就有走向腐败的极大可能。导致人们蠢蠢欲动、铤而走险、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敢冒绞刑危险的，是利润，而不是煤炭。煤炭可以产生利润，其他资源也可以产生利润，没有资源，只要手握其他权力，就可以到市场上变现为钱这种“一般等价物”。
在军阀混战时代，中国国穷民困，各地探明的可开採资源并不多，探明了的也没有技术和条件开採，军阀就把人民本身及其一切活动当作私有财源。各种陆路、水路上密布关卡，徵求各种苛捐杂税，甚至坐在家里也被摊派人头税、剿饷、国防捐、马路费等等。四川、西康刘文辉刘文彩兄弟强迫人民种植鸦片，成为军阀刘文辉集团的滚滚财源。
正所谓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只要掌握权力，腐败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广，不存在条件差、路子窄的问题.红颜不是官员的祸水，相反是官员口贪权力的春药，强行上了红颜。在山西，不是煤炭诱惑官员走上了歧途，而是权力被官员滥用，官商勾结一起算计了煤炭。在其他省区市，也许没有煤炭或者其他资源，只要官员敢於将权力推向市场，权力总能换回一些什么，比如股票、金条、古玩字画或者女性的肉体.这些东西的确对人充满诱惑，但权钱交易是否成交，主动权肯定掌握在官员本人手中。
山西省委13个常委倒了5个，我们看到的不是山西比中国其他地方腐败，我们看到的是山西暂时处於全国“领先”的位置。正确的态度是，把山西官场腐败当成一面镜子，用它来好好照一照中国官场的腐败问题，由此入彼，由表及里，找出现象的本质，找出问题的根源。从山西的官场崩塌，可以将其他省区市的现状拿捏个八九不离十，正确的态度是正视问题而非掩饰问题.
还是那句老话：权力倾向於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反完山西、四川的腐，中纪委应当以筛子筛穀的办法，将中国其他29个省区市的官员好好过一遍，不放过一粒稗穀.不要迷信什么“党性担保”，不要轻信什么海誓山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