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民众维权等，多年来一直在进行，其间春去秋来，寒暑更易，民主中国仍然没有到来，绝大多数的公民维权仍然危险重重且有因此而死亡的、因此而入狱的、维权而没有结果的……
民运圈里，有已经成立的中国民主党、至宪党、有新公民运动、有08和平宪章、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有和平转型的玫瑰团队……实际的团队、运动不少，但在当局残酷打压之下，尚未形成对极权体制的“致命一击”，反而被当局抓的抓判刑的判刑，等等。
半年多来，对律师、律所人员的大抓捕，对已经抓捕的民运人士进行重判，无不显示极权对民运圈的“定点打击”与残酷镇压。
由此可见，极权当局刚性维稳、网格化维稳也与时俱进，对民间抗争全面吞噬，意图不留死角。当然，这种意图也只是极权体制的一厢情愿，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只能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的效果，否则，就不会有极权灭亡的历史循环。
况且，大家也可以看到，极权方面的内斗因素，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众的。中共内部出现周永康等的“非组织政治活动”（政变）后，其内部的紧张状况会因为周永康等的入狱而减轻？不可能。不久前的倒习公开信事件就是例证。
凡此种种现象，概括起来就可以看到：一、中共内部权力争斗激烈；二、中共不论内部权力争斗如何激烈，在镇压民众的抗争是一致的残酷的，其目的就是维护中共的极权体制；三，民众的各种抗争在被残酷镇压后，基本的抗争形式如群体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如近期的黑龙江双鸭山事件，浙江海盐事件，等等。这些的单一的没有联系甚至“统筹”的维权抗争事件，即使较为大型化，也被残酷镇压而湮灭。
在极权体制下抗争是需要力量的，只有民众的力量对当局达到一定的有效的“威胁”，当局才会真正考虑民众的诉求。否则，力量不对称，当局“轻易”就能镇压民众个人或群体，那就根本不将民众放在眼里，更不会重视并设法来解决民众提出的诉求。所以，如何有效结成、壮大民主抗争力量，是能否有效推进中国民主转型的关键。
民众的力量，有个体的力量，例如，有杨佳、胡文海等，他们是可以杀部分贪官恶吏的，让作恶多端的某些东西惊惧。也有去各地上访以维护自身权利的大量民众，造成各地政府拦截维稳，形成他们各自独特的个体力量。
民众的力量，有小团体的力量。例如，在上访维权中，许多访民相互帮助，形成一些没有组织形式的互助小团体的力量。
民众的力量，有团队的力量，例如，我曾经参与的玫瑰（和平对话）签名人，此签名活动曾召集了数千民众参与，并发展了不少人权观察员欲共同注册中国人权观察组织。此团队故事颇多，本文不一一列出。
民众的力量，有群体事件（主要是群体维权事件）中生成的力量，在许多关系民众生活、生存的重大问题上，因为极权势力基本地是以自身利益出发，而极少地考虑民生利益，更不会从民生利益出发办事，所以在民生上，不断地产生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问题在得不到妥善解决的时候，有些民众聚集求解，便形成不少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在多年来一直高发，有些还引发比较严重的暴力事件，使一些维权民众受到暴力伤害，等等。上面提到的黑龙江双鸭山事件，浙江海盐事件等就是最近出现的此类事件。
以上四种抗争力量，是当前中国大陆的民众抗争的主要力量。
另外，有些尚未成熟的或者大陆暂时做不到的，也不是民众方面常见的力量，民运圈中也有所讨论，诸如：
1、听某党指挥的人民的军队，如何真正地回归人民？又如，体制内也不是铁板一块……这些讨论是比较多的，但鉴于时局并没有到达可成就之时机，大家也还只是在口头讨论之中。
2、中华民国的力量。中国，是包括中华民国在内的中国。中华民国有相对成熟的民主制度，有枪口不对民众的军事力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力量。例如，中华民国民主正义之师可以招降专制恐怖（枪口对民）之师，是目前大陆任何其他力量都不能做到的。当然，中华民国新政府即将上任，是否考虑与大陆民众共同努力结成战略力量，大家也不得而知。
3、由于有大量的民众在维权过程中受到不少恐怖伤害，例如最新案例：河南上蔡县基督教会负责人李建功夫妻，因阻止在中国愈演愈烈的强拆教堂暴行而惨遭活埋，李本人拚命挣出免于死难，而他的妻子，基督徒丁翠梅竟被活埋惨死。因此，公民的反恐就有不少人士提及：如果出现几个或者几十个比周克华身手好许多的公民反恐精英，来无影去无踪，对付总是伤害民众的某恐怖组织中单个或数个恐怖分子，还是绰绰有余的，如此，则公民的力量还弱吗？
从以上所述的种种力量来看，在大陆的关键是发展公民的各种力量——从而形成公民的战略力量，在现实民众的抗争中显得异常重要。
对于这些事情的探讨及实践，我们是有过尝试的。例如贵刊作者亮均先生南下时，就与我共同探讨过不少的问题。而我到一些地方后，见过民运圈的一些人士如李化平先生，等等，对此大家也有自己的看法与做法。因为未能完全成为共识，大家也要规避极权当局的侵害，所以，有自己的看法与做法，未尝不是好事。
而探讨的意义又在于有可行的策略与可行性，因此，我就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由于极权当局的残酷打压、定点摧毁还是有相当的力量，因此，要统筹民众的战略力量，须要慎之又慎。当前，宜分散去发动为主，统筹为辅助或暂时还不能统筹。
当分散之际，各地民运圈人士皆可与访民维权等等的人士纵向及横向联合……因为民运圈内与上访维权圈内的人员极多也极其分散，则极权当局就难于定点打击。当然，这样的分散，是为了规避定点打击的分散，是形式上的分散，是纵向又横向联合的分散，是有相互联系相互帮助的分散，也与民主两字更加贴切，民主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分散。民主条件下，每一位民众都真正的作主，是分散的。
民众的作主，在一定形式下，是选择代表——投票选举总统、副总统、议会议员等等，也就是代表民众自己作主，此代表办事，便有统筹之意味。当统筹之际，则民众战略力量可汇成汪洋大海，陷极权于极大困难当中，直至极权消亡。当然，在没有把握将极权陷于绝境时，不宜统筹，也统筹不了，只能是意向统筹、为统筹公民战略力量而分散作相应的准备，等等。毕竟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勉强统筹，会被尚有某些力量的极权定点打击而湮灭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年轻人的力量是比较重要的力量，在某些方面还起决定作用。而以上所列出的四种民众力量中，除了聚众较多的群体维权事件中会有部分年轻人出现之外，其他的如上访、民运圈内是比较少出现年轻人的身影。参与过群体事件的一些年轻人，是大家分散联络的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民运圈、人数多而广的上访维权圈，由于亲历者都有一定的亲身经历，因此，在发动身边的至亲包括年轻人是最有效果的。在我与一些民运人士、上访维权人士的见面交流中，大家可以得见，都是以中老年为多。有数张上海方面维权圈欢迎光荣出狱的维权民众的照片里，大家发现仅有一位相对年轻的，其他均是上一定年纪的。由以上可见，民运圈、上访维权圈中是有青黄不接的问题。
没有年轻人参与的，绝对不可能形成民众的战略力量。那为什么年轻力量没能更多地参与到大家的民运、上访维权等行动中来呢？原因有：
第一是，极权当局的洗脑教育，使年轻人认知社会不深。被邪教恐怖组织（某主义已经被世界各地多方证实是邪教恐怖组织的教义）教唆后，冷眼旁观公民维权、公民行动等等，这是极大地自我削弱力量的。倘若一边民运、维权，一边让年轻人接受邪教教育，则自身有亲情关系的力量都让对方牵着走，力量如何不被削弱？
第二是，当局用各种方式（喝茶等）进行恐吓部分有所觉醒的年轻人，使部分社会经验不足的年轻人比较容易止步或避开。
第三是，老一辈对年轻人的关爱。老一辈的访民，都是当事人自己冲锋在第一线为多，基本不让年轻人冲在第一线甚至第二线。大家冲锋在第一线，不让年轻人冲锋在第一线，对年轻人的保护之情可见，但实际地，这是一种消极的保护。因为现在的“保护”，是让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毒食品、毒空气、毒水等等的毒环境中，明明白白就是消极“保护”。
因此，我们需要对年轻人进行积极的保护，就是即使不让年轻人冲在第一第二线，也可让其冲在第三第四安全线——发展身边的年轻人加入民众的战略力量当中，共同对抗极权暴力的侵害，让年轻人不再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毒环境中！
总结本文，在大陆，民众抗争，无论是民运领袖，还是有相当凝聚力的民运圈人士，更应广泛地发展民众的各种力量，从而形成民众有效的战略力量，则必陷极权于汪洋大海之中，直至极权灭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