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真切感受到大陆民主化绝望的现实处境，而不是活在白日梦中的人，才会去厌烦启蒙派，好像我们这一些被启蒙者傻得连自由都不知道要。不是”不要”，是”要不来”。这就像一个因为政治极端敏感生活被摧毁的中老年未婚政治异议分子，总是遭遇很慈爱的说教，你有义务找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来幸福生活，不然你看起来很失败。
此地的罪恶，已经不用再说，谁还不知道？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光明。在延安宝塔山举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樊振义说，土共现在已经炼成了金钟罩铁布衫，批评等于给他挠痒痒，要想办法怎么使劲去捏他蛋蛋，破他这身横炼功夫。
有一本论述南非抵抗的书，jamie frueh 的《政治认同与社会变革》提出三个阶段1、觉醒，2、制造麻烦，3、推动替代方案。
十几年前我们提维权时就认定觉醒已经完成，启蒙已经不是主要任务，人心向背已经不是问题，然而如何凝聚人心是个极大的问题。维权包括了制造麻烦和推动替代方案，虽然在中共统治语境下，维权运动主要部分还陷在觉醒和制造麻烦的低级阶段，但推动替代方案的努力已经积攒十余年，把维权当做建设公民社会和民国当归的行动。
我比较羡慕其他国家民主化没有面对中共这样统治者的处境，该怎么调整就调整了，而在中国民间抵抗的转型，会异常艰难，受中共统治影响的惯性极大，“怎么办”问题极为艰巨，绝大部分的抵抗者就像巫师信徒那样诅咒念咒扎小人，就觉得一定成功而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把维权运动从制造麻烦的低级极端拯救出来，巩固在“推动替代方案”上，是“怎么办”政治思考首先要努力的。
从维权到民国
青年宪政学者冀维烈说，成功会把过程中的偶然性崇拜为必然性。曾国藩成功后，他九弟曾国荃膜拜说我哥英明神武，曾国藩摇头说侥幸天成。在受难的民众与宪政目标之间，为了造成或者促进成功，塞进导师的启蒙政治位格，是一场加大风险和失败概率的豪赌。托克维尔对法国人路径依赖于旧制度的贵族而出，领导法国革命的批判，已经说的很清楚。
托克维尔说，知识分子在僭越神时，无与伦比。这样也指明了导师的先知性模仿，伪先知地位，他们模仿基督权柄从而向民众暗示或者自我宣告是抵达胜利目标的“中保”:听我们就能胜利。如果政改能实现，公知们拍胸脯保证一定能推动政改的豪赌，会成为神话，成为必然性的偶像崇拜。就像蒋经国被迫踢了一脚乌龙球，，是一种偶然性，却被时候偶像崇拜为英明神武一样，成了必然性。
49后毛泽东找“干爹”斯大林埋怨说他老是少数派，斯大林安慰他说，历史不会谴责成功者，成功就好了。我们不和公知们辩论，而是以“改革已死”迫使他们一起下赌场:我们不信你们，闭嘴，不争论，下注赌一下，你们赌不赌。对于目标和我们以及公知的关系方案选择，用赌博的方式竞争不容易打架，争不出所以然。当年梁启超与孙中山也是这样竞争的，梁启超说改良成，君随我；革命成，我随君。
改革已死给底层参与的革命性情绪，降低了门槛，不需要去读改良派公知云山雾罩的一套理论，也不再陷入他们的迷宫，只要说一句:那你拿改良给我们看，说什么说，闭嘴，然后一巴掌打到他们脸上，骂道“骗子”。如此举证责任倒置，就将改良派公知的导师龙椅给弄断脚，让他们摔一个四脚朝天仰面八叉，然后我们哈哈大笑。“改革已死”之后我们致力于“怎么办”，“怎么办”的思考，是非常民主的，人人有份的，连最朴素的“随口一说”在成功概率上都可能胜过精密复杂迷宫般的公知言说。在“怎么办”问题上，都活到一定岁数了，都有一定的感受，不需要导师引导或者精密体系理论表达，如此也拉平了普通人与导师的地位差距。
经济危机带来的整个大陆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崩盘，可以说是大洪水般的末日审判。这一点带有对49之后历史全盘审判的特征，报应和报复随之展开，除了移民跑掉的，没人能幸免，覆巢之下无完卵。末日审判之后，是新生，是民国当归。这种政治预言带有基督教色彩。可以说民国如同耶稣死后复活一样，是在49后退隐黑暗中之后再临。49后所有对中共的抵抗，都在民国退隐并且归来的大历史格局中，只有沦陷在中共之井里面，以中共为唯一天地的井底之蛙抵抗者，才没有井外世界的眼光。
大陆的既有抵抗，只会是社会抵抗或社会运动，并不是政治抵抗和政治运动，因为政治性被剥夺殆尽，被不断“割韭菜”，所以并没有构建新秩序的能力，只有祈祷和预备的能力，带路党或者游击队，反对回归第一共和要求建立第三共和的，仅仅是渴望，并不是现实催动，而没有民间主体性的原因导致最后还是窝在民国框架内，窝在民国与共党的关系内，会做到的仅仅是像白血球杀死病毒一样，拆除民国殿堂内的国民党蓝色和共党红色装修，恢复民国殿堂原貌。能够爬出中共沦陷之井已经精疲力尽，还妄想突破民国大框架，建构第三共和，真是痴心妄想。回首过去民国与中共的张力，只要没有爬出中共沦陷之井，那么一定在民国框架内，这是历史性宿命。所谓的第三共和就是在中共沦陷之井里面再做文章。
维权与维稳的缠绕，进一步延伸发展:维权运动在中共法律体系下，变为致力于恢复并不存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第二共和，也就是说维权运动是第二共和恢复之路；而维稳机制本来2005年以来一直是习近平主导，二者一并发展到党国帝制。第二共和之根本不存在是天下人皆知的秘密，那么法西斯化就会席卷第二共和的虚假恢复和党国帝制为统一性，是为中共领导权的当下特征。
缠绕，继续缠绕，就像阴阳二气一样缠绕着螺旋式上升，法西斯化是维权与维稳的继续缠绕。正如49年到56年之间的虚假第二共和和蕴含在第二虚假共和中后来必然出现的毛帝制之间的复杂关系，毛帝制虽然有着之前叛乱团体夺权的基础，但在49后文革中形成，也与49年到56年的虚假第二共和息息相关，正是为了回应虚假第二共和的挑战和危机，才最后成型，举个简单例子，毛对“百家争鸣”的不适应。
我区分49后的所有民间抗争，以是否预设中共合法性为标准，就有两种，一种是预设中共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蜕变，如改革，启蒙和维权，还有另外一种是根本不承认中共的领导，如改革前的以民国为基础的民间抗争。前一种不管如何体现化，规模如何，都仅仅回到49到56间的虚假第二共和，因此又镶嵌到虚假第二共和与党国帝制的张力中，改革，启蒙和维权的法西斯化，简单地说，就是意图要回到新民主主义，不够彻底没有后撤到49前民国。49后以党国政体僭越民国国体，共和就是国体，那么本来由国体承担的政治宗教使命，就由毛泽东为教皇的党国崇拜来承担，共和国体就退隐到阴影中，因此第二共和是虚假的，拥护第二共和不管初衷如何，结果必然拥护党国。这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写的很清楚。拥护和要求回归虚假的第二共和者，必定是党国自觉和不自觉的拥护者。
维权与维稳的缠绕，在共党的领导下所谓恢复第二共和宪政化和法西斯化之间的争夺，不外乎49到56年历史的重演。比较这两段时间，“第二共和”期间，因为宪政化代表力量是在场的，一定程度可以与中共抗衡的，而且民国根基尚未消灭可以提供支持，因此宪政化与党国帝制之间呈现共时性，宪政化代表力量并不是中共国内殖民分赃体系的组成，顶多是临时性的政治分赃，并没有完整的镶嵌入国内殖民分赃体系中。
而当下代表宪政化，虚假地推动回归虚假的第二共和的力量没有在政治中在场，而是要推动中共去行动，在中共的赌场中赌博，就是想一个宫外孕而已，因此维权运动与法西斯化之间体现为历时性，维权运动必然推动和加入法西斯化。凡是人民币能解决的问题，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维权运动所争取的权利和利益，是站在中共国内殖民分赃体系所破碎的各种特权碎片之上，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从目的上来说，是为了普世的普遍的权利，然而只能由中共国内殖民分赃体系来兑现，因此会得到的只是特事特办的特权，此次维权得到了下次不见得能得到，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形成不了先例和对下一次的约束性。以维权运动中的公民身份建构为例，不管如何努力，是没法得到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的，没法享有政治权利的，能得到的就是偶然的幸运的一些前政治利益和自我保存，因此本质上是国内殖民分赃体系中的市民权益，虽然是一种离心力，但同时也是对中共的向心力。
李焕君：访民民国化
在纽约街头，李焕君把国旗衫穿在红衣里面，在习近平面前时看不见，到了后面才让看见，这种正是民国在大陆抗争的处境:“内衣”外穿，只有政治立场宣誓。什么时候会堂堂正正清一色立于这个世界之前呢？
让大陆民间抗争穿上民国法袍，而不是“内衣”。正如香港的民主回归派，本来脱胎于民国派，当需要和中共谈时，索要权利时，认为没法脱离中共为主权主体时，民国要素就变为“内衣”，甚至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皮肉。维权当然得面对中共，但对中共合法性呈现暧昧态度，一方面因为以中共为主权主体而强化，另一方有着反坐力。而至少在之前和当下的舆论世界里和意义塑造生产领域，反坐力并不明显。当然可以说行动是首要的，为了行动可以暂时搁置合法性问题。
从对中共合法性的摆脱程度来看，民运的政治高度肯定高于维权，维权之所以压倒民运，正是其政治低度，去政治化，在手段上下沉，在于手段的波及席卷扩大的能力要高于民运，行动高于言说。但是民运的高度还是不高，还是在49秩序的框架内，民运中的改革派就不用谈了，一直坚守的并且在这几年势头大涨的革命派，提供的仅仅是政治立场断裂的表达，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行动，也还是立场批判的武器。既然只能是立场批判的武器，那就需要更高更强，这就是超越49秩序的民国身份认同思潮。搁置合法性暧昧已经十余年，也该到了重提合法性高度的问题了，而基于维权试图囊括维权的08宪章运动，新公民运动和政治反对（革命）运动正是不断在不同阶段提出合法性高度的问题。民国要素在维权中在场已经不是少数，但李焕君此举把此事抬到国际视野，还是非常值得发酵的。
劳工运动的民国化
现实劳工运动如果说有着金字塔结构，大部分沙化的劳工，上面知识分子代言，那么需要在金字塔之上构建更上面的一层，即使是乌托邦加微弱现实也行，不断地构建更上一层并且做大坐实，才能带动金字塔底层的做大和向上流动。反唯理主义批评这种宏大的抽象建构，其实宏大的抽象建构肯定不会抽象完全空中楼阁，都会有微弱的现实因素支撑，比较法国与美国的唯理主义，法国的不过就是用恐怖主义手法，强制手法来做大现实因素，美国的比较经验主义。唯理主义本身不会错误，其错误是实现的手段好坏及其代价带来的。就像一个民族国家肯定要有内部敌人，结果好坏就在于对付内部敌人的手段优劣而已。
指责劳工运动低级阶段，这是容易的事情，站在说话不腰疼。但是要想办法提升或者拓展其政治或者公共空间，却是非常不容易的。培养工人的意见领袖，就像公牛闯进知识分子的瓷器店。造成分化重新组合。掺沙子，我知道几乎所有的精英话语权都是通过掺沙子的方式才转移的。
目标可以是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难就难在手段本身只能从旧制度路径依赖而出。例如巴黎公社的实验，毛在上海的巴黎公社式实验。金字塔结构的身份认同，其实是专制的，但还是得利用同时想方设法瓦解之。在利用中瓦解之。瓦解的方式，从外部能否击破这个好像没定论，从内部，马克思说罗伯斯皮尔以加入的方式瓦解之，向上流动的方式，至少是英国式保守主义的。
金字塔中更上一层乌托邦建构，其实也是一种避险机制，鸡蛋不要完全放在已知的篮子里。已知的篮子可能会被共党奔溃时拉去殉葬，或者一直是被共党“割韭菜”的。虽然超越的目标高于已知的既成事实的局面或者小圈子，但好像手段还是依赖于既成事实的已得局面或者小圈子。例如我们想民国当归的目标克服超越市民小资产阶级，但我们还是身处他们当中，还是得对他们说话，身在共营心在民国。如何身心合一呢，如何把民国宪政目标和我们慢慢靠近起来呢。这就需要民国目标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中行动和政治思考。
永远不满于已知小圈子或者既成事实的局面，总是想超越一步，已经成就的，不沾沾自喜，不膜拜顶礼，因为阳光之下无新事，我们得到的微不足道，历史和时间并不是进步的，至少不能保证我们自己得到的，让我们就站在时间和历史的最前头，往往过去的历史中，越古老的时期越有更高的事物，要说历史是进步的，除非你所得到的，让你成为立法者，或者立法者集团的，有决断历史方向的制宪权人物，否则说不上历史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你就是历史的局外人，没有说话的权利，说了也白说。
相对于民国在台湾的进程，大陆沦陷区的历史到底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看起来经济发展靠近台湾宪政，突然有一天发现经济奔溃了，一切发展归零，由经济自由抵达政治自由完全是错误的，那么被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的进程驱赶的我们，能得出历史是进步的结论吗？即使是立法者，站在秩序的巅峰，那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有个更高的世界里，他微不足道。圣经里面说，在这个世间最大的，在天堂最小。即使得到了全世界，也会失去自己，出身于民国的毛泽东得到了“全世界”，还不是失去了“民国脐带”，以至于晚年痛悔要是不改民国国号就好了。相对于他想得到的，他得到的已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还不是微不足道的吗？
如何通过掺沙子的方式实现话语权转移。 苏北人进上海，想成为真正的上海人，因为装上海人范。工人想成为知识分子，因此说知识分子的话，言说就容易脱节。所以向上流动的上升，需要向下返回制衡，以便把真正的农民工问题带入公共领域。说知识分子的话，说多了自然而然可以克服身份障碍，因为网络提供了低门槛，但还是知识分子的边缘，即使有真知灼见，不外乎想起来的时候参考一下。话语权转移意味着范式变迁，知识分子内部的议题此消彼长，重心转移。
因此需要在已有的路径之外开拓意料不到或者话语圈子不熟悉的路径和可能性，先成为一家之言，不能排除的替补队员，然后随着重大情势的变更，这种替补就要当做主力上场。所以从工人出来的知识分子操持左右派知识分子话语，顶多成为边缘的一员，没有办法成为替补乃至主力。当要进入知识分子领地时，就要把异质性议题先包装，收起爪牙收敛冲突，然后再利用时机情势变为显赫，实现范式变迁。我觉得比较可行的就是民生社会革命与政治变更之间范式变迁，如何以民生革命包裹政治变革，如我写的一系列民生革命为载体的文章。
劳工运动处于低级阶段，知识分子觉得够不着民主运动，没兴趣参与。知识精英不参与，劳工运动没法升级。这是一个封闭的吊诡悖论。打破这个悖论的还是从劳工阶层中培养出大量意见领袖，冲进知识精英的领地，掺沙子的方式夺取话语权。这种封闭的吊诡悖论，维权运动也是一样，因为也处于底层到精英的金字塔结构中，身份认同作为民间政治的主要活动和结果，而维权获得的利益归到个人家里，私人领域与公共性无关。在维权运动中，身份认同流动的金字塔更高一层乌托邦建构是一个打破吊诡悖论的办法，例如公民身份之于访民，行动者维权人士高于启蒙者。还有就是不断注入新的元素，新的部分。
劳工运动也是如此，过去的国企工人运动打着“以理维权”的旗号，以共党意识形态抗争，如我十年前的文章《左右之争和国企工人维权》观察的，知识精英捏着鼻子踢它两脚，后来国企工人维权淡化，农民工成为工运的主角，这就是金字塔多了一层。我曾看到上海农民工教会和温州教会参与农民工维权，老乡会组织罢工，樊震义和李配想在东莞等台商比较多的地方，把民国要素注入罢工。
还有一个办法，劳工运动向其他社会运动交叉，例如王江松想到的罢工不占马路，而去占房，劳工运动与占领运动交叉起来。还有例如李质英提出的，罢工工人不占据工厂马路，而是几百几千人几万人到罢工工厂的开户行集体取钱，非暴力不合作。这一些都是值得探索并且放大的。悖论不去打破，而是捍卫教条，这只会强化悖论。
劳工运动具有去政治化特征，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不能教义教条化，因为去政治化仅仅是让劳工运动得以维持，但没法升级。所以可以模仿教会，有基本教义派来维持劳工运动的主体部分，边缘部分可以有自由派，可以开放探索。顶多就是放一道防火墙。而劳工运动其实就像教会那样，个人玩个人的，我的政治化和你的非政治化不搭界，影响不了。劳工运动需要政治化，政治标签来扩大影响，增加公共的社会性剩余价值，这是急迫的。
我几乎没有看到参与规模极为庞大的罢工对社会本身产生影响，看起来都象是犄角旮旯里面的事情。那么如何保持基本教义的去政治化，又能在特区或者边缘地带做政治化标签的实验，这是劳工运动需要探索的空间新领域。以乌坎事件为例，要不是最前面的上街游行举牌打倒独裁，到了这种高度，还不是犄角旮旯中的事，当震惊了世界之后世界性媒体资源关注，此时广东省委收割了，在广东省委领导下维权，公共舆论就觉得变得像一坨屎了，只有改革派体制变革派关注它了。
以反动的姿态标签暴富，然后洗白。这是很多公共舆论事物发家得到关注的取巧办法。例如南方系，至少要让人觉得是反动胚子，虽然穿着共党合法性衣服，也就是说标签要足够反动但被容忍，你才能走红。公共舆论的逻辑是眼球经济，与行动是两码事，或者区别很大。很多反对党如小三竭力讨好人民，一上台和老婆一样对丈夫作威作福。说这一些在于提出一个悖论:劳工运动不出轨，则没人追求你，出轨又容易打压，如何出轨又不受打压呢？
民国立场的政治高度
胡石根就民间政治说过，十年是一个阶段，八十年代是启蒙的时代，九十年代是组党的时代，九十年代末民间政治趋于无路可走，幸好，二十一世纪的维权打开了新的更大的局面。在互联网和维权运动之前，由于人数有限，民间通过启蒙守护民主之火，当然是当时的选择，通过不断给专制下判决书，来强化守护能力。之后人数急剧扩张，趋于极为庞大，就必须以”怎么办”和行动为中心议题，让专制的非法性不言自明，不需要重复下判决书说理找依据，也就是增强执行死刑判决的政治能力，以”怎么办”和行动为中心，就会让不言自明和无条件性变为绝对前提，无需启蒙。前后形势是不一样的，不可同日而语，任务必须不同。
吴强博士描述49前民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他国，是可以有阶级动员组织的，而49后中共对大陆”党组织外无政治”的政治代表权绝对垄断，以及对民间动员组织能力的绝对剥夺，造成阶级的奔溃。阿伦特描述超政党政治时也点出阶级奔溃是前提。维权运动在法律之下的原子化个人的反抗，虽然需要组织动员，但并不以组织动员为前提，也可以说成超政党政治。说明维权运动是对中共体制在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对抵抗的绝对剥夺之产物和对应措施，中共体制的例外性，也造就维权运动的例外性。我一直认为，并写文章说，维权运动具有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对政治剥夺和现代性危机之集大成者之矫治。
庞然大物武装到牙齿，其内部必然有导致其灭亡的因子，维权运动只要在其内“巷战”放大就行。没有了外部敌人，内部敌人就是致命的。一架精密无比的高科技机器，只要有一个内部节点的生锈，就全盘奔溃。要多长时间，这问题是不可把握的，但历史命运是必然的。
89后，凡是不直面现实可能性之残酷与自己行动的主体性的各种政治思潮和方案，以此作为前提的，都是自欺欺人与欺人自欺的神汉巫婆。公民社会重建方案不是，即使像自恋满满的，自欺欺人的，好歹是在做事和积累。如楚云长的大病免费，是社会重建的，不管能否推动，人们还是愿意寄托几分期待的。如果是政治方案，早就被嗤之以鼻了。凡是要共党来执行的，都不靠谱。
民间代言者有着“真理感”与政治代表权的问题。我以前写自由主义的文章，写着写着就成为某思潮写手，然后还被赋予政治意义，甚至还有未来时间中先预支到现在的代表权一样。这个东西是否靠谱，我在自我质疑和别人的肯定强化中来回徘徊。好吧，即使靠谱是必然的吧，可是某某旗帜既然是民间的，再正确再高大上再写满绝对真理前进方向，在中国扼杀一切抵抗于摇篮的维稳格局中，也只能是零星的人在旗下，而根本没法有旗下的军队和无数的跟随者，将来的军队和无数跟随者未必在我们扛起的旗帜下，因为扛旗帜的人和旗帜太多了，多得收购废旗布料的都会发财。
所以光在烈烈风中扛旗还不够，有再多的真理感还不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有政治代表权，除非陷入一种幻觉:承认敌人的政治代表权，并夺到自己手术，就像德国纳粹给犹太人制造一个子虚乌有的统治世界的权柄，然后夺取到自己手上执行之，由虚转实。从历史上来看，政治代表权是在实践行动中形成的，在民众中间身体在场，建立起鱼水之情或者阶级兄弟感情才能形成的，并不是书斋里面自我神话自我暗示能够搞掂的。也并不是在微博媒体上不断论述传播就行的，后面这二者能干出来的是“真理感的秘传”以及政教合一的“邪教”。从九十年代以来的“书斋里面闹革命”到二十一世纪的维权运动，我认为是向实践行动要政治代表权走出了一步。
虚无主义都是关于行动或者行动渴望的。取消了行动渴望，就不虚无了。行动和行动者的身份为视角，倒过来看立场，就像刑法上从犯罪行为看动机。以保守主义为例，保守的不是立场，而是行动的方法，首先要有行动，才能谈保守立场。没有行动，保守主义就成了一种道德立场，就会变为目标的保守和后撤，乃至于旧目标的复辟。
曾与人辩论新公民运动能否导向宪政，我找了一个比喻，我说49之内的抵抗注定没有一个能够抵达目的地，都会失败，但是都能积累民间的道义资源以及人才阵营，可以团团围住守护住民主之圣火，就像当年天安门广场64前夕学生组成重重人墙保卫天安门学生指挥部一样。即使改革派的改革推动，新公民运动等等主观上相信自己会胜利，但客观上结果就是失败，好结果还是当然积累道义资源以及人才阵营，也只能是守住圣火不被吹灭，当然主观上的迷信有助于欺骗更多的人去参与，乐观还是有激励作用的，很大部分的人是冲着乐观而参与的。
我说，既然结果只是守住圣火，并不能造成星星之火燎原，那么我们就应该使圣火散发出去的热量更大一些，散发出去的火光能照亮远处已有的，只是一直被选择性失明而黑暗化的民国荒野之城，已有的曾经鼓舞全体国民的民国之旗，民国要素在抗争中在场。我们打破49内抗争能抵达目标之希望，控诉以贩卖虚假希望罪，在我们行动的努力，与目标之实现之间，指出黑暗的巨大断裂带，深不可测的鸿沟，类似于基督教中神人鸿沟，宁可去相信在此地的人看起来遥不可及，不可能在身边可以立即在手占有的民国，宁可相信“彼岸”的民国降临的叙事，也要直面此岸已经毫无希望，现实就是最大的不现实，最大的虚幻。
就像圣经和基督教的反智主义，是为了打破知识分子官僚联盟，激化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矛盾与冲突，以便重组，是为了打破改革时期以来的伪祭司伪先知的权威地位，因为这已经成为专制延续的社会基础之一。这是民间抗争中模仿基督教的结构重组。因为伪祭司伪先知精神领导权实际上是对共党政治领导权的模仿和替代。因此也必须否定形成宪政必须依赖于人心启蒙，并不是人心变迁导致宪政，并不是思想革命导致政治革命。打破共党体制城里与我们交叉部分，以便我们在城外荒野里修复民国之城。我们守护的圣火，只有照到荒野中民国之城，才是我们在大陆困境中抗争的最大化。
我发表过一篇《民间抗争之立场与行动》。以孙中山二十二岁入香港西医学院就成立场之革命派，然在1894年又上书李鸿章改良来看，立场之革命彻底与否是不重要的，也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暴露出来动机的更多是加入分赃体系而不得的怨恨。
八九是改革之死，镇压带来的怨恨成为民间主流立场，然八九后诉诸于行动时，觉得革命实在行不通只能渐进改革碎步走，抑或在改良中才能自己有所推动，或者搞企业或者搞公民社会建设，也是民间主流。后者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维权。在外在行动与内心立场之间形成一定的张力，有着人格分裂，带着咬牙切齿的仇恨陪笑脸。当改良推动建设公民社会之外在行动，注定是无果之花，长不大或者一出生就被维稳时，碎步走就是个大骗局时，又再次回到八九之怨恨绝望是毫无意义的，再来大程度大规模的革命派没有枪算什么，还是无用的，没有经济危机的爆发，民众才不会上广场，有了经济危机爆发，民众早把这一些革命派推倒一边自己上了广场。在此之前，能够重拾立场的作用，就是民国当归，不管是改良还是革命，其立场的能量都能被激发起来。还能在立场和行动之间避免人格分裂，让行动与立场共振。
与“党妈”的关系，确实是每一个在大陆反抗的起点和处女膜，除了78年前被镇压掉的民国社会根基的抵抗外。也就是说，除了一开始就是民国派外，否则都是有党妈这一层处女膜的，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抵抗，八九六四运动，连香港的民主运动也不能避免，就没在大陆统治下的台湾人没有。第一次第二次嘛，难免遭遇处女膜，然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拿着党妈来当合法性来源，这个就未必是我们自己人了。可以假装还有处女膜，但带上国际公约联合国和美国宪法等国际惯例的套套好不好，带上套套就不算被强奸了。所以，要以民国的高度加在我们身上，才能“蹂躏”中产。
反共批判是不行的。这个他们能懂，也有能力反对批判，质疑批判颠覆批判。支持利用和反对批判共党是平行的，就在中产的边上，是他们能理解和利用的。 就像香港占中，共党来个反占中发动民意，就毁了。占中就只能内卷化存在。一个政治方案，需要高高在上，并且能持续性提供信心，安慰，利益和地盘。高高在上的意思，就是不能被参与者的现实困境给射击下来，不能被他们的生活世界覆盖。必须是一只不死鸟。像改革立场，就能被政治反对和改革已死射击下来，成为一只死鸟。像政治反对立场，就会被没法革命的现状和无力感射击下来，成为一只病鸟。
和中国人说，支持和反对共党，他们容易理解，也有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来支持或反对，他们随时需要的时候就支持，需要的时候就反对。如此是一个没有出路的混沌和黑洞，是沼泽。我和具有民国情结的南京，重庆等等南方官员聊过，他们谈起反共时就有一套一套的东西反驳，谈起远远超出他们生活世界，高高在上的民国，立马赞成，并且急迫地问到国军啥时候杀回来，我们等得好辛苦，蒋介石是个骗子，光复大陆还不干。
茉莉花革命，天下围城，和这次所谓的“十字架革命”，都是行动和人数极少，非暴力和人身不在场的围观，但立场和意义话语生产极繁荣，一个俗语形容，光打雷不下雨。非暴力性，少数人站出来代表表达大多数人沉默暧昧随时撤退，身份参与但身体不参与，立场表达极度繁荣但弱行动，这本来是改良改革派的特征，如今位移到革命派，也就是说改良标签换成革命标签，酒还是那个酒，但商标换了。标签之下的酒，原来怎么制造，现在还怎么制造，工艺没进步，只是规模有所扩大。虽然革命的外延从暴力革命扩大到非暴力革命，然而暴力革命内涵却被掏空搁置，只是革命的打雷，吆喝劈死你挂路灯，色厉内荏。而且革命本身那种巨大的席卷动员能力，并没有因为革命标签贴上去，当下的抗争运动就具有了。
零星的火燃起来，湿然，有点烟尘，就宣布一场燎原大火的革命标签。这仅仅是革命渴望的投射，并不是革命本身，甚至不是正常的成规模的抵抗运动，而是零星个体或者原子化个体的临时聚合的抗争。打雷顶多吓小孩，吓不倒大人，更别说无神论恶贯满盈的恶人。我揪心的是革命标签贴到非暴力抗争上，会不会给带来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关注，更大规模的身份和身体参与，会不会被中共反颜色革命的机关枪扫中而倒下。给维权运动贴了好几个标签，改革的倒逼和革命的预备之间模糊徘徊，如零八宪章运动，新公民运动，政治反对和革命，好像就有身份塑造的新公民运动初显规模，而且持续不灭，而且其他知识分子身份塑造的立场表达的，就像一根火柴划亮了就烧完了。不仅要有大标签，而且还要提供身份塑造，如此还不够，还尽可能开拓根据地，这是民国当归运动高于新公民运动的地方。旗帜标签打雷这个都容易，不容易的是扩大运动的规模，制造工艺的改进创新，下雨下得多而广。
反法西斯主义
维权运动与民国当归的勾连，是我一直做的，不过没什么人关注。后来有一天冀维烈无师自通，灵光一闪，自己想到了，就和我讨论，然后组建了“维权运动与民国”微信群。为什么要将维权运动与民国勾连起来，是因为要在中国改革和启蒙运动走向法西斯化的进程之外，要开另外一条平行的河流，并流并且时机成熟淹没吞噬之。从我们后八九一代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就感觉到启蒙运动和宪政目标的错位和冲突，感受到宪政目标急迫实现的渴望，感受到行动的渴望，闻着八九被坦克压死的改革僵尸气息，而革命又是当下没办法的，所以提出维权，以作为改革的外挂延伸，革命的前期准备。
凡是共党赞成的，一定有陷阱，好事也会变成坏事，梯子也会变为牢笼。搭共党的话语，只能是一次性生意，或者是消解，以毒攻毒。例如维权台独也试图瓦解二战后秩序的正当性。否定与瓦解是无政府主义永恒的冲动，然而在伟大的事物是有伟大性和对我们有用性，来排除否定与瓦解，让它成为边缘和少数派。一次性临时性的的共党事物，对我们生存在其中的，还是有临时性的，以毒攻毒的，用来瓦解的作用的。只是要防止一次性的临时的变为永久的，先验规定性的。
凡是大陆沦陷区体制所能容忍的手段，包括反对它的，都只能把法西斯主义延续，即使中共统治奔溃，也不会打断这个进程。就像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的中央集权的进程，并不会被大革命打断，而是进一步成就，而拿破仑帝国及其征服也受这个进程驱动。必然性驱动的进步，其终点就是死亡的深渊，就像一个癌症只有耗尽全身元气才与生命一起灭亡。
为什么要从维权运动到民国当归，维权运动本来就是改良与革命河流之外的另外一条河流，一开始就有对原来河流改造的作用，冲淡其法西斯化。不足的是，维权运动仅仅是改革的外挂延长，革命的预备，极有可能还是法西斯的推动力，所以需要在法西斯之外，例如说法西斯进程要到2050年为止，那我们就按照2060年的社会经济条件开始预备。在中国发现类似二十世纪美国宪政是如何战胜极权主义病毒的条件，找出来发展做大之。这个凡是共党的都不靠谱，都有病毒原罪，所以只能到高于共党的民国去找，到美国-民国共同体中去找。这就是我的要么法西斯主义，要么民国当归命题。民国当归就意味着不仅仅在当下，而且在中共垮台后对法西斯主义病毒进行杀毒。
要的是民间对付方案。判断，就像判断一个人总是要死。怎么养生才是有主体性的。对共党品头论足下去，能拯救自己？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岸边的安全的，一种是在河里挣扎的。生存与死亡的问题。在死亡威胁中判断出死亡危险，能拯救生存。天天判断，吃饱饭没事做。评论共党的，就是给共党殉葬的，陪共党一起变老的。把共党的反对力量，送给共党，和我们切割开来，是我们要做的。因为在法西斯化过程中，他们已经成为共党法西斯化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