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在历史长河中渐行渐远，如今已有26年了。当年，笔者通过中共央视节目目睹了有关“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个别场景。因当时年少懵懂，对于“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感触很是一般。然而，随着年岁渐长，我经受了越来越多的制度性伤害，了解到了愈来愈多的关于“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信息，对“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感触越来越深。
如果“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成功了，会对包括我在内的每位中国国民产生何种影响？当然，历史就如已经感光的胶片，对历史作出的任何假设均无助于改变历史的真实和客观，但是，对于历史的可能走向，每个人都可以作出合乎理性和逻辑的判断。如果“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成功了，我相信，至少在“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成功后的数年之间，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免受不少制度性伤害。于我而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就如一个本可将我拥如怀中、对我悉心呵护的天使，她正翩然向我走来，但突遭恶魔戕害。我望着她圣洁之身上的斑斑血迹，望着她渐渐苍白的美丽面庞，如何不痛心疾首，如何不叹息涕泣？我必以微薄之力，与戕害她的恶魔博弈到底，只要正义不得伸张，恶魔未受严惩，便抗争不停，博弈不止。
诚然，“八九爱国民主运动”这个天使，并非尽善尽美，然而，在风雨如晦、暴政肆虐的中国二十世纪，她已经足够美丽，足够动人，足够伟大，她虽已经远去，但她已将美丽留驻人间，她已将希望播于心田。所谓美丽者，所谓希望者，有文字书籍，文字书籍已经传满世界；有画卷，画卷已经遍布五湖四海；有雕塑，雕塑已经傲然屹立于很多国家；有乐曲，乐曲一直响荡在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之间；有影片，影片已经感动了万千有良知的中国民众；有行为艺术，行为艺术将其大众化元素和个性化追求融为一体，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和启蒙意义……是的，她的艺术生命已然转世投生，跃动在真善美充盈的空间，如今已经26岁了，已经愈发芬芳，愈显美丽，光华熠熠，震撼人心，必将永在历史长河中闪射异彩。
一、丰富多彩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文学艺术
与绘画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行为艺术等艺术类别相比而言，文字表达方式虽然在视觉感、形象感、立体感、音乐感、色彩感、冲击感等方面较为逊色，却自有优势，如，可直抒胸臆、便于传播，便于描述事件过程、表达事物联系、提炼抽象特点、揭示事件本质、阐明理念诉求，因此，文字表达方式具有其他艺术方式无可企及的优势。就笔者而言，笔者修习过艺术专业、汉语言文学两专业，但一直对文字表达方式情有独钟，颇为偏爱。
关于“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文学，虽因中共封锁而难见于墙内传媒，但在墙外则不胜枚举，谷歌一搜，满目皆是。有短篇评论，有理论巨著，有散文，有回忆录……比较有名的，如，作为“八九爱国民主运动”重要领导者、《零八宪章》运动重要发起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刘晓波先生的《六四真相正被谎言淹没》，袁红冰先生的刚刚问世的《六四之殇》，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陆超祺先生的《六四内部日记》，陈建平、邱诚武、潘洁、何安达、梁美芬等在北京亲历“八九民运”的六十四名香港记者编著的《人民不会忘记》，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六四”真相》，大纪元出版社出版的《“六四”真相名家谈》，吴仁华先生的《天安门血腥清場內幕》和《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杜导正先生的《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李进进等人的《“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Robin Munro的《铭记天安门》，江迅先生的《黄雀行动》，朱其主编的《血色彷徨——1989年的政治与美学》等等。
这些文字素材，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描述、表现、书写、点评了“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是将邓小平、李鹏等独夫民贼、人权罪魁以及参与屠杀镇压民众的军人、警察、政法系相关人员等鹰犬爪牙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和历史审判台上的重要依据，是中华民族在暴政刀枪下傲然不屈、铁骨铮铮的力证，是中华民族反专制、求民主的强大精神武器，是展示中华民族优秀品质、道德良知的重要窗口，是中华民族后世研究、思索“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素材，是中华文化中的巨大宝库，也是世界文化中的夺目瑰宝。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反面教材，以其谣言污词、卑劣笔墨和冷血嘴脸反衬出“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文学之光，可用来解析六四主要镇压者的心态和透视中共暴政的反人权逻辑、反人类逻辑、反国家逻辑、反民族逻辑，如《动乱“精英”劣迹录》、《亡命“精英”其人其事》、《李鹏“六四”日记》，等等。
二、四海流溢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影像艺术
摄影和录像，是记载历史场景和现实场景的重要手法，是视觉传达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中，由于世界各国具有正义感的记者、普通人深入其境，并在枪林弹雨的镇压现场中无畏坚守和顽强努力，给世界、给后代留下了大量的弥足珍贵的摄影记录、录像记录。这些摄影、录像，有的因影像摄取者娴熟的造型技巧和深湛的艺术功力而呈现出强烈的视觉美感和视觉震撼，充分彰显出当时场景的壮美激盎以及参与民众的决心、精神，记录了中共暴政的滔天罪恶、中共鹰犬的疯狂暴虐和中国民众的冲天义勇、无私奉献；有的基本系现场紧急抓拍，在构图选择、主体选择、光影选择、背景选择等方面，或许无法达到摄影艺术、录像艺术的一般性审美标准，但是，正因这些摄影、录像多半系现场紧急抓拍，对当时的场景产生了极其生动的还原效果，充分表达出影像摄取者的正义天性和强烈职业道德情怀，真切表现了即时性的人性特点和人性风采，有一种“不在画中，只在画外”的心灵冲击力和视觉震撼力，是对中共暴政镇压罪恶的有力控诉，是对“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参与者们的无声赞颂。
比较著名的影像作品，如美联社的记者杰夫·怀登、马格兰摄影通讯社的摄影师斯图尔特·弗兰克林、香港记者曾显华等人所摄的震撼世界的记录“王维林”阻挡坦克场景的系列摄影（参见上图；该系列摄影曾被命名为“坦克人”The Tank Man、“无名的反抗者”The Unknown Rebel等）。对于该系列摄影中的年轻人的阻挡坦克之举，多数有良知的人们是持赞誉、钦佩观点的，如，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裴洛西将此系列摄影形容为“20世纪最持久的形象”、“永远烙印在世界的良知中”；在“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中担任学生领导人的周锋锁先生则表示：“王维林挡坦克的形象，作为89民运的一个代表、一个象征，已经深入人心，这可以说是中国人民为世界人道与自由事业，做出的最大贡献。”而王军涛先生则认为“王维林”的影像可能会影响人们对中共残暴镇压、屠城的认知，即认为中共军队当时或许是克制的、忍让的，王军涛先生表示：“按照方政先生的说法，这个镜头又曲解了天安门广场上坦克和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就是说，实际上坦克是轧了人的。”
三、壮美立体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雕塑艺术
雕塑艺术，因其能够将艺术创意以实体化、立体化的造型材质呈现在真实空间和大众视野之中，是以，一般而论，雕塑艺术在艺术感染力、视觉震撼力、心灵冲击力等方面要超逾绘画、摄影、录像等平面化艺术形式。在激盎壮美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之后，积极参与其中的具有雕塑艺术才华的人们创造了大量的有关“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雕塑作品。最为有名的雕塑作品则为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雕像，此像系“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标志物和标志性艺术品之一，高约10米，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八所院校的二十多位学生，在中央美术学院工场内用四天赶制而成。雕塑内模为塑胶材质，外以石膏灌注。民主女神雕像运抵北京天安门广场并拼装完成的时间是5月30日（参见下图）。
此时，中共已经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在这黑云压城、顽敌环伺之际，一身洁白的民主女神雕像，宛若翩然而降的天使，在天安门城楼南300米处傲然而立，直面中共暴政的标志物、万恶独裁者毛泽东的画像，由此极大地提升了“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象征意义，使当时很多参与运动者倍感振奋。笔者无缘现场亲睹民主女神的风姿，但仅通过当时照片，亦足以感受到民主女神像散逸着圣洁善良、博爱伟岸的气质，不愧是集萃了众人艺术才华、凝聚了大众反专制决心的、具有极高象征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伟大艺术作品。
有的民主艺术家以为天安门民主女神像缺少民族特色。诚然，天安门民主女神像具有浓重的欧美气息，但是，中国为何不能接纳欧美艺术形象呢？美是没有国界的，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对于普世价值和民主体制的追求同样是可以超越国界的。在中国数千年漫长皇权专制历史中，既能够象征民主自由，又能够充分彰显美与善的女性艺术形象实在不多，或许秋瑾勉强可以算一个，但秋瑾形象含有武力抗争意味，而当时运动的主调是非暴力，因此，纵然当时想得到秋瑾，或许也因考虑到运动格调、运动主流之需要而放弃这一形象。
“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参与者的血肉之躯未能挡住中共暴政滚滚开来的坦克，圣洁美丽的民主女神雕像仅在天安门广场存在了短短四天，便被中共暴政的坦克推倒。然而，“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精神并未消失，“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精神的坚守者和传承者依旧高扬民主自由旗帜，在世界各地树立起民主女神像，使得“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精神处处开花，遍地芬芳。民主女神雕像，屹立在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屹立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屹立在加拿大温哥华、卡尔加里卡尔加里大学、多伦多约克大学，出现在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香港维多利亚公园……
除了民主女神雕像，关于“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知名雕塑艺术作品还包括陈维明先生的大型玻璃钢浮雕，该作品取材于民主女神像被推倒、“王维林”挡坦克、十个军人把一名学生活活打死等事件。陈维明先生的“议长大声呼吁”(The House Speaker Speaks Out) （参见下图） ，亦为此类名作。该作品取材于美国国会议长南希·佩洛西1991年到天安门广场声援中国民运之事件。此外，国外艺术家也以“八九民运”为主题制作了一些有名的雕塑作品，如，西班牙艺术家费南多·珊雀斯·卡斯蒂罗以阻挡坦克的“王维林”为题材制作而成等身大小的雕像；美国加州奥克兰市的亨利·凯泽纪念公园中的名为“记住他们”（Remember Them）的大型纪念铜像中，亦有阻挡坦克的“王维林”形象。
关于“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绘画艺术，包括油画、素描等，以油画较为多见。油画源于15世纪之前的欧洲蛋彩画，经被誉为“油画之父”的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Jan Van Eyck）之改良而得以尽彰优势，从而被发扬光大。油画的主要特点是色彩较为鲜艳、形象刻画较为细腻，画面亮泽，能够给人以强烈的立体感、色彩感、空间感，散逸着古典高雅之气息。
以“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六四镇压”为重要创作主题的较为著名的的油画艺术家，如陈光。陈光17岁那年作为随军摄影师进驻天安门广场，后来竟然成为以“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为重要创作主题的画家，其间的心路历程可想而知。陈光经常与所谓“戒严部队”的前士兵张世军等人被同时提及，被视为参与镇压“八九民运”的中共军人中的良心发现、正义回归的典范。陈光曾经在雅昌艺术网论坛上展示其关于“六四”的22幅油画，如“极端的冲动2”，其中有关于中共军队清场之绘画，但后被雅昌艺术网删除。
在笔者看来，《断.2》（参见上图）在陈光“六四”系列油画作品中较具代表性。《断.2》的整体色调是明快的，这一点与其“六四”系列油画作品具有一致性。然而，明快的色调却被用来表达沉重惨淡的主题，或许不仅仅是为了写实的需要，而是刻意制造强烈的心理反差，暗示这是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的挟国家机器的肆无忌惮的大规模犯罪，从而更为凸显六四镇压的残忍无道。画面背景是天安门广场，广场地面布满了残乱的帐篷、旗帜等物，中景是几个身着橄榄绿的二十左右的中共士兵，神情冷漠而懵懂，动作安然而悠闲，仿佛在心安理得地从事他们不知其所以然也不愿知其所以然的工作，暗示了中共军队洗脑恶果之可怕和专制文化对军人毒害之深。主体人物是一个只有半截身体、面目白皙的年轻男子，使人联想到当时积极参与民运的年轻师生们。
处于男子身上的暖色块是画面中面积最大的暖色块，该色块与主体色调近似于对比色关系，最大面积的明暗对比也处于男子身上，从而使男子形象愈显厚重。男子穿着中黄色上衣，天蓝牛仔裤，半侧身体卧于地面，双臂前段无力地并在一起，两手置于地面，面部隐泛痛苦，双眼睁着，直视地面。这样的形象给人一种负痛而死、死不瞑目之感。但是，男子身体断裂的部位并无一丝鲜血。这样的表现手法超出了写实范畴，介于虚实之间，大约是基于模糊表达、选择表达一种记忆、一种印象的需要，就此而论，该绘画稍有超现实主义绘画特色，但局部的怪诞感不仅不影响整体的真实感，而且隐隐折射出作者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即不愿触及那铭心之痛，不愿回顾同胞们被中共坦克压断的身躯和摊摊鲜血，从而呼应了具有暗示意味的绘画名称，即一个单字“断”，断之后本应有的文字，大概是“尸”“躯”之类，但因绘画者不忍触及心中至痛，故而如画面中本该出现的残躯和鲜血一样，被刻意省略了。
五、激越慷慨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音乐艺术
与本文所及的其他艺术类型相比，惟有音乐艺术完全属于听觉艺术，或者说兼具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的特点。对比而言，听觉艺术比视觉艺术更具有刺激性和感染力。首先，视觉可感知信息的空间广度不及听觉可感知信息的空间广度；其次，就常态状况而言，人要阻断听觉与外界的关联，比阻断视觉与外界的关联要稍难一些；第三，以听觉艺术为主的艺术传播方式比较容易搭配视觉艺术，但不少视觉艺术传播方式不易搭配听觉艺术。
因此，音乐艺术总能够在很多场合发挥奇效。很多人在心情不振之际，总爱听激越慷慨的歌曲，闻之则倍感振奋有力；古时两军交锋之际多有擂鼓助威，亦是充分发挥了听觉艺术的感染效用。是以，在“八九爱国民主运动”艺术体系中一直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广的流行度的，便是一些歌曲。某些歌曲音调优美，层次丰富，歌词精炼，旋律生动，激越慷慨，正义昂然，撼人心魂，久唱不衰，愈传愈广，日益深入人心。随着音乐制作技术的不断提升和自媒体应用技术的不断大众化，加上个人视听设备的日臻完善和日益普及，一些歌曲与时俱进地搭配了相得益彰的视觉元素而更具艺术感染力，受众不断增加，成为传播“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精神的重要艺术载体。
以支持“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为主题的歌曲，有的作于运动之时，如《为自由》、《历史的伤口》等；有的作于“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之后，如《漆黑将不再面对》、《祭好汉》等；还有一些歌曲虽非因“八九爱国民主运动”而问世，但也在运动之中广为传唱，如与共产党意识形态有一定关联的《国际歌》，以及改编了歌词的《工农兵联合起来》，此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八九爱国民主运动”进行时未能获得足够的艺术资源。
较为有名的歌曲如《广场》，歌曲大量使用记录片《天安门》中的音频采样，开头是韩东方的一段录音，中间有六四镇压时群众高喊“救护车”“刽子手”“土匪”以及枪声等录音，歌曲最后在丁子霖女士表述丧子之痛的哭泣声中结束。美国、日本等国也有人有感而发，撰词谱曲，如菲力浦·摩根（Phillip Morgan）所作的《Blood is on the square》，琼·贝兹所作的《China》，中岛美雪所作的《East Asia》。
在“八九爱国民主运动”进行到高潮时，在“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另一处重要地点——香港，以群星合唱形式组织了《民主歌声献中华》，当时的港台知名歌星多半到场，邓丽君在头颈挂一块牌，牌上手书“反对军管”，演唱《家在山的那一边》。虽然《民主歌声献中华》系因时因势匆匆而起，准备不足，没有伴奏，缺少排练，但歌星们追求民主、支持民运的情怀，表现得酣畅淋漓，很多歌星的演唱发自肺腑，本色流露，激越慷慨，正气充盈，毫不造作，感人至深，不仅弥补了准备的不足，还产生了直抵灵魂、升华人性、催人泪下的艺术魅力。不少歌词道出了当时港人的心声，如《你唤醒我的灵魂》：“我从前根本懒想，从没关心故乡，唯求偷生与安详；你明知可重伤，仍胸襟对枪，宁死都要坚强，只为民主飘扬。”
值得一提的是“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期间的两岸对歌。1989年6月3日晚，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三、四万台湾民众通过电话与北京学生、民众对歌，一直到凌晨，两岸电话联系中断。不久之后，北京开枪屠城的消息传来，此后对歌电话再也未通，但中正纪念堂前的民众一直坚持静坐、歌唱，直到天亮。这在非常历史时刻横跨台湾海峡的同胞对歌，必永垂青史。
六、生动感人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电影艺术
为反映现实、历史而制作的电影，能够充分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对现实事件、历史事件进行艺术化、合理化的剪裁、取舍、加工、渲染，使具有代表性的元素能够有效凸显出来，而后以某些艺术手法、叙事方式将代表性元素紧凑地、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在短时间内传播给受众，从而达到感染人、影响人、启蒙人、引导人的效果。当然，由于电影的艺术组成元素较为复杂，要使其合乎全部受众的胃口，并兼顾艺术性、思想性、连贯性等各项标准，实在不易，再加上制作者的个人因素使然，在制作电影之际有时不免加入了过于个性化的元素，从而使得电影未必能够适应所有人的胃口。对一些受众而言，电影或许还不如真实事件感人。但是，电影艺术毕竟独具艺术表现优势，尤其是在个人化视听设备和音视频处理技术日渐普及的今天，要弘扬一种精神，铭记一件史实，多制作主题性电影，是十分有效的方式。甚至只需几个人和少许资金就可制作一部电影。
不过，主题为反映“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电影，似乎不多，笔者所知的只有《省港旗兵4：地下通道》，电影主情节是一群内地黑道帮助八九民运人士逃离大陆到达香港。背景为“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电影，以及以某些片段影射、反映“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电影，却是为数不少。在“八九爱国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港台电影凡涉及“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多半对中共持抨击态度。如在《英雄本色III之夕阳之歌》、《喋血街头》、《安乐战场》、《爱人同志》等电影中，都出现了象征独裁专制暴力的坦克系列镜头，如平民挡在坦克面前，坦克与市民对峙和对平民的镇压，坦克与救护车相撞、民众炸毁独裁者的坦克等。在《新古惑仔之少年激斗篇》中，直接将“六四”镇压期间的广播用作画外音，并将“六四”镇压画面以蒙太奇方式嵌入电影。在《舞牛》的对白中，出现了“一个政府怎可以这样的？这样对付学生”，以及“民主不死！暴政必亡！自由万岁！”还出现了挡坦克画面。
七、简洁明了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兴于欧洲，渐渐盛于今日中国。行为艺术须包含几元素：行为时间，行为地点，行为艺术者身体的参与，同观者的互动交流。据此，行为艺术勉强也可包括舞蹈、杂技、体操、戏剧等，但在实际中，一般不将后者包括在内，因为后者重视视听审美，对于身体条件要求较高。而行为艺术则不然，不专为视听审美而进行，对身体条件更无要求。
在行为艺术之中，因行为艺术者是作品一部分，加上身体在场之特点，是以便于观者审视作品细节、作品制作过程和充分了解行为艺术者的创意由来，并为行为艺术作品提供了现场改变之可能，使观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创作者，所以，行为艺术作品很少有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所普遍具有的表现手法难测、主题神秘、个性特色过于强烈等特点，普遍呈现出简洁、明了、开放等独特风格，在感染观者、影响社会、启蒙大众等方面具有不小的作用。
不过，今日中国的不少行为艺术作品包含不少消极元素，如，侧重于自我炒作，极尽感官刺激之能事，过分渲染暴力血腥，流于怪诞荒谬，等等。然而，继承和弘扬“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精神的行为艺术作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为中国行为艺术注入了正义追求、高尚精神、严肃认真的表现态度和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法，升华了中国行为艺术的品位、价值和道德高度，使中国行为艺术生命力趋于健康，趋于强健，审美价值不断提升。以继承和弘扬“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精神为主题的比较有名的行为艺术作品，如旨在纪念六四25周年的“重回天安门”运动发起者呼吁参与的“六月飞雪”行为艺术，即，将尽可能多的雪白纸片扔出窗外，任其飘散；如果白纸上复印了“六四”内容则更好；湖南民主维权人士黄勇华在黑色体恤上张贴了打印有“痛心疾首”字样、黑底白框和表示“64”的罗马数字的长方形纸张（参见下图）。
上文所介绍的艺术家陈光也有纪念“八九民运”的行为艺术作品，2014年4月29日晚，陈光在北京宋庄自己的工作室开展行为艺术活动，邀诸友观看。活动开始，房内一团漆黑，唯有手电筒光间歇闪烁，一白衣女子自黑暗中走出，灯光骤亮，戴着白口罩的陈光逐一涂盖白墙上已用洋红色、红色和蓝色等染料写好的年份数字，从1989一直涂盖到2014。
八、直观鲜活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舞台艺术
舞台艺术的重要特点和优势就是能够充分发掘运用身体、动作、语言的审美元素和表现元素去演绎某一主题。在现代声光、视听技术的辅助下，舞台艺术不断焕发出直观鲜活的艺术感染力。比较有名的舞台艺术作品，如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籍华人高行健先生的剧本《逃亡》编演而成的舞台剧，该剧首演于瑞典皇家剧院，中共暴政闻讯暴跳如雷，将高行健先生开除公职、党籍，查封高行健先生在北京的住房。高行健先生则宣布，不愿再回不自由的中国大陆。此后，《逃亡》陆续香港、德国、波兰、法国、日本、非洲贝宁和科特迪瓦等国家、地区上演。
《逃亡》对话简洁，且富有个性、智慧、思辨特征、梦幻色彩、诗情画意，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该剧以参加“八九民运”的三个被追杀者（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学生、一个中年男性知识分子）在逃亡之途的偶然相遇、坦诚交流和互爱互助为主要情节，以三人之间的对话表达出对“八九民运”的赞誉和反思，直面六四屠城惨况，揭露了邓小平、李鹏等独裁者屠戮学生、滥杀无辜、构陷栽赃、酷刑虐囚等滔天罪恶，并主要以中年人的讲话揭示出中共极权几十年统治对人民的信仰观、价值观、道德观造成的重大伤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八九民运”参与者们对时局、世界、人生、未来、婚姻的普遍看法。
此外，较为知名的舞台剧还有林忆莲在1991年7月《意乱情迷1991 Live》个人演唱会上演出的将《破晓》和《前尘》组合而成的《破晓前尘梦》（参见下图）。身着白衫长裤的伴舞者代表学生，表演了纷纷中枪倒下的场景。2009年，澳洲艺术家多布拉·凯莉（Deborah Kelly）与友人共同创作了据“王维林”动作编成的舞蹈，并且通过网站与YouTube合作推广，以表纪念。2013年，露西·柯克伍德为“王维林”和坦克内的军人创作了后续剧情，并制作成舞台剧《中美国》。
九、厚重真实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博物艺术
关于“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艺术形式主要有上述八种。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艺术形式，其影响和受众虽比较有限，但也值得捎带一提，如博物艺术，代表作如，位于香港九龙尖沙咀柯士甸路3号富好中心5楼的六四纪念馆（June 4th Museum）。此馆以纪念六四事件为主题，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耗资近千万港元，内含从民间搜集的六四事件文物及资料，如当年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所用的子弹壳的照片；当年前往北京声援学生运动的香港人使用过的写满学生签名、留言的雨衣；多名死难者的遗物；有子弹孔的头盔、遗书；由医院及公安局发出的不同版本的死亡证；当时驻守天安门的记者收集的学运领袖签名T恤；以及各类资料、图书；等等（参见下图）。
结语：
诚如巴尔扎克所言：“艺术乃德行的宝库。”像中共政权这样的屠杀民众、残民以逞、寡言鲜耻、损弱奉强、横征暴敛的极权暴政，根本不可能创造出彰显正义、撼动人心、直触人性的艺术作品，其官方艺术创作日渐趋于无耻、趋于犬儒、趋于脑残、趋于单调、趋于苍白、趋于僵死、趋于刻板。所幸“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为世界、为后世留下了美丽动人的艺术生命，涵盖了文学、影像、雕塑、绘画、音乐、电影、行为、舞艺、博物等领域，丰富多彩，四海流溢，壮美立体，隽永深刻，激越慷慨，生动感人，简洁明了，直观鲜活，厚重真实，是世界文化之珍品，中华民族之瑰宝，真善智勇之载体，民主转型之动力，民主中国之母乳，足以振顽起懦，启蒙大众，值得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人们去关注、去呵护、去完善、去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