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G20大会开幕在即，这回中国官方动员的力度更胜以往，从军队、武警到地方各级政府，无不参与，手段也更加严密。（路透社）
杭州G20大会开幕在即，安保工作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此次安保工作覆盖面很广，除浙江全省外，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也都有波及，动员力度更是空前，从军队、武警到地方各级政府，无不参与，手段也更加严密，核心区域几乎达到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程度，由此引发的各种不便，也就随之而至。在社交网路上，就有许多人晒出了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图片。
一个会议，竟然如此大动干戈，有人归咎于地方政府的小题大做，浪费资源，但从军队、武警的调用，以及全国范围的波及来看，地方政府并无如此权能。此外，这一模式可以向前追溯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安保模式，此后2009年建政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1深圳大运会，2012年广州亚运会、2013年南京青运会，包括2014年APEC北京会议期间，无不如此，已经成为一种固定模式。
总结这一模式，除了大规模使用体制直接支配的军队、武警、员警等强制力量之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社会相当深度的动员，北京奥运召集了60多万的“首都治安志愿者”，其中更包括10万名属于流动人口的“首都治安志愿者”，遍布于大街小巷，形成一种有别于平时的紧张状态。此次杭州的遍地“红袖章”，自是一脉相承。
其二，这一模式承继但又大大地超越了日常的维稳模式，日常维稳所针对的各种异己人士，包括访民、积极分子、异议人士等等，当然会首先面临着被上岗、被旅游、被约谈等程度不一的管控措施，但是，相比日常维稳模式只针对特定群体，这一模式大大地扩张了管束物件，如深圳大运会期间，就列出了八类“治安高危人员”，并最终驱逐了8万余名上述人员。进而，这一模式之下，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不能幸免地处在被监视、被约束，被迫服从的状态之中。
超越过往的维稳模式
大规模使用体制直接支配的强制力量，对社会有相当深度的动员，扩大管控对象、进而针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监控，以上三端，使得这一模式超越了只针对特定群体的维稳模式，更像是无差别地针对所有成员的局部戒严状态。
自市场化以来，公社制和单位制逐渐崩解，体制失去了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直接控制，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也随之形同虚设，对此，体制主要依靠维稳体制加以弥补，通过将极少数异己分子识别出来，并加以预防和管控，以达到维稳的目的。从常态来看，伴随着长期的经济发展，这一措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随着市场化新社会群体的迅速成长，维稳体制也有其根本弱点：对于体制而言，新社会群体与自由化观念相结合，在特定时机出现大规模聚集、重现当年天安门学生运动式的场景，是其最大的心病，而常态维稳方式，并无法应对突发的大规模聚集。
奥运安保模式的出现，一直到现在的G20安保，从根本上是为了应对这一情况。通过这一模式，不仅可以大规模地运用军队、武警、员警等强制力量，迅速弭平事态，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这一模式，还可以动员和组织亲体制的社会群体，扭转自市场化以来体制日益失落的控制能力，奥运安保之后，“首都治安志愿者”并未退场，而是继续发展，如今名声大噪的“朝阳大妈”，正是由此演化而来，并成为了体制的拱卫力量。最后，通过这一模式，还可以对几乎所有社会成员进行无差别的监控、威慑，既可以提前降低社会运动出现的可能，也可以在非常时期吓阻社会成员的大规模参与。
专政体制对“颜色革命”有高度恐惧
如此，体制试图通过这一模式，有地效应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突发聚集。而从2008年奥运之后的每逢大事必然采用来看，这就是一次对该模式进行的实体演习，既锻炼了队伍，也对社会进行了压力测试，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在现实中，这一模式也并非没有用武之地，2008年拉萨“3.14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西藏和新疆地区均出现了与此类似的局部戒严状态，不用怀疑，一旦内地出现类似的事件，过去西藏和新疆曾经出现的局部戒严也必然登场，如今的G20安保，无非是在为此进行演习和准备。
体制对“颜色革命”异常警惕，并由此在意识形态领域、维权领域、NGO领域持续升高压制的力度，最新的天津审判中，再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一点。不过，对于体制的这一用心，一般社会公众难以察觉，许多自由化知识份子则难以接受，而更倾向于将体制的这一警惕，看成是为了压制社会，而寻找到别有用心的藉口，然而，阿拉伯之春的骤然出现，表明一个持续性地压制权力，并系统性地攫取输送利益的体制，无论其防范得多么严，大规模突发聚集仍可能不期而至。
对于专政体制来说，“颜色革命”既是其挥之不去的恐惧，而从民间对G20安保的各种怨言来看，当下为了挽救这一命运的努力，却可能最终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