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电视台公布1989年发出的针对异议人士方励之（右）及其妻子李淑娴的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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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一份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文件中，中国共产党列出了一些需要封禁的东西，其中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显然这里指的是那些详述中共过往许多灾难性错误的著作。我们现在手边有两本书，作者皆为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亲历者的视角痛陈往日的意识形态狂热，它们显然具备“历史虚无主义”的特征，然而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多年前实际上已经在中国出版了，当时的环境要比今天宽松一些。
而方励之的这本《中国头号通缉犯》(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则几乎没有可能在中国出版。本书现已由林培瑞(Perry Link)做出了精彩而地道的翻译。于2012年去世的方励之，在生前20多年的时间里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人们经常拿他和苏联异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相提并论，和萨哈罗夫一样，方励之也是普世人权的有力倡导者（这种理念也在前述《通报》禁止之列）。在1989年由学生领导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遭到血腥镇压后，方励之和他的妻子、同为物理学家的李淑娴被指称为“动乱幕后的黑手”。两夫妇前往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在那里待了13个月，直到被允许离境，永久流亡美国。就是在那段时间，始终担心自己被抓捕和绑架的方励之在大使馆写下了他的回忆录。
然而，尽管在一个充斥压力和恐怖的危险时期写就，本书还是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冷静和精准，时不时还有一些欢快之处；总的来说，方励之更喜欢嘲讽中国的威权主义官僚体制，对自己的苦难则不愿多说。本书反映出的作者是一个不轻信的理性主义者，一个勇敢的人，但同时还是一个出色的写作者，文风不羁且偶有诗意。全书的一个基本主题是，中共领导人要求保持自己绝无过失的形象，而这种信念和科学是根本相悖的，如果伽利略是20世纪中期的一个中国物理学家，也会写出像这本书一样的宣言。
方励之在书中回忆了自己的生平，从出生在名城浙江杭州的一个小生意人家庭，到1990年离开中国，在那之后，他在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教授物理学，一直到76岁去世。他的一生经历了毛泽东主义政权至1989年之前的所有重大起伏转折，在一系列话题上给出了博学而风趣的思考，从盛大的宴会场面在京剧中的重要性，到他所说的“共产主义文化中的幻觉自大狂”，不过他也毫不讳言自己——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笃信中国的社会主义，认为毛主席是一个伟人。
这正是科学发挥了作用的地方——科学以及方励之所说的科学基本要求的“颠覆”效应——“自由的探索，一种怀疑和依赖证据的精神。”在1973年的一篇关于现代宇宙学的论文中，方励之想到了伽利略，当权者指责这门学科是“资产阶级”和“堕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世纪天主教会之间因此有了一种神合。也许在20世纪看来有些荒诞，但后爱因斯坦时代的宇宙论和恩格斯的一些（错误的）浅略之谈是相抵触的——方励之因此写道，“任何一个懂物理的人都不会转过身去，承认马列主义是一种高于一切的特殊智慧。”
方励之偶尔也会有一些抒情的文字，比如叙述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安徽南部一座煤矿劳教的经历时。当时政治上的一个新的转向导致许多曾经做过红卫兵的人自杀。物理系学生在当地的停尸房门口站岗，赶走那些冲着新鲜尸体而来的野狗，就是在这种阴森恐怖的情境下，方励之深深地爱上了天体物理学。“有什么能比得上繁星密布的苍穹的圣洁——还可以洗清在停尸间久久不散的野狗的恶臭？”他写道。
正是这样的证词，加上方励之的国际声誉，让他的书决然无法进入中国。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令人久久难忘，它主要涉及的是文革十年，自1992年在中国出版后印行至今，然而正如查建英在内容详实的序言中所写的，“当局还在悄悄采取行动，限制对回忆录的公开讨论，因为它涉及的话题依然被认定是敏感的。”季羡林于2009年去世，享年97岁，是一位曾求学德国的巴利文和梵文学者。和方励之一样，他曾经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支持者，但他没有那么强的批判性，在回忆录中，他对自己在中共威权面前的顺从进行了忏悔。那些“被戴上帽子的人”，“他们内心里的感受，我从来没想去了解过，”他承认——这里指的是那些被毛泽东点名，接受全国人民斥责的人，在中国的奥威尔式仪式中，季羡林曾按要求对他们加以批判。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季羡林猛然醒悟，他发现自己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一转眼，他成了毛泽东对20世纪极权行径的主要贡献——“批斗”——的受害者，在连续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里，被批斗的人在高喊口号的人群前遭到大声训斥、羞辱、殴打并被迫挨饿。
本书的译文来自能力出众的江晨欣，书的核心是书名提到的“牛棚”。当时中国各地建造了这种临时监狱，用于关押正在进行“劳改”的囚犯，季羡林被关在北京大学校园中的牛棚。他对此类场所——实际上是一种小型集中营——的描述令人难忘。方励之等作者基本上将文化大革命描述成一次规模宏大但毫无意义的事件，期间暴行频现。对于季羡林来说，暴行本身、野蛮的放纵、虐待及痛苦的施加，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所在，那些作恶者受到鼓励，认为他们越残暴，就越可以声称自己是令人钦佩的“革命者”。
多年来，中国相关书籍的读者看到越来越多有关共产主义革命——从1949年夺取政权到1989年军队镇压天安门抗议者——的残暴性和破坏性。这两本书通过真实、哀伤的文字呈现了比我们想象中更糟的情景。
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曾是《纽约时报》驻外记者。他的最新著作为《中国1945：毛的革命与美国命中注定的选择》(China 1945: Mao’s Revolution and America’s Fateful Cho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