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南风窗》上读到一文《尝试直选：重庆镇委书记被免职双规》（记者尹鸿伟，以下简称《尝试直选》）。该文表明2003年8月重庆城口县坪坝镇搞过一次未遂的政治体制改革选举；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直选，副镇长和各部门领导由镇长组阁。但是在市县领导的干预下“选举”被迫停止，选举的倡导者、时任坪坝镇党委书记的魏胜多被免职甚至被“双规”15天；四年多来“魏”一直在奔走申诉却没有得到上级明确的答复。
“‘而作为一名镇党委书记，我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机会。’魏胜多说，‘我没有正式向县委报告，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领导出面让选举无法进行。’魏胜多是想做完之后请县委来评判对错，有问题由他来承担，不给县委添麻烦。”（引自《尝试直选》）显然魏胜多搞的是先斩后奏，而结果却是“免职”和“双规”；时至2007年10月，重庆市纪委给予“魏”的最近答复为：“当初坪坝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只是之前没有得到县里的同意、批复。”（引自《尝试直选》）魏胜多至今不认错、拒绝接受上级的结论；因此近几年来其工作职务一变再变，都是一些远离中共“主干道”的副职，笔者认为“魏”不再可能被重用。事实上家有家法、铺有铺规，魏胜多先斩后奏就有被“拿下”的风险；在中共高层没有对农村基层“政改”发布突破性指令之前，中间层的官员通常明知“魏”是对的也不敢表态，庸官则更可能为保自身的乌纱帽而向改革者问罪。魏胜多当然会说2004年4月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的七个乡镇悄然通过了乡镇长直选；因为此事得到红河州主要领导的支持，而“中央”并未明确表示反对、也就算是默认了。另外重庆市的近邻四川省也有一位“政改”的女闯将——张锦明；此人的职务不降反升，由1998年的遂宁市市中区区委书记到今日的雅安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当然这其中也有曲折，几乎使张锦明坠入个人仕途的深渊；可是其人却实现了“从挑战体制的激进者到恪守体制的改良者”的角色转换。就是说为使自身不在改革的路上落马就必须作出必要的妥协，因为中共默认的“政改”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还有笔者猜测张锦明有比较开明的上司或后台。
总而言之，改革者多磨难，这是常态而因此得势者却是个案；当今中共中下层官员的“政改”更具博彩性，赌输的可能性更大！中共庸官何其多而改革者却凤毛麟角就是佐证，有利可图谁能不趋之若鹜？因此笔者认为魏胜多应以平和的心态看待自己的厄运；因为即使是“政改”的得势者（如张锦明）的施政空间也是非常狭小的，正如老虎被关在笼子里——英雄无用武之地！令笔者惊叹的是中共有一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家法”——专门用来惩治其党员干部的政治、经济犯罪。“……魏胜多被关在县纪委的一间办公室，之后又转移到县政府宾馆，房间里的电视搬走了，报纸也不让看，每天有六七个人24小时轮班陪着。县纪委副书记告诉他：‘你必须认真交待问题，反思自己的行为。’”（摘自《尝试直选》）如此这般共计15天，就是中共所谓的“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接受调查）。
近几年来自于民间的乡镇长“直选”、“海选”呼声甚高；个别地方的“选举”得以通过，都是当地基层官员积极有为的结果，当然与中共决策层的默认不无关系。而乡镇长民主选举又必然带动同级党组织的民主化……然而事实表明这样的好事并没有大范围推广甚至遍地开花，可想而知是中共高层没有明确的支持，而“中间层”枪毙了更多不为人知的“政改”方案。应该说“胡温”当局和其智囊团不至于没有考虑过基层民主扩大化的问题；但是“十七大”之后的体制改革——从“大部制”到“大村庄”仍然难见民主的端倪，则说明在可见的未来扩大基层民主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是说此重大事宜还将被无限期拖延……那么在逐步推广实行十多年的村级民主之后为何不能更上一层楼，就是实施乡镇选举？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应该从村级选举的现状说起。
农村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建立是中共高官彭真作“人大”委员长时首倡的；十年“文革”毛泽东把“彭”整治苦了，因为“彭”活得久（1902—1997)才有出头之日。笔者认为“文革”中的倒霉是彭真民主思想的基础，而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农村实现民主又不会对中共高层造成现实冲击；这是实现“创举”的现实条件。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共对农村基层民主缺乏诚意，相关法律条款可以说明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第三条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此句话的关键：中共是“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第三章 职责任务 第九条村党支部的主要职责是：（三）领导和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支持和保障村民依法开展自治活动。领导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共青团、妇代会、民兵等群众组织，支持和保证这些组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各自章程充分行使职权。”此条款告诉读者“党”要“领导……”因为“党”要管治民主，事实就是“党做主”；所以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矛盾就很难避免。于是“党”就千方百计地实现“一肩挑”——村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两个职务由一个人担任，“党”要指导村民选举党员作村委会主任，这样就既实现了“民主”又无法逃避“党”的领导；“玩”得真绝啊！不仅如此，村委会的干部还有直接的上级乡镇领导，而乡镇领导是被任命的干部；因此“任命”的上级（乡镇领导）和“民主”的下级（村干部）还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领导”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荐”候选人给村民……经过十多年的农村民主实践的事实并不令人乐观，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家族势力、贿赂选举等等；但是最为直接的负面影响无疑来自于中共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的捣乱破坏。如果能够在乡镇层面实现民主选举，自然也会为村级民主扫清许多障碍；但是看看当局在村级选举中的行为，就会明白其当然无心逐级发展民主……
应该说从村级民主逐级上行，逐步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如果可行的话），是一条代价最小的“政改”之路；也是中共从暴力革命到法理治国的唯一途径（当然其可能因此丧失统治地位），中共只有实现这一“伟业”其革命才有合理的说辞。然而“胡温”当局在乡镇民主层面上难有突破是其现实困境决定的，窃以为至少有以下三点原因使“胡温”在政治领域难有作为。
第一、中共在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独裁逐渐弱化；如今已“民主”到几位寡头（“中常委”）决定中国人命运的时候了，而寡头中的核心的任期通常是“两届十年”，也许以后会形成制度。如此说如今“胡温”的执政时间已不足五年，而前五年胡锦涛还忙着肃清江泽民留下的势力，五年后又是“胡”的继任者掌权。如果“胡温”实施“政改”，这当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那么下任者是否会继承“胡温新政”？谁也无力回答这个问题，因此“胡温”无法在重大政治难题上有长远的打算。
第二、“胡温”不是一个团结统一的集体，“江系人马”还有巨大的抗衡力量；离职休养的元老派也是不可忽然的幕后政治势力，此等老朽会倚老卖老，得罪不起；富足地方的诸侯还会因财大气粗而阳奉阴违，令“中央”指令大打折扣……诸多因素使当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常常感叹统治危机而捉襟见肘；如此境况无法改善，“胡温”焉能有“政改”的大手笔？
第三、此“三点”中最重要的是对“稳定”的顾虑，对中共而言稳定压倒一切；因为受前两点的条件制约“胡温”当然无信心拓展民主大业。不可否认中国的稳定是在中共政治高压下实现的；而“政改”必然是减轻压力、还权与民的过程，那么是否会因此引发民怨沸腾而造成政局动荡不安？笔者认为中共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后“政改”仍然裹足不前，正是对政局动荡的恐惧感造成的。如果“政改”能够按部就班地实施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而不会给予当局造成巨大的现实压力；那么笔者相信中共高层中的明白人也会愿意追随彭真委员长而将民主推向更高的层次。因为中国终将融入世界民主大潮之中，这是常识；只有白痴才会相信中共的专治能够一枝独秀。况且无民主，中共岂能高枕无忧！因此是“恐惧心理”打消了中共的“政改”理性。
面对民间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改”呼声，“胡温”当局只可称作“三无政府”，即没有时间、没有能力再加上没有信心。“胡温”的继任者也将面临同样的困局，而且“政改”的压力会日益深重……因此中共决策层需要雄才大略者，既能扩大民主又能稳定局势；否则必然会有“体制”外爆发革命的那一天，而“推倒重来”的民主又必然是代价惨重的……
2008-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