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中亚、中东、北非、南美等地波澜壮阔地推进的全球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中，香港人的抗争格外引人注目。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长期处于独裁暴政之下公民素质发育不全的国家不同，香港拥有成熟的公民社会、法治基础、资讯自由和市场经济，回归中国以后这一切却成为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这些年来，香港民众经历的是一个自由逐渐丧失的痛苦过程，其方式甚至从温水煮青蛙转换成沸水煮青蛙。于是，以雨伞革命为标志，香港人发出了“不是天朝同路人”的怒吼。如果仅以体量而论，弹丸之地的香港难以抵御无比庞大的中国；但若以价值观而论，香港人拥有进步和文明的价值，北京只有落后而野蛮的价值，香港的抗争只要持之以恆地坚持下去，还是有很大的胜算。
《香港革新论》一书，是一群香港年轻世代的知识精英为香港的前途而战的思想结晶。从主编方志恆以下的二十四位作者，要么是任教于香港各大学的年轻学者，要么是活跃在学运和社运前线的先锋，要么是泛民政党的明日之星，要么仍然在本港或欧美名校攻读学位的学子。他们术业有专攻，人生方向也各不相同，但最大的共通点就是活力四射的年龄和对香港深沉的爱与关怀。所以，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正如本书的纲领《革新保港，民主自治——香港前途宣言》中所说：“我们追求的民主政制，必须产生一个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首长，最大程度地让香港按自治原则，自行管理香港事务；而在民主政制以外，我们更需要寻求以社会为中心的民间自治想像，建立根植于社会的自治意识。”
在每一个领域与“土共”和“港奸”贴身肉搏
香港人称呼中共为“土共”，我很欣赏这个发明，一字之改，顿时传神绘影、境界全出。说中共是“土共”，绝非城市人对乡下人的歧视，这裡的“土”，指的是中共罔顾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与人类文明的大方向背道而驰，数十年来，穷兵黩武、残民以逞，谎话说尽、坏事做绝。张晓明、陈佐洱、强世功之类自以为是香港人的太上皇的妄人，可以用“土”字形容之；那些到香港随地大小便、疯狂抢购奶粉和日用品的陆客，可以用“土”形容之；那些将文革舞蹈搬到香港、没日没夜地扰民的广场大妈，也可以用“土”形容之。
除了南下的“土共”，香港本地也出现了一个为数不少的“港奸”群体，从董建华到梁振英，从叶刘淑仪到田北辰，从成龙到王晶，乃至形形色色的“爱字头”团体和越来越像内地公安的香港警队高官，都是惟北京马首是瞻、大胆破坏香港核心价值的“港奸”。他们将灵魂出卖给魔鬼，却不思想日后如何将灵魂赎回来。
香港民主力量需要对抗的是“土共”及其滋养的“港奸”两大势力，惟有推翻这两座大山，香港人才有出头天。而与“土共”和“港奸”的抗争，无法单单依靠街头运动中一决胜负。以街头运动而论，从纪念六四的维园烛光晚会到七一大游行，从反对二十三条立法的大游行到雨伞革命、佔领中环，就动员民众的数字而言，乃是建制派所组织的反制活动所望尘莫及的。即便建制派派钱派物、请客吃饭，甚至招揽黑社会参与，仍然捣鼓不出数十万民众群情激奋、众志成城地上街抗议的阵势。这就是人心所向。然而，人心和民意并不一定能转化成持久而恆定的、支持民主的“群众基础”。
以香港的选举而论，周日东和雷浩昌在论文中指出，奉行天朝主义的北京，利用中联办等机构直接操纵香港的选举，使得立法会的席次跟民意南辕北辙。因为没有民主的普选，香港的选举已经沦为“选举专制主义”。区诺轩则更为细緻绵密地分析了建制派如何在从区议会到立法会的选举中实现“有中国特色的选举操控”，北京将其传统的统一战线策略用于选举，配以中共精细的组织工作及资源优势，相比俄罗斯、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选举专制政体等选举操控技巧，可谓更加厉害。面对“进化了的独裁者”掀起的攻城略地狂潮，民主力量难道只能束手待毙吗？作者指出，如何落地生根，完成“社区改造”，以新思维“在地抗争”，将是民主派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本书的各位作者，从基础教育、学术界、媒体界、法律界、工商金融界等香港社会的不同面向展开论述，每一个场域中共的魔爪都已伸了进去，每一个场域都是民主力量寸土必争的战场。今天港人对抗“土共”和“港奸”，必须像当年中国以全面抗战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那样，“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用《香港前途宣言》中的话来说就是：“香港人必须唤醒我城的自由灵魂，以力挽狂澜于既倒。香港民主运动的战场，不能再局限于争取普选制度，而必须扩大至在社会各层面在地捍卫核心价值——不论专业界别或社区组织、大专院校或中小学、公管部门或私人企业，都是香港人捍卫核心价值的战场。”否则，若是民众继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面对“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且武装到牙齿的北京当局，势单力薄的民主派绝无胜算。
以南方的视角和海洋文明的框架建立香港叙事
本书中最让我感兴趣的篇章，是邝建铭撰写的《华南文化圈——重建被遗忘的区域腹地》和何伟伦撰写的《复兴我城文化软实力》。这两篇文章不约而同地提及了香港未来的方向，不是“北上”去“朝贡”或“勤王”，而是“南望”去结交更多平等友爱的“兄弟之邦”。前者指出：“南望回顾华南文化圈的历史背景以及与香港的关係，从而思索香港前途，才可以挑战以北方视角为基调的官方论述框架。这套官方论述，不足以瞭解过去香港的海洋性格与内涵、放眼四海的网路与活动，亦令香港背负不必要的枷锁与包袱、犹如为香港划地为牢。”后者则以支持佔中的艺人杜汶泽遭到中国封杀后，转向东南亚市场，结果闯出新路为个桉，进而指出：“与其抱残守缺北望神州，倒不如南看华南粤语区，为香港电影业找到一条自立之路。香港电影业如是，香港流行文化如是，整个香港的发展定位更是如此。”
这两篇论文啓发我继续提出一个问题：如何以南方的视角和海洋文明的框架“讲述香港自己的故事”？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框架下，思考这个具有颠覆性的议题，不仅对香港的民主人士有益，也会让中国的民主人士在山穷水尽之际又见柳暗花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在政治和权力层面，大多数时候都是北方压倒南方、北方统治南方；但在文化层面，南方从来都比北方更具生机与活力。比如，春秋战国时代，南方的楚国文化就比北方的秦国文化更具有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成分。再比如，唐代海洋贸易和国际贸易最繁荣的地方，不是帝国中心的长安、洛阳，而是南方边陲的泉州和广州。再比如，被北方史观视为积弱奢靡的南宋，在历史学家何炳松看来则是“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历史学家陈寅恪也认为宋代文化创造为华夏民族文化之“造极”。而近代以来，南方更是积极汲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几度催生“思想北伐”，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和香港两个小渔村迅速崛起成为国际级的商业文明中心，让政治中心北京黯然失色。
在北京的根深蔕固的“天朝史观”中，香港是一个带有殖民地原罪的“私生子”，是长期滋生西方“反动思想文化”的“反共基地”。在中共经济困窘的年代，中共对港採取按兵不动、长期利用的政策，香港成为即将溺毙的中共政权的一根通气的吸管；而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顾盼自雄的中共政权认为香港是一隻被挤干的柠檬，可以让上海来取而代之了。
但是，香港不能被动地接受此种杀鸡取卵的命运，香港必须通过重构自身的历史，达成“永续自治”之愿景。换言之，香港不是中国的香港，香港是亚太的香港；香港不是大陆的香港，香港是海洋的香港。我到台湾访问时，常常鼓励台湾的朋友说，不要以为台湾面对中国是弱不禁风的小国，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心态封闭的内陆国和制度滞后的专制国；台湾则是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开放国和在民主之路上大步迈进的自由国。如此一比较，在价值上，中国是小国，台湾才是大国。这样的论述，也可以用在香港和中国的对照上。袁弥昌在《要五十年不变，博弈政策就得变》一文中倡导说，香港其实可以“经略中国”。我欣赏这种开阔的胸襟和宏大的气魄，香港空间狭小逼仄，但香港人的精神、心灵和理想不能狭小逼仄。当年，小小的英伦三岛可以将近代文明传播到全世界；今天，香港未尝不可树立这样的雄心壮志，孕育这样的远大使命。
不过，我不太同意作者文中提出的“把握一带一路机遇创造空间”，“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这是“为自己争取谈判筹码的最好机会”。首先，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策略，正是因为中共认为自己在东太平洋方向被美国及其盟友封锁，不得不寻求一条打通与中亚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在这个蓝图中没有香港的位置，因为它本身就是要抛弃香港。其次在地缘政治的现实中，“一带一路”完全走不通。中亚各国隶属泛伊斯兰世界，因为中国在新疆对少数民族实行的苛政，这些国家不可能成为中国的铁杆盟友。再加上在该区域传统的强者俄罗斯对中国充满疑虑，这一路没有稳定的政治格局，更谈不上会发生商贸的神迹。第三，此前十年中国宣传得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至今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如今经济疲软的中国更不可能为“一带一路”注入血本。“一带一路”只是习近平的画饼充饥，港人切莫信以为真。
如何打造香港的共同价值或核心价值？
近年来，香港政改停滞甚至倒退，佔中运动无疾而终，似乎让人沮丧失望；但长远来看，香港本土意识蔚为大观，“香港民族论”初露雏形，年轻世代的知识储备、思想观念和行动能力，都让泛民前辈望尘莫及，这一切又让人感到充满希望。
在此背景下，有一些左翼论者担忧香港形成某种排外（主要是排中）主义，为消除这种忧虑，我们就必须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如何打造香港的共同价值或核心价值？
在香港，已经有过好几轮关于共同价值或核心价值的讨论，有关论述还处于“现在进行时”。在香港毫无公信力的亲共媒体《大公报》认为：一国两制是香港最重要、最切实、最可贵的核心价值，并认为「其他普遍的价值只有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或特定的环境中去，才能真正显示出其不可取代的价值」而最能代表香港民意的是二零零四年，近三百位来自香港不同专业的人士联署发表的《香港核心价值宣言》，列举香港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和平仁爱、诚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个人和恪守专业。」
在这裡，我想引述美国历史和美国价值之渊源，供香港有识之士参考。美国是多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哪个美国政治家或思想家企图打造所谓的“美利坚民族”（就像子虚乌有的“中华民族”一样）的概念。美国人对美国的认同，不是对民族、种族、血缘、文化传统、宗教、语言等的认同，而是在价值层面的认同。为什麽平时自由散漫的美国人在面临一战、二战、九一一恐怖袭击时，却能同仇敌忾，如溷凝土般团结在一起呢？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共同价值，而且这种共同价值就是美国这个多种族国家的“国家钢筋”和“社会水泥”。
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分析为什麽视人命关天的美国能战胜官兵个个都视死如归的日本，文章指出，美国学校有统一的宣誓誓言：“我宣誓忠诚于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忠实于她所代表的合众国——苍天之下，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接下来，誓言给出爱国的理由——“在这裡，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
一九四三年，美国在亚洲和欧洲两线作战，急需兵源，遂发行题为“美国总是为自由而战”的徵兵海报。画家将一九四三年奔赴欧亚战场的美军士兵与一七七八年的大陆军排放在一起，向美国民众展示这场战争的实质与独立战争并无区别：都是为了美国所信仰的自由而战。日本是“为征服世界而战”，美国是“为自由而战”，这是决定两国胜负的根本原因。
一九四五年春夏之交，德国投降，美军即将进攻日本本土，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演说，道出美国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价值层面的分歧：“这场战争说要消灭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所有居民，而是要消灭这些国家裡的基于征服和奴役其他人民的哲学思想。”当两种哲学互为天敌，一场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哲学战争”的最后胜利者，取决于“大是非”——“终极正义”。
基于同样的道理，未来得到绝大多数香港人认同的核心价值，乃是公民主体和自由至上。陈智杰在论文中分析了“港式国族主义”如何从种族血缘论发展到公民价值论，作者强调说，爱国并不等同于要以“大中华天朝意识”去压迫地方的主体性，“惟有北京政府愿意以‘公民价值论’为主轴，去重塑其在香港的国族论述，以核心价值和现代文明取信于香港人，‘香港人身份’及‘中国人身份’之间的张力才有机会得到缓解”。对于北京当局的“良心发现”，我从来不抱任何幻想，习近平重提共产主义目标，已然表明中共的意识形态何其僵化；但是，对于香港人和觉醒的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的决心和勇气，我从来都不会低估，任何一种极权体制都不可能“江山永固”。如圣经所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只要愿意为自由而战，自由终将属于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