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民主要居住区图
2015年12月1日，即全球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Michel Sidibé）在南非呼吁各国对终止艾滋病传播行动加快步伐。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称，目前全球有1580万艾滋病感染者在接受治疗，另有2110万人尚不能获得治疗机会。同时，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称目前全球有1700万人不知道他们是HIV携带者。针对在2030年消除艾滋病传播这一目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表示各国政府需要加大对HIV预防、检测和治疗服务的投入。 i
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声明的同时，藏人行政中央（CTA）卫生部宣布将携手国际医学专家学者，为社区民众普及艾滋病知识，联合对抗艾滋病传播。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还邀请美国非营利组织艾滋病教学团体（Teach AIDS）前去达兰萨拉进行交流。关于流亡藏人社区的艾滋病感人者数量，流亡政府议员、同时也是非政府组织——选择：AIDS/HIV倡议的创始人洛桑益西（Lobsang Yeshi）在2013年发表的文章《流亡藏人社区中的HIV/AIDS：认识与面临挑战》中指出，印度、尼泊尔流亡藏人社区的艾滋病感人者、HIV携带者的人数已经超过120人，由于许多感染者直接选择在印度医院进行就诊，而不在藏人社区医院进行登记，因此流亡藏人社区中实际艾滋病感染者数量可能要更高。ii
在14万流亡印度、尼泊尔的藏人社区中的艾滋病感染者数量在2013年已经超过120人，iii那国内包括西藏、四川、云南、青海、甘肃部分藏区在内的艾滋病感染者数据是多少？目前民间组织工作者难以从政府公开信息中获得有效数据，同时官方媒体在报道上的信息披露不及时，因此本文根据国内医学工作者有关藏区艾滋病感染者数量进行比较分析，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本文涉及数据大多来源于藏区疾病控制中心医学工作者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他们提供的信息对外界了解藏区的艾滋病疫情有借鉴作用。
1993年，西藏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感染者是一名赴拉萨的尼泊尔人，该感染者在1993年6月28日由拉萨卫生检疫局检测出。iv媒体报道称西藏自治区的首例藏人艾滋病感染者被发现于2003年。西藏自治区卫生防疫站与拉萨市人民医院的科研人员在《中国艾滋病性病》2004年8月10卷第4期发布《西藏自治区首次发现藏族HIV感染者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指出，2003年6月9日，拉萨市人民医院发现2例抗HIV-1阳性者，同年在西藏3家医院收集的无关联的833份血清中也发现一例抗HIV-1呈阳性病例。v
报告称，2003年7月，西藏自治区卫生防疫站开始对HIV感染者与家属进行流行病学跟踪调查，并确定的4例HIV感染者，其中包括一对母子HIV携带者，被检测出的女子33岁，育有1子和2女。受感染女子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人，在西藏自治区已经生活15年，发病前在尼泊尔居住了6年。她的丈夫也是藏族人，拥有尼泊尔国籍，其丈夫已经在2003年4月死于艾滋病。被检测出HIV的女子于2003年5月经过樟木口岸抵达拉萨，随后在检测中发现她和5岁的儿子都是HIV携带者。防疫站在833份血清样本检测到的感染者是名男性，35岁，卫生部门未能跟踪到关于该男子的其它信息。另外一名被检测出的感染者是一名夏尔巴人，22岁，该感染者信息由西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报告，女子来自西藏自治区，有部分亲友在尼泊尔。尽管部分国内媒体称西藏的首例HIV感染者发现于2004年，但是根据《西藏自治区首次发现藏族HIV感染者的流行病学调查》的报告，首例藏族HIV携带者被检测出的年份应该是2003年。
根据《中国艾滋病性病》2015年8月第8期最新研究信息表明，2004-2013年期间，西藏自治区10年内总共发现了253例感染者，病例已经覆盖西藏自治区7个地市，感染途径主要以异性传播为主，占据疫情报告总数的93.7%，且男性发病多余女性。在职业分布上，西藏自治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主要包括无业人员（58人）、干部（47人）、农牧民（28人）为主。在地域分布方面，拉萨地区是西藏自治区艾滋病感染者报告数量最多的地区，病例人数达到62人。vi
这份名为《2004-2013年西藏艾滋病疫情分析》研究报告由西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小尼玛、嘎日、达瓦桑姆共同完成，报告称西藏自治区的艾滋病传播主要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93-2002年，这期间西藏自治区的艾滋病传播主要以外来人员传播为主，尤其是以外国去西藏旅游的游客和娱乐场所的性工作者为主体。第二个时期是以2003-2007年期间，这期间是艾滋病在西藏境内的传播期，主要发现的感染者来自娱乐场所的服务人员、吸毒人员、性病门诊就诊人员。第三个时期即是2008-至今，目前西藏自治区的艾滋病传播已经覆盖全区7个地市，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2007年6月，中国官方主动公布西藏艾滋病感染者人数从2006年的30人上升至2007年的41人。在2008年拉萨3.14事件后，外界较难获得西藏自治区每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数量。因此最新发表的学术论文《2004-2013年西藏艾滋病疫情分析》成为外界不可多得的了解西藏艾滋病传播信息窗口。报告称2004-2013年10年期间西藏自治区艾滋病病例报告分别是：2004年（6人）、2005年（11人）、2006年（10人）、2007年（12人）、2008年（32人）、2009年（13人）、2010年（26人）、2011年（48人）、2012年（38人）、2013年（57人）。尤其是2010年后，西藏自治区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每年呈现急剧上升趋势。
2013年，西藏自治区已发现25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藏族人占49.80%，即253名被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中，126人是藏族人，其它民族分布包括汉族98人，彝族15人，以尼泊尔国籍为主的外国人士4人，另有10名感染者的民族或国籍不详。在253名艾滋病感染者中，除了拉萨地区有62人外，日喀则地区有25人；林芝地区17人；那曲地区15人；昌都地区和山南地区合计28人，阿里地区病例报告最少，仅仅在2005年间发现2例娱乐场所工作者感染HIV。这些感染者中83人是在医院住院时候就诊发现感染HIV，另有51人通过自愿咨询检测发现的；在性病门诊就医发现的数量是35人，通过其它渠道（阳性者配偶或者伴侣、羁押场所、无偿献血人员、专题调查、娱乐场所、新兵体检、出入境人员体检、婚检、孕产检）等发现84例感染者。
2014年12月1日，西藏新闻网报道称2014年1-11月期间，西藏自治区新发现的病例达75例，男女比例是2：1，21-50岁的青壮年艾滋病感染者达到81.08%。根据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的龚学红、索朗卓玛、李桂蓉在《西藏医药》2015年第36卷2期发布的《西藏艾滋病治疗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和措施》一文信息，截至2014年11月20日，西藏自治区疾病控制中心统计发现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已经上升至331例。vii
以上是西藏自治疾病控制中心科研人员统计的数据，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四川藏区的艾滋病情况。根据《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3年第19卷《四川藏区首例HIV感染者的发现与调查分析》信息，2002年9月29日，中英性病艾滋病合作项目在甘孜州监测组检测出第1例艾滋病感染者，被查出感染者是一名24岁的甘孜县藏人。该患者在医院就诊时被怀疑患有“结核性胸膜炎”，经检测时是名艾滋病携带者。同时经过官方调查发现，该患者在成都停留期间，因为结识来自凉山的彝族朋友而染上吸毒习惯，并采用静脉注射。在聚众吸毒的同伴中，还有另外5名来自甘孜县的藏族人，2名来自石渠县的藏族人。该感染者还承认2001年4-10月在成都停留期间，经过彝族朋友介绍在歌舞厅、夜总会先后与15名暗娼进行无保护措施性行为，该感染者已经被纳入甘孜州卫生系统纳入长期跟踪观察病例。viii
甘孜州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研究员谭勇、张晓峰在《中国实用医药》2011年8月第6卷的《甘孜州报告144例HIV/AIDS病例分析》研究报告中指出，截至2010年12月份底，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已经上升至144例，死亡人数23人。感染途径以性传播为主，从2002-2010年期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分别是：2002年（1人）、2003年（1人）、2004年（6人）、2005年（9人）、2006年（24人）、2007年（17人）、2008年（25人）、2009年（28人）、2010年（33人）。在年龄分布上，甘孜州发现的144例艾滋病感染者117人年龄集中在20-39岁期间，年龄最小的仅18岁，年龄最大的是57岁。《甘孜州报告144例HIV/AIDS病例分析》报告还指出，甘孜州已发现的感染者中，男性占据72.22%，男女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是2.6：1。ix
尽管在2010年底甘孜州的艾滋病感染者数据是144人，但根据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大开发研究院一份名为《藏区艾滋病感染及防治考察报告》内部研究信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2011年10月底增加到148例，2012年11月则为 213 例。可见该报告分析2012年甘孜州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呈剧烈增长趋势。《藏区艾滋病感染及防治考察报告》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君撰写，遗憾的是作者在长达16页的报告中并未标注数据引用来源，因此其报告内容数据准确程度有待考证。尤其文中提到“另据炉霍县地方官员称，2011年炉霍县艾滋病感染者 200 人左右，2012 年已经达到了 500 人”。由于缺乏严谨的数据引用标注，该数据仅供读者参考。x
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时间是2002年，四川阿坝疾病控制中心科研人员曾凯于2007年在《预防医学情报杂志》上发表《2002—2005年四川省阿坝州暗娼艾滋病行为调查》指出，阿坝州2002年开始艾滋病综合监测，并于当年在暗娼中检出首例HIV感染者。该研究还指出，在阿坝州部分县服务场所中调查1238名暗娼(2002年145人，2003年363人，2004年363 人，2005年367人)中，调查显示阿坝州虽属藏区，但暗娼86.28％属外地汉族，只有13.2％的少数民族。xi
关于阿坝州感染者数量，根据阿坝州疾病控制中心研究员鄢碧蓉于2006年8月在《现代预防医学》发布的《监狱在押人员HIV感染情况调查》文章信息，阿坝州在2005年对全州的监狱在押人员进行了艾滋病检测。到2005年9月，阿坝州疾病控制中心对3674名在押人员检测中，发现49例阳性HIV携带者，另有25人为HIV-抗体阳性。HIV-抗体阳性者均为吸毒且有静脉注射史人员。分布年龄在21-51岁之间，青壮年占88%。xii
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大开发研究院的《藏区艾滋病感染及防治考察报告》内部报告中，报告称阿坝州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到2006年6月有40例，到2011年10月增至115例。”该报告的数据认为2006年6月有40例，而阿坝州疾病控制中心研究员鄢碧蓉的研究认为2005年在监狱的检测中已经发现49例，同样由于川大的内部报告没有披露信息来源渠道，在2011年10月阿坝州的艾滋病感染者数量115例的说法也难以确认。2015年12月1日，《四川日报》称四川省艾滋病感染者目前已经达到77777人，因此不排除四川的藏族艾滋病感染者人数也呈现惊人的数字。
中国云南在1989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南方都市报》称，截至2014年10月31日，云南艾滋病感染者已超过10万例，该省在2014年累计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79915例，另有死亡23316例。人民网在2015年11月30日报道称，云南近5年的新增艾滋病感染者数量基本稳定，2015年1-10月期间全省报告的新的感染者9768例子，死亡2283例，但是官方的报道中没有指出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艾滋病发病和死亡数据。
科研文献显示，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于1997年在吸毒人员中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云南省迪庆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董文武2013年在《卫生软科学》04期发表《迪庆州不同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调查分析》文章称，2003年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感染者人数呈现上升趋势，为控制艾滋病疫情，云南迪庆政府从2004年开始实施了防治艾滋病“一办法、六工程”，并从2005年开始先后展开三轮艾滋病防疫工作。xiii
董文武在《卫生软科学》2013年第1期发表《云南省迪庆州2006-2010年艾滋病疫情分析》报告称，迪庆州2006～2010年期间共报告MDS／HIV71例，男性41例、女性30例；地区分布：香格里拉县、德钦县、维西县分别报告30例、34例、6例；年龄分布：25～34岁组占42．25％，35～44岁组占33．8％：经静脉注射吸毒感染占19．72％、经性接触途径感染占64．79％。其研究结论是迪庆州2006～2010年期间艾滋病疫情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旅游业发展较快的香格里拉县疫情增长势头迅猛，报告AIDS／HIV男女性别比逐年趋近于1：1，主要集中于25～45岁性活跃人群，经性接触途径传播的比例逐年增大。需要强调的是，董文武在文章中强调研究的迪庆州的感染者人数中，并没有对71位感染者的民族身份进行说明，因此目前关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藏族人被感染艾滋病数量外界尚难以获得更加详细的研究信息。 xiv
有关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艾滋病感染者数量的更多研究，香格里拉县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杨翠芬的《云南香格里拉县近五年来艾滋病发病趋势及其预防效果》一文中指出，香格里拉县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总共发现了56例艾滋病感染者，其中男性33例，女性23例，本次研究中藏族人占22例。xv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丽等发表的《维西县2008-2012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管理分析》一文中指出，1997-2012年间维西县的艾滋病感染者总数达138例，其中死亡16例，失访22例，该县总人口大约15万人，生活着包括纳西、傈僳族、汉族、白族和藏族居民，但是作者也没有对138名感染者中藏族人所占比例进行说明。
关于甘肃省的艾滋病感染情况，甘肃省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发现于1993年。根据甘肃省卫生厅厅长王晓明在2009年11月3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中披露信息，截至2009年10月31日，甘肃省的累计HIV感染者是904例，其中死亡144人，2009年1-10月新发现HIV感染者数量222例，比2008年同期上升39.38%。关于2009年甘肃省藏区的艾滋病感染者数量，王晓明厅长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艾滋病的感染者数量是9人，但是王晓明并没有提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这9名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是否是藏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张宁与海南省社科联合会的李亚琼在《艾滋病在低流行地区之传播趋势与对应策略—来自甘肃省的调查报告》中指出，2011年底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人。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感染者人数超过20人。与临夏地区感染者多为静脉注射相比较，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感染者主要是通过性传播方式感染。同样，该报告中也没有披露2011年底甘南的20多名感染者中藏族人口的比例。xvi
令人担忧的是，根据《兰州晚报》在2015年11月30日的报道文章，截至2015年10月底，甘肃省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已经上升至3274人，其中死亡507人。2015年1-10月期间，甘肃省新报告HIV携带者和病人人数是749人，与2014年同期比较增加了36.9%。报道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曲玛县是全省尚未发现发现感染者的3个县之一，另外两个是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但通过报道我们可以推断，目前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7个县内，艾滋病传播已经覆盖临潭、卓尼、舟曲、迭部、碌曲和夏河县，所以甘南藏族藏族自治州和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藏族人目前也面临艾滋病的侵袭。
最后探讨一下青海藏区的艾滋病感染情况，医学界普遍认为，青海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发现于1998年。青海疾病控制中心的樊明与人联合发布的《青海省艾滋病报告疫情分析》指出，1998-2010年期间青海总共感染艾滋病者人数为317人。新华网在2014年世界艾滋病日的系列报道中指出，青海省艾滋病疫情呈快速上升趋势，2011年增加100名感染者，2012年增加200名，2013年增加近300名感染者。而《西宁晚报》在2015年10月30日报道称，从青海省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至今，青海省目前已经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178例，死亡197人。
关于青海省藏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青海省艾滋病报告疫情分析》报告分析1998-2010年期间，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感染人数是4例；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感染者是61例；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感染者数量是16例；海南藏族自治州感染者是12例；果洛藏族自治州6例；黄南藏族自治州10例。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此报告推断，截至2010年为止，青海的6个藏族自治州全部发现艾滋病感染者，感染者总数是99例。在民族成分方面，该报告称，截至2010年青海发现的藏族感染者人数是26例。xvii
根据青海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医学动物防制》发表的《青海省2011年艾滋病流行特诊分析》一文中，报告称青海省在2011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165例。6个藏族自治州在2011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分别是：玉树8人、海西12人、海南5人、果洛2人、黄南5人、海北1人，6个藏族自治州2011年内增加了33名感染者，其中藏族人占18人。xviii
有关青海藏区感染者信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疾病控制中心李承宁于2009年8月发布在《疾病监测》中《1999-2008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性别、艾滋病疫情分析》报告称，黄南藏族自治州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发现于2004年，首例患者来自偏远牧区同仁县，感染者在义务献血检查时被检查出感染艾滋病。到2009年底，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已发现艾滋病感染者6例，其中5例感染者通过性传播感染（包括1名同性恋），1人经过吸毒静脉注射感染。在民族成分中，6名感染者藏族人占3人，其余感染者回族、汉族、彝族各一例。报告还指出，感染者年龄都在20-29岁期间，无业人员4例，牧民2例。其中一名25岁的男性藏族感染者的性伴侣多达13人。1例藏族女性感染者自2008年8月开始与固定性伴侣接触，2009年1月被感染，2009年6月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
报告还称，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1999-2008年期间总共发现了6种性病989例，其中牧民发病573例，农民发病217例，干部77例，服务行业人员41例。藏族人占837例，占总数的84.63%。报告称性病、艾滋病已经成为青海边远牧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991年黄南州同仁县瓜什则乡藏族牧民患病率达13.06%，2004年青海边远牧区藏族人群性病流行病学调查患病率26.3%，均高于青海全省的其它地区。xix
以上的信息是基于学术期刊公开发表有关西藏自治区和四省藏区中有关艾滋病疫情传播、感染者人数的部分信息。据一些民间艾滋病工作者人士信息，藏区青年人中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呈急剧上升趋势，甚至出现一些艾滋病感染者不被社区接纳、被歧视和污名化的现象。2008年3.14后，藏区的诸多社会问题都被贴上政治化的敏感标签。在包括美国国际发展援助署（USAID）在内的海外机构逐年消减对中国的发展项目预算后，以前支持藏区民间机构发展的资源也逐渐枯竭，民间工作者也因资源匮乏而鞭长莫及，许多藏区原先从事社区服务的草根组织也濒临消失。
本文同时强调西藏自治区首例藏人艾滋病感染者的疫情，以提醒海外流亡藏人社区的朋友，西藏自治区被发现的首例藏人艾滋病感染者曾在尼泊尔生活6年，其丈夫也在2003年死于艾滋病。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流亡尼泊尔、印度的流亡藏人社区中早在2003年前已面临艾滋病的侵袭，流亡社区的藏人感染艾滋病时间甚至可能早于西藏自治区发病时间，流亡印度、尼泊尔的艾滋病感染者目前数量可能远超过洛桑益西先生在2013年公布的120人数据。然而境外非政府组织在谈及藏人社群人权问题时，却很少有机构谈及公共健康权利，在艾滋病的威胁下，海外的藏人社群、流亡藏人政府、非政府组织也可以考虑将保护藏人的健康卫生权利纳入长期关注的议题。
通过整理西藏自治区、四省藏区的艾滋病疫情资料，我也想向国内的藏汉朋友呼吁一定要正视藏区的艾滋病防疫问题。除了藏区各地疾病控制中心已经检测出的感染者数量外，还有大量未能被检测出的HIV携带者和感染者，实际感染者数量可能远高于被检测出感染者人数。如四川甘孜州稻城县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尹东翔等发布的《四川甘孜州稻城县HIV感染者情况分析》一文中称，稻城县在2007年已经发现11例艾滋病感染者，其中藏族感染者10人，汉族1人。文中称“世界卫生组织医学专家认为，每发现1例HIV感染者，就有25例感染者没有被发现”。有医学专业人士认为，发现感染者与未发现感染者的数量不一定是1：25，各地的环境、传染途径的差异都会导致不同的比率，一般认为发现的感染者和未发现的感染者比率在1：5。我们即使保守地依照1：5的比率来推算目前藏族的潜在感染者数量，其数据也是令人相当吃惊。
最后，我也想借此呼吁藏区各地主管卫生的部门，如果我们不正视艾滋病可能对社会的危害，过低估计艾滋病对民族、社群的伤害，艾滋病传播对藏人社群可能带来毁灭性打击。政府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艾滋病疫情披露方面还做得不够，尤其具体到各区、县每年感染者总数和新增人数，艾滋病疫情信息不应该被纳入“涉密”信息，政府应该及时公布藏区的疫情信息，并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及时公布疫情，亦可提升公众对艾滋病危害程度的认识。中央政府也需加大对藏区艾滋病防治的资金投入，汇集民间非政府组织、宗教领袖、社群的共同力量共同对付艾滋病在藏区的蔓延，只有及时行动，才能避免艾滋病在藏区引发的潜在公共卫生危机。
注：
i . UNAIDS：On World AIDS Day 2015, Executive Director of UNAIDS calls on countries to quicken the pace of action.
ii . Lobsang Yeshi，HIV/AIDS in the Tibetan diaspora：Recognizing and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Tibet Sun, 3 June 2013.
iii . 14万数据采用中国侨办的统计数据，见《境外藏胞寄人篱下 故土难回乡愁常在》，《中国西藏网》，2014年7月10日，居住在尼泊尔、印度的藏族人数量因统计方法不同可能有差异。
iv . 白玛曲珍、索朗卓玛、木月萍，《西藏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检测报告》，拉萨卫生检疫局，1994。
v . 玉珍拉措、德吉曲珍、多吉旺姆等，《西藏自治区首次发现藏族HIV感染者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国艾滋病性病》，2004年8月10卷第4期。
vi . 小尼玛、嘎日、达瓦桑姆，《2004-2013年西藏艾滋病疫情分析》,《中国艾滋病性病》，2015年8月第8期.
vii . 龚学红、索朗卓玛、李桂蓉，《西藏艾滋病治疗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和措施》，《西藏医药》，2015年第36卷2期。
viii . 戈德崇、柳锡云、胡志林、刘远夏、陈小华、何志强、覃勇，《四川藏区首例HIV感染者的发现与调查分析》，《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3年第19卷。
ix . 谭勇、张晓峰，《甘孜州报告144例HIV/AIDS病例分析》，《中国实用医药》，2011年8月第6卷。
x . 徐君，《藏区艾滋病感染及防治考察报告》，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大开发研究院内部资料，2013年11月。
xi . 曾凯，《2002—2005年四川省阿坝州暗娼艾滋病行为调查》，《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7年12月。
xii . 鄢碧蓉，《监狱在押人员HIV感染情况调查》，《现代预防医学》，2006年8月。
xiii . 董文武，《迪庆州不同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调查分析》，《卫生软科学》，2013年04期。
xiv . 董文武，《云南省迪庆州2006-2010年艾滋病疫情分析》，《卫生软科学》，2013年01期。
xv . 杨翠芬，《云南香格里拉县近五年来艾滋病发病趋势及其预防效果》，《卫生与健康》，2015年2月。
xvi . 张宁、李亚琼，《艾滋病在低流行地区之传播趋势与对应策略—来自甘肃省的调查报告》，社科院网站，2013年11月29日。
xvii . 樊明，《青海省艾滋病报告疫情分析》，《现代防疫医学》，2013年第40卷第8期。
xviii . 李积平、樊明等，《青海省2011年艾滋病流行特诊分析》，《医学动物防制》，2013年4月。
xix . 李承宁，《1999-2008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性别、艾滋病疫情分析》，《疾病监测》，2009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