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图片
英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与你同行的人，比你到达的地方更重要。回顾我从上中学到如今，二十多年来读书、思考、写作的历程，有很多引领者与同行者。其中一些人，始终如一，百折不挠，风雨兼程；也有一些人，走了一段时间，便停下来不走了，像一块冰一样凝固在那裡，一动也不动，他们似乎不知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更有一些人，掉头而去，走上南辕北辙的方向，从朋友变成论敌，从反抗者变成权力的帮凶。
在我的精神成长史上，“台湾因素”或者说“台湾资源”，一直如同催化剂一样至关重要。多年后，梳理与台湾之渊源，尤其是与台湾不同类型的知识人的心灵碰撞，让我感慨万千，也充满感恩之心。我与台湾的缘分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的中学时代，初次接触台湾知识人。
那是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中国正在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那是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思想最开放、文化最活跃的时期，西方百年来的文化思想被浓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铺天盖地而来，如同压缩饼乾一样，既让人大快朵颐，也让人难以消化。那一时期的思想成就或许比不上五四时代，但与此后长达三十年的压抑与荒芜相比，确实可以称之为文化的黄金时代。
我是一个思想比较早熟的少年，生活在四川成都郊区的小镇上。父母思想开明，也遇到了几位非常优秀的啓蒙老师，从而有机会阅读到那时在大学中风靡的著作，比如《河殇》，《山坳上的中国》，走向未来丛书，刘宾雁、苏晓康和戴晴的报告文学，刘晓波的文学和社会批判等等，眼界渐渐打开。
这一时期，我接触到三位台湾作家——柏杨、李敖和龙应台。
我读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大约是上初中时，那种精神的猛烈衝击，可以说是翻天覆地。鲁迅的文章，对少年人来说显得过于晦涩；柏杨的文章，则通俗易懂、口语化，富于感染力，初中生完全可以读懂。除了柏杨的杂文之外，我也很喜欢柏杨在狱中翻译的《白话资治通鉴》以及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中国人史纲》。从《资治通鉴》这个名字就能看出，中国人写历史，是写给帝王作为统治术来使用；柏杨却在翻译的过程中，以近代人权观念灌注其中，在史实之后常常有独特的“柏杨曰”的评论，比王夫之的名著《读通鉴》更深刻和锐利。直到今天，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并未过时：在意识形态上左支右绌的中国共产党，重新拾起儒家伦理，欺世盗名、麻醉民众；在台湾，国民党虽然江河日下，但中国的专制主义思想仍然如乌云密布。
柏杨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人权工作者。作为白色恐怖时期的受害者，柏杨后来积极参与台湾的各项人权运动，在李登辉时代促成了将谈虎色变的绿岛监狱改成富于教育意义的绿岛人权文化园区。同时，柏杨也深切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王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六四事件爆发，海外中国人权运动人士在纽约成立“中国人权”组织，柏杨慨然应允出任理事会理事，与现在在东吴大学任教的黄默教授是“唯二”的来自台湾的理事会成员。后来，旅居纽约的华人历史学者司马璐成立“中华学人联谊会”，集结了一批流亡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柏杨也在司马力邀之下担任理事。
李敖进入我的视野稍晚于柏杨。一个暗地裡喜欢我的女孩，把他爸爸收藏的李敖的《千秋评论》系列偷来给我看。我如获至宝，如饥似渴、昼夜不捨地阅读，因为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归还。后来，我到了北大，攒了几个月的钱，买了一套三十多本的《李敖大全集》。李敖比柏杨更加尖锐、泼辣、百无禁忌、横衝直撞，其文风对刚学习写作的我影响更大。当然，这些影响当中，有不少是负面因素、甚至是毒素，后来需要像关羽“刮骨疗伤”一样，将其排出体外。不过，那个时候，我的自由主义思想还未成形，还无法分辨李敖思想中“非自由主义”甚至“反自由主义”的部分。
不曾想到，十多年后，李敖一步步走到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的反面。后来，李敖访问中国，受到中共的礼遇，成为中共的吹鼓手，在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心中越发暗淡无光，甚至成为负面人物和跳梁小丑。李敖在凤凰卫视上，以中共发言人的口吻说了一段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为了抵御美帝国主义，宁可穷也要造原子弹。我们中国不怕跟美国开战，哪怕是打核大战，我们也不怕。只要有一颗核弹能打到洛杉矶或夏威夷，贪生怕死的美国人先就吓死了，就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即便我们只有一颗核弹，只能毁掉美国的一座城市，而美国有几千枚核弹，能毁掉我们二百座城市，我们也不怕！我告诉你，他们美国人怕死人，而我们中国人不怕；他美国只有两亿人，而我们有十三亿人。”对此，刘晓波愤怒地反驳说：“用中国二百座城市的毁灭换美国一座城市的毁灭，用十三亿中国人的血肉换二亿美国人的血肉，只为了两岸统一和中国强盛。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这种「以人命为刍狗」的强国逻辑，靠的就是极权者能够绑架人民作人质，是典型的暴君逻辑，毛泽东如此，萨达姆如此，金家父子如此。”中国知识界不再将李敖作为有一个价值的评论对象，用网路时代的话来说，他成了一个高级五毛。
而我接触龙应台是从《野火集》和《中国人，你为什麽不生气》开始的。与柏杨和李敖的激烈、阳刚乃至好骂人的风格相比，龙应台更有女性娓娓道来、感性温柔的一面。不过，再温柔，也是“温柔一刀”。龙应台的作品，除了社会批判类型的文字，更吸引人的还有她写的给儿子的书信。
对于龙应台的评价，我经历了三次大起大伏。第一次，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当面质疑其刻意迴避批判中国现实，她在会后专门约我长谈；第二次，龙应台就中国青年报《冰点》週刊被停刊事件发表了一封给胡锦涛的公开信“请用文明说服我”，接著在六四屠杀纪念日写了一封给天安门母亲的情真意切的信，这两篇文字让我和其他中国异议知识分子对她刮目相看；第三次，龙应台出任马英九政府文化部长，学者本色被官僚习气污染殆尽，若干荒腔走板的言行，让人再度对她失望。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三位极具批判力的作家的作品能在中国出版，大概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集中火力批判国民党或中国传统文化，而并未直接批判中共（即便有少许批判中共的部分，在中国出版时也被删除），所以中共还能容忍，也顺便对他们实施文化统战；其次，他们是持大中华意识形态的外省人，在统独争论上倾向于统，对台独和台湾本土意识持否定态度，所以中共觉得可以纳入到大一统的旗帜之下（这三人中，惟有柏杨在晚年有所转向，突破自身族群色彩，在住民自决的普世人权价值的层面上支持台湾独立。康宁祥在回忆录《台湾，打拼》中提及，柏杨是其中学老师，一九八六年，康宁祥在选举立委时，柏杨还为其助选。）
第二阶段，我进而接触台湾的自由主义思想脉络和党外运动的历史。
李敖后来成了我的论敌。在香港的媒体上，一般没有人敢批评他，他有讼棍的本事，动辄到法院告对方，让大家都对他退避三舍。我倒不怕他，在香港的媒体上发表了多篇批评他的文章。（而且，我在任何场合都不掩饰对李敖的厌恶。有一次，我在中央大学遇到汪荣祖教授，汪教授建议我送一本书给李敖，我当场拒绝，汪教授很不高兴）。
但是，我仍然要对李敖早年的作品对我的啓发表示感谢。他的作品宛如桥梁一般，让我通往更加自由的地方。作为北大人，李敖啓发我瞭解到，北大的自由传统被共产党拦腰切断，却被一群知识分子带到了台湾大学。一九四九年后，北大死了，北大精神却在台大凤凰涅盘、浴火重生。
李敖在书中提及胡适的许多言行，使得我对胡适有了兴趣。长期以来，胡适在中国被遮蔽，北大没有胡适的像，反倒有毛泽东的像。论及五四，人们但知有鲁迅，不知有胡适。而实际上，胡适比鲁迅更重要。从李敖对胡适的描述中，我发现了一个此前不知道的胡适。后来到台湾访问，我专程去南港中研院访问胡适纪念馆和胡适墓地。
也是从李敖的书中，我第一次知道殷海光这个名字。稍后，读到思想史家林毓生的《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这才对殷海光有了更深的印象。再后来，我在美国见到了“殷门弟子”林毓生和张灏两位前辈学者。至于“殷门弟子”的说法，以当下李敖和王晓波的言论看，不仅不配称为“殷门弟子”，而早已是“殷门叛徒”了。林、张两位才是“殷门弟子”，他们致力于重新发掘百年中国的自由思想，功不可没。自由主义的脉络，不仅是思想的传承，更是精神和生命的传递。我第一次到台湾，便去殷海光故居瞻仰前辈之风范，后来更有机会在殷海光故居发表以人权为主题的演讲。
由此，我也对《自由中国》杂志有了兴趣，发现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虽命悬一线，毕竟没有像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完全被斩尽杀绝。我也注意到雷震和雷震案，之后访问了在政大的雷震纪念馆。
然后，从夭折的民主党再到党外运动、美丽岛事件和民进党成立的历史，彭明敏、林义雄、余登发的故事，个个盪气迴肠；与之相关的地景，如美丽岛捷运站、前身是林宅血案发生地的义光教会、余登发纪念馆等等，我也一一身临其境并写入新书之中。
再往更远处跋涉，从殷海光那裡，我知道了哈耶克，哈耶克也是长期被倾向左翼的华人知识界遗忘的思想家——即便是反对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和异见人士，绝大多数思想仍偏向左翼。华人的传统文化是嚮往平等，所以视平等重于自由，这恰好吻合平等优先的左派思想。而当我读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之后，才明白自由优先的重要性，并将古典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底色。与我的生命融会贯通的，不是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式的古典自由主义，或者说从埃德蒙•柏克以来的保守主义思想。当我二零零三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更是从五百年前宗教改革运动中加尔文主义的基本教义中，为古典自由主义找到了信仰的源泉。加尔文对“人性全然败坏”的阐发，成为我抵抗形形色色的左翼思潮的坚固堤坝。
第三阶段，我继续往前追溯，阅读了许多台湾前辈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在日治时代生活过的赖和、叶石涛、钟理和、杨逵、吴浊流等人。
我到台湾访问时，逐一去了这些作家的故居，与他们的后人和研究者对话。他们生命中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们在日本、中国与台湾这三种认同之间，不断地挣扎和游移，而他们矢志不渝的，是对人权、言论自由的坚守。比如，杨逵因为一篇不到一千字的《和平宣言》而被判刑十年，实在比因为五千字的《零八宪章》而被判刑十一年的刘晓波更重。
就在同一阶段，我也完成了对另一批台湾作家的扬弃，比如陈映真、蓝博州、余光中、白先勇、朱天心等。
陈映真的蜕变当然最为明显，这个过程让我想起一首古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陈映真因为逃债跑到北京，钻营于中南海诸公门下，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跟金庸一样戴上了桂冠，而且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享受部长级待遇。如此，吃人嘴软，拿人手软，号称以左派思想为信仰、代表劳工阶层的陈映真，对中国社会的不公不义彻底无言。
还有与之有一面之缘的蓝博州，他早年的报道文学《幌马车之歌》、《台湾好女人》等曾经让我感动得泪下（现在读仍然很感动），在他笔下，那些英勇就义的二二八受难者和白色恐怖受难者，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我虽然不认同蓝博洲的左派立场，但我对他作品中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立场充满敬意。然而，近年来，当蓝博州面对中国问题时，却选择性地失明。我在脸书上看到他与中国作协的几名省级主席对谈独立写作、自由写作的海报，可以想像，那是一幅多么荒诞的场景：那些都是御用文人和文化官僚，中国真正的独立写作者和自由写作者很多都在监狱裡，跟这些人谈自由和独立，岂不是与虎谋皮？当我留言质疑时，他的回答是，这是开放的论坛，你可以来发表不同意见。他不明白我想说的其实是这一句话：近墨者黑，近朱者赤。
如果陈映真和蓝博州是真正的左派，他们为什麽看不到中国社会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权贵资本主义呢？对于两亿农民工如同现代奴隶一样的悲惨命运，他们为何不奋笔疾书呢？原因大致有两个：首先，狂热的民族主义压倒了左派立场，如果说左派立场是皮肤，那么民族主义就是血液，他们支持中共所建构的大帝国，即便它是一种极右翼、法西斯的方式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背叛了前半生的左翼理想。其次，是文人的虚荣心的驱动，很多文人可能在金钱和权力面前可以保持清高姿态，但最终还是过不了虚荣心这一关。共产党知道如何满足这些在台湾落寞的文人的虚荣心，共产党深味人性的弱点。
反抗者有可能堕落，如果反抗者不能将自由与独立当作磐石一样的基本价值，而让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者个人的虚荣成为心魔，堕落就会迅速发生。从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者，蜕变为天朝主义和专制主义者，如同川剧变脸一样在一眨眼之间就能完成。这让我想起学者曾昭明的一篇名为《「泛亚主义」的掮客，「帝国和平」的传教士》的文章，这篇文章批评林正修在香港端传媒发表的《蔡英文对局北京，可想想重庆的蒋介石 (link is external)》一文。林提出的「泛亚主义」（Pan-Asianism）的和平论述，要蔡英文与新的民进党政权「理解中国政体转型的浩大与艰难」，而能「直面掘起的中国」，承认中国的东亚强权地位，不要对中国提出他认为具有「挑衅」意涵的「独立建国」主张，以免阻碍中国的「和平转型」和「民主转型」。
对此，曾昭明指出，林正修无法逃脱天朝主义的帝国想像自我施加的两难：要保持帝国主权的政治想像，就无法实现和平主义和「人民主权」的共和改革；要落实现代的民主共和，就无法保持以「天命王权」为政治基础的帝国想像。林正修的视野隐含的问题，跟其他台湾从陈映真开始的天朝主义者是一样的──一直要台湾人体贴「中国转型工程的艰难与浩大」，却从不敢向中南海说：请你们能理解，在一个人类历史上的「最后的帝国」旁，要建立和维持一个新兴的共和国，是多麽艰钜与伟大的人类事业。这就是台湾统派的命门所在。
第四阶段：我逃离中国之后，有机会每年都到台湾访问，每次停留两个月左右，结识了很多当下正活跃的台湾知识分子。
我在台湾出版了二十多本书，仅仅以为我写过序言的台湾知识分子而论，就多达二十多位。其中，作家或文学系出身的师友，同时又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运动的有：鸿鸿、李敏勇、陈芳明、杨翠等。而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及牧师则有：苏南洲、康来昌、胡忠信、王定士、管仁健、吴介民、叶浩、曾建元、李酉潭、黄国昌、李筱峰、朱立熙、沉清楷、杭之（陈忠信）、李政亮等。
这些台湾知识分子，大都兼具写作者（言说者）和反抗者双重身份，跟这个群体的交往，对我来说也是汲取力量与智慧的过程，正像圣经中所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最后，我想特别分享两个小故事。
跟杨翠老师认识，是由吴明益老师介绍的。我在东华大学作关于刘晓波的演讲，吴老师是主持人。我提及要去杨逵纪念馆参观，吴老师说，杨逵的孙女杨翠是东华的同事，或许可以请来先跟我会面。那天已经很晚了，杨翠老师应约而来，我们只是匆匆会晤，她帮我联繫了她的父亲杨建，约定时间陪同我参观新化的杨逵纪念馆。之后，太阳花学运爆发，我从杨翠的脸书上知道她是学运领袖魏扬的妈妈。在那些危机四伏的日子裡，魏扬被警察抓捕、被法院检控，我能体味到作为母亲的杨翠的焦虑，因为我陪伴过在天安门屠杀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们。我对这位坚强的母亲油然而生敬意。隔年我再来台湾，有幸在东海大学和东华大学跟杨翠有两场对谈。在东海的那场，杨翠谈爷爷在东海花园的往事，我谈中国的狱中作家。在东华的那场，杨翠在回应中分享了她到中国访问的一个细节：她的朋友、藏族作家唯色请她带一包唯色在台湾出版的关于西藏的书，因为邮寄样书从来都收不到。杨翠扛了一箱书到北京机场，却被火眼金睛的海关人员查扣。那一刻，便是柔弱娇小的杨翠也要怒髮衝冠了。这样一个国家，作者连样书都拿不到的国家，将书籍视为比毒品还要危险的、颠覆国家政权的工具的国家，将自己的人民当作奴隶来控制和驱使的国家，难道会对台湾特别好吗？从此，杨翠决定拒绝中国的一切访问邀请，不再踏上那片不自由的土地。
跟黄国昌认识，是我自己冒昧地通过脸书，请他来参加我的新书发表会。本以为他是大忙人，抱著试一试的心情，没想到，他慷慨同意了，而且先后出席了两次、两本新书的发表会。然后，我得寸进尺，又请他为另一本新书写序，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并按时传来一篇文采飞扬的文章。当我第一次见到黄国昌并跟他交谈时，才发现他并不是媒体塑造的、以及所我想像的“战神”，而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儒雅君子。只是，到了国民党出卖台湾的生死存亡关头，他不得不走出书斋，成为“暴民”的一份子。然后，他又辞去中研院的职位，投入选举，成为可以参与制度改革的国会议员。黄国昌是我的同龄人，他在台湾可以实现的梦想，我不知道何时才有可能在中国实现。
太阳花学运之后，卡缪的《反抗者》在书店里成为一本畅销书。卡缪说：“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他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无论身处何方，只要我们写作，我们就存在；只要我们反抗，我们就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