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遇到了政治改革的壁垒，而民族及港台矛盾也走到了自决的边缘？
政治学者黄伟豪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奇迹告终，正面临自开放改革以来最严峻经济考验时刻，也给予香港一个重要的机会去思考中港关系，及为香港重新定位，认清过分的“中国化”及盲目和太快的中港融合，只会带来“祸国害港”的严重后果。相反，保持香港的独立性，以确保香港的独特优势，反而更有利香港和中国双方的发展。
黄伟豪认为，现阶段所需要的已不再是经济范围的改革，而是必须包括了政治制度上的改革。举例来说，中国要进入知识型经济，首先必定要放宽人民的言论及集会自由，减低对他们的政治控制及监察。而且，今日中国所面对的不少经济问题，包括了贪污腐败及权贵滥权等，根本所反映的是政治问题远多于经济问题。换句话说，中国面对的两难正是又要维持极权的专制统治，拒绝政治改革，但又想要经济成功转型的互相冲突，不可两全其美的不可能任务。
以俄罗斯模式化解民族矛盾？
《信报》特约评论员练乙铮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由于是从古老“帝国”变出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从现时的内部裂痕看，民族矛盾张力本来就很大，走上前苏联的覆辙，是十分可能的，甚至是无可避免的。西藏和新疆（且不谈台湾）与中原的矛盾，即最大几个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几十年来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练乙铮认为，中国的一个比较好的出路，是按照现时的俄罗斯模式自发改造自己。首先只需把明显清晰的疆界收缩到周朝的疆界，里头只包括当时的汉民族，即回归一个“纯粹的华夏”版图；大一点也可以，因为周边一些民族，在文化语言等方面完全汉化了。然后，新版图之外的其余地区，可按各地民族的意愿，与此收缩了的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订立联盟或其他不同紧密程度的特殊国与国关系。在这个“新华夏”大家庭结构里，张力会减到最小，民族之间，矛盾基本上消失，彼此关系和洽，只需落力发展经贸关系，互通有无。
争取公投自决，香港才有前途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日前称“香港不是三权分立，特首地位超然于行政、立法及司法之上”，他说香港的政治体制，是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之下，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行政和立法要相辅配合，以及实行司法独立，而《基本法》是充分保障司法独立。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在《立场新闻》发表文章说，不用对张晓明的话大惊小怪，港人早应丢掉幻想。
黄之锋说，中共从2013年7月以后改变治港方针至今，早已打算在香港履行一个没有三权分立的一国两制，张晓明今天只是跟港人道出真相而已。他表示不明白泛民政党为何还要继续跟中央纠缠于是否真的履行一国两制的伪命题。
黄之锋认为，只有争取公投自决香港前途，才能让香港在硬食“伪一国两制”以外找寻生机，故此一国两制根本不是香港的免死金牌，只有自决前途才是保障香港实现民主自治的基础。
中国真军演有真野心
中国从9月11日起三天，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台湾《自由时报》发表社论《阅兵之后，接着实弹演习！》指出，美国亚太军事战略专家易思安（Ian Easton）认定，并吞台湾才是驱动中国军事扩张的核心任务，南海、东海都只是中国欺敌策略的转移国际注意力伎俩，解放军不论陆海空的建军和演训都志在拿下台湾。
社论说，习近平扬弃邓小平“韬光养晦”教训，上台以来种种作为，更凸显他在“中国梦”冠冕口号之下所展露的野心。这次九三阅兵，让世人看到他强人的一面，也警觉他所领导的政权，可以把“阅兵”、“裁军”、“和平发展”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本事。面对这样的习近平、这样的中国，台湾人民不论在看待中国阅兵、军演或对付台湾的工作，都不能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