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古田會議解決的，是中共軍隊的黨性與匪性的問題，它要使中共軍隊變成一支有「政治理想」的軍隊，服從黨的領導，就是軍隊的政治化，並與國際共運保持精神一致性，中共曾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就是將共產黨的軍隊看成國際共運組織的一部分。而所謂的蘇維埃政權或「蘇區」，也可以被視為國際共運組織在中國的根據地（所以中共當時是國際共運勢力在中國的代理人，其建立的政權，某種意義上是紅色殖民政權）。
如果共產黨當年不搞三灣改編，不在古田會議上確立黨指揮槍，紅軍就是完全的赤匪，而當它有了黨組織植入其中，這支軍隊就「戰無不勝了」，因為它有神聖的共產主義夢想了，他感覺自己是在為人民而戰，因為他們要解放全人類。這些宏大的精神夢想，使這支部隊成為一支有信仰的「宗教化」軍隊。即便他們打土豪分田地、搶劫富人財產，在他們信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已將這些富人的財富有罪化，富人們的財產都是通過剝削壓迫得來的，現在被紅軍剝奪，是一種正義行為。
這個時代，他們強調的工農紅軍是人民的子弟兵，後來的解放軍也是解放人民的軍隊，黨和人民的關係，通過宣傳的方式，達到神聖的統一。
中共不懂得軍隊國家化嗎？中共比誰都懂軍隊國家化，並進而利用其為自己的政黨服務。
1946年1月，在國共兩黨及民主同盟在重慶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上，中共代表周恩來非常清晰地單核了中共關於軍隊國家化的觀點：第一，軍隊國家化與政治民主化應當同時進行。第二，軍隊屬於人民。第三，關於軍隊國家化實現的若干步驟，其中包括「軍黨分開」，正是因為國共與民主黨派有了軍隊國家化的共識，並做出相應的決定，所以才得以簽署歷史性的文獻《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只是這份決定最終被國共內戰所廢棄。
共產黨在抗日之初（西安事變後），軍隊被收編為國家軍隊的一部分（八路軍、新四軍），以聯合抗日的名義獲得苟活，而抗日戰爭結束，中共在軍力上處於弱勢，仍然強調軍隊國家化與民主進程共同推進，為什麼中共1949年建政之後，突然「政治失憶」了，不再提軍隊國家化，也不再提國家民主化了？這顯然是毛澤東集團的政治背叛，因為沒有了政治上的天敵國民黨，在國內又通過政治運動消解了民主黨派的政治權利，全面打擊了知識份子（右派），並以解放臺灣為神聖使命，軍隊不僅沒有國家化，反而「毛化」，共產黨的軍隊在文革之時，已完全成為毛家軍，稍有不從的林彪副主席，也命喪蒙古國的溫都爾汗，至今仍然是懸案。因為人民軍隊忠於毛主席，所以毛澤東敢於炮打司令部，迫害國家主席劉少奇等大量的革命元老，用革命委員會取代黨的各級組織。軍隊的黨化最終變成了領袖化，「人民軍隊忠於毛主席」，文革災難因此成為必然。
文革之後，黨如何指揮槍呢？
黨指揮槍是一個政治幌子，事實是，槍決定了黨的命運。
華國鋒、葉劍英等人發動的逮捕江青「四人幫」，靠的是槍桿子在自己手中，而鄧小平取代華國鋒，自己出任軍委主席，讓胡耀邦出任中共總書記、後來又讓趙紫陽出任中共總書記，槍指揮黨最終的悲劇結局是六四屠城。鄧小平沒有擔任過中共最高領導人，但卻是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這個核心靠的是什麼？就是槍桿子，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槍桿子裡面還出「核心」，這個核心的就是政治上的個人極權（個人說了算）。
毛澤東時代槍指揮黨，鄧小平時代還是槍指揮黨，到了江澤民時代呢，槍對黨的影響仍然嚴重，江澤民退休後，仍然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兩年，其後以軍委首長名義，設立辦公室，直接掌控與影響軍隊，胡錦濤十年對軍隊缺少決策性的影響力。
習近平基本實現了黨的最高領導人對軍隊的直接領導，所以才有新古田會議的召開，新古田會議與舊古田會議看起來都是強調黨指揮槍，但習的威權結果，必然還是槍指揮黨，槍指揮黨在非民主化國家裡不是問題，槍如何指揮黨，才是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頭等大事情。
習近平的新古田會議真正要解決的事情，與當年毛澤東一樣，毛澤東要用黨性解決紅軍的匪性問題，習要解決的難道不是一樣的問題嗎？就是中共軍隊的「新匪性」：腐敗問題。軍隊在江澤民時代經商、參與走私，胡錦濤時代一樣，買官賣官成風，參與土地開發、礦產資源開發等等，屢見不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案，涉貪數以十億人民幣，而這只是冰山一角。新古田會議之後，我們看到，習近平將軍隊的審計部門從總後勤部劃出，直接劃歸中央軍委主管，其意圖也非常明顯，就是要加強反腐敗的制度建設。
我的觀點是，在國家民主化進程沒有開始之前，提軍隊國家化是浪費口舌，在共產黨一黨專政之時，軍隊如果真的被最高當權者管束住了，最起碼像個軍人的樣子，不至於在大街上開特權車，在飯店裡狂飲海吃，也不至於參軍、入黨、提升級別，每一步都要通過賄賂取得。
也許有人追問，軍隊黨化，完全歸於習近平一人領導，他再發動一次文革，對整個國家實施軍管，有什麼力量可以制約？那我反問一句，如果軍隊不歸習近平領導，歸周永康領導，歸徐才厚領導，或由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兼任最高軍事統帥，那麼，這位持槍者仍然可以槍指揮黨，仍然可以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製造國家災難。
中共仍然在軍政時代，而公民社會的建立、公知啟蒙、公民維權、抗爭，包括香港公民的抗命運動，是一場自下而上的訓政運動，只有訓政主導了軍政之後，中國確立憲政制度之時，軍隊國家化才有意義。
＊作者為旅美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