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中共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前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万里去世；7月22日举行葬礼，中共新华社公布了万里的生平全文。其生平尽是美化字眼，不值得细究，但其中有一处不可忽略的地方：“要吃米，找万里”——这并不是事实，恐怕不是诳语，便是另外一种迷信，大有“大楚兴，陈胜王”的意味，因为这话至今并没有找到具体出处，再说万里1977年6月调任安徽省委书记，之前长期主管工业、城市建设和铁道，并不熟悉农业。1980年2月，他便调回北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安徽工作不过是两年零八个月时间，对安徽工作到底有多大的贡献？
安徽农民大致在1980年代后半期才吃饱肚子——享受到分地到户有余粮的“改革”好处，1980年前万里在安徽工作时粮食生产并不显著，那时还是人民公社制度，农业吃“大锅饭”，同时又靠天吃饭，不是遭遇旱涝天灾，便是遭遇“苛政猛于虎”的人祸。1978年“大包干”的发起地凤阳遭遇据称是百年一遇的大旱，民众吃不饱肚子，四处逃荒要饭，人民公社负责抓回，农民敢怒不敢言，那时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便在安徽凤阳农村下放当知青，是否吃饱肚子他最有发言权，他用脚投票，待恢复高考后他努力考上大学，便逃离那个穷苦地方。两年半以后，万里也从安徽扬长而去，打道回府了，如今的安徽人民会纪念他的丰功伟绩——真是一个大笑话。
我们不妨从一组来自《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来看，万里任安徽省委书记时，1978年的粮食产量为1482万吨，“猛增到”1980年的1454万吨，数据对比实际还少了28万吨，难道这便是“猛增”？1976年安徽人均粮食产量大约370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而到1980年，安徽人均粮食产量大约在295公斤，比全国低10%，难道这就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真实意思？是讽刺还是指控？安徽凤阳位于安徽中部，粮食主产是小麦，水稻次之，而农民的饮食习惯主要是馒头等面食，“要吃米找万里”之说，恐怕用在长江以南地区才算符合实际。
如今，中共一手遮天，指鹿为马，真相难求，很多读者也不愿认真思考，只能被动地接受党舆论的忽悠。那时，中共确实走到了走不下去的绝路，1977年邓小平复出时，只知道很多地方人吃不饱肚子，人穷志短，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想抓住一根不同于毛泽东的救命稻草，但一时找不到，无计可施，直到获悉安徽底层农民私自分田到户、重新接上“资本主义尾巴”时，邓小平为之一振，1979年夏还专门到安徽黄山，与万里见了一面，回中央后表态支持安徽农村改革，半年后万里就被提到北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从此，农民私自分地、包含到户被承认，得以全国推广，所谓“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才算有了历史功绩。其实，农民若没有土地，还算什么农民？一个农民要种地，还要冒着杀头危险，这个政府该有多邪恶？农民本来就应该拥有自己永久的土地，拥有对农业种植的自主权，但这些权利却都被政府剥夺了。有一天，安徽农民觉醒，把这个权利（土地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重新要回来，就成了邓小平、万里的丰功伟绩，实在是黑白不分，阴阳错乱。
共产党自称“实事求是”，却处处用谎言和欺骗行事，美化农村改革便在于此。我再查阅当年的资料，发现万里在安徽时并没有想到分地单干，而是仅仅允许农民在可怜的自留地上产品到市场上销售，不再割“资本主义尾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让农民有能力购买工业品，其实是向农民推广工业品，增加购买力，农民若不出售自留地的产品，就没有消费能力，再说农民也需要工业生产的布匹和纺织品，放开对农业的捆绑来刺激同样陷入困境的工业，因为国家的主要利润来自工业，中央的支持倾向是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只不过现实偏偏朝相反的方向前进。
如今，人们对中共不说真话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历史上留下的只能是真话和真相，而不会是谎言和欺骗，所谓“党领导下的农村改革”——所谓“包产到户是党领导下的我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实则是不尊重历史真相的笑谈，所以一定要留意中共美化的农村改革宣传，不要上当，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村民冒死分地，目的是为了吃饱肚子，不是什么“找万里”。中共事后却把这场自下而上的改革视为自己的功劳，同样是“文革”遗风，“文革”当年的宣传舆论几乎遍地是假大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如今美化“习大大”也是这一遗风再现，不能不警惕。
所谓“文革”，中共的历史书定义为“十年浩劫”，其实并不止十年，从1966年到1979年，邓小平扶植胡耀邦、赵紫阳走向前台，到1980年初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为刘少奇平反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干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被解除职务，才算毛泽东式的“文革”结束，长达十三年之久，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势力就偃旗息鼓了，1989年以后至今，历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讲”、“先进性教育”、“走群众路线”等等洗脑运动，基本上都是小文革遗风，也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另一种形式的死灰复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