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我就想为子立写点什么,可是一直不知道该如何下笔。

“像子立这么纯粹的人,那么多年来,我只见过他一个,然而,我们却至少有5年没见了,要见到他还得再等几年。”

这个标题,这段话,都是2007年2月9日写下的,但这篇文字一直没有续写下去,直到今天来了灵感,因为再过四天,子立就要出狱了。

是的,子立就要出狱了。也许对于99%以上的中国人而言,杨子立这三个字陌生得就像天上恒星的天文学名字。

认识子立很早,可能都有十年了,是柏光介绍的,我完全记不起来第一面的场景,也许因为他太温和了,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第一印象。

不过,不管怎样,子立入狱之后,他在我心里的形象就定格了:短发,稍有点发黄,脸型是瓜子脸,有点像杨支柱——不过比杨支柱柔和圆润,嘴唇稍有点突出,鼻梁高挺。而最具品牌的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城市人里已经非常罕见的纯净,像孩子。子立的穿着是从不讲究的,很随便,可以说随便得不能再随便了,但整洁,绝对不是什么不修边幅——我想这该是他太太路坤的贡献。

不过,随着交往,没有人会认为子立是可忽视的人。他是个质朴的人,质朴地热爱思考,他在北大是学理工科的,是个出色的电脑工程师,记忆力惊人,会背牛津英汉高级双解词典,跟《红与黑》的于连一样过目不忘,人家给他看文章,看完他就能当场背出来。他醉心于人文社科的学术思想,对于人权问题、政体问题都有深入的思考。

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他住在福缘门一带,我还清楚记得他和他妻子路坤住的那地方,只要还在,现在去我都还能找到。

那是他们夫妇租来的房子,冬天生炉子,屋子不算大,北京最普通的民居平房,那时候的租金我估计是一个月400元左右吧,那是将近九年前了。他们的屋子里没有很贵重的物品,只是不少书,其他的就基本上是日常生活用品了。我们时常在他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他太太路坤做饭——这时候一定会有李柏光,或者可能还会有其他朋友,当然会争论的。

我不太记得当时我们具体的都吵些什么,只记得我们一直在吵,他一直致力于批评共产主义思想,他的网站“羊子的思想家园”(早已被关闭),也是中国当代最早系统批评共产主义理论的网站。而我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批评意义不是很大,我更愿意对极权主义总体做深入研究,而对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在他惊人宏博的思想库中,共产主义理论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除了写文章,子立还用具体的行动帮助那些受官府欺压的人们,帮助农民工学习法律知识,他既是个思考者,也是个践行者。

子立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他永远都保持最有风度的争论——这是我学了半辈子还没学会的东西。如果跟他争论起问题来,无论我多么情绪化,他都会静静地、温和地、微笑地看着我,很柔和,像自己的兄弟,有一种信任,有一种善意,甚至还有赞许,但又有自己的执着。他的眼神、语气似乎让人觉得不是在争论,倘若不是谈恋爱的甜言蜜语,至少也像柔情细语,你会很惊讶那么激烈的争论,他居然会仿若无事。他总是微笑着说:“我们可以运用理性的。”他的理性和温和是一种恒定状态,从来没有见他生气过,《世说新语》里王戎说和嵇康相处二十年,从未见过嵇康喜怒形于色,子立也颇有这能耐。我周围的朋友们里,只有王天成等少数几位堪可匹敌。

子立内心至纯,路坤就无数次地说过他:“他就跟孩子一样。”是的,他确实跟孩子一样天真,对人完全不设防——这也成了他后来入狱的性格原因之一。他经常会约一堆朋友过去聊天,高朋满座,结果蓬荜生黑——这是给他带来牢狱之灾的缘由之一,因为其中有些人可能未必适合以朋友相待。他的单纯里有个缺陷(在中国便是大缺陷),交往缺乏选择,交友太杂,以至陋于知人心。我有时候想起这些往事,都很感慨,许多次他邀请我去参加他的沙龙,我都因不喜欢太过热闹而没去——我天生厌恶那些聚众之所,他后来的狱灾表明这些聚会是他的“罪状”内容之一。如果当时我都去了的话,谁知道我会怎么样……而后来因此定他罪的那个所谓“新青年学会”,无非读书会的几个聊友过家家而已,当局居然还真把他们当成搞政党的了,于是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罪”便给了子立八年的牢狱。

子立待朋友极好,他是电脑工程师,我们几个人电脑有问题,总是电话他,甚至喊他过来搞定。如果你半夜三点钟电脑坏了,要急用,子立会立刻过来帮你——而最可贵的是,他有一种天然的能力让你受恩而无愧。这是因为子立对人好,从来不刻意,那是他完全天然的秉性,仿佛山上长树、地上长草一样,纯属绿色环保友情。路坤有一次就不无醋意的说他对朋友太好了:“不管半夜几点喊他,他都会去。”

正因为子立是这样的人,他被逮捕之后——他是2001年3月13日被秘密绑架的,朋友们都焦心如焚,想方设法要营救他,李柏光、赵岩还有其他一些朋友,一些北大的朋友们,也都做出过程度不同的努力。

在营救子立的过程中,有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不说几句,会憋得慌。

2002 年初,我起草了一份给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北京市高级法院的公开信,要求他们按照法定程序对待“新青年学会”四君子。我向学界思想界50多位著名人物征集签名,给每个人都写了单独的email,每封信里,我都说考虑到每个人的观点以及生存处境的差异,无论签名或不签名,我都完全能够理解且尊重他们,并且欢迎他们提出新的意见,以便进一步完善公开信,只要给我个回复,告诉我签还是不签就可以了,不需要说明理由。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我连一封回信都没能得到。最后,只有几位体制外的老朋友签名,加上我自己也就七位签名人。

可以说,那一次,我真是彻底看清了中国知识界(当然一些并不那么知名的人反倒更有担当),将来有一天,我会写进小说,至少可以让后人明白这一代的知识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是冷漠还是恐惧,我宁可他们是恐惧而不是冷漠——那个时候签名信还很少,不像2003年Sars以后那么通货膨胀(所以后来我除了少数几次救人的签名信,其他的基本上不再参与,我不喜欢做过于廉价的事情)。

实际上,恐惧倒也没什么,这是最寻常的人性,我自己就是懦夫,所以不会谴责懦夫,我只是不喜欢那些名流高士们装作不是懦夫,也不喜欢那些全无人类基本同情心的“思想家”们。动辄缅怀遥远历史或遥远国度的英雄,却不肯对自己身边的受难者伸出一个援助的手指头,难道学术就是这么用的?这是我到北京之后,精神上第一次受到真正的重创。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不但要独立于政府,更要独立于政府的二奶——如果连脊梁骨都没有,思想又有何用?也许我太刻薄,但我心里有杆秤,这50几号学界名流大鳄(好在我早已忘了他们是谁,他们的名字没有留念价值),只要有一个给我回信,我今天都不会把这件事写出来——当然他们完全可以想办法证明50多人没一个人收到这封信。这让我想起上帝为什么要毁灭索多玛。也正是通过这件事,我明白,造成目前局势的那些罪恶中,也有我的一份。

说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子立出狱之后感到心寒,我只是要让他明白,也要让千千万万其他朋友们明白,在中国做正常的事,做有人格尊严的人,不期望得到任何外在支持的心理准备必须要有——虽然子立还不至于沦落到这么悲惨的地步。

我可能比许多朋友幸运,子立在大红门看守所的时候,我曾经随他的辩护律师去看过他。

那是2003年,可能是早春,现在记不太清楚了。每到南城一带,我常常会有一种错觉,这还是北京吗?确实南城往往看上去比较萧条,路上是满目的垃圾,稀稀拉拉不高的树,只有枯寒的树枝,间或偶尔居然能见到远处有乌鸦低飞,一副凋敝破败的样子。看守所里的景象我还有点印象,子立削瘦了很多——在他们监狱里要是能胖起来那一定是浮肿,脸色苍白,胡子拉碴,至少半公分长,似乎有好多天没刮的样子,眼窝有点陷进去,颜色发灰,但这反倒显得眼神更炯炯了。他光着脑袋,穿着病服一样的号衣——记不清是不是那种黄白竖条的料子了。

我们隔着窗子说话,他还像原来那样,温和、平静,对我的到来他自然是高兴的,他一点也没有为自己所做所受后悔,他说在里面还好,挺安静。八个人一间监室,晚上看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可以看到《人民日报》,但不能写东西,除非写交代。会面的时间很短,只有十几分钟,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虽然我不记得当时我们谈了哪些事,主要应该都是生活方面的。

再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子立了,只是后来有数次见到他太太路坤,由于官方的骚扰,路坤的手机号经常换,我常常无法联系到她,后来她去了美国,现在好像也还在那边。路坤是个坚强的女子,身上有着跟子立一样质朴和倔犟的脾气,她个头不高,很勤勉,能吃苦,对子立体贴,虽然她对政治既不懂也没兴趣,但她对丈夫的爱和理解使得她这么多年,一直能够承受迫害,说出真相,说出真话。

2003年年中,宣判之后,子立移监到第二监狱关押,我跟路坤一起去看过他一次,但我看不到他,只能由路坤告诉他我在外面,路坤说子立知道我在外面,他很高兴。

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很有意思,值得记录,不然以后时间越久,就越不易记取。

我和路坤带了几十本书给子立,大家知道监狱的规矩,书也不是随便什么种类和内容都能送的,都要经过一道关卡审查。当时审查这批书的人是一个中年男狱警,大约 45岁左右,长着一个鸡蛋脑袋,脑满肠肥,很容易就让我想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作家笔下的那些小官僚,这位狱警眼睛很大,还作炯炯有神状,我当时还想,眼睛这么大的男人,看来八成是睁眼瞎。他带着一种审问的严厉神色看着我和路坤把书拿出来,路坤逐渐站在一边看,因为这位老兄问问题,主要还是我在回答。

这批书里有钱锺书先生的《围城》,狱警拿起来,很严厉地看了我一眼,接着翻书,满腹疑问地看着我说:

“这本书不能看!”

“这是小说,钱锺书的小说。”我解释道。

“监狱里不许看打仗的小说。”

“这不是战争小说,是普通小说。”我差点没笑出来。

“不能看。”随即他就把书扔回到箱子里,表示没通过审查。

当他看到《联邦党人文集》的时候,一看是外国的,有点发懵,没把握,又是瞟我一眼,很不信任地信手翻书,好像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决定,我借机凑上去,同时以很诚实的样子盯着他眼睛说:

“这是一部宣扬爱国主义的书。”

他就没说什么,低头让书通过了。我们这个国家,幽默总是无处不在,有时候想想,这多好呀!无论多么艰难,你永远都可以笑口常开,只要你是有心人。

……

那次我得到的消息是说子立在监狱里又恢复了他的本行,做电脑工程师,人缘也挺好。这符合我的猜测,那么善良,那么温和的他,不太可能跟人起什么冲突。

不过,从那以后,我除了还见过路坤一两次,就基本上再没有子立的消息了,因为不是亲属,我也没法去看他。每年我都会扳着手指头数,子立还得呆几年呢。

现在,再过三天,子立将重获自由。他将跟我一样,只要他愿意,每天都可以看朝阳升起、夕阳落山;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时去香山,去颐和园,去一切可以和大自然亲近的地方。

他也可以来我家,还像以前那样,我们一边喝酒一边争论不休,为了这,我已经等了整整八年,他将刑满释放,我也是……

2009年3月9日於追远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