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老红卫兵宋彬彬面对面，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道歉。这是继陈小鲁去年10月“文革道歉”后，又一起标志性的道歉事件。陈小鲁是陈毅之子，组建过“文革”首个红卫兵联合组织“西纠”。宋彬彬为中共上将宋任穷的女儿，1966年在天安门城楼被毛泽东接见，因毛泽东建议其改名“宋要武”，一夜成为著名的红卫兵领袖。在她被接见前的10多天，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打死，成为“文革”时期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宋要武”的迅速走红，使该行为开始被各地红卫兵模仿，批斗毒打教师成为常态，“文革”的第一轮恐怖高潮也因此蔓延。
陈小鲁和宋彬彬是“文革”的学生领袖，也算是“文革”的符号，他们的公开道歉还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道歉中，宋彬彬承认“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称由于“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师，也能听到我们真心的道歉和感谢”。这一道歉发生在40多年后。对历史来说，40年只是弹指一瞬，但对人生来说，40年却有些漫长。幸运的是，宋彬彬还能说出她的道歉；不幸的是，她的道歉来得有些晚，很多被伤害者已不在人世，只有他们的后人，或可因此告慰九泉下的亲人。道歉虽无法弥补那个时代的伤害与罪恶，但至少可以让当下的人，感受到历史的疼痛。只有这真实的疼痛，才能让人反思，才能让人明白这个时代的人心所向。
宋彬彬前几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比这次公开道歉的内容详尽些，有对传言的澄清，有辩解和说明，也有反思与道歉。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一代多还在世，我想宋彬彬所言可能不会离事实太远。宋彬彬虽不是直接打死卞仲耘的凶手，但她作为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显然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只要那些凶手没有找到，没有站出来道歉、忏悔，像宋彬彬所说，她就仍会“从内心感到深深的自责”。宋彬彬虽已公开道歉，但从道歉内容看，她对过去罪行的反思与忏悔，显然还是轻描淡写了。即便如此，从宋彬彬回忆中，我们也可看出那个时代的荒诞、恐怖和罪恶。比起当下那些要为“文革”翻案的人来，宋彬彬的态度算是积极的。
对“文革”早有“内乱”“浩劫”的定性，但30多年来，对“文革”真相一直没有系统的疏理与清算，尤其缺少从政治、法律、文化、思想的角度来反思“文革”，使得“文革”意识仍然普遍存在于当下社会和很多人的意识深处，只要有机会，就能看到它死灰复燃的迹象。应当说，只要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也都是“文革”的参与和制造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果从那个时代经历过的人，没有对“文革”这一历史悲剧和所有罹难者，怀有真正的忏悔和赎罪之心，那个年代弥漫的麻木、无知和残酷，就极有可能在我们身边复活，类似的罪恶也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为自己在“文革”的所作所为公开道歉，相信宋彬彬不是最后一例。这种个人的、偶发的道歉，虽有积极价值，但显示的还是个人的道德勇气，因极难孕育出社会整体的历史反思，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人不是神，总会犯错失误，但有良知和智慧的人，会通过忏悔和反思，来汲取教训和避免重复犯错。国家和社会由人组成，同样不可避免会出现错误，如果一个国家不懂得忏悔与反思，就可能导致历史悲剧的重演。现代人格的重点是要有忏悔和反思精神，现代社会同样如此，否则，民众不仅会忘记过去，也可能看不到未来。不忏悔和反思的个人，可能在罪责和戾气中迷失自我；不忏悔和反思的民族，则可能在社会埋下祸因，难以开创新型的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
对于“文革”这样的重大历史创伤，如果不全面揭示当时的历史真相，仅仅是个人的忏悔与道歉，还可能导致道德与政治责任之间的界限模糊。“文革”更需要的是公共政治层面的反思，而不是个人道歉与忏悔的单纯累积。虽然个人忏悔，有助民众反思现实中的言论与行为，但更重要的是反思如何从法律和制度上，避免此类历史悲剧的再度发生。制度之恶，往往能使大部分民众变得不道德，而良善的制度，则能让不道德的个体向善。
今天官方话语中的“文革”，多被简单描绘为“造反派”对“走资派”、“当权派”的迫害，或是一小撮政治野心家所为。如把“文革”灾难归结于“四人帮”，用一次刑事犯罪的审判，就终结了对“文革”之罪的全面清算。这些都导致了当下民众，对这一惨绝人寰的历史浩劫，多了很多浪漫想象。表面看，“文革”是群众的造反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是当权者对群众的动员和发动，核心就是用非法律的手段来解决权力的矛盾和对立面。所以，“文革”对中国破坏是深重的，它不仅让经济走到了崩溃边缘，人们缺衣少食，也让中国与世界完全隔绝，经济发展成为天方夜谭。它对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践踏已至一个国家的底线，表面上闹哄哄，实质是只有一个脑袋、一种声音。个人崇拜登峰造极，一旦最高领袖思想出现偏差，无人可以纠正或约束，连国家主席也不能例外，对最高权力的监督完全沦丧。
“文革”中饱受摧残的不只是“当权派”，普通民众的权利和自由更是受到肆无忌惮的伤害，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下，就能随意打人、关人、抄家，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安全感。民众的财产被剥夺更是成为常态。民众连读书、恋爱、穿衣、种地、养鸡的自由都没有，又何谈其他？“文革”对一代民众的精神伤害是空前的，价值、道德、伦理观完全消亡，到处是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好友揭发、亲人背叛。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和风俗习惯，均毁于一旦，“破四旧”对中国文明的毁灭程度，要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偌大的中国，最后只剩下八部样板戏和几部小说，完全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是非善恶标准与人性道德。所以，“文革”制造的不只是数百万起的冤假错案，更是摧毁了中国一切既有的哲学、思想、道德、良知、文化及美好情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因为不彻底否定，其后的改革就没有开始的可能。
改革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但当下改革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很多仍与“文革”思维与历史阴影有关。如经济体制中，强调高度集中的命令经济，经济必须服从长官意志，就正在窒息市场经济的活力；权力体制中的一言堂、家长制、运动式治理模式与教条主义，也与我们在制度、社会与文化层面，未能清除“文革”阴魂和思维惯性有关。真正导致“文革”的主因，是权力的过分集中，而这一现象近些年又有了回潮的迹象，成为阻碍改革的主要因素。现在虽然没有大规模制造“文革”动乱的历史环境了，但如果不破除权力万能的迷信，对权力垄断进行深度改革，“文革”中的种种弊端，同样会以其他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彻底否定与反思“文革”，政治上的阶级斗争、经济的单一公有制和打压民营经济、政治上的唯我独尊和一言堂、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与极端左倾意识，都有可能重成气候，阻碍中国的文明进步。
因不完全改革导致的严重腐败，开始让有些人对“文革”中的打倒“当权派”与“走资派”，充满了许多完全不切合实际的想象，认为再来一次“文革”，或许能整肃权贵的腐败。要避免“文革”在未来重现，只有在公共政治层面重新反思“文革”，消除人们对“文革”的片面幻想。如果仍想以“运动”模式来解决当下社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有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越是有人把“文革”当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就越说明反思与否定“文革”的迫切，只有通过反思与否定“文革”，我们在进入改革深水区时，才能少犯一些错误。否则，“文革”弥漫的麻木、无知和残酷，极可能在我们身边复活，类似的罪恶也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只有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中的苦难和血泪，历史才能成为我们今天政治和公民经验的一部分。民众才会抛开政治偏见，去感受那个罪恶年代人们经历的痛苦、恐惧和迷茫，感受那些在苦难重压之下人性的尊严，才能明白民主、自由、正义、人权、真相、宽恕对于当下社会的重要。今天，在公共政治层面反思“文革”，还意味着可凝聚最大的改革共识，意味着国家终于能卸下这一历史包袱，轻装前行。只有让历史承担起对制度、法律和公共空间的镜鉴价值，只有让历史转化为民众可进行自我教育的集体记忆，承担起它对生命所负有的文化和道德责任，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和展望未来。
很显然，反思与清算“文革”，不是为了给某个人或某件史实简单贴上善恶的标签，更不是为了责难那些当事人，或让他们接受今天的法律制裁。反思与清算“文革”，是为了重塑一种新的公共记忆，它也是一个民族修复创伤记忆的方式。只有让所有的国人记住了苦难对人性的伤害，一个民族的罪恶才可能被救赎、创伤也才能慢慢愈合。
历史昭然若揭了，一个国家才可能摆脱历史的重负，重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