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剧笑料使政治宣传适得其反

20世纪30年代末的中国。一个村庄被日军包围。一群中国年轻人手里拿着枪等待伏击——他们的样子就算出现在如今的北京，玩着滑板，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一辆凶险的日军运输车向他们冲过来，这些极具现代感的中国游击队员用地雷拉发线和简易爆炸装置引发了一场炫目的爆炸。这个炸弹没有杀光日军士兵，日军在这一集结尾一心要报仇。但是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大家都知道中国会赢。

中国这一季播映了几十部充满憎恨的抗日题材电视剧，这部《兵临村下》也是其中之一。据路透社说，2013年中国拍摄了约100部抗日影片和近70部抗日电视剧，估计该类型占市场70%的份额。尽管观众的兴趣在降低，但新一季会有更多这样的影视作品。

政府要求电视台多播放“爱国”节目，抗日电视剧一马当先。在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之际，中国官方报纸《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标题说，“黄金时段电视节目更多与反法西斯相关。”

中国有为政治宣传而拍摄战争电影的传统，大多是根据真实而残酷的抗日战争编写的善恶之争。这种类型的经典之作是20世纪60年代的《地道战》，数十亿人次的中国人看过这部电影，它讲的是足智多谋的中国反抗者通过挖地道网打败日本侵略者。

近些年，政府认可的这类电视剧大量涌现，这是因为中日关系更加紧张，而且中国政府为达到国内政治目的采取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策略。

因为共产主义名存实亡，所以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新的意识形态，中国人过去和现在对日本的憎恶被用来鼓动爱国热情。共同的敌人被认为能促进团结，是分散政治注意力的有效手段，尤其是此时中国国内存在不满情绪和经济焦虑。

宣传人们对日本的普遍怀疑也是为了给中国的军事行动提供政治掩护——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重新部署和扩大空中和海上巡逻，并把日本的威胁作为行动的理由。

今年春天，我作为安倍记者奖学金获得者研究中日文化问题时，与北京的中国导演和制片人交谈——当然，我名片上的标识让对方扬起了眉毛（安倍奖学金是日本现任首相的父亲创立的）。我从他们口中得知，拍摄关于日本的电视剧是为了争取机会而不是为了艺术审美。

抗日电视剧的大量涌现是因为制片公司在与国营电视台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现实财务问题而做出的商业决策，这些电视台是为共产党服务的。显而易见，制片公司学会了炮制最有可能通过审查的节目。制片公司大量拍摄奉承党的路线的电视剧，以便轻松通过审查，顺利发行。

但是政府通过娱乐方式推广民族主义也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结果。

这种类型的电视剧中充满了陈词滥调、性、飞腿功夫和不可思议的暴力英勇事迹，成为中国观众的笑料。“徒手撕鬼子”和“手榴弹炸飞机”这样的桥段在社交网络上引发了洪水般的嘲笑和讽刺，表明这些宣传适得其反。

2013年网络上的嘲讽太多了，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网站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指责一些编剧和制作人“不尊重历史”。最初鼓励并批准拍摄这些电视剧的正是该局。

虽然共产党对抗日内容没有失去兴趣，但是2013年4月，中央电视台经过仔细调查，点名批评了一些粗制滥造的电视剧，隐晦地警告制片公司正确领会意图：大众电视应该宣传共产党，但不应该成为嘲讽对象。抗日电视剧无需审查的前提是能为共产党服务。

因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是政治上的玩火，所以中共在指导反日宣传方面十分警惕。目前的导向似乎是让事态保持温度，不要沸腾，也不要冷却。中日外交、贸易和军事事务正处于胶着状态，所以中国政府发现把正面攻击限制在文化领域十分有用。

虽然电视上每时每刻都有“反法西斯”节目，但中国政府的这一策略产生了复杂的结果。

中国赴日旅游的人数频频打破记录，日本的美食、设计和动漫在中国很受欢迎。但是很多其他中国人像从前一样反日。很少看到对日本人的实际攻击行为，但是经常出现仇日言论。

例如，战争时期日军的绰号“鬼子”每天在中国的电视上重复几百遍，也经常出现在现实生活的对话中。你只要跟北京的出租司机甚至大学生提起日本，这个词肯定会出现，有的人是开玩笑，有的人是认真的。

有时需要激起事态，有时也需要让事态平静下来。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希望自己拥有决定性的话语权。

我是在中央电视台担任客座评论员、在谈话节目的聚光灯下发现这一点的。2006年8月，我参与一次关于中国太空项目的现场直播，中间休息时网上曝出日本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接着进行现场直播时我适时提到了这一点。

我很快遭到批评。“你不能播报关于日本的消息！政府还没决定如何处理呢。”

不管那时还是现在，中共都密切关注它往昔的敌人和经济对手。不管是突发新闻还是电视连续剧，只要是关于日本的，你就可以肯定那些消息是经过管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