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以前的专栏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反腐好比守着粪池打苍蝇。寓意是打不胜打，打不过来，持续打下去会累死人。
这不，中纪委开始叫苦喊累了。5月10日中纪委网站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呼吁“上下联动、全国一盘棋”，披露了一些无奈的现实：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央纪委查处的中管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很多都是发生在担任下级一把手期间；有的省已查处的领导干部中，半数以上属于带病提拔，有的一把手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屡被提拔……如果省区市党委不作为，不把腐败遏制在基层，让有问题的人逐级提拔，最后就会把问题全部推给中央。在反腐败问题上，只靠中央抓，那能抓得过来吗？只有形成全链条，上下联动，才能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只靠中央反腐抓人，的确反不过来、抓不过来。但是我认为文章建议的“上下联动”固然是个好主意，在现实中恐怕很难实行。原因也很简单，下面没有动力，省市县为什么要拿自己开刀？中央强力反腐是要刷新形像，挽救正在腐败漩涡中堕落的党。省市县反腐，是为了什么呢？他们可没有也不会有中央的危机感和使命感，越到下面越是如此，期望他们成为习近平口中的“男儿”太不现实了。很多人入党就是为了当官，毫无信念可言。更多的是一路带病提拔，让他们反腐等于反自己、把自己送进监狱去。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傻子？！因此，中纪委网站那篇文中列举的以下现象并不令人意外：有的地方党委旗帜不鲜明，没有把巡视工作当成主体责任去落实，而是推给纪委、组织部，个别人甚至发现了问题后，还在那里当看客、说客。这样的反腐运动因为无法纵深和持久，迟早要走向尽头，最后是不了了之。当腐败似雨后春笋、如过江之鲫，那么此时该反思的是反腐手段的问题了。截至目前为止，中国的反腐败还是“事后反腐”，贪污受贿被人举报才会去查处，“事前预防”体系还没有健全起来。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员，我多年来密切关注中国的反腐事业，见证过地方在反腐手法上的各种创新：反腐败从一把手夫人做起，给官夫人上廉洁课；聘请监察员，对领导干部实施八小时以外监督……这些创新一出台无一例外地遭遇大量嘲讽和吐槽，如同过眼云烟转瞬即逝。纪监部门绞尽脑汁想出的点子被人笑话的同时，也暴露出反腐陷入困境，并让人疑惑为什么不用世界多国已经证明有效的狠招？例如舆论监督，充分地赋予媒体对于政府官员言行的监督权，让公权力的运行暴露于阳光之下，这将大大地减少腐败。西方国家就不用说了，就拿香港和台湾两地来说，媒体的反腐败功能，都是有目共睹的。台湾岛内上演过的陈水扁家族贪腐案，就是媒体紧盯不放，不断地爆出新料，不断地使陈水扁的共犯进入检察官的视野，最后将前总统绳之于法。我不知道，为何某些方面对于媒体监督如此敏感，甚至一度规定媒体不能异地监督，甚至还规定媒体的监督报道稿件必须经被监督对像的认可方能刊出。这种违背时代潮流的变态规定实质上掩护了腐败，使得腐败分子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例如阳光法案，出台官员家庭财产公开申报法，这是不少体制内外有识之士呼吁多年的一项反腐利器，至今未能锻造出来。自从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官员家庭财产公开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21年过去了。在这期间，中办、国办1995年曾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纪委、中组部2001曾发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这两个文件离阳光法案有相当的距离：它们不是法，也不对公众公开。2007年11月，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曾经透露说，中国将适时建立财产申报制。但谁也不知道这个“适时”将是何时？十多年看下来，有心人会对中国的反腐败产生一种怪异的感觉：高层表现得很积极，却不出狠招，都是花招，不但治不了本，到最后也不能治标。十八大之后的新一轮反腐，力度超过以往，的确不同凡响。但两年过去，一样遭遇反不胜反抓不胜抓的困境。 2003年监察部副部长李玉赋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坦言“如果腐败现象不是短期行为，而是反覆发生，那就不单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中纪委书记王岐山2013年也表示“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我以为，在反腐败打了那么多只大老虎已经取得巨大震慑效果后，治标该告一段落，应进入治本阶段了。也就是要从源头遏制腐败，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使官员即便有心腐败也腐败不了。也就是要放开媒体监督、推行官员财产公示。王岐山曾说要让官员“不敢不能不想”腐败，并说目前高压态势下的反腐令官员“不敢”腐败，但“不能”和“不想”的问题还未解决。在我看来，即便是“不敢”问题也只是部分解决。否则中纪委怎么感慨“抓不过来”呢？回到开头提出的“上下联动、全国一盘棋”的提法上来，我敢在此放言：这又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花招”，是不可能起到多大作用的。一定会在下面的“阳奉阴违”中扭曲、夭折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