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萧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访人：宣夏芳
采访时间：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２日
受访人简介：宣夏芳：女，１９４６年出生于北京市工人家庭。“文革”期间就读于清华附中。１９６８年１月参加工作，供职于青海省石油局。
马 萧（以下简称“马”）：请您谈一谈“文革”前清华附中的基本情况。
宣夏芳（以下简称“宣”）：清华附中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子弟学校，1960年开始面向社会招生，并且，一开始就广受社会的青睐，这首先得益于“清华大学”这块金字招牌，考生们基本上都是冲着“清华大学”来的，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清华梦”。
不过，当时清华附中的教学实力确实也很强，老教师的教学经验丰富，而年轻的教师都是从师范大学毕业生中优选来的，既有能力，又有活力。当时，清华附中的校长是万邦儒先生，他非常年轻，也就三十来岁，他的口才极佳，形像也好，在清华附中老师、学生中间的威望很高。而学生是用“分数”这把尺子从整个北京市一个一个量出来的，几乎都是百里挑一的优等生，因此，在“人”这一要素上，清华附中在北京各个中学中占据着相当大的优势。
但当时，清华附中的物质条件却并不好，连校园都“附”在清华大学里，１９６０年，我们刚入学时，只有初一班和高一班两届学生，各四个班，大部分都是住校生，学生的宿舍楼紧挨着清华大学西北角西大饭厅，是几幢二层简易楼房，房子空间很大，可以搁十几张床，都是上下铺，是真正的集体宿舍。而学生们上课的地方则是借用清华附小的教室，位置在清华园南端，从学生宿舍到教室步行大约需要２０分钟左右的时间，每天需要步行４趟，这样走读了几周之后，学校把上课的教室也搬到了宿舍楼，楼上做宿舍，楼下做教室，旁边则是饭厅，这样就方便了学生。
不过，同学们倒并没有觉得教学的条件有多么差，只是当时没有自己的操场，没有跑道，没有更多的体育设施，让我们这样好动的中学生感到无处锻炼，但学校还是想方设法地增加学生们的活动项目和场所。我印象中最深的是我们教室楼后面，用砖垒了两张乒乓球台子，这是用水磨石铺就的台面，平时同学们就用砖头隔在中间当球网，找不到那么多砖头时就在中间搭一根棍子，就这两张乒乓球台，每个课间休息的十分钟时间都成为各班学生的必争之地，哪个班的学生先占据就归哪个班的学生玩，而老师们似乎也很体量学生们的想法，只要下课铃声一响，就会结束讲课内容，很少有“拖堂”的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高一的男同学各占了球台的一头，互不相让，最后以“三球两胜制”的原则决定球台归哪个班玩，结果那个球台最后归了我们班，大家玩得比哪一天都过瘾。等到１９６２年，清华附中新的教学楼盖好了，我们的教学物质条件就开始慢慢向好。
而在教学实践上，我认为当时的学校贯彻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注重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倡“又红又专”的革命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所谓“三观”教育，要求老师和学生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并终生为之奋斗，学校还提倡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每年都安排学生下到农村去劳动，到军营搞军训，在学校设置了专门的劳动课，培养学生们的实际动手能力，我们的劳动课学的是木工，当年学校化学试验室里的试管架都是同学们在木工课上自己做的，因此，在“德育”方面，大家都是积极向上的。而在智育方面，老师们更是各展其能，让学生们兴趣盎然的学习，坚决反对“读死书，死读书”，所以学生们的知识面一般都比较丰富，自学能力也非常强。而在“体育”方面，“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是我们学校的宣传口号，因此，学校非常重视学生们的体育锻炼，每天早上，住校生起床后就上操场，练习跑步，男生女生分别以班为单位，由各班的体育委员领着跑半个小时，有时万邦儒校长也会参与进来，和学生们一起跑步，下午两节课后，同学们也必须全部上操场参加锻炼，学校还有专门的值班同学和老师，挨着教室检查，看有没有逃避锻炼的。
除此之外，学校还组织了各种课外兴趣小组，有体训队、舞蹈队、合唱团、摄影、美术展，等等，来激发同学们的兴趣特长，当时，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航海队，每周五下午去颐和园昆明湖进行水上训练，划舢舨、驶帆船、结绳结、打旗语，我们还获得过北京市中学生航海活动比赛的旗语冠军。
１９６３年，我们１９６０级的初中生毕业，升高中率达到百分之百，其中大约有一半的同学留在清华附中上高中，而那一年的高中生有百分之八十考上了大学，其中有一半考上了清华大学，因此，清华附中作为北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是名至实归的。成绩证明，万邦儒校长在教学实践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在此后的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５年，清华附中的升学率继续飚升，到“文革”前夕，清华附中因为升学率高，运动成绩好，拿到奖杯无数，因此，美名远扬，成为中学生心目中的神圣殿堂。当时，清华附中与北京市四中、师大女附中、北京１０１中学齐名，比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的影响力都要大很多。
马：请谈一谈您对“文革”前夕学校的总体生活氛围。
宣：具体到１９６６年前我们那一届高中毕业生，大约有一半学生是从清华附中的初中班直接考上来，１９６４年，整个年级进行了“分班”，一共被分为四个班，两个预科班、两个普通班。而学生的具体构成，大体上又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高知”家庭的子女，即知识份子家庭的子女，这些学生因为平时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本人一般又很勤奋，因此很受学校和老师们的赏识，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因为他们出身于干部家庭，生活条件好，他们自认为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个性也相对比较狂傲，而在学习成绩方面，干部子弟一般都不太好，不过，在当时，学校同样也器重这些干部子弟，一方面，他们都有家庭背景，同时，也是学校的资源，另一方面，学校和老师也不敢得罪他们，怕给学校惹来麻烦。还有一部分是平民子弟，即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子女，这部分学生平时很少得到学校的重视，除非他们平时学习很用功，成绩好，或者有个人特长，比如组织能力强，或者演讲口才好，等等。
而在“文革”前，绝大多数同学，包括我在内，都并没有觉得学校、校长、老师们的教学和教育路线有什么错误，哪怕是在“文革”期间，我都始终认为学校的教育路线是正确的，学校走的不是什么修正主义道路。
但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当时的教育，也是有问题的，比如，缺乏对真实世界的全景展示，扼杀学生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讲好的不谈坏的，只讲光明避谈阴暗，只讲成绩不讲错误，总之，学生只能体会到一些表面现象，却无法理解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那时的教育都在围绕一个主题，即培养同学们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忠诚，刘少奇曾经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求大家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是共产党员和每个要求积极“进步”的学生的必读文章。
因为长期受政治宣传和这种教育模式的熏陶，报纸上没有任何负面的消息，课堂上老师讲的也都是好的，我们都觉得人们生活很幸福，政治形势一片大好，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去质疑报纸上所说的，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另外，老师也不一定知道真实的情况，更不可能引导学生们去质疑、反思我们体制存在的真正问题，因此，我们在学校里根本了解不到真实的社会状况，这些东西都是在我参加工作后慢慢地在生活中体验出来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三、四千万人，我们在学校里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１９６８年，我参加工作以后，青海石油局的工友告诉我，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多少多少人，我还理直气壮的反驳他，认为他是在危言耸听，我说：“你瞎说什么呀，怎么可能哪，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心目中，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那位工友就告诉我，在马海农场前几年还有“人干”哪。所谓的“人干”，就是人死后，没有人掩埋，日久天长尸体被风干了。
还有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中，青海有的单位抓“右派”份子，因为上面给每个单位专门下达了“右派”的指标数字，有些单位完不成这个指标，等到下班时，工人们一出厂门，就把人拖上大卡车，不管是谁，不管他有没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主要是凑数。我听到这些真实的故事后非常震惊，感到不可思议，还能有这样的事情？我的师傅就说：“就是这样的。”这些事情我在学校里都是闻所未闻的。
总之，在“文革”前，清华附中奉行的始终是阶级教育的路线，万邦儒校长一直在严格贯彻党的教育政策和方针，一切都按照正常的教学秩序在进行，同学们中间也没有人怀疑学校和老师们在政治和教学实践上有什么问题。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期，等到“文革”一来，同学们中间的思想就开始分化了，一些干部子弟，从他们的父母那里知道，毛主席对当下的教育界不满，比如，毛主席说“农业大学办到城市，这不是见鬼吗？”类似这样的传言不断被流传出来，于是，他们就开始怀疑学校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而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另外一些同学则认为学校奉行的是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双方都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
这种教育是否是“修正主义”之争，后来发展到“血统论”之争。后来，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寄来一封信，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们起来造学校、老师们的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支持干部子弟们的主张，这样，整个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先前那些支持学校、老师们的同学被视为“保皇派”。我们班有个同学，叫郑国行，他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血统论”，结果在“文革”中被定性为“反动学生”，被学校的红卫兵们整得够惨。
而我被卷入到这场运动，起始于对红卫兵全盘否定学校教育的义愤，觉得他们没有良心，１９６６年６月７日，我在学校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署名“宣战”，题目是“致革干子弟们的一封信”，反对他们，我说他们自以为自己是“红卫兵”，其实是“黑卫兵”。当时，他们认为自己的坚强后盾是毛主席，是党中央，而我不这么认为，他们只是靠爹妈，所以我说“你们的后盾只不过是一座靠不住的冰山。”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这封信马上在北京的各个学校流传开来，没过两天，招来了很多学校的“红卫兵”。有一天，来了数百人，都穿着旧军装，齐刷刷地坐在清华附中外面的马路两边，声称要和我展开辩论。学校担心出状况，赶紧锁上了学校的大门。
而我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学校的大门是用铁管焊的铁栅栏门，我就翻过大铁门，去和他们辩论，双方还没有正式地说上几句话，我们班的同学担心我吃亏，打开铁门，一下子又把我抢回去了。
这事情还没有完，还有一次，是在学校的美术教室里，时间大概也是在１９６６年的６、７月间，有一个同学找到我，说宣夏芳，有人找你聊，在美术课教室里。于是，我就去了，看到几十个“红卫兵”围坐成一圈，这一次是真正的辩论，我进去之后，就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然后，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我就扬长而去。后来，有同学开玩笑，说我舌战群儒。我说，他们算得上什么儒。
据说，我写的这张“大字报”最后还辗转传到了刘少奇主席手里，这是一位同学跟我说的，这位同学说刘少奇主席看了以后，说“小小年纪，如此反动。”我说那是刘主席不了解情况。哪怕是刘少奇主席批判我，我也没有认为自己是错的，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相反，我认为自己一点都不反动，现在想起来很奇怪，那么大一个领导批我，我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我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看法，并不是出于家庭出身，或者当时的老师对我有什么额外的特殊照顾，出于感恩的考虑，我只是基于一个良心的判断而已。在学校，我在和同学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并不会去考虑对方的家庭出身，那时，我根本没有这种政治意识或阶级意识，虽然，当时的学校教育很强调家庭出身的重要性，但我和同学们之间的交往，只在乎自己的内心感受，就是看双方在性格上合不合得来，因此，在我的朋友中间，既有高干子弟，又有高知子弟，也有平民子弟，还有出身于所谓“黑五类”家庭的子女，不一而足，在我头脑中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和牵绊。
其实在“文革”前，同学们之间的交往并没有讲究太多的家庭出身，学校也没有对每位学生的家庭成份去深挖细掘，至少不像“文革”中那样，完全以家庭成份将人分成三六九等，所谓的“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她一直以来认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是“职员”，每当学校有什么表格需要填列家庭成份时，她一直填的是“职员”，在当时，“职员”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成份，相当于城市小知识份子。但在“文革”期间，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却查出她的父亲原来是１９４９年前共产党派驻在日本的“隐蔽战线上的革命者”，她这才知道自己出身于“革干”家庭。
马：请谈一谈您在“文革”期间的所见所闻。
宣：我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学校里发生的这些事情，因此也没有太多的记忆，偶尔地看到老师们被“红卫兵”押着，光着脚，清理学校的臭水沟，我还看到一位叫顾涵芬的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头发被绞得乱七八糟，在学校里接受“劳动改造”，所谓的“劳动改造”，就是故意羞辱这些老师，让她们从事一些完全不胜任的体力劳动，比如，清理水沟，在烈日下让她们拔操场上的杂草，等等。
而我虽然写过批判干部子弟的“大字报”，并且影响很大，但也许是出于阴差阳错，也许是没有抓住机会，我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并没有整着我，我在１９６６年的８月份，就早早地和一些同学离开北京去“串联”了，最早一次外出，我们还给学校的“红卫兵”头目写过一个请假条，但没等他们答复，我们就走了，期间又往返折腾了几次。
印象比较深的是在１９６７年初，我和五六位同学一块去天津蓟县水列庄的农村参加“文化大革命”，说是去农村参加“文革”，实际上是因为在学校里过得太无聊，出去换换新鲜的空气，调剂一下生活。我们在当地住了好几天，在农民家里吃住，每天交三毛钱的伙食费，这相当于农民一天劳动的工分，因此，农民其实是很欢迎我们这些学生的。但很快我们又和当地的造反派们发生了冲突，有一天，村里的造反派农民组织“批斗会”，斗争村子里的“走资派”，而我们又站在那些“走资派”们的立场上，实际上等于为当时的弱势一方说话，不让他们开批斗会，这样，双方就发生了分歧，但农民们没有什么政治水平，他们没法和我们这些北京下去的学生们辩论，双方不欢而散。后来，我们想离开那个村庄，但这些“造反派”农民不服气，不允许我们离开，说我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有同学从北京专门赶过来替我们解围，以学校要求统一参加“军训”，不再参与地方“文革”的名义，这才把我们从当地解救出来。
这段时间，学校开始进入“军训”期，就是所谓的“复课闹革命”，由部队接管学校的权力，而我们因为已经高中毕业，有些同学就教授低年级的课程，有些同学在外地搞“串联”没回学校，有些同学则干脆呆在家里，因为我们的人事档案都在学校，大家都在等待下一步的分配去向，我和四五位同学因为闲得无聊，就自作主张，自带干粮和火炉子，骑着自行车，深夜出发去北京郊外旅行，骑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先是到了潭柘寺，寺里的住持给我们几位同学专门安排了一间房子，供我们休息，我们就吃住在寺庙里。然后又去了百花山林场，在百花山林场，我们住在工人的集体宿舍，吃在职工食堂，还不用我们自己掏钱付伙食费，这些工人的家大多在北京市区，相当于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对我们很热情，我的自行车摔坏，工人还给我修好了自行车。
当时，学生们外出都是要各学校开具介绍信的，对方通过介绍信来决定接待串联的“红卫兵”，我们是自作主张外出的，因此没有学校“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怎么办？因为我们随身都携带着《毛主席语录》，这些“小红书”的前面有一张空白的扉页，扉页上盖了一枚公章，注明了是哪里的“红卫兵”组织，我们就把扉页撕下来，自己再填写一份介绍信，就这样瞒天过海地解决了介绍信的问题，在外面晃悠了整整一周时间，这才重新回到学校。
１９６７年这一年，我就这样在无聊中度过来，等到１９６８年１月份，我就离开了学校，去了青海石油局，正式参加工作。
（未完待续）
作者注：因年代久远，受访人可能在记忆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偏差或模糊，敬请当年的“文革”亲历者或参与者提出补充、修正以及各种反馈意见。此外，如有“文革”亲历的读者希望向外界坦陈当年的人生经历，请发送邮件至wengeyixiang@gmail.com，作者将代为编辑，并发表。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