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們，傾向於跟隨黑格爾的腳步，將國家進行神話，任何國家；存在這一事實即證明了存在的合理性。
————普里莫·萊維
“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這是毛澤東寫於二十世紀六零年代的《七律•有所思》之末聯，時值毛發動“文革”、風雨欲來的前夕，詩意所指耐人尋味。而歷史學者陳徒手的《故國人民有所思：一九四九年後知識份子思想改造側影》一書，書名借來此句，卻反其意而用之，勾抉梳理那個逝去時代最優秀的一群知識份子“酸辛”而“苦澀”的往事。
這本書以人物小傳的方式講述名教授們各自的改造事例，鬥爭方法大同小異，效果卻極為顯著。十一位從舊時代走過來的一流學者，包括俞平伯、王瑤、馬寅初、湯用彤、馮友蘭、周培源、賀麟、陳垣、傅鷹、馮定、蔡旭等人，來自不同學科、不同領域，卻無一例外地身陷時代的漩渦之中。這十一個人物，除了蔡旭和陳垣分別任職於北京農業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之外，其餘九人均與北大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這本書也算是一本小小的北大“斷代史”。不過，它卻是人們試圖掩飾的“恥辱史”而非“榮耀史”。
這本書的主人公全都過世了，但同樣情節的故事並沒有結束，一直延續到今天。二零一四年夏，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山大學黨委在中共喉舌《求是》雜誌分別發表文章，談論“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識形態工作”。有評論者指出，這三所高校的集體演出顯然是“奉旨作業”，“顯示出中共對高校亮起意識形態之劍”，是新極權主義“更富侵略性地向民間社會發起一場志在必得的內殖民的文化戰爭”。此時此刻，重溫《故國人民有所思》一書，或許可以透視習近平與毛澤東在本質上的趨同性，並從前輩知識份子的“大敗局”中探尋一條反抗洗腦、通往心靈自由之路。
思想交心，靈魂出竅
中共的極權主義的酷烈程度，遠遠超過古代的帝制以及二十世紀上半葉北洋軍閥的開明專制和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其主要表現，一是權力首次深入鄉村和家庭之中，完成對每一個村落、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個體的徹底控制。如此才會有五十年代末大饑荒活活餓死三千萬人，而沒有出現有規模的反抗運動這一奇觀。若在帝制時代，無論怎樣昏庸的皇帝，即便不作任何賑災之舉，卻也不會派遣那麼多官兵，打造一副天羅地網，禁止村民外出逃荒。
二是對人的思想與靈魂的控制與改造。帝制時代，官方以儒家和法家互補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且兼顧佛教和道教思想，默許民間種種“異端邪說”的存在，只要它們不直接挑戰皇權。但在共產黨統治時代，不僅要控制人的身體，還要管理人的思想與靈魂，讓人“心服口服”、“靈魂深處鬧革命”。那些高級知識份子首當其衝成了“思想交心，靈魂出竅”的對象。近年來出版了諸多描述“知識份子改造”的傳記、回憶錄和小說，其中佳作有：巫寧坤《一滴淚》、韋君宜《思痛錄》、楊絳《洗澡》、周一良《畢竟是書生》等，以及陳徒手的另一本著作《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文壇紀實》。
《故國人民有所思》將目光轉向大學。近代以來在中國萌芽的城市文明，以公民社會、公共空間、自發經濟、自由媒體、獨立教育為標誌，與“黨天下”的共產體制格格不入。中共以農民党奪取天下，對城市文明充滿疑懼和仇視，在權力穩固之後，立即展開對城市的改造。經濟領域，改造工商業，消滅資本主義；文化領域，改造新聞出版業和大學，讓媒體和教育部門絕對臣服。陳徒手指出，一九五二年中共在大學開展“思想交心”運動，讓所有人登記表格、寫小傳，從中找出漏洞予以追查。緊接著就是院系調整，從組織方面加以切割，化大為小，分頭“消化”。最為繁忙的是組織教師學習哲學、革命史、政治經濟學等科目，幾百位教授集中聽講座，眯著花眼做筆記，會後寫思想小結。
由此，大學陷入無休止的“運動狀態”，教授們沒完沒了地交代過去的一切，揭發自己或別人的問題，以求得早日解脫。共產黨的統治模式中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就是“文山會海”，會議是灌輸官方意識形態的主要方式。在會議上，參加者不能保持沉默，人人都要搶先發言，還要用最極端的語言“表忠心”，方能順利過關。在批判胡適思想運動中，胡適的好友、哲學家湯用彤雖然貴為北大副校長，卻不敢缺席《人民日報》的座談會，他知道“不去要受批評的”。 在會上，他搶先第一個發言，全盤否定胡適的考據方法“毫無用處”。也許因為過於激動，而且內心頗受折磨，回家後即中風倒床。此後，湯用彤的兒子、當時三十出頭的湯一介不得不“代父受過，承攬病中父親的重負”。
過去傀儡，今天牌位
五十年代初，中國的高等教育體制，從“美式”轉向“蘇式”，“舊社會”遵從的“教授治校”或“校長治校”的傳統灰飛煙滅。中共迅速在各高校建立起“一竿子插到底”的党的垂直領導體制，各級黨組織掌握全權、指揮一切。
《故國人民有所思》中提及的馬寅初、陳垣、周培源等人，都是在海內外名聲顯赫的左翼教授，新政權對他們採取延攬和留用政策，委以大學校長之“重任”。不過，雖然還是“校長”之名，卻早無“校長”之實。作為一校之長，他們不被授予行政權力，只是虛設的“牌位”。曾任北大副校長的科學家周培源，感到黨委抓具體工作過多，跟校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提意見，直接說黨委抓多了，就抓不勝抓。想不到陸平輕鬆地解答了這個問題:“黨抓政策、政治思想工作，需要通過具體工作，不然不落實。”周啞口無言。再比如北京師範大學校長、歷史學家陳垣，在知識界是出名了的“左”，以加入共產黨為人生最高目標。但作為校長，他仍免不了被人戲言“過去是傀儡，今天是牌位”，連為學生題詞也小心翼翼，擬好了先請書記過目妥當與否，才敢提筆去寫。毛澤東曾在勞模大會上鼓勵陳垣帶幾個徒弟，陳積極性頗高，回校後多次說起，但校方一直予以冷處理，不給他配備研究生，他亦無可奈何。
更典型的例子是馬寅初，陳徒手的評論是：“那幾年馬寅初在北大的境遇可以用‘孤寂’來形容。細翻北大五十年代中期檔案，可以發現上下重要溝通時往往都願意繞過他這一關。”馬寅初名義上是北大校長，卻對北大校務一無知曉。黨委書記有次開會與各系主任座談校內工作安排，唯獨沒請馬寅初。那麼，馬寅初能處理哪些公務呢？書中舉了一個小小的例子：有一次，北京政法學院工友因個人瑣事打了北大一職員，北大寫信給政法學院要求解決，馬寅初花了很多時間親自修改這封信件。這真是“不做無聊之事，何遣有生之涯？”
不過，馬寅初也由此避免親自去整人，正如陳徒手所論：“這些俗稱大批判的‘髒活’，事無巨細，都是要反復承受人心的巨大折磨，表現教條般的死硬態度，不能有一絲溫情和猶豫，才能冷漠對待昔日的同事，從容佈置鬥爭方案。馬寅初下不了手，他後半生中只有被人批判被宰割的痛苦經驗。……這就是馬寅初當年所面對的歷史特定情景，他上不了火熱的前臺，只能萎縮在歷史暗處安頓自己不安的心境。後來的人們只熟悉他在學術領域的那份堅忍和骨氣，他在北大苦澀的舊事所蘊涵的困頓和難堪同樣值得我們去記取。”儘管形同廢人，卻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到了五十年代後期，馬寅初連這種“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源中人”的身份都不能保有。他在人口問題上的看法跟毛不一致，成了新一輪批判運動的靶子。如果這本書要寫續集，這些情節肯定會加入：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毛的心腹、特務頭子康生把北大黨委書記叫到中宣部，佈置批判馬寅初，還說批判之後將馬調離北大。黨委書記回校後召開常委會，傳達康指示：“馬寅初最近很倡狂，給《新建設》雜誌寫了一篇《重申我的請求》的文章，他的問題已經不是學術問題，而是藉學術為名搞右派進攻，要貼大字報把他拖住，不讓他外出視察。”北大黨委常委會兩天后給北京市委大學部寫報告，提出批判馬寅初的做法和安排，“要通過學術討論揭發馬寅初的政治問題，要對馬寅初的學術、政治問題一起進行批判，要把馬寅初的洋奴思想搞臭，還要徹底揭露馬寅初的政治面目”。這時，共產黨連傀儡和牌位都不要了，流氓和暴徒們乾脆赤膊上陣了。
人民戰爭，汪洋大海
從書中運用的大量史料可以發現：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就已經在高校內部建立起日臻嚴密的“工作彙報體制”，該體制在運動中起了不可或缺的“情報”作用，為高層及時提供第一手鮮活素材，方便黨內瞭解學界人士的思想動向和隱密心事。有了這套體制，中共不需要像史達林使用克格勃或希特勒使用蓋世太保那樣來確保“文化安全”。中共不必安排秘密警察直接進入校園，每一個黨員以及正在追求入黨的師生，都是積極的或潛在的告密者。
反之，那些著名教授成了“陷入人民戰爭汪洋大海”的被監控對象。對於重點人物馮友蘭，校方一刻也沒有放鬆收集“敵情”的安排，校黨委及統戰部門要求哲學系教研室支部每週口頭彙報一次，雙周書面彙報一次。一九六一年初，系裏反映，馮友蘭否定大躍進的成績，說大躍進有些像竭澤而漁，一次把魚撈光，再撈就沒有魚了。可見，這些名教授的一舉一動都被放大鏡定格，誰敢亂說亂動呢？在這樣的氛圍裏，能做出什麼樣的學問來呢？書中所涉及的這批教授，主要的學術成就都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取得的，一九四九年之後，他們雖然還活著，但學術生涯已經戛然而止。
在大學裏，党利用的主要力量是青年學生。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學校黨組織就充分發揮在校學生的“戰鬥作用”，有意在運動中鍛煉他們衝鋒陷陣的能力，學生刮起的思想風暴讓老教授們羞愧難當。陳徒手指出，利用學生衝擊老師，是高校黨組織屢試不爽的法寶，也由此培養一批極左學生骨幹，他們畢業後大都留校主持黨團工作。書中記載了這樣一些細節：馮友蘭一次剛講完課，就被學生要求留在課堂候場等待批判，教室裏馬上擠進一百多位激情難抑的學生。王瑤要到學生宿舍搞科研，學生勒令他交自我批判文字，學生編委會可以隨意修改他的稿件，還要強迫他回答:“對改的有何體會?感到有什麼幫助?”化學家傅鷹竟管不了名下的研究生，研究題目由系裏確定，卻對導師保密，但研究生完成任務後非得由導師簽字，傅鷹感歎說：“我成了什麼東西？”
對比留在中國的這批學者的處境與五十年初傅斯年在臺灣大學的處境，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極權體制與威權體制之差異。當時，敗逃到臺灣的國民黨政府風聲鶴唳，要求各機關實行聯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員相互監督，相互保證對方思想純正，萬一發現有人思想不純正，保證人就要受連累。國民黨當局要求台大師生也要辦理這種手續。傅斯年出面對國民黨高層說，在台大任教和服務的職員每個人都思想純正，他一個人保證，如果有問題，他願意負全部責任。結果，台大沒有實行聯保制度。後來，傅斯年說：“假如我對於這些舉動妥協了，我念這幾十年書的功夫就完了，還談教育嗎？我不能承認台大的無罪學生為有罪，有辜的學生為無辜，此之為公平。……寧可我受誣枉。我既為校長，不能坐視我的學生受誣枉。”半個多世紀以後讀來，這段話仍然擲地有聲。當然，我們不能說留在中國的學者在人格上都比不上傅斯年，因為更關鍵的問題在於，國民黨的威權體制，畢竟能容納下傅斯年這個“忠誠的反對派”；而共產黨的極權體制，則只需要乖乖聽話的哈巴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