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在迈向政治和解、实现全面民主的道路上又向前进了一步。
2015年11月8日，缅甸举行大选，此次选举，仍然保留了军方25%的议会席位，且仍通过宪法排除昂山素季参选总统，但总的来说，被认为相对自由公正，值得肯定，选举结果也并不出人意料，昂山素季领导的全民盟获得了压倒性胜利，现执政的巩发党和现任总统也已承认失败或祝贺全民盟胜选，缅甸在迈向政治和解、实现全面民主的道路上又向前进了一步。
缅甸的成就，在大陆民众中也引起了相当反响，作为邻国，缅甸与大陆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交往，相比大陆，缅甸经济落后，教育也不发达，如今，连缅甸都能有反对党，并举行相对自由公正的大选，既有力地反驳了当局的生存优先论和发展阶段论，同时也是对公知群体长期持有的素质论的嘲讽；对比缅甸，大陆民众还有另外一番心思，昂山素季与刘晓波都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两人也都遭受到长期的拘押或软禁，可如今一人依旧在监狱，一人已获得大选胜利，两相对比之下，更加激起人们对于当下不自由状况的认知。
缅甸今日的进展，是各种内外压力、包括几十年来缅甸民众不屈抗争的综合产物，其中，2007年以僧侣群体为主体的番红花革命，过程之悲壮惨烈，尤其令人触目惊心，被认为是缅甸在2009年后走上自由化进程的关键一环，但在大陆网络言论中，普遍存在着对于缅甸抗争历程的缺乏了解，除了作为符号的昂山素季和电影《The Lady》之外，对于缅甸民主化进程的具体展开几乎一无所知。与之恰成对比的，是某种论调的流行：如同以往评价台湾转型时，更突出强调蒋经国的主动作为一样，在评论缅甸的进展时，也更倾向于赞美登盛等人，什么「中国不缺昂山素季，独缺吴登盛」的论调流传甚多，甚至认为相比昂山素季，「吴登盛更伟大」云云。
在我看来，缅甸军政府镇压了20多年民主，只是在经济长期不发达、内部分裂、外部制裁，以及番红花革命等诸多压力乃至危机之下，才开始转变，不值得任何赞美，而只能给予明智的好评，同时，作为无权者，这么赞美压迫者，是一种自我贬低乃至否定，需要加以反思。正如张雪忠先生的评论：「吴登盛和军政府放弃专制独裁，当然值得肯定。但说『吴登盛更伟大』、『军政府是选举的真正胜利者』云云，那就太过做作和矫情了。这么说的人该如何面对丧命军政府枪下的缅甸民众，以及不计其数为争取民主而牺牲自由和生命的政治犯。我最多只会说，军政府通过还权于民，完成了对自身罪恶的救赎。」
当然，这种论调其实是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与其说是赞美吴登盛，不如说是寄望习近平。缅甸的变化，被不少人看作是当局主动变革的产物，并从中看到了中国走上类似道路的希望，如如章文在「看缅甸，想中国」一文最末就说：「当政者应仔细思量！一个国家的变法，主导权开始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统治者应『以史为鉴』，及时求变，切莫为一己一集团之私利，拖延变革，终至丧失主导权并遭到人民的唾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寄托和期待，这几天在大陆网络上还有很多。
这种借南非、台湾等相对和平转型的例子，来劝谏当政者主动政改的论调，在大陆已经流行了很多年，只不过，这一次换成了缅甸，句式还是一样的句式。在极权专政的压制下，这种论调的出现并不让人奇怪，一方面民间力量始终极度弱小，由民间自下而上推动变革的希望渺茫，一方面，统治者却掌握着绝大多数的组织、暴力和经济资源，似乎只要统治者愿意，民主就可以一蹴而就，于是，在长期近乎冰河期的压抑之下，人们只能将变革的希望投射到统治者身上。这种统治者越强大和反动，反倒让人对统治者充满希望，尽管令人讽刺，却难以避免，正如1989年悲剧之后，本应该对政权更加绝望，反倒出现了流行一时「告别革命」的论调一样，其实都是绝望之下，心理失调的产物。
可是，统治者怎么会主动变革呢？统治者并不愚蠢，以民主为导向的自由化政治改革，一旦展开，首先就会赋予无权者权利，终结其绝对统治权力，最终也会通过民主选举，导致其失去执政权力，正如长平所说：「中共如果实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也必然会是这样的结果。这是很多鼓吹中国改革的人士不愿面对的问题，他们诓哄统治者说，唯有改革可以长治久安，江山万年。事实上，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政治改革，统治者心知肚明。」也因此，类似章文这样的讽喻乃至劝谏，除了让言说者本人及其听众维持一个随时可能变革的虚假希望，提供某种绝望下的心理抚慰之外，对于统治者来说，从来都是毫无效力的可笑东西。
历史上并非没有统治者主动变革的例子，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即可看出，所谓的主动背后，往往是各种压力和危机的驱使，且这种压力或危机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民主化变革以及因此而失去执政权，都显得更为可取。南非从博塔到德克勒克的主动变革，是在外有国际社会的全面制裁，内有黑人持续武装暴力反抗的情况下展开的，不难想像，在这种情况之下，尽管黑人武装不具备推翻白人政权的可能，但白人政权也难以持续有效地治理国家，长期处于冲突动荡和国际孤立的前景，毁灭的是包括黑人和白人在内全体南非人的生活，以致当时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有如此名言：「我们当然还能执政五到十年，但那是毁灭之路。和谈的时刻已经到来。」显然，与毁灭——即使仅仅是比喻——相比，失去执政权就算不上什么了。
同样的道理，蒋经国决定开放报禁党禁，也有其内外压力，对外，大陆与美国建交，且为了共同对抗苏联，正处于「蜜月期」，从军事到经济、文化展开了全面交流，这带给台湾巨大的安全忧虑，甚至有被美国抛弃的恐惧，对内，与南非白人统治者类似，国民党的统治核心基础是所谓外省人集团，面临与本省人和解的根本难题。实现民主转型，既可以通过制度上的亲和力拖住美国，缓解安全压力，同时也能够实现岛内政治和解，稳固统治。在这个意义上，涉及到统治权力归属的自由化、民主化改革，从来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种牵涉到整个统治集团利益的变革，也不是靠说服最高统治者个人就能够启动，没有根本性的危机和压力，压根就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上来。
不幸的是，尽管经历了1989年这样震惊世界的悲剧性事件，镇压89学运并未重创中共，相反，抓住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扩张的历史机遇，中共不仅摆脱了制裁和孤立，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还促进了大陆经济的长期发展，目前，也并没有任何成型的压力和危机的存在，此时的中共，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自信之中，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因为利益的攫取而处于全面保守化之中，因此，当下并不存在朝向自由化、民主化的主动变革的任何可能。相反，凭借所攫取的经济发展成果，中共正在国内全面强化各种控制，以「依法治国」的名义，市场新极权体制日益完备，而在国际上，中共也正凭借其经济实力，尝试更大范围内的扩张和渗透，「中国式病毒」的出现，也显示中共目前相对游刃有余。不夸张地说，当下中国大陆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冰河期中，来自缅甸的虚假希望除了过过嘴瘾，并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危机，就不会有改变的规律，同样适用于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