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历史学、1945-1949中国国共内战史、正义战争理论
历史学家何兆武在《上学记》一书中写道“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的认识”。
何兆武先生把历史学分为两个层次:历史学Ⅰ是科学，历史学Ⅱ是哲学。何兆武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中说，“历史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要受自然界的必然律所支配；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创造，是不受自然律所支配的。因此，历史学就包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全恃第二个层次赋给它以生命。第二个层次包含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者的结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历史学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它有别于科学的东西。历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或不仅仅是）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科学性是历史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它的充分条件。历史学家不但应该重视科学性，同时还更应该重视其中非科学性的成分。”
“史家治史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个方面是认识史料，即上面所说的历史学1。这方面的操作程序是纯科学的，或者说是完全科学的。第二个方面是在确认史料之后，还必须对它做出解释，这个工作是理解的工作，仅仅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此外，还需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的理想或精神贯彻始终。人文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固然是古已有之，但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本身就构成历史和历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甚至于是历史精神的核心。科学不能自行给出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它虽然不是科学，但是没有它，科学就无所附丽，就失去了依托。此外，历史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性学的研究，因此，除了科学和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而外的第三个方面，便是史家对人性的探微。人性探微自然也是古已有之，然而，只是到了近代哲人们的手里，它才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人们才知道原来人性里面还有那么多幽微的丘壑和阴影。这种探讨有一部分和科学（如心理科学）重叠，但大部分却是独立于科学之外的。以上三个方面的综合就构成为近代的历史学和史学思想。而每一个方面如果没有结合其他两方面，都不足以单独支撑起近代史学的大厦。我们正是凭籍它们，才能分析和掌握过去的历史，而且正是因此，我们的理解才能不断前进。”
“已往的历史研究大多只限于表层的记叙，只把历史现象归结为某些抽象的词句或概念，就此止步。但历史的主人是有血有肉的心灵，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或体现，历史研究最后总需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幽微，才可能中肯”。
由上面引述的何兆武的几段话，人们可以看出，何为历史学，历史学有何功效，何为历史学的两个层次……等等的问题。
笔者认为，1945-1949中国国共内战史，这是近代中国史中最关键最重要最复杂最富争议的一段分支史，也是中国大陆与台湾研究成果最薄弱的一段分支史。
按照何兆武所说的历史学Ⅱ是对历史学Ⅰ研究所得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的含义，用我们欲解决什么问题来讲，历史学Ⅱ就包括了，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毛泽东会打败蒋介石、蒋介石为什么会败退台湾的原因、是谁发动了所谓的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是不是正义的……等等的问题。由历史学Ⅰ得出的历史只是各类历史碎片的毫无规则的堆砌，而由历史学Ⅱ得出的历史则是经由历史哲学家加工过的各类历史碎片的有规则的组合。由此可知，康正果的《头号战犯毛泽东——从国共和谈到血腥内战》一文对解放战争的研究只能是（或也仅仅）是属于历史学Ⅰ范围的研究。
笔者在本文中讲的“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实践”，狭义地仅仅是指对中国共产党战争史中最重要的也最有争议的解放战争是否是正义的研究实践。正义战争理论则是属于何兆武所说的历史学Ⅱ的范围。在正义战争理论之中，“而我作的工作只是,也仅仅是,运用哈贝马斯提出的三个有效性要求理论,即真实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证明了B种可能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是在说假话,毛泽东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性的。最后使人能清楚地理解到张君劢在1946年时的决策和立场, 即要反对蒋介石的党国独裁，更要坚决反对即将到来的如同斯大林般的毛泽东的党国独裁。”（孟泳新：《发动“解放战争”的毛泽东与发动“靖难之役”的朱棣》）其实，请诸位读者首先明白这一点，笔者与许多读者一样，几十年前早已知道，中共多年来一直宣传“建立新中国，是毛泽东的最大功劳，”最近还看到有人在说：“说简单点，鸦战后的百年，中国仍面临着被开除“球籍”的危险，面临着还能不能保存为一个国家的问题。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比较彻底地解决了中国(或中华民族)的球籍问题，使中国在已经成为完整一体的世界之中，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的改朝换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革命，可谓起承转合、扭转乾坤。如果没有世界视野，则会低估毛泽东的功劳。”
笔者提出的“毛泽东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性的”的论断就是在“建立新中国，是毛泽东的最大功劳”的大氛围下产生的，自然也已经考虑了各种不同人的反映以及自己应该如何来说服任何的一个反对者等等这样的一类问题，也考虑了正义战争理论的提出对民主中国运动的现实意义，笔者在这里可坦诚地讲，对正义战争理论及其相关理论笔者还有许多许多未解之迷，但这一点笔者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正义战争理论是为民主中国运动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依据，用问答方式简单地说，问：你们为什么要搞民主中国运动？答：因为共产党从1949年起一直在搞党国独裁。问：为什么共产党能从1949年起在全大陆大搞党国独裁呢？答：那是因为毛泽东打赢了解放战争，赶走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问：那解放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民主中国运动必须对之做出非常明确的回答和结论，如果说解放战争是正义的话，那民主中国运动就到此打阻，就地解散，如果说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话，那才有了如何去搞的问题。由民主中国2014/1/23首发的应克复数篇长文《中国近代史，即中国现代化史怎么写（一）——纪念启蒙先师李慎之去世十周年》说，“对此，李慎之很是感叹。他说：“三年战争共产党大获全胜，可称历史奇迹。我是过来人，但除了佩服毛泽东英明伟大之外，现在还有莫名其妙之感。”莫名其妙是难免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在其后高越农发表了他对此文的阅读后的思考，其中说，“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俄系文化在中国的体现”缺乏认识。他们之所以接受不了这个道理，是由于对俄系文化批判不彻底。之所以不彻底，就是因为绕不过一个弯：“要是这样，我的大半生岂不反而有罪了？”其实，绕过这个弯很简单：承认俄系文化党有罪，自己受骗连带有罪，就会摆脱救党情结。”由此可知，遗憾的说，应克复没有就争议的关键节点三年战争进行如同上面已提过的何兆武所要求的历史学Ⅱ，历史哲学层次上的研究，就敢对中国现代化史怎么写作一长论，岂能有正确的结论吗？读者从中可认识到，笔者为什么在引言的开头要引用了何兆武的几断话的用意就是，研究问题必须注意解题的方法和解题的程序。读者从我的有关正义战争理论的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几点，比如笔者对蒋介石为什么会败退台湾的原因（尽管有人会说，这可是人人皆知的老问题了，早有结论了。笔者认为，正是这些似有结论实无结论的问题妨害了人们前进的步伐）等等的问题只字未提，因为这正是笔者以后要做的功课。另外笔者还从正义战争理论的发表过程中的遭遇中，笔者还察觉了，应遵照如下的策略，先力争在海外民运人士界的共识，再寻求中国大陆人士的共识。
二、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实践的文献评述
①王芸生是中国正义战争理论的先驱。1946年 4月16日，发表了王芸生写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在中国近现代中，王芸生是第一个中国人，说出了长春之战是非正义的这一个价值评判的第一个中国人。
1945—1948年的东北内战这期间，《大公报》先后有三位记者在东北采访。最早是吕德润，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10月即随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到了东北。此后，记者徐盈又随军调小组到东北，虽未常驻，但他写的报道真实地记录了东北局势。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东北局势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当月，张高峰作为《大公报》特派员到沈阳，与吕德润共同负责东北报道。1946年秋，吕调上海后，东北的采访报道则由张高峰负全责，直到1948年。
王芸生发表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的前后，《大公报》驻东北记者吕德润1946年3月27日从沈阳发回的题为《春天里的秋天》通讯。之后《大公报》又发表了另一位记者徐盈发自东北开原的报道。在长春被围困的4个月后，《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就写了长篇通讯《我们要活命——长春50万人民的控诉》，发表于1948年9月30日的上海《大公报》。
因为与《新华日报》的这场论战，王芸生“后半生永不得安宁”（其子王芝琛语）。1962年，他在政治压力下写了《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一文并公开发表，其中，“上纲上线”地自认《可耻的长春之战》“完全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讲话，并且散播诬蔑东北民主联军的无稽谣言”。但改革开放后，晚年的王芸生又承认那篇文章是他“最大的违心之作”。
据张高峰后来讲，周恩来曾经通过他人转告他，那篇报道“是错误的，错在没有区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张高峰也因此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次就这篇报道反复作出“深刻”检讨，不断自我批判，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历史问题”。1946、1948年的两次长春之战，两篇报道，被一篇社评牵扯到一起，使3位报人几十年“不得安宁”，称得上中国新闻史的一个案例。
②张正隆，1947年生人。1989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张正隆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在军内外以及部分领导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在《雪白血红》中张正隆披露了1948年的长春围城惨剧的真相。解放军利用人海战术把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不放一个人出城。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城中百姓与守军争食，造成长春粮尽而降。最后直到满州全境解放之后，郑洞国才被迫出降。可惜了我们的长春百姓，平白无故地被饿死了多小人呢？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有十五万之众。《雪白血红》在1989年“六四”以后，被当局定性为建国后最反动的一本书。
刘家驹,1931年生人，1949年参军，1972年为《解放军文艺》资深编辑，90年代初，任《炎黄春秋》副总编辑。刘家驹在《《雪白血红》蒙难记》（2012年12月29日）一文中叙述了张正隆《雪白血红》的蒙难记。“特让我感动又吃惊的是，张正隆以他朴素的善恶感情，描绘了我们多年不敢触摸的战争中的人性与残酷。他那横冲直撞的走笔，打破了我们一直恪守的用阶级观点区分战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戒律，对敌我双方反人性的做法，他都一视同仁地进行谴责。”“胸怀正气的张正隆，在他的《雪白血红》的自序中愤怒地喊道：“10亿人的泱泱大国,那么多作家、史学家在做什么?”，“一会吹捧”，“一会批判”，“变脸儿的史料可信吗”?“历史像个婊子，唯权势者可以弄它一下!””
“党政军要人发话讨伐《雪白血红》。原总参作战部长苏静从电话里急切地告诉我，说彭真看了《雪白血红》，气极败坏地把书举在空中抖动，对他的秘书说：“林彪难道比毛泽东还英明吗?”
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看了，怒火中烧，举起手比划成手枪状，大声疾呼：“把这样的反党乱军的作者留下有什么用?”
这都是苏静传给我的信息。苏静是老中将，他的上层活动多，消息灵通，我相信他说的”。
“总政就开始抓人了。离奇的是，由时任总政副主任李继耐(他分管文宣口)亲自出马，还带上总政军事法院院长，午夜来到解放军出版社，把该书的责任编辑马成翼召到办公室。李继耐对他宣布，说他编辑的《雪白血红》一书，犯了政治性错误，要他隔离反省。当即由法院院长把马成翼带走。”
“与此同时，沈阳军区也接到总政逮人的指令，由军区的副政委带上保卫部长，半夜赶到64军驻地本溪抓捕张正隆。逮捕令是副政委宣布的，由64军收押监护。”
“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挟持兄长杨尚昆的余威，以文问罪，加大了对这部书的讨伐声势，急令全军上上下下都要批判《雪白血红》的“反动性”。”
“就在军委领导制造这一全军恐怖事件的同时，国外媒体高度关注,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无一例外，都为张正隆助阵鸣冤。”
“军委领导们悟到国际舆论的不利，不得不作出改弦更张的决定。”
“抓人放人都由领导人出示口谕，无需法律程序，马成翼关了23天,张正隆关了一个月”。
作家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一书真实地记录了那段被作弄了的历史，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张正隆和他的《雪白血红》必将载入史册。
③ 2014-08-17 朗钧先生发表于共识网的《林彪人生最大污点：策动指挥“长春饿殍之战”，写在1948年“长春之战”爆发66周年之际,——就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林彪拥趸的商榷(7)》（下简称朗文）一文。
笔者认为，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是以众人回忆录的方式或叫报告文学的方式，自然也谈不上理性论证，尽管朗文与王芸生老先生的《可耻的长春之战》一样在论证长春之战是非正义的这一课题上，也构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理性论证，但从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和朗文中已经可看出张正隆和朗钧两位先生的思想中己经有了“什么是非正义战争”的蒙眬的概念，这是极为难得的。
④海外的中国正义战争理论研究实践，笔者查找资料文献，除了介绍西方正义战争理论的一些文章外，真正能用正义战争理论来“对解放战争时期的研究中仅有孟泳新一人（2013年10月至12月）发表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之一，《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之二，以及《“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四评〔下〕之四》，《四评〔下〕之五》，《四评〔下〕之六》等文章。如同苏俄历史学家们揭露列宁十月革命的非道德性，从而开启了否定列宁的序幕一样，在由众多的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年否定作为中国的斯大林的毛泽东的基础上，“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证明与评判也开始了否定作为中国的列宁的毛泽东的最关键的一役，也开始了彻底否定整个毛泽东最关键的一役。”（孟泳新：《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
至于在海外发表的一些有关解放战争的文章（如康正果、华钟等人），由于这些文章不是从正义战争理论出发，而是从别的角度,类似于演义小说的方式出发来，故在此文献评述中，不计在内。
其实笔者的上述文章在2013年6月就已完稿，并寄给了一位当主编的朋友，因为以前的稿子一般都在这位朋友处发表的，结果这次由于有关于正义战争理论的原故却被此朋友整整压了三个月，未予发表。到了10月笔者只好另找他路。笔者因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放弃原先的写作计划（五评，六评，七评的写作），集中力量于有关正义战争理论及各类思潮的研究和宣传上。可见，海外的中国正义战争理论研究实践也是十分艰难的。
纵观1949年后的中国人对于正义战争理论认识过程，让人感到欣慰的是1949年后的中国人对于正义战争理论认识的趋势，正朝着一个更广泛、更深刻、更理性、更正确的方向发展。在五十年代和文革期间，那是一个充满了权势和革命的年代，谁权势越大，谁革命就叫得越响，谁就越是正义的了。那是一个充满了荒唐的列宁正义战争观的年代。朗文中说，“李作鹏对长春之战的认知水准还停留在五十年代和文革期间”。这指的就是这一点。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开创了一个中国人对正义战争理论认识的新时代。这一次朗文一发表，就“创造了共识网改版之后迅速的高点击量和高评论量，也许以后很难有文章打破这个记录”。（引自于王开石文章《也谈“长春围困战”》）这就说明了，尽管前进的道路是那么的曲折，但已经让人看到了，中国人正确认识正义战争理论必然到来的曙光，因为有一群越来越多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正在孜孜追求着它。
三、朗钧文章读后感、
首先应指出朗钧文章的成功之处。朗文指明：1948年“长春之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事件，是典型的军事恐怖主义事件。林彪一生的最大污点就是策动和指挥了1948年“长春饿殍之战”。
朗文指出，“谈及“长春之战”，人们总会将其与王芸生先生的著名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联系在一起。史学界也总有些粗心人分别将爆发于1946年春天和1948年春天的两次“长春之战”混为一谈。还有人总是不经意地将王芸生先生的《可耻的长春之战》一文与第二次“长春之战”相关联。”我在去年2013年为撰写《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四》，《四评〔下〕之五》，《四评〔下〕之六》时，也的确没有仔细地加以分辨。
对于朗文的指正，在此谨表感谢。若有可能，我会在以后再次发稿时，必按朗文的指正作一修正。
朗文直陈了，“长春之战”是“饿殍战术”的关键所在。第二次“长春之战”始于1948年4月18日，结束于10月20日，历时245天。围城后期，城中断粮，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林彪“饿殍战术”之要点有二：其一是围城断粮；其二是不许百姓出城，可简称为“粮禁入、人禁出”。“粮禁入”属于战争的常用手段。而“人禁出”才是“饿殍战术”之关键！饿殍之战，胜之不武。“可耻”也罢，“极端可耻”也罢，总之是可耻。”
朗文最后说，“张震龙先生（实为张正隆先生——笔者注）说过：“为了这种亘古未有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再在我们的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上重演。为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人格、尊严和价值，不再被漠视、践踏。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片黑土地的白骨之上建一座碑？那碑文是现成的。‘长春之战是无义之战。长春之战是不义之战。长春之战是可耻的。’”和张张正隆等先生一样，朗钧先生也认为，必须建一座可耻的长春之战记念碑。笔者也为之振臂呼吁，必须建一座可耻的长春之战记念碑。
另外，笔者还必需提出有几点意见供朗钧先生参考。
1、“长春饿殍之战”的总根子是毛泽东
“长春饿殍之战”的总根子不是林彪，而是应该算在毛泽东的身上。原因有三。
其一，毛泽东是发动解放战争的总策划人、总设计师、总指挥、总统帅。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从林彪在实施“长春围困战”之前、之中、之后与毛泽东之间来往的电报，以及林彪在整个解放战争时间与毛泽东之间来往的电报，以及各路野战军司令与毛泽东之间来往的电报，都可以证明了这一点。
其二，长春围城，绝非孤例。在长春围困战之前，中共就曾有过围而胜之的战例。刘利民在《“可耻的长春之战”》（2013年10月16日）一文写道，“长春围困战，既不是共军的胜利，也不是国军的失败，而是一场野蛮的浩劫，一场人道灾难。1946年春，苏军撤离长春之后，国共双方就曾为争夺长春大动干戈。当时的《大公报》以《可耻的长春之战》为题发表社评，抨击双方不择手段、滥伤无辜的行径。两年后的这场围城之战不是比两年前“可耻的长春之战”更可耻吗？
粟裕曾说，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曾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长春围城，绝非孤例。在长春围困战之前，中共就曾有过围而胜之的战例。
永年城是位于河北南部的一座古城，是杨氏太极拳的祖庭。从1945年8月开始，中共对其进行了两年多的包围，蕞尔小城，本来就经不起折腾。中共包围之后，树皮被剥光了，能咽下的草也被拔光了，门板和木床也被当柴烧光了，1947年10月被“解放”时，永年城3万多居民仅剩3千人，个个显得“胖乎乎”的，尤其是两腿和脸上格外明显。城陷以后，国军中排长以上的军官都被杀掉了，国军首领许铁英的三弟因“作恶多端”，由领导亲自出面主持，被“愤怒的群众”活剐了。”
其三，要能分辨出长春之战的罪责上毛为主、林为次的主次之分。无论自从策动指挥长春之战到911之前林彪一路飙升，还是911坠入深渊之后，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内查外调直到批林批孔，法院审判，从周恩来陆定一，逼王芸生和张高峰等三人报人在几十年“不得安宁”的惨局，到王震彭真杨尚冰，逮捕张正隆使之蒙难，中共高层领导在林彪指挥长春之战这一件事都保持了一个高度的统一，即是毛泽东全面地指挥了整个的解放战争。在海外，刘青讲得比较公道点，“就是林彪在战争中犯下的反人类罪也是逃不脱历史公义的，如林彪指挥的围攻吉林省会长春的战役，堵住逃出城的难民不让越过共军防线，硬是将几十万长春市民活活饿死在中共的战壕前。虽然这种狠毒远超禽兽的罪恶点子是毛泽东授意的，但是作为这一战役的最高指挥官也难逃其咎。”（刘青《浅议林彪的平反与评价(2014，10，28)》）
2、看问题得看本质
我们不仅要看到毛泽东林彪在指挥长春之战时过失之处（也有人说是犯罪之过），笔者认为，犯错与犯罪之争对历史研究来讲意义不大，（犯错与犯罪之争那是法律的问题），当然这不是讲不能来讨论，因为有一个比犯错与犯罪之争更重要，更迫切地需要解决的是，通过问题能否看到其本质，为什么共产党毛泽东会做出如此让后人或历史不可原谅的事情？假若中国的精英们都不能认清问题的本质，那中国必然还会出现如同毛泽东那样的领袖，干出同样的蠢事来。邓小平六四大屠杀，就是一个实证。这就是如同何兆武所要求的“对人性的探微”。看问题得看本质，也就是指从哲学的角度，哲学史的维度来考虑。那末，本质是什么呢？
笔者在《张君劢VS胡适 (博讯版）》一共改写了二段，其中一段中写道：为达目的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张君劢认为，儒家思想与康德哲学有“相同之处”，尤其是康德的“知识说”和“道德论”令他折服。他说，“经百六七十年前之康德，除着《纯粹理性》一书批判知识外，同时又有《实践理性》一书，说明道德之由来。康氏二书并重，与儒家之仁智兼顾佛家悲智双修之途辙，正相吻合”。（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44页）康德的道德论“意谓待人接物应本视人为目的，不可视人为手段” 之绝对原则与我国儒家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言别无二致，康德所说的自由意志，就是人不受物欲引诱，服从理性下的判断，即儒家所说的吾欲仁斯仁至矣，成仁取义，见义勇为，由良知决定。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张君劢说，“共产党的最高原则，为只择目的不择手段”。
3、用“拥趸”来划分对“林彪事件”的公共意见人物的做法是一种轻率之举。谁都知道，我们这些40后、50后、60后出身的中国人可能是很难找出，有哪一位在“拥趸”谁的问题上是以一贯之的，自始至终的。一个人一处成功，并不表明永远成功，一个人一处正确，并不表明永远正确。故讲，用“拥趸”来划分对“林彪事件”的公共意见人物的做法是一种轻率之举。正如同文革中将人分为也拥军派和反军派，屁派和好派，等等，可怕的是接下来的将一派打成反革命，再踩上一只脚。况且，“长春饿殍之战”只是林彪一生中的小的事件，而他的大事件则是他对毛泽东的抗争。
4、唯有用于法律，法哲学和法哲学史的眼光才能看清“林彪事件”的一切。笔者在《张君劢VS胡适 (博讯版）》中改写了二段的另外一段，则写道，“我们还需要从哲学和哲学史（特别是法哲学和法哲学史）的哲学维的观点来看中国。这样才能把握事情的本质，并且给我们带来我们评判中国问题的角度，原则与尺度。法国学者阿隆曾将历史理论的专家学者分成两类，一类是“读过哲学的史学家” ，另一类是“那些不动或不懂，总之不重视哲学的史学家”，并用“工匠”称呼后者。而中国人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软肋则是法律，欲想认清当代的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于法律、法哲学和法哲学史，故讲， 我们还需要从哲学和哲学史（特别是法哲学和法哲学史）的哲学维的观点来看中国。”最后的一句话则是全段的关键和重心。
怎样才能看清“林彪事件”的一切，或者更大地说，怎样才能看清整个的文化大革命，因此类题目无法三言二语讲得清的，但我在这里仅仅想指出的，唯有一个思维的方法，即运用法律，法哲学和法哲学史的思维和眼光才能看清“林彪事件”的一切，看透文化大革命的全部。
四、结束语
下面我想谈一谈，为什么我会想到并研究起正义战争理论来的呢？笔者在《张君劢为什么会同意民社党参加国大？》中写道，在民社党参加了“国大”后，民社党子敬〔1946年11月30日〕发表了《民社党为什么参加国大》一文。此文写道，“究竟是谁破坏了政协决议，我们不必在此深究，至少不能专责于任何一方面。共产党的军队的进入东北，是否有助于实行政协决议的和谐空气，惟有待诸今后历史家的公断了”。“惟有待诸今后历史家的公断了”，笔者就是在第一次（大概是2008年）看到子敬这一篇文章中的这一句话时，产生了欲要对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作出评判的冲动和灵感。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思考，依据哈贝马斯哲学、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和沃尔泽正义战争理论，笔者终于找到了一个严密的环环相扣的逻辑链，并将之书写成文，在2013年10月至12月发表了《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之一，之二；《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四》，《四评〔下〕之五》，《四评〔下〕之六》。这些文章，以一种崭新的方法，一种高级的价值评判方式，即理性法律论证的方式来严密地证明了，毛泽东和中共发动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
历史学家何兆武在《上学记》一书中写道“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的认识”。
何兆武先生把历史学分为两个层次:历史学Ⅰ是科学，历史学Ⅱ是哲学。何兆武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中说，“历史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要受自然界的必然律所支配；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创造，是不受自然律所支配的。因此，历史学就包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全恃第二个层次赋给它以生命。第二个层次包含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者的结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历史学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它有别于科学的东西。历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或不仅仅是）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科学性是历史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它的充分条件。历史学家不但应该重视科学性，同时还更应该重视其中非科学性的成分。”
“史家治史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个方面是认识史料，即上面所说的历史学1。这方面的操作程序是纯科学的，或者说是完全科学的。第二个方面是在确认史料之后，还必须对它做出解释，这个工作是理解的工作，仅仅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此外，还需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的理想或精神贯彻始终。人文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固然是古已有之，但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本身就构成历史和历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甚至于是历史精神的核心。科学不能自行给出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它虽然不是科学，但是没有它，科学就无所附丽，就失去了依托。此外，历史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性学的研究，因此，除了科学和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而外的第三个方面，便是史家对人性的探微。人性探微自然也是古已有之，然而，只是到了近代哲人们的手里，它才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人们才知道原来人性里面还有那么多幽微的丘壑和阴影。这种探讨有一部分和科学（如心理科学）重叠，但大部分却是独立于科学之外的。以上三个方面的综合就构成为近代的历史学和史学思想。而每一个方面如果没有结合其他两方面，都不足以单独支撑起近代史学的大厦。我们正是凭籍它们，才能分析和掌握过去的历史，而且正是因此，我们的理解才能不断前进。”
“已往的历史研究大多只限于表层的记叙，只把历史现象归结为某些抽象的词句或概念，就此止步。但历史的主人是有血有肉的心灵，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或体现，历史研究最后总需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幽微，才可能中肯”。
由上面引述的何兆武的几段话，人们可以看出，何为历史学，历史学有何功效，何为历史学的两个层次……等等的问题。
笔者认为，1945-1949中国国共内战史，这是近代中国史中最关键最重要最复杂最富争议的一段分支史，也是中国大陆与台湾研究成果最薄弱的一段分支史。
按照何兆武所说的历史学Ⅱ是对历史学Ⅰ研究所得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的含义，用我们欲解决什么问题来讲，历史学Ⅱ就包括了，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毛泽东会打败蒋介石、蒋介石为什么会败退台湾的原因、是谁发动了所谓的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是不是正义的……等等的问题。由历史学Ⅰ得出的历史只是各类历史碎片的毫无规则的堆砌，而由历史学Ⅱ得出的历史则是经由历史哲学家加工过的各类历史碎片的有规则的组合。由此可知，康正果的《头号战犯毛泽东——从国共和谈到血腥内战》一文对解放战争的研究只能是（或也仅仅）是属于历史学Ⅰ范围的研究。
笔者在本文中讲的“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实践”，狭义地仅仅是指对中国共产党战争史中最重要的也最有争议的解放战争是否是正义的研究实践。正义战争理论则是属于何兆武所说的历史学Ⅱ的范围。在正义战争理论之中，“而我作的工作只是,也仅仅是,运用哈贝马斯提出的三个有效性要求理论,即真实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证明了B种可能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是在说假话,毛泽东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性的。最后使人能清楚地理解到张君劢在1946年时的决策和立场, 即要反对蒋介石的党国独裁，更要坚决反对即将到来的如同斯大林般的毛泽东的党国独裁。”（孟泳新：《发动“解放战争”的毛泽东与发动“靖难之役”的朱棣》）其实，请诸位读者首先明白这一点，笔者与许多读者一样，几十年前早已知道，中共多年来一直宣传“建立新中国，是毛泽东的最大功劳，”最近还看到有人在说：“说简单点，鸦战后的百年，中国仍面临着被开除“球籍”的危险，面临着还能不能保存为一个国家的问题。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比较彻底地解决了中国(或中华民族)的球籍问题，使中国在已经成为完整一体的世界之中，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的改朝换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革命，可谓起承转合、扭转乾坤。如果没有世界视野，则会低估毛泽东的功劳。”
笔者提出的“毛泽东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性的”的论断就是在“建立新中国，是毛泽东的最大功劳”的大氛围下产生的，自然也已经考虑了各种不同人的反映以及自己应该如何来说服任何的一个反对者等等这样的一类问题，也考虑了正义战争理论的提出对民主中国运动的现实意义，笔者在这里可坦诚地讲，对正义战争理论及其相关理论笔者还有许多许多未解之迷，但这一点笔者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正义战争理论是为民主中国运动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依据，用问答方式简单地说，问：你们为什么要搞民主中国运动？答：因为共产党从1949年起一直在搞党国独裁。问：为什么共产党能从1949年起在全大陆大搞党国独裁呢？答：那是因为毛泽东打赢了解放战争，赶走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问：那解放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民主中国运动必须对之做出非常明确的回答和结论，如果说解放战争是正义的话，那民主中国运动就到此打阻，就地解散，如果说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话，那才有了如何去搞的问题。由民主中国2014/1/23首发的应克复数篇长文《中国近代史，即中国现代化史怎么写（一）——纪念启蒙先师李慎之去世十周年》说，“对此，李慎之很是感叹。他说：“三年战争共产党大获全胜，可称历史奇迹。我是过来人，但除了佩服毛泽东英明伟大之外，现在还有莫名其妙之感。”莫名其妙是难免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在其后高越农发表了他对此文的阅读后的思考，其中说，“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俄系文化在中国的体现”缺乏认识。他们之所以接受不了这个道理，是由于对俄系文化批判不彻底。之所以不彻底，就是因为绕不过一个弯：“要是这样，我的大半生岂不反而有罪了？”其实，绕过这个弯很简单：承认俄系文化党有罪，自己受骗连带有罪，就会摆脱救党情结。”由此可知，遗憾的说，应克复没有就争议的关键节点三年战争进行如同上面已提过的何兆武所要求的历史学Ⅱ，历史哲学层次上的研究，就敢对中国现代化史怎么写作一长论，岂能有正确的结论吗？读者从中可认识到，笔者为什么在引言的开头要引用了何兆武的几断话的用意就是，研究问题必须注意解题的方法和解题的程序。读者从我的有关正义战争理论的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几点，比如笔者对蒋介石为什么会败退台湾的原因（尽管有人会说，这可是人人皆知的老问题了，早有结论了。笔者认为，正是这些似有结论实无结论的问题妨害了人们前进的步伐）等等的问题只字未提，因为这正是笔者以后要做的功课。另外笔者还从正义战争理论的发表过程中的遭遇中，笔者还察觉了，应遵照如下的策略，先力争在海外民运人士界的共识，再寻求中国大陆人士的共识。
二、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实践的文献评述
①王芸生是中国正义战争理论的先驱。1946年 4月16日，发表了王芸生写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在中国近现代中，王芸生是第一个中国人，说出了长春之战是非正义的这一个价值评判的第一个中国人。
1945—1948年的东北内战这期间，《大公报》先后有三位记者在东北采访。最早是吕德润，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10月即随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到了东北。此后，记者徐盈又随军调小组到东北，虽未常驻，但他写的报道真实地记录了东北局势。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东北局势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当月，张高峰作为《大公报》特派员到沈阳，与吕德润共同负责东北报道。1946年秋，吕调上海后，东北的采访报道则由张高峰负全责，直到1948年。
王芸生发表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的前后，《大公报》驻东北记者吕德润1946年3月27日从沈阳发回的题为《春天里的秋天》通讯。之后《大公报》又发表了另一位记者徐盈发自东北开原的报道。在长春被围困的4个月后，《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就写了长篇通讯《我们要活命——长春50万人民的控诉》，发表于1948年9月30日的上海《大公报》。
因为与《新华日报》的这场论战，王芸生“后半生永不得安宁”（其子王芝琛语）。1962年，他在政治压力下写了《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一文并公开发表，其中，“上纲上线”地自认《可耻的长春之战》“完全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讲话，并且散播诬蔑东北民主联军的无稽谣言”。但改革开放后，晚年的王芸生又承认那篇文章是他“最大的违心之作”。
据张高峰后来讲，周恩来曾经通过他人转告他，那篇报道“是错误的，错在没有区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张高峰也因此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次就这篇报道反复作出“深刻”检讨，不断自我批判，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历史问题”。1946、1948年的两次长春之战，两篇报道，被一篇社评牵扯到一起，使3位报人几十年“不得安宁”，称得上中国新闻史的一个案例。
②张正隆，1947年生人。1989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张正隆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在军内外以及部分领导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在《雪白血红》中张正隆披露了1948年的长春围城惨剧的真相。解放军利用人海战术把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不放一个人出城。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城中百姓与守军争食，造成长春粮尽而降。最后直到满州全境解放之后，郑洞国才被迫出降。可惜了我们的长春百姓，平白无故地被饿死了多小人呢？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有十五万之众。《雪白血红》在1989年“六四”以后，被当局定性为建国后最反动的一本书。
刘家驹,1931年生人，1949年参军，1972年为《解放军文艺》资深编辑，90年代初，任《炎黄春秋》副总编辑。刘家驹在《《雪白血红》蒙难记》（2012年12月29日）一文中叙述了张正隆《雪白血红》的蒙难记。“特让我感动又吃惊的是，张正隆以他朴素的善恶感情，描绘了我们多年不敢触摸的战争中的人性与残酷。他那横冲直撞的走笔，打破了我们一直恪守的用阶级观点区分战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戒律，对敌我双方反人性的做法，他都一视同仁地进行谴责。”“胸怀正气的张正隆，在他的《雪白血红》的自序中愤怒地喊道：“10亿人的泱泱大国,那么多作家、史学家在做什么?”，“一会吹捧”，“一会批判”，“变脸儿的史料可信吗”?“历史像个婊子，唯权势者可以弄它一下!””
“党政军要人发话讨伐《雪白血红》。原总参作战部长苏静从电话里急切地告诉我，说彭真看了《雪白血红》，气极败坏地把书举在空中抖动，对他的秘书说：“林彪难道比毛泽东还英明吗?”
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看了，怒火中烧，举起手比划成手枪状，大声疾呼：“把这样的反党乱军的作者留下有什么用?”
这都是苏静传给我的信息。苏静是老中将，他的上层活动多，消息灵通，我相信他说的”。
“总政就开始抓人了。离奇的是，由时任总政副主任李继耐(他分管文宣口)亲自出马，还带上总政军事法院院长，午夜来到解放军出版社，把该书的责任编辑马成翼召到办公室。李继耐对他宣布，说他编辑的《雪白血红》一书，犯了政治性错误，要他隔离反省。当即由法院院长把马成翼带走。”
“与此同时，沈阳军区也接到总政逮人的指令，由军区的副政委带上保卫部长，半夜赶到64军驻地本溪抓捕张正隆。逮捕令是副政委宣布的，由64军收押监护。”
“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挟持兄长杨尚昆的余威，以文问罪，加大了对这部书的讨伐声势，急令全军上上下下都要批判《雪白血红》的“反动性”。”
“就在军委领导制造这一全军恐怖事件的同时，国外媒体高度关注,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无一例外，都为张正隆助阵鸣冤。”
“军委领导们悟到国际舆论的不利，不得不作出改弦更张的决定。”
“抓人放人都由领导人出示口谕，无需法律程序，马成翼关了23天,张正隆关了一个月”。
作家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一书真实地记录了那段被作弄了的历史，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张正隆和他的《雪白血红》必将载入史册。
③ 2014-08-17 朗钧先生发表于共识网的《林彪人生最大污点：策动指挥“长春饿殍之战”，写在1948年“长春之战”爆发66周年之际,——就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林彪拥趸的商榷(7)》（下简称朗文）一文。
笔者认为，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是以众人回忆录的方式或叫报告文学的方式，自然也谈不上理性论证，尽管朗文与王芸生老先生的《可耻的长春之战》一样在论证长春之战是非正义的这一课题上，也构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理性论证，但从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和朗文中已经可看出张正隆和朗钧两位先生的思想中己经有了“什么是非正义战争”的蒙眬的概念，这是极为难得的。
④海外的中国正义战争理论研究实践，笔者查找资料文献，除了介绍西方正义战争理论的一些文章外，真正能用正义战争理论来“对解放战争时期的研究中仅有孟泳新一人（2013年10月至12月）发表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之一，《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之二，以及《“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四评〔下〕之四》，《四评〔下〕之五》，《四评〔下〕之六》等文章。如同苏俄历史学家们揭露列宁十月革命的非道德性，从而开启了否定列宁的序幕一样，在由众多的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年否定作为中国的斯大林的毛泽东的基础上，“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证明与评判也开始了否定作为中国的列宁的毛泽东的最关键的一役，也开始了彻底否定整个毛泽东最关键的一役。”（孟泳新：《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
至于在海外发表的一些有关解放战争的文章（如康正果、华钟等人），由于这些文章不是从正义战争理论出发，而是从别的角度,类似于演义小说的方式出发来，故在此文献评述中，不计在内。
其实笔者的上述文章在2013年6月就已完稿，并寄给了一位当主编的朋友，因为以前的稿子一般都在这位朋友处发表的，结果这次由于有关于正义战争理论的原故却被此朋友整整压了三个月，未予发表。到了10月笔者只好另找他路。笔者因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放弃原先的写作计划（五评，六评，七评的写作），集中力量于有关正义战争理论及各类思潮的研究和宣传上。可见，海外的中国正义战争理论研究实践也是十分艰难的。
纵观1949年后的中国人对于正义战争理论认识过程，让人感到欣慰的是1949年后的中国人对于正义战争理论认识的趋势，正朝着一个更广泛、更深刻、更理性、更正确的方向发展。在五十年代和文革期间，那是一个充满了权势和革命的年代，谁权势越大，谁革命就叫得越响，谁就越是正义的了。那是一个充满了荒唐的列宁正义战争观的年代。朗文中说，“李作鹏对长春之战的认知水准还停留在五十年代和文革期间”。这指的就是这一点。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开创了一个中国人对正义战争理论认识的新时代。这一次朗文一发表，就“创造了共识网改版之后迅速的高点击量和高评论量，也许以后很难有文章打破这个记录”。（引自于王开石文章《也谈“长春围困战”》）这就说明了，尽管前进的道路是那么的曲折，但已经让人看到了，中国人正确认识正义战争理论必然到来的曙光，因为有一群越来越多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正在孜孜追求着它。
三、朗钧文章读后感、
首先应指出朗钧文章的成功之处。朗文指明：1948年“长春之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事件，是典型的军事恐怖主义事件。林彪一生的最大污点就是策动和指挥了1948年“长春饿殍之战”。
朗文指出，“谈及“长春之战”，人们总会将其与王芸生先生的著名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联系在一起。史学界也总有些粗心人分别将爆发于1946年春天和1948年春天的两次“长春之战”混为一谈。还有人总是不经意地将王芸生先生的《可耻的长春之战》一文与第二次“长春之战”相关联。”我在去年2013年为撰写《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四》，《四评〔下〕之五》，《四评〔下〕之六》时，也的确没有仔细地加以分辨。
对于朗文的指正，在此谨表感谢。若有可能，我会在以后再次发稿时，必按朗文的指正作一修正。
朗文直陈了，“长春之战”是“饿殍战术”的关键所在。第二次“长春之战”始于1948年4月18日，结束于10月20日，历时245天。围城后期，城中断粮，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林彪“饿殍战术”之要点有二：其一是围城断粮；其二是不许百姓出城，可简称为“粮禁入、人禁出”。“粮禁入”属于战争的常用手段。而“人禁出”才是“饿殍战术”之关键！饿殍之战，胜之不武。“可耻”也罢，“极端可耻”也罢，总之是可耻。”
朗文最后说，“张震龙先生（实为张正隆先生——笔者注）说过：“为了这种亘古未有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再在我们的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上重演。为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人格、尊严和价值，不再被漠视、践踏。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片黑土地的白骨之上建一座碑？那碑文是现成的。‘长春之战是无义之战。长春之战是不义之战。长春之战是可耻的。’”和张张正隆等先生一样，朗钧先生也认为，必须建一座可耻的长春之战记念碑。笔者也为之振臂呼吁，必须建一座可耻的长春之战记念碑。
另外，笔者还必需提出有几点意见供朗钧先生参考。
1、“长春饿殍之战”的总根子是毛泽东
“长春饿殍之战”的总根子不是林彪，而是应该算在毛泽东的身上。原因有三。
其一，毛泽东是发动解放战争的总策划人、总设计师、总指挥、总统帅。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从林彪在实施“长春围困战”之前、之中、之后与毛泽东之间来往的电报，以及林彪在整个解放战争时间与毛泽东之间来往的电报，以及各路野战军司令与毛泽东之间来往的电报，都可以证明了这一点。
其二，长春围城，绝非孤例。在长春围困战之前，中共就曾有过围而胜之的战例。刘利民在《“可耻的长春之战”》（2013年10月16日）一文写道，“长春围困战，既不是共军的胜利，也不是国军的失败，而是一场野蛮的浩劫，一场人道灾难。1946年春，苏军撤离长春之后，国共双方就曾为争夺长春大动干戈。当时的《大公报》以《可耻的长春之战》为题发表社评，抨击双方不择手段、滥伤无辜的行径。两年后的这场围城之战不是比两年前“可耻的长春之战”更可耻吗？
粟裕曾说，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曾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长春围城，绝非孤例。在长春围困战之前，中共就曾有过围而胜之的战例。
永年城是位于河北南部的一座古城，是杨氏太极拳的祖庭。从1945年8月开始，中共对其进行了两年多的包围，蕞尔小城，本来就经不起折腾。中共包围之后，树皮被剥光了，能咽下的草也被拔光了，门板和木床也被当柴烧光了，1947年10月被“解放”时，永年城3万多居民仅剩3千人，个个显得“胖乎乎”的，尤其是两腿和脸上格外明显。城陷以后，国军中排长以上的军官都被杀掉了，国军首领许铁英的三弟因“作恶多端”，由领导亲自出面主持，被“愤怒的群众”活剐了。”
其三，要能分辨出长春之战的罪责上毛为主、林为次的主次之分。无论自从策动指挥长春之战到911之前林彪一路飙升，还是911坠入深渊之后，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内查外调直到批林批孔，法院审判，从周恩来陆定一，逼王芸生和张高峰等三人报人在几十年“不得安宁”的惨局，到王震彭真杨尚冰，逮捕张正隆使之蒙难，中共高层领导在林彪指挥长春之战这一件事都保持了一个高度的统一，即是毛泽东全面地指挥了整个的解放战争。在海外，刘青讲得比较公道点，“就是林彪在战争中犯下的反人类罪也是逃不脱历史公义的，如林彪指挥的围攻吉林省会长春的战役，堵住逃出城的难民不让越过共军防线，硬是将几十万长春市民活活饿死在中共的战壕前。虽然这种狠毒远超禽兽的罪恶点子是毛泽东授意的，但是作为这一战役的最高指挥官也难逃其咎。”（刘青《浅议林彪的平反与评价(2014，10，28)》）
2、看问题得看本质
我们不仅要看到毛泽东林彪在指挥长春之战时过失之处（也有人说是犯罪之过），笔者认为，犯错与犯罪之争对历史研究来讲意义不大，（犯错与犯罪之争那是法律的问题），当然这不是讲不能来讨论，因为有一个比犯错与犯罪之争更重要，更迫切地需要解决的是，通过问题能否看到其本质，为什么共产党毛泽东会做出如此让后人或历史不可原谅的事情？假若中国的精英们都不能认清问题的本质，那中国必然还会出现如同毛泽东那样的领袖，干出同样的蠢事来。邓小平六四大屠杀，就是一个实证。这就是如同何兆武所要求的“对人性的探微”。看问题得看本质，也就是指从哲学的角度，哲学史的维度来考虑。那末，本质是什么呢？
笔者在《张君劢VS胡适 (博讯版）》一共改写了二段，其中一段中写道：为达目的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张君劢认为，儒家思想与康德哲学有“相同之处”，尤其是康德的“知识说”和“道德论”令他折服。他说，“经百六七十年前之康德，除着《纯粹理性》一书批判知识外，同时又有《实践理性》一书，说明道德之由来。康氏二书并重，与儒家之仁智兼顾佛家悲智双修之途辙，正相吻合”。（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44页）康德的道德论“意谓待人接物应本视人为目的，不可视人为手段” 之绝对原则与我国儒家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言别无二致，康德所说的自由意志，就是人不受物欲引诱，服从理性下的判断，即儒家所说的吾欲仁斯仁至矣，成仁取义，见义勇为，由良知决定。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张君劢说，“共产党的最高原则，为只择目的不择手段”。
3、用“拥趸”来划分对“林彪事件”的公共意见人物的做法是一种轻率之举。谁都知道，我们这些40后、50后、60后出身的中国人可能是很难找出，有哪一位在“拥趸”谁的问题上是以一贯之的，自始至终的。一个人一处成功，并不表明永远成功，一个人一处正确，并不表明永远正确。故讲，用“拥趸”来划分对“林彪事件”的公共意见人物的做法是一种轻率之举。正如同文革中将人分为也拥军派和反军派，屁派和好派，等等，可怕的是接下来的将一派打成反革命，再踩上一只脚。况且，“长春饿殍之战”只是林彪一生中的小的事件，而他的大事件则是他对毛泽东的抗争。
4、唯有用于法律，法哲学和法哲学史的眼光才能看清“林彪事件”的一切。笔者在《张君劢VS胡适 (博讯版）》中改写了二段的另外一段，则写道，“我们还需要从哲学和哲学史（特别是法哲学和法哲学史）的哲学维的观点来看中国。这样才能把握事情的本质，并且给我们带来我们评判中国问题的角度，原则与尺度。法国学者阿隆曾将历史理论的专家学者分成两类，一类是“读过哲学的史学家” ，另一类是“那些不动或不懂，总之不重视哲学的史学家”，并用“工匠”称呼后者。而中国人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软肋则是法律，欲想认清当代的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于法律、法哲学和法哲学史，故讲， 我们还需要从哲学和哲学史（特别是法哲学和法哲学史）的哲学维的观点来看中国。”最后的一句话则是全段的关键和重心。
怎样才能看清“林彪事件”的一切，或者更大地说，怎样才能看清整个的文化大革命，因此类题目无法三言二语讲得清的，但我在这里仅仅想指出的，唯有一个思维的方法，即运用法律，法哲学和法哲学史的思维和眼光才能看清“林彪事件”的一切，看透文化大革命的全部。
四、结束语
下面我想谈一谈，为什么我会想到并研究起正义战争理论来的呢？笔者在《张君劢为什么会同意民社党参加国大？》中写道，在民社党参加了“国大”后，民社党子敬〔1946年11月30日〕发表了《民社党为什么参加国大》一文。此文写道，“究竟是谁破坏了政协决议，我们不必在此深究，至少不能专责于任何一方面。共产党的军队的进入东北，是否有助于实行政协决议的和谐空气，惟有待诸今后历史家的公断了”。“惟有待诸今后历史家的公断了”，笔者就是在第一次（大概是2008年）看到子敬这一篇文章中的这一句话时，产生了欲要对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作出评判的冲动和灵感。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思考，依据哈贝马斯哲学、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和沃尔泽正义战争理论，笔者终于找到了一个严密的环环相扣的逻辑链，并将之书写成文，在2013年10月至12月发表了《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之一，之二；《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四》，《四评〔下〕之五》，《四评〔下〕之六》。这些文章，以一种崭新的方法，一种高级的价值评判方式，即理性法律论证的方式来严密地证明了，毛泽东和中共发动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