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争者给人的感觉是特别喜欢求外援。
在维权运动兴盛的时候，流行一些典型的操作模式。比如在案件的关键转折点，积极地寻找媒体的支持，尤其是境外媒体的支持。这样的做法，似乎留给人一个惯性的错觉，中国的抗争者特别喜欢求外援。
寻求外媒或者外国政治力量的帮助，无论在历史上发生了多多少少的作用，维权的群体对于国外社会的帮助还是存有感谢，没有人有任何义务帮助任何人，尤其是千里之外毫无干系的外国人。当然，维权运动对外国力量的需求一直存在，基于狭隘经验主义形成的路径依赖，到了目前依旧有维权活动，通过借鉴早期的经验，从而或者从口头上或者从心理上对于国外所谓的势力带有期待。
当更多的中国人有机会进入国外进行学习和交流了以后，很自然的会更加熟悉外国社会的运营规则，而也会更多的看到国外社会的多样性。外国人的社会，可以简单的归纳，也可以详细的描述。如果从最简单的描述而言，国外社会和国内社会一样，无外乎俗气二字，既然有俗气，那就自然有功利，有利用，有利益。至于节操和勇气，在一个俗气的社会中的真实价值接近于一文不值，只是大家人人都挂在嘴边但绝不放在心上的词语而已，节操而是只有在特定的需求下才会存在并发挥作用。
这种俗气，并不是美国人或者西方人独有的，中国社会也一样的俗气不堪。理想主义者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是活的悲催才是一种真实，理想主义者的高大上，不过是小圈子之间的互相温暖。除了少数理想主义者偶尔掌握过一些主流资源，能够尽力在主流社会的规则中照顾到理想主义的老朋友们，绝大多数情况下理想主义者不过是很边缘的人群。
对于抗争者而言，无论是为理想而抗争，还是为利益而抗争，大抵有打过小怪，攒过经验值，都不会对抗争的形式作出太离奇的判断。对抗争者而言，抗争者最需要做的就是各种利害的判断。
对于维权活动而言，除却了为权利和理想的部分外，要把这件事情办成，利益的均衡与计算是不可避免的。维权活动从来都不是一项法律活动，而是一项综合性的政治博弈。在这项博弈活动中，作为中国的弱势人群，在政治力量方面寻求结盟是不现实的，最大的无外乎就是在现实社会中闹出最大的动静，在媒体和舆论上制造最大的声音，从而为政府施压。
在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把一件事情牵扯上更多的相关方是最简单有效的做出动静的方式。比如去外国驻华大使馆上访，即便是接受教育最少的访民，也不会真心认为外国官员会出来接受这样一个上访的要求，这样一起充满了戏剧冲突的画面，将是很好的谈资，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已经是一件颜面尽失的事情。而这样充满了戏剧冲突的戏份，又将是媒体报道的绝妙好题材。然而，国内的媒体即便在操作空间最为宽松的时代，在维权案件中报道的深入和彻底，也赶不上毫无管制压力的境外媒体。
为此，貌似维权的人是在和外国人与外国媒体攀附或者互动，将外国人的龙套戏份设计的越精妙，国内的官员看到的大戏就越有压力。外国政治力量可以尽情的鸡贼，但只要这幕大戏策划的足够好，执行的充分，外国人是否真心的参与对维权运动的走向就不是决定因素，而是加分选项。
因此，认为国内人不切实际的寄希望于国际势力的帮助，本身就是一个不足够正确的判断。国内人或许对国外人介入的期望更高了一些，也不足够符合实际，但是从抗争策略而言，即便外国没有如期的介入，但也并不完全影响维权活动的结果。因为，维权或许幻想了外国人的援手，但策略设计上并不单纯倚重外国人的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