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预测专制政权的末日？恐怕没有人知道其最后时刻到底是哪一时刻，但几乎没有人怀疑，那一时刻随时都会来临。
等候那一时刻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正如诗人所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有时候，这样的春天来得比较缓慢，正如有时候黎明前的黑暗比较漫长一样。按照人们想象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专制政权崩溃，走向民主转型，这一阶段是比较漫长的，而且各国与各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像东欧一些共产党国家，春天来得相对快一点，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之春”之后第21年实现了民主，共产党交出了政权；可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发端的民主运动，遭军队镇压后，至今已过25年，依然看不到头，似乎中国实现民主化转型要比他国来得更晚一些。
他国的历史值得我们思考，也值得我们反省。比如捷克和斯洛伐克发端的“布拉格之春”，早在中国“文革”期间的1968年1月就开始了，一开始它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人在布达佩斯举行的起义具有反苏（斯大林主义）、反共性质，因为捷克共产党高层的主流口号是“我们批评社会主义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好”，“我们想要使共产主义本身民主化”，奉行的是“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而不再是苏联“老大哥”的极权主义那一套。不料，这个“老大哥”不能容忍任何不听话的行为，它像对付匈牙利人民的起义一样出兵镇压，这次入侵的有来自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和苏联的20万“华约”士兵，很快增加到60万人，街上满是苏联坦克。自8月21日至10月20日，长达两月，至少打死82人，有一说死亡上百人。
暴力镇压，结果总会适得其反，因为镇压并非万能，反而更加激化矛盾，让政权早日垮掉。布拉格街头发生的这起流血事件，结果引起了更多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捷军方实力派也强烈抗议，“华约”出兵国家不得不草草收场。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哈维尔，著名的作家米兰昆德拉正是那时的行动者之一，哈维尔曾入狱，后来又成为著名的“七七宪章运动”的发起人，并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候选人。他们后来终结了本国的共产党政权。
“布拉格之春”，一开始并未反共，只是提出改革或改良。随着运动的升级，又因共产党专制政府无法平息民众的愤怒，也不能化解社会矛盾，愤怒的民众就进一步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民选政府。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来孕育成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和平演变成功，让共产党政权在“关键时候掉链子”。
捷克斯洛伐克由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短暂而有序的过渡，民众参与的力量决定了最后的胜利。在此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和平“颠覆”就是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最终迫使共产党下台，总书记辞职。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哈维尔1989年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捷克和斯洛伐克各自独立后，哈维尔又当选捷克总统。
“布拉格之春”虽然有镇压，但春天来得并不那么漫长，这是值得庆贺的。相比之下，北京争取民主的运动却要残酷的多。1968年的北京，在一片极具恐怖的红色海洋里沉浮，无数被洗脑的民众对着他们的领袖狂欢，无论是喉咙、嘴巴，还是标语、报纸、广播，无不是“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革命委员会就是好”，这一年全国上下省人民政府改为革命委员会，实行军管，全国上下处处都是“红色恐怖”。
当苏联入侵布拉格时，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则公开表示强烈谴责，并坚决支持捷克人反抗苏军入侵。可中共对于本国民主运动的镇压，远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都要残酷，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也比别的共产党国家要多，监狱里的政治犯、良心犯也是全世界最多的。
十年之后的1979年，中国迎来了第一度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运动，提出“民主是第五个现代化”的北京市公园服务管理处工人魏京生，成为“西单民主墙”的活跃人士，他一开始也是要求民主，但得不得回应，反而遭到残酷镇压，本来想帮助中共改良、改革的人却走不通这条路，只得走向政治反对了，结果又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名义是对外国人泄密和反革命宣传鼓动，被判处15年徒刑——服刑14年出狱后，又被判处14年，罪名是煽动颠覆政府罪；曾一度替邓小平说话的西单民主墙也被邓小平镇压而关闭，著名的民间刊物《北京之春》以及《探索》等刊物已告相继停刊。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其实是独项原则，即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一个党说了算，一个领袖说了算，一个主义说了算。
魏京生创办的民间刊物《探索》，自1979年12月至1979年3月，一共主编了四期，分别在北京、天津散发，其中发表有他个人以“金生”、“京生”、“本刊编辑部”、“本刊评论”等署名的十多篇文章，文章称当局的现行制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认为当下的制度是罪恶之源，要“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上”，“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回来”。在法庭上，魏京生依然说，他向外国人提供的“不是机密”，反对共产党专政属于“言论自由”，不承认有罪。“西单民主墙”是民众的民主启蒙阶段，一开始也是向中共建言，要求开放报禁和党禁，结果中共没有丝毫改变，反而变本加厉，所以不满中共的民众越来越多，要求“共产党下台”这样的民主运动一时间此起彼伏。
到了1989年1月、2月，新一轮的民主运动来临，先有中国科技大学前副校长方励之致信邓小平，后又方励之、冰心等全国著名的知识分子签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要求释放魏京生和政治犯。到了4月份，胡耀邦去世，学生上街要求悼念，并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民主、反官倒，新闻报人上街要求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严家其、陈一谘、王军涛、陈子明、包遵信、刘晓波等知识分子也发表公开信支持学潮、参与学潮。同时，中共高层也有部分成员赵紫阳等对于学生运动表示支持，一发不可收拾，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震惊了全世界，仅北京天安门附近，就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站了出来，全北京有百万民众上街声援、支持。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公开参加各种沙龙、论坛和会议，他们公开发动民众，向民众启蒙民主思想。方先生说，他原本计划加入中共，从中共内部推动民主，后来发现根本推不动，就决定自下而上推动，“学潮”和“民运”便是这样的民间力量，也是为未来民主中国播下的“火种”。
这一年的早春三月，西藏的镇压已经有了先例，拉萨街头就有了相当规模的游行示威，僧人、尼姑也上街了，当局下达戒严令，并出动部队镇压。胡锦涛那时是西藏党委书记，《西藏日报》还把胡锦涛戴头盔、持冲锋枪的照片刊登在头版，这也是邓小平欣赏胡锦涛的地方。同样，邓小平自己也毫不手软，北京街头的镇压超过拉萨街头的镇压。
到了六月，春夏之交之际，以邓小平、李鹏为首、以及后来居上的江泽民等共产党高层决定动手了，他们对于席卷全国各地的民主运动感到害怕，担心一夜之间失去政权，悍然出兵，不惜流血，开枪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进行镇压。6月3日晚上和4日凌晨，至少有五百以上到三千人之间死亡，伤者无数。这场运动一开始，学生和民众们也是表达美好的民主愿望，和“布拉格之春”时“我们批评社会主义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好”的态度相近，在随着运动升级，尤其是戒严令发布后，以及武力镇压后，人们都被震惊了，都清醒了，人们不再相信共产党，要求共产党下台的呼吁不绝于耳。虽然共产党不惜流血，但流血必然播下孕育民主的种子，它终将孕育发芽，一旦气候适宜，必然能长成参天大树。
虽然第二度的“北京之春”在枪声下结束了，短时间内看，它带给中国人的是恐惧、震惊，以及失望，不过向远看，却是带给苏联和东欧人民一个绝对不能重复的“血的教训”，以及和平演变、民主运动最终胜利的曙光，特别是1989年东欧各共产党国家发生“天鹅绒革命”后，让苏联等国进一步认识到，如在东欧大规模使用武力必然遭到反抗，从而导致苏联的动乱和东西方关系的破裂，还不如顺应自然，任共产党政权自动垮台。“六四”之后，匈牙利的共产党和多个反对派进行谈判，改革派把共产党改组为社会党，保证议会民主，建立民选政府，抛弃马克思主义思想，执政四十多年的共产党不再存在，1956年因反斯大林主义起义失败、1958年被苏联批准处死的匈牙利改革派总理纳吉被重新安葬和重新评价，这等于说匈牙利实行的民主政权彻底埋葬了原共产党政权。
这一年，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开放，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被赶下台，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处死，波兰结束共产党的主宰地位，捷共领导人辞职，保加利亚铁腕人物日夫科夫下台。两年后，“老大哥”苏共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下台，苏共解散，苏联解体。
当今世界上最庞大而又号称“无所不能”的共产党政权就是中共了，它还在执政，还没有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但按照如今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以及维稳力量、经费居高不下，其实是告诉人们“执政党在关键时刻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无论是中共内部的权贵统治集团，还是军警特保，任何维稳力量也防不住未知的突发事件，中共随时都可能发生“关键时候掉链子”，这也是民心所向、或早或迟终会发生的事情。我们通过世界各国曾经存在过的共产党政权的兴衰规律看，兴有时，衰有时，时代潮流不可逆转，或许新一波民主化运动来临之时，就在某一时刻的一瞬间，或许一夜之间发生，局势很快就改变了，就像东欧很多共产党国家倒台一样，比多米诺骨牌倒下的速度还快。当然，最大的可能是和平演变，少一些动荡，就像东欧国家“天鹅绒革命”一样悄无声息地发生，这样有利于未来民主中国的快速转型——期待这样的中国梦早日成真。
等候那一时刻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正如诗人所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有时候，这样的春天来得比较缓慢，正如有时候黎明前的黑暗比较漫长一样。按照人们想象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专制政权崩溃，走向民主转型，这一阶段是比较漫长的，而且各国与各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像东欧一些共产党国家，春天来得相对快一点，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之春”之后第21年实现了民主，共产党交出了政权；可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发端的民主运动，遭军队镇压后，至今已过25年，依然看不到头，似乎中国实现民主化转型要比他国来得更晚一些。
他国的历史值得我们思考，也值得我们反省。比如捷克和斯洛伐克发端的“布拉格之春”，早在中国“文革”期间的1968年1月就开始了，一开始它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人在布达佩斯举行的起义具有反苏（斯大林主义）、反共性质，因为捷克共产党高层的主流口号是“我们批评社会主义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好”，“我们想要使共产主义本身民主化”，奉行的是“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而不再是苏联“老大哥”的极权主义那一套。不料，这个“老大哥”不能容忍任何不听话的行为，它像对付匈牙利人民的起义一样出兵镇压，这次入侵的有来自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和苏联的20万“华约”士兵，很快增加到60万人，街上满是苏联坦克。自8月21日至10月20日，长达两月，至少打死82人，有一说死亡上百人。
暴力镇压，结果总会适得其反，因为镇压并非万能，反而更加激化矛盾，让政权早日垮掉。布拉格街头发生的这起流血事件，结果引起了更多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捷军方实力派也强烈抗议，“华约”出兵国家不得不草草收场。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哈维尔，著名的作家米兰昆德拉正是那时的行动者之一，哈维尔曾入狱，后来又成为著名的“七七宪章运动”的发起人，并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候选人。他们后来终结了本国的共产党政权。
“布拉格之春”，一开始并未反共，只是提出改革或改良。随着运动的升级，又因共产党专制政府无法平息民众的愤怒，也不能化解社会矛盾，愤怒的民众就进一步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民选政府。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来孕育成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和平演变成功，让共产党政权在“关键时候掉链子”。
捷克斯洛伐克由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短暂而有序的过渡，民众参与的力量决定了最后的胜利。在此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和平“颠覆”就是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最终迫使共产党下台，总书记辞职。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哈维尔1989年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捷克和斯洛伐克各自独立后，哈维尔又当选捷克总统。
“布拉格之春”虽然有镇压，但春天来得并不那么漫长，这是值得庆贺的。相比之下，北京争取民主的运动却要残酷的多。1968年的北京，在一片极具恐怖的红色海洋里沉浮，无数被洗脑的民众对着他们的领袖狂欢，无论是喉咙、嘴巴，还是标语、报纸、广播，无不是“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革命委员会就是好”，这一年全国上下省人民政府改为革命委员会，实行军管，全国上下处处都是“红色恐怖”。
当苏联入侵布拉格时，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则公开表示强烈谴责，并坚决支持捷克人反抗苏军入侵。可中共对于本国民主运动的镇压，远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都要残酷，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也比别的共产党国家要多，监狱里的政治犯、良心犯也是全世界最多的。
十年之后的1979年，中国迎来了第一度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运动，提出“民主是第五个现代化”的北京市公园服务管理处工人魏京生，成为“西单民主墙”的活跃人士，他一开始也是要求民主，但得不得回应，反而遭到残酷镇压，本来想帮助中共改良、改革的人却走不通这条路，只得走向政治反对了，结果又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名义是对外国人泄密和反革命宣传鼓动，被判处15年徒刑——服刑14年出狱后，又被判处14年，罪名是煽动颠覆政府罪；曾一度替邓小平说话的西单民主墙也被邓小平镇压而关闭，著名的民间刊物《北京之春》以及《探索》等刊物已告相继停刊。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其实是独项原则，即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一个党说了算，一个领袖说了算，一个主义说了算。
魏京生创办的民间刊物《探索》，自1979年12月至1979年3月，一共主编了四期，分别在北京、天津散发，其中发表有他个人以“金生”、“京生”、“本刊编辑部”、“本刊评论”等署名的十多篇文章，文章称当局的现行制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认为当下的制度是罪恶之源，要“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上”，“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回来”。在法庭上，魏京生依然说，他向外国人提供的“不是机密”，反对共产党专政属于“言论自由”，不承认有罪。“西单民主墙”是民众的民主启蒙阶段，一开始也是向中共建言，要求开放报禁和党禁，结果中共没有丝毫改变，反而变本加厉，所以不满中共的民众越来越多，要求“共产党下台”这样的民主运动一时间此起彼伏。
到了1989年1月、2月，新一轮的民主运动来临，先有中国科技大学前副校长方励之致信邓小平，后又方励之、冰心等全国著名的知识分子签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要求释放魏京生和政治犯。到了4月份，胡耀邦去世，学生上街要求悼念，并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民主、反官倒，新闻报人上街要求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严家其、陈一谘、王军涛、陈子明、包遵信、刘晓波等知识分子也发表公开信支持学潮、参与学潮。同时，中共高层也有部分成员赵紫阳等对于学生运动表示支持，一发不可收拾，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震惊了全世界，仅北京天安门附近，就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站了出来，全北京有百万民众上街声援、支持。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公开参加各种沙龙、论坛和会议，他们公开发动民众，向民众启蒙民主思想。方先生说，他原本计划加入中共，从中共内部推动民主，后来发现根本推不动，就决定自下而上推动，“学潮”和“民运”便是这样的民间力量，也是为未来民主中国播下的“火种”。
这一年的早春三月，西藏的镇压已经有了先例，拉萨街头就有了相当规模的游行示威，僧人、尼姑也上街了，当局下达戒严令，并出动部队镇压。胡锦涛那时是西藏党委书记，《西藏日报》还把胡锦涛戴头盔、持冲锋枪的照片刊登在头版，这也是邓小平欣赏胡锦涛的地方。同样，邓小平自己也毫不手软，北京街头的镇压超过拉萨街头的镇压。
到了六月，春夏之交之际，以邓小平、李鹏为首、以及后来居上的江泽民等共产党高层决定动手了，他们对于席卷全国各地的民主运动感到害怕，担心一夜之间失去政权，悍然出兵，不惜流血，开枪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进行镇压。6月3日晚上和4日凌晨，至少有五百以上到三千人之间死亡，伤者无数。这场运动一开始，学生和民众们也是表达美好的民主愿望，和“布拉格之春”时“我们批评社会主义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好”的态度相近，在随着运动升级，尤其是戒严令发布后，以及武力镇压后，人们都被震惊了，都清醒了，人们不再相信共产党，要求共产党下台的呼吁不绝于耳。虽然共产党不惜流血，但流血必然播下孕育民主的种子，它终将孕育发芽，一旦气候适宜，必然能长成参天大树。
虽然第二度的“北京之春”在枪声下结束了，短时间内看，它带给中国人的是恐惧、震惊，以及失望，不过向远看，却是带给苏联和东欧人民一个绝对不能重复的“血的教训”，以及和平演变、民主运动最终胜利的曙光，特别是1989年东欧各共产党国家发生“天鹅绒革命”后，让苏联等国进一步认识到，如在东欧大规模使用武力必然遭到反抗，从而导致苏联的动乱和东西方关系的破裂，还不如顺应自然，任共产党政权自动垮台。“六四”之后，匈牙利的共产党和多个反对派进行谈判，改革派把共产党改组为社会党，保证议会民主，建立民选政府，抛弃马克思主义思想，执政四十多年的共产党不再存在，1956年因反斯大林主义起义失败、1958年被苏联批准处死的匈牙利改革派总理纳吉被重新安葬和重新评价，这等于说匈牙利实行的民主政权彻底埋葬了原共产党政权。
这一年，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开放，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被赶下台，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处死，波兰结束共产党的主宰地位，捷共领导人辞职，保加利亚铁腕人物日夫科夫下台。两年后，“老大哥”苏共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下台，苏共解散，苏联解体。
当今世界上最庞大而又号称“无所不能”的共产党政权就是中共了，它还在执政，还没有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但按照如今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以及维稳力量、经费居高不下，其实是告诉人们“执政党在关键时刻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无论是中共内部的权贵统治集团，还是军警特保，任何维稳力量也防不住未知的突发事件，中共随时都可能发生“关键时候掉链子”，这也是民心所向、或早或迟终会发生的事情。我们通过世界各国曾经存在过的共产党政权的兴衰规律看，兴有时，衰有时，时代潮流不可逆转，或许新一波民主化运动来临之时，就在某一时刻的一瞬间，或许一夜之间发生，局势很快就改变了，就像东欧很多共产党国家倒台一样，比多米诺骨牌倒下的速度还快。当然，最大的可能是和平演变，少一些动荡，就像东欧国家“天鹅绒革命”一样悄无声息地发生，这样有利于未来民主中国的快速转型——期待这样的中国梦早日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