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鱼 法律学者
人大毕业生雷洋死于警察控制之下的案件本身，已经早就结束了。当家属在事发后一直犹豫的希望在体制内寻求正义，而昌平区警方发布正式公告的那一刹那，这一场事件的未来在技术上已经关上了大门。
前一个行为代表了家属放弃和体制全面博弈的机会，而后一个行为代表体制运用现代舆论手段开始主动出击争取舆论战。于是，不仅仅这场貌似争取正义的战争本来就没有胜算，连舆论的盘面也不可能有机会挽回。
这个观点，似乎和雷洋事件连续多天的热烈发酵相违背。就在同一时间里，海南的强拆出了恶性事件，河南的强拆出了豪情刀客，还有其他诸多地方，都有着很多事件的发生。这么多事情里，唯独雷洋事件一直坚持在舆论场的前列，按照老经验来看待的话，这分明意味着希望的存在。
如果将雷洋的事件脱离个案的层面，上升到社会的范畴，突破现状的希望确实可以存在。虽然个案的技术操作上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但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引发中东剧变的最后一个突尼斯小贩，个人的命运汇聚在历史的洪流里从而出现社会本质性的改变，这个场景是完全无法精确预测的。当然，在那个宏大叙事的时刻来临时，个案本身也早被忘在了九霄云外，如同没有多少人能够记得突尼斯的小贩叫什么名字一样。
如今可以确定的是，雷洋的死，有些方面引发了社会的情绪，而且还是不同的社会情绪。
第一个最直接的苦闷，当然还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自傲为社会中坚的天之骄子们，进入了一个貌似国家单位的地方工作，竟然能在首都里被警察轻易的打死。这种同一社会阶层感同身受的恐慌，远超过了其他长期被欺凌的社会阶层带来的震撼。这些关注雷洋的人，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国内的罪恶洪水滔天，底层民众苦不堪言。但这个他们并不能真心为之骄傲的社会制度竟然威胁到了一个主流人群的生命，对集体情绪而言迅速超越了道德层面的谴责。
第二个苦闷来自于一个谣言，在舆论场突然强调雷洋体制内身份的时候，有人突然将雷洋的死亡和常州毒地事件联系在了一起。虽然从表面上就不难看出雷洋的专业和毒地问题检测毫无瓜葛，不过在环境危机中处于压抑的中产情绪，能够很好地在这样一个出口上进行释放。传播谣言的人们毫无意外的选择信认为，雷洋是一个有良心的体制内干部，竟然为了公众的利益而选择与利益集团抗衡，并用生命捍卫了真理。
如果仅仅靠中产阶级的同病相怜，雷洋事件在传播规律中已经该结束了。第二个谣言的出现，极大地延长了雷洋事件传播的强度。谣言的第一代出现之后，不断地吸引入更多的细节进行升级，包括所谓的雷洋被殴打视频等等，不断牵引着传播高峰的持续。
不过，谣言带动了传播的持续，但谣言也给了体制最大的一颗定心丸。当一个城市白领莫名死在警察手里，和武装警察公然枪杀一名抗暴英雄范华培同时出现后，大众话语中刻意的回避英雄，而在谣言里传颂着一位体制内的干部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被利益集团暗杀，可见在大多数人都潜意识里，依旧幻想着体制的内部有着一批良心战士，他们大概会乘坐着五彩祥云从天边冒出，拯救苍生。
从雷洋事件来看，虽然体制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然而即便在诸多事件的连环影响下，中产阶级的苦闷和压抑不断地升级，但中产阶级对体制的幻想还在持续。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下，雷洋事件很难成为最后一根稻草，而依然只是被社会的泥潭吞噬的无数小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