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上惊悉陈子明老师于2014年10月21日14时50分病逝于北京。闻此噩耗，我不愿相信这是事实，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于是打电话、通过skype向几个在京的朋友反复了解，最后不得不面对这一沉痛的现实——中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民主运动活动家、“四五运动”中的谈判代表、八九运动的“黑手”、我尊敬的老师——陈子明先生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深爱的人世。
初闻陈子明先生的名字是1989年春夏北京爱国民主运动期间。由于运动起来后，我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对话代表，为了能应对对话，我就着手了解中国1949年后的民主运动发展历史，尤其对上世纪的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与1980年高校竞选人大代表运动进行了了解，从而发现陈子明先生在这些运动中的中坚角色。尤其让我惊奇的是，陈子明先生居然是1976年我上小学时听老师读有关“四五运动”的报导中的“小平头”，那可是《人民日报》批判“四五反革命运动”中的重点人物，这在我年少的心中留下过很深印象。但是，在八九年的运动中，我并没有见过陈子明先生。后来，从报上看到陈子明先生被以八九运动“黑手”而判刑十三年，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我真正见到陈子明先生已经是八九运动后十四年的2003年。由于陈子明先生与《工人日报》社的何家栋先生、王耳先生来往密切，而我有幸通过朋友介绍也认识何老、王老，并因为工作地就在《工人日报》社附近而不时能见到何老与王老。在与何老、王老的平日聊天中，自然就谈到陈子明先生，了解到他出狱后的一些情况，并在2003年秋天应海南陈小平先生之约，请何家栋、陈子明、王耳等先生聚餐，从而得以拜识尊颜。记得当天晚上，就在《工人日报社》宿舍区边上一家老北京饭店聚餐。我与陈小平先生先赶到了《工人日报》社宿舍楼下，一会就见何家栋先生在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搀扶下走了出来。陈小平与陈子明二十年前就在一个研讨会上见过，故友相见，大家热烈握手问好。一路上，陈子明先生一直用手搀扶着何老，我们陪同左右不断说着一些话题，子明先生多是静静地听，偶尔答一句。其实何老身体当年并没有差到走路困难而需要人搀扶的程度，但陈子明先生仍然一路用手扶着何老，缓步前行，后来在席间，陈子明先生在交谈中仍不忘对何老悉心关照。陈子明先生那种举止之间无意流露出的中国传统忠孝美德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
记得当天晚上聚餐中，大家聊了很多话题，但陈子明先生多是微笑着听，偶尔有谈及子明先生的话题时，他才说几句，对于大家的提问作些说明解释。由于当时他仍然处于被剥权期，虽然北京警方曾一度表示对于1989年查封收缴他创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一些物品，考虑作出部分退还，但显然当局也附带了一些限制陈子明先生言行的条件，而陈子明先生当然不会接受任何附带的条件。在席间谈及这个问题时，子明先生只是淡淡地表示对当局不抱任何幻想，但不放弃争取权利的努力。后来，陈子明先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创办了“改造与建设”网站，来传播思想，启迪民智，当然后来为当局所不容而遭到关闭。对于十三年的牢狱之苦及其出狱后的被软禁、监控与骚扰，陈子明先生被问起时，也只平静地说“他们原本就那样”。从席间整个谈话中，陈子明先生那种始终平和、沉静的情形，让人从中领会到“静水流深”的真意。
后来几年中，我常通过王耳老师读到陈子明先生打印出来的一些新作，使我在忙于生计的工作之余得获精神食粮的慰藉。之后我在北京的十来年中，几次在一些朋友召集的研讨会上碰到过陈子明老师，但常常因为许多人围在陈老师周围，我只能匆匆上前问候一声而没有时间私下详细聆听老师教诲。2010年5月11日上午，“三宽部长”朱厚泽先生在北京医院的告别会上，我再次碰到陈子明先生，他在匆忙中停下来问我的近况，我说自己在关注些人权方面的事，他专门问了几个维权界的师友的情况，之后还专门叮嘱我注意安全，并相约抽时间聚聚。然而，当年8月我因孩子上学问题而离开北京，回到老家桂林，自此就只好与陈子明老师通过网络通信联系了。
2013年10月，我写了篇《制造敌人——后极权政权的敌人“依赖症”》的文章，通过微博发给了陈子明老师，并向他征求在国内发表的意见。以往给陈老师发信，基本都是很快就会收到回复，而那次却过了几周才得到回复。陈老师非常简短的回信中，对迟复来信表示了歉意，但没有说明原因，同时向我推荐了国内几个思想性网站。之后不久，我从朋友处得知陈子明先生已经罹患癌症，我幡然醒悟到日前陈子明老师回信晚的原因，想到陈老师已经在病榻之上，不仅上网不便，而且时时经受病痛折磨，依然费心回信指点，这让心中惶恐。于是我回信去问候老师的病况，但随后显示陈老师的微博短信已经无法接收，信发不过去了。再过了几日，从网络上看到陈子明先生前往美国治疗。之后又看到陈老师有病情好转的消息。我默默为陈老师祈祷着，相信陈老师一生中战胜过那么多困厄，这次应该依然可以安然度过。然而2014年10月21日下午，当我从网络看到陈子明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时，我悲痛莫名，难以相信！
陈子明先生是这个时代的一座丰碑！其学养、思想、人品、行止都是这个时代一座高峰！其一生为推进中国民主人权进步呕心沥血，感天动地。如，傅国涌先生悼：四五英雄，北京之春，八〇竞选，求宪政不虚此生；八九“黑手”，长街喋血，十三徒刑，问民间再无斯人。余世存先生悼：浩浩荡荡，从五四到四五，是真革命之先觉，虽然不如意事常八九；寂寂默默，自先觉觉后觉，乃敢特立而独行，百川敦化于文明主流。慕容雪村悼：三千里故国蒙尘，乃生菩萨心肠，断此头，流此血，磨此铁骨寸寸成灰，而成功不必在我：六十年雄心难老，遂起英雄肝胆，指其恶，烛其奸，书其污秽字字如血，惟青史可知此心。冬眠熊悼：生当人杰，吾辈楷模，一生正义，民主先驱，思想大师，人格典范，不屈战士，一路好走，英灵已入先贤祠，百代敬仰！死亦鬼雄，后辈灯塔，舍生取义，光照人间，无愧时代，事业未竟，必有后来，识君有幸，共奋必使民主成，功成再拜！
陈子明先生英年早逝，实乃民失赤子，国失栋梁！悲哉！哀哉！特敬挽如下：
子明千古
毕生擎火立高予暗夜行人光和热；半世秉笔直书唤昏睡民族知与行。
附：陈子明先生生平
1952年1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子生物学专业）。
1968～1974，蒙古牧区插队期间曾任赤脚医生、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1975年，因通信批评时政被逮捕，定为“反革命”，开除学籍。
1976年4月5日，参加四五运动，在天安门广场被推举为“群众谈判代表”。
1979年，任民办刊物《北京之春》编委。
1980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
1981年，通过竞选当选为海淀区第七届人民代表。
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86年，主编《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青年理论家文稿》辑刊。
1987年，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
1988年，任《经济学周报》总经理。
1989年，被以“阴谋颠覆政府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名判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近十几年来，陈子明先生以王思睿、喻希来、吴紫辰、沈延生、华伟、于鸣超、丁超、何明虹、王子雍、陈大白、高健杰、洪民、董罗民、郭奈仁、余韧、之民等笔名，发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论文和译文百余篇。如《西方文官系统》、《现代政治学导论》、《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等。有《陈子明文集》十二卷行世。
初闻陈子明先生的名字是1989年春夏北京爱国民主运动期间。由于运动起来后，我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对话代表，为了能应对对话，我就着手了解中国1949年后的民主运动发展历史，尤其对上世纪的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与1980年高校竞选人大代表运动进行了了解，从而发现陈子明先生在这些运动中的中坚角色。尤其让我惊奇的是，陈子明先生居然是1976年我上小学时听老师读有关“四五运动”的报导中的“小平头”，那可是《人民日报》批判“四五反革命运动”中的重点人物，这在我年少的心中留下过很深印象。但是，在八九年的运动中，我并没有见过陈子明先生。后来，从报上看到陈子明先生被以八九运动“黑手”而判刑十三年，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我真正见到陈子明先生已经是八九运动后十四年的2003年。由于陈子明先生与《工人日报》社的何家栋先生、王耳先生来往密切，而我有幸通过朋友介绍也认识何老、王老，并因为工作地就在《工人日报》社附近而不时能见到何老与王老。在与何老、王老的平日聊天中，自然就谈到陈子明先生，了解到他出狱后的一些情况，并在2003年秋天应海南陈小平先生之约，请何家栋、陈子明、王耳等先生聚餐，从而得以拜识尊颜。记得当天晚上，就在《工人日报社》宿舍区边上一家老北京饭店聚餐。我与陈小平先生先赶到了《工人日报》社宿舍楼下，一会就见何家栋先生在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搀扶下走了出来。陈小平与陈子明二十年前就在一个研讨会上见过，故友相见，大家热烈握手问好。一路上，陈子明先生一直用手搀扶着何老，我们陪同左右不断说着一些话题，子明先生多是静静地听，偶尔答一句。其实何老身体当年并没有差到走路困难而需要人搀扶的程度，但陈子明先生仍然一路用手扶着何老，缓步前行，后来在席间，陈子明先生在交谈中仍不忘对何老悉心关照。陈子明先生那种举止之间无意流露出的中国传统忠孝美德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
记得当天晚上聚餐中，大家聊了很多话题，但陈子明先生多是微笑着听，偶尔有谈及子明先生的话题时，他才说几句，对于大家的提问作些说明解释。由于当时他仍然处于被剥权期，虽然北京警方曾一度表示对于1989年查封收缴他创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一些物品，考虑作出部分退还，但显然当局也附带了一些限制陈子明先生言行的条件，而陈子明先生当然不会接受任何附带的条件。在席间谈及这个问题时，子明先生只是淡淡地表示对当局不抱任何幻想，但不放弃争取权利的努力。后来，陈子明先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创办了“改造与建设”网站，来传播思想，启迪民智，当然后来为当局所不容而遭到关闭。对于十三年的牢狱之苦及其出狱后的被软禁、监控与骚扰，陈子明先生被问起时，也只平静地说“他们原本就那样”。从席间整个谈话中，陈子明先生那种始终平和、沉静的情形，让人从中领会到“静水流深”的真意。
后来几年中，我常通过王耳老师读到陈子明先生打印出来的一些新作，使我在忙于生计的工作之余得获精神食粮的慰藉。之后我在北京的十来年中，几次在一些朋友召集的研讨会上碰到过陈子明老师，但常常因为许多人围在陈老师周围，我只能匆匆上前问候一声而没有时间私下详细聆听老师教诲。2010年5月11日上午，“三宽部长”朱厚泽先生在北京医院的告别会上，我再次碰到陈子明先生，他在匆忙中停下来问我的近况，我说自己在关注些人权方面的事，他专门问了几个维权界的师友的情况，之后还专门叮嘱我注意安全，并相约抽时间聚聚。然而，当年8月我因孩子上学问题而离开北京，回到老家桂林，自此就只好与陈子明老师通过网络通信联系了。
2013年10月，我写了篇《制造敌人——后极权政权的敌人“依赖症”》的文章，通过微博发给了陈子明老师，并向他征求在国内发表的意见。以往给陈老师发信，基本都是很快就会收到回复，而那次却过了几周才得到回复。陈老师非常简短的回信中，对迟复来信表示了歉意，但没有说明原因，同时向我推荐了国内几个思想性网站。之后不久，我从朋友处得知陈子明先生已经罹患癌症，我幡然醒悟到日前陈子明老师回信晚的原因，想到陈老师已经在病榻之上，不仅上网不便，而且时时经受病痛折磨，依然费心回信指点，这让心中惶恐。于是我回信去问候老师的病况，但随后显示陈老师的微博短信已经无法接收，信发不过去了。再过了几日，从网络上看到陈子明先生前往美国治疗。之后又看到陈老师有病情好转的消息。我默默为陈老师祈祷着，相信陈老师一生中战胜过那么多困厄，这次应该依然可以安然度过。然而2014年10月21日下午，当我从网络看到陈子明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时，我悲痛莫名，难以相信！
陈子明先生是这个时代的一座丰碑！其学养、思想、人品、行止都是这个时代一座高峰！其一生为推进中国民主人权进步呕心沥血，感天动地。如，傅国涌先生悼：四五英雄，北京之春，八〇竞选，求宪政不虚此生；八九“黑手”，长街喋血，十三徒刑，问民间再无斯人。余世存先生悼：浩浩荡荡，从五四到四五，是真革命之先觉，虽然不如意事常八九；寂寂默默，自先觉觉后觉，乃敢特立而独行，百川敦化于文明主流。慕容雪村悼：三千里故国蒙尘，乃生菩萨心肠，断此头，流此血，磨此铁骨寸寸成灰，而成功不必在我：六十年雄心难老，遂起英雄肝胆，指其恶，烛其奸，书其污秽字字如血，惟青史可知此心。冬眠熊悼：生当人杰，吾辈楷模，一生正义，民主先驱，思想大师，人格典范，不屈战士，一路好走，英灵已入先贤祠，百代敬仰！死亦鬼雄，后辈灯塔，舍生取义，光照人间，无愧时代，事业未竟，必有后来，识君有幸，共奋必使民主成，功成再拜！
陈子明先生英年早逝，实乃民失赤子，国失栋梁！悲哉！哀哉！特敬挽如下：
子明千古
毕生擎火立高予暗夜行人光和热；半世秉笔直书唤昏睡民族知与行。
附：陈子明先生生平
1952年1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子生物学专业）。
1968～1974，蒙古牧区插队期间曾任赤脚医生、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1975年，因通信批评时政被逮捕，定为“反革命”，开除学籍。
1976年4月5日，参加四五运动，在天安门广场被推举为“群众谈判代表”。
1979年，任民办刊物《北京之春》编委。
1980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
1981年，通过竞选当选为海淀区第七届人民代表。
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86年，主编《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青年理论家文稿》辑刊。
1987年，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
1988年，任《经济学周报》总经理。
1989年，被以“阴谋颠覆政府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名判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近十几年来，陈子明先生以王思睿、喻希来、吴紫辰、沈延生、华伟、于鸣超、丁超、何明虹、王子雍、陈大白、高健杰、洪民、董罗民、郭奈仁、余韧、之民等笔名，发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论文和译文百余篇。如《西方文官系统》、《现代政治学导论》、《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等。有《陈子明文集》十二卷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