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国家很强大，国民的尊严和国家的强大同时存在，像美国、英国，国家都曾经是这样。这些还有一些国家和瑞典、荷兰这样的国家恰好相反，出现了“国强民弱”的现象，古代的中国就很典型。
古代中国，在秦朝统一六国时期，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强国，而且在人口数量和领土扩张方面表现也不俗。那老百姓的地位如何呢?
秦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法家思想，如商鞅、韩非子，以他们代表的法家思想是秦朝立国的理论基础。法家明确地说过：秦国的强大，是以百姓的软弱作为条件的。
“商鞅变法”是秦国强大的关键，商鞅在《商君书》有篇文章题目——《弱民》，这一章就是公然宣称“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意在百姓的地位低才能被支配，因此国家要对外征服扩张，首先要征服自己的国民。《商君书》和《韩非子》称得上是两部奇书，它的有些道理讲得非常直白，不加任何掩饰。
“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要想征服天下，必须先征服你的百姓;想要打败强敌，首先要打败你的人民。这也是出自《商君书》。可以说，书中的言论赤裸裸地表达出了法家极端专制的思想。
最近有种言论说“民主制度不是什么好东西”。有人说，民主制度最早是在希腊罗马新城的时候，由于他们好战，想欺负别的民族，因此号召自己内部的人团结起来，简言之，搞民主就是为了对外征服。还有一些人说，我们中国人爱好和平，不想统治别国，那么我们也就不必为了征服别国而搞民主。皇帝一人说了算的局面挺好。
针对以上言论，《商君书》和《韩非子》也许就是最好的反驳了。法家的极端专制难道不是为了对外征服吗?
“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意思就是说如果老百姓胜过统治者，那国家就要衰弱;而统治者能够胜过老百姓，那国家就能强大。因此，法家认为为了治民，统治者绝对不能心慈手软。
商鞅说，“慈父无孝子，智主无忠臣”，这句话和儒家思想恰恰相反，他的意思是，如果父亲太仁慈了，过度溺爱子女，子女反而不孝顺;关心老百姓的统治者，就得不到忠臣。
“农有余时，则薄厌于税”的意思就是老百姓吃饱了就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韩非专门有一句话叫做“足民何可以为治”意思是说，让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好治理了。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要使老百姓“家不积粟”，想尽一切办法搜刮百姓。要用严格的保甲制度和严刑峻法来禁锢他们，并且要使这些想摆脱桎梏的人“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处。”
历史故事的结局很多都出乎人的意料，商鞅最后死在了自己制定的制度上。商鞅在秦朝的内部斗争中，失势了。然后他就出逃，跑到一个地方想住旅馆，那个旅馆老板就说你要拿出官府的证明来，才能允许你住旅店。商鞅说，我要住店你怎么不接待呢?老板说，你看，商君有令，老百姓如果没有官府的特许是不能乱走的。商鞅长叹一声，没想到自己制定的法令却害了自己。于是就有了成语“作法自毙”。
也许我们之前认识的商鞅都是正面描写，可是商鞅确实认为：老百姓都是“贱骨头”，千万不能让他们遂愿，遂了他们的愿，他们就会弄奸耍滑;让他们富起来，他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只有让他们穷困潦倒他们才会卖力。原文是这样的，“任民之所善，固奸多”“民贫则力，民富则淫”“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他的制度改革给秦朝带来的变化，但是他所谓的“富国强兵”意味着老百姓沉沦在辱。这样的“强国”是老百姓所希望的吗?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秦灭六国，给六国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那么当时的秦国人民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关于这个问题，史学家是有争论的。《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司马迁所指的关中绝不是指今天关中平原这么一点小地方，实际是指作为六国之一的秦国所统治的地方，包括整个西北和现在的四川。李冰修都江堰也是在那个时候，他说这个地方当时非常发达。因此有人说，秦朝的制度对经济的繁荣有很大的作用。可是这一说法，在最近几十年内，很多史学家都觉得是不妥的，经过考证之后，他们指出司马迁的这段描写带有文学色彩，并不可信。
他们根据《史记》和其他一些资料，根据对秦汉时期人口和土地等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秦故地的经济是不能自给的。而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是关东的魏、赵、韩、齐这四国的故地。在秦汉时代，每年他们都要向关中输出400万担粮食，还包括大量的纺织品和其他手工业品。[page]
所以，上海复旦大学的葛剑雄先生就说，全面考察秦汉时期的经济状况，我们不能不承认，当时最发达的地区是关东。主要的财富，也积聚在关东。
那么，秦国经济既然不发达，政治上又极度苛霸，那他们到底想要怎么样呢?商鞅的一句话震惊四座，他说，“政做民之所恶，民弱;政做民之所乐，民强。”为政者就是要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而绝不做老百姓高兴的事情。你有能力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这才显示你战胜了老百姓;如果你要顺从百姓，做老百姓喜欢你做的事情，那么这就说明老百姓在牵着你的鼻子走，百姓强了，国家也就弱了。
他的思想与今天胡锦涛同志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截然对立。“我就要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我就不做老百姓高兴的事情”，古今中外恐怕有很多专制者这样想，但是敢这样赤裸裸地、肆无忌惮地说出来的也只有商鞅一人吧!在这样的情况下，百姓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呢?
有很多关于秦国当时状况的描述，比如说贾谊的《过秦论》，他把秦朝老百姓说得很糟糕，他们是反秦势力，可以说他们别有用心。但是商鞅都用这种制度治理百姓，我们能不相信吗?“强秦造福于人民”的说法，不需我们来反驳，商鞅、韩非子这些强秦理论家就是最有利的反驳者。
另外一个问题在于，为什么这样的所谓暴秦，居然还能成就大业呢?
古话道：“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应该是一个很善良的说法，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是事实，那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因为民主政治本身就是靠老百姓投票来决定你能否得天下，如果不得人心，怎么可能得天下呢?但是，如果我把这个逻辑放到古代，像秦始皇那种状态下那恐怕就应了“成者为王，败者寇”这句话。
我们作评判的时候要有一些道德标准，不能太过功利主义。可是如果在不民主的条件下，天下者也证明他得人心，那不就是“成者为王，败者寇”了吗?在传统时代，得人心者得天下是一种非常善良的理想，但是他并不是事实。在历史上，经常有一种规律——蛮族征服。我们中国古代的中原王朝经常被周边的少数民族打败，这是因为周边的游牧民族就比我们先进吗?他们的人民就比我们生活得好吗?不见得吧!
从商鞅到韩非子这些强秦理论家，他们从来不去论证我要怎么做人民才会拥护我。他们认为这是非常浅薄、非常可笑的。我为什么要让你拥护呢?我就是要让你害怕，让你不能反抗，让你绝对服从。他们从来不指望人民如何拥护，他们更从不讲如何争取这种拥护。他们讲的都是统治者如何“以法赏罚之，以术操控之，以势威吓之”。在他们看来，国家能否治理好，不在于百姓的爱戴，而在于使百姓害怕，不敢反抗。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连老婆孩子都不可信的情况下维持统治，这才叫高明，这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
韩非有一句名言：“夫以妻之禁及子之亲，乃不可信，则其与无可信则矣”，意思就是，不要相信谁会忠于你，这些都是不可信的，就连老婆孩子都不一定靠得住。他说，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设计一种制度，使这些不忠于你，也不爱你的人服你。后来就有了马基雅维利的一句名言：“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这样的强秦确实让人害怕，秦国的思想和做法都是应该摒弃的。我们现在提倡的就是“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
这样的强国不好，那弱国的百姓就会过得很好吗?关东的经济比秦发达，关东的老百姓在和平时期，他们的生活应该也不会比秦国的老百姓差。但是你有像秦这样一个强邻，如果不自强，就会被他打败。这样的苦难也是自不待言的。
比如，赵国遭遇长平之败，几十万战俘被暴秦坑杀，赵国当时几乎没有青壮年的男人，孤儿寡妇之国真是苦海无边。所以那个时代，暴秦的强国弱民之道固然可恶，但是关东六国不知自强，也是不可取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提倡另一种思想，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提出的口号——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要是这样，对于战败的老百姓来讲，同样是灾难。我们也不能持这种立场。
总而言之，在那样的情况下，无论强国弱国，无论崛起衰败，对国家的百姓都未必是件好事。这是一种无解的状态，元曲中“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作了土，输都变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这题最佳的注解。
现在，我们追求现代化，就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为了老百姓有真正的尊严。即使没有霸权，国民的人格自尊一样存在，甚至更甚。就好比瑞典、荷兰。
强国，固然是我们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民所追求的目标，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还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可以既不是强国，也不是大国，但一定要是现代化国家。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就是，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没错!但是，国家兴亡，匹夫先要有权，有权才能有责。权责需要对应。
权利不同于权力，我们要的只是基本权利应该得到维护。匹夫无权，那么兴如秦，亡如赵。兴亡皆百姓苦，这就是大国崛起时的核心问题。
一个好的国家、一个让人羡慕的国家，他应该做到国家利益最大限度地吻合于国民的利益，而不是把国家利益变成一小部分统治者的利益。这只有在民主制度完善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使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最大限度地吻合，所以我们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进行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在制度改革这方面，自晚清以来，我们一直在向先进国家学习，虽然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这个学习的过程仍然没有结束，我们仍然要向值得我们学习的任何一个国家学习，目的就是为了强国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