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记者节都是记者的哀叹节，今年尤甚。
11月8日是中国的记者节。在这一天到来前后，关于中国传统媒体前途，特别是传统媒体人出路的讨论与报道达到了高潮。每年的记者节都是记者的哀叹节，而今年尤甚。
以实名举报刘铁男闻名的调查记者罗昌平，在记者节这一天宣布告别新闻行当，改行开公司。这大概是此中最震憾媒体同业的一条消息。在此之前，还有更多的记者已经离开，或正准备离开这个行业。今年的记者节，记者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转型，以及转型之后做什么、转型的机会在哪里。整个中国传统媒体行业，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悲观气氛，越来越多的传媒翘楚弃媒而去，开始重新寻找和开拓新的人生。
当下局面的出现，很多人把原因归结为新媒体的冲击，以及国内媒体管制环境的越来越严苛。这当然是两条重要的理由。新媒体的冲击自不用说。如今的中国，看报纸的人越来越少，电视机开机率连创新低。连办报纸、办电视的人都不看报、看电视了，他们每天扫一眼报纸、电视的唯一理由，大概就是看看自己的作品有没有刊播出来。包括传统媒体人在内，中国主流人群每天一半以上，甚至三分之二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网络、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及社交媒体上，这成为他们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的主要渠道，以及交流、讨论的基本平台。传统媒体夕阳西下，传统媒体人看不到出路，思考转行和转型便成为必然。
而近一两年国内舆论环境的每况愈下、对媒体的管制越来越严厉、对记者的全面封杀和打压，更令传统媒体雪上加霜。这几年间，传统媒体上几乎找不出一篇像样的调查报道。这当然不是因为记者们能力不够、水平不行、工作不够勤勉，而是采了、写了，却发不出来。大量有价值的深度调查报道只能通过新媒体昙花一现般地短时披露一下，即被删除或屏蔽，或者主动撤下。另一方面，有锐气的记者一个接一个地被抓、被以各种理由“谈话”和“喝茶”，为公众所知的，如陈宝成、刘虎、石玉等先后被羁押，庞皎明、龙灿、李建军等流亡境外，罗昌平等举报腐败官员后被免职；更多的，则是由于各种原因，媒体人被打压、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挫折之后，却并不为外界所知，也没有引起公众关注，他们只能自己默默承受，和着血泪往自己肚子里吞。今年7月起，全国25万媒体人被迫签下所谓“保密协议”，使以站在船头了望为职责的记者们，成为再也不能对外自由发声的“地下工作者”。此举，更令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人意兴阑珊，去意渐决。
但我认为，新媒体的冲击和媒体环境的严苛，都不能使中国的传统媒体倒下，也不能使传统媒体人真正离开。因为技术再怎么变革，都需要内容；媒体管制再严苛，也有迎难而上的智者、勇士和壮士。而只有媒体内部的腐烂，才会真正伤害媒体和媒体人，使他们不得不倒下、死去和离开。
中国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都属于国有。除了财新传媒等极少数挂靠在国有媒体集团之下的市场化媒体，绝大多数传统媒体都是体制内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既是企业化经营，又是事业单位管理；既要面向市场，又要接受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安排及监管；既是一个专业化的业务机构，又是腐烂透顶的官僚角逐场。所以，当下很多传统媒体人在新媒体冲击之下所感受到的，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量国有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停产、倒闭、关门时的那种气氛。
一方面，传统媒体经营困难，有的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但作为国企领导的传统媒体负责人，却整天花天酒地、贪污浪费、奢靡腐败，毫不避讳，因为他们都只需要对他们的上级领导负责，他们早就用钱、用关系把领导搞定了。另一方面，这些并非靠业务水平，而是靠级别、靠说谎和忽悠、靠与官员的关系上位的传统媒体负责人，既不懂媒体，又不虚心听从专业人士的规劝，成天胡作非为，胡乱指挥，随意决策，把本来运转正常、正处于上升期的媒体，搞得一团糟。比如，有的媒体负责人，上任之后，把最核心的新闻业务取消，让记者们去拉广告、订报纸，好端端一家有声誉的新锐媒体，变成了一个垃圾报。
有关传统媒体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腐败的状况，我在4月2日本专栏的文章《还会有更多媒体高管因贪腐被查吗》中，也曾作过详尽描述。半年过去，此种状况实际上变本加厉，并无任何改善。纪检部门仍未关注到这一领域。这才是令中国媒体人最为心寒之处。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传统媒体真的死了，请不要把责任全都归咎于新媒体冲击或媒体管制。媒体内部的腐败，或许是更严重的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