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毫无疑问地就是法西斯制度，它仍然是这样的制度，
根本无法改变。
———列•达•兰道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遇袭，身中六刀，背部伤口最长达十六厘米，伤及胸腔，脚部伤及主要神经。刘进图被送入医院时，一度生命垂危，经过数小时的抢救，终于从鬼门关上活过来。香港媒体用“被斩”这个词语形容刺杀严重性与残酷性：“斩”，乃是直取人的性命，凶手经验娴熟，先砍断受害人之双腿，再刺入其背部，不像是要留下活口的样子。香港著名评论员林行止说，虽然他无法妄断刘进图遇袭的因由，「不过，任何恩怨，招来如此暴戾残酷的刻意伤杀，笔者何止震惊？真是发指！」
事件发生之后，《明报》的报头转以黑色刊印，并发表社论指出，「昨天是香港新闻界最黑暗的一天」，凶徒在光天化日之下闹市行凶，是「公然挑战法治社会」。《苹果日报》在题为「再锋利的刀也灭不了我们的声音」的社论中指出，「我们没有退让的余地」，因为新闻和言论自由是香港的生命线，必须好好守护，以确保香港不会枯萎凋谢。「不管是威逼利诱，不管是锋利刀刃，都不可能令我们灭声，都不可能令香港灭声。」
凶案发生，震惊世界。国际媒体广为报道，美国和欧盟亦发表声明表达关注。而据中国的传媒人士私下表示，中宣部迅速下达了“死命令”：《明报》前总编刘进图遇袭受伤一事，各媒体一律不得报道。中央级大报刻意回避，即便有只言片语的报道，也大都不提及刘进图作为《明报》前主编的身份；相对开明的地方报纸，如广东《南方都市报》、上海《东方早报》及北京《新京报》等，均没有报道此事件，尤其是有港澳专版的《南都》亦未予报道，更是耐人寻味。偏偏是享有特殊的“言论自由”的极左立场小报《环球时报》，在评论中信口雌黄，将凶徒轻轻放过，反倒批评「有香港反对派人士……暗示刘因得罪高官而遭此不幸，这样毫无根据地在舆论中给案件提前定性应当受到谴责」、指责有人「利用刘进图的敏感身份放大凶案效果，制造困惑，搞乱香港」。此评论让人不能不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联想。
刘进图为何遭遇“灭口“之灾？
刘进图为人温和，业界多名人士均表示，难以想象刘是因私怨而受袭。刘进图刚被解职不久，在香港的新闻自由环境急剧恶化的大背景下，很多人估计，刘进图遇袭是因为《明报》排出记者参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揭发中共太子党海外财政网络的调查。其公布的密档显示，至少有五名中共中央政治局现任或前任常委的亲属曾在库克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公司，包括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温家宝的独子温云松和女婿刘春航，以及胡锦涛、邓小平、李鹏等人的家族。
关于习近平家族的部分，文件显示，习近平大姐齐桥桥的丈夫邓家贵，是地产开发商，还投资过生产手机和电子设备的稀有金属。邓家贵曾与地产商李华和李晓平兄弟合伙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卓越通力地产发展有限公司（Excellence Effort Property Development），邓与李氏兄弟各占一半股份。这些材料与此前美国彭博社关于习近平家族拥有数亿美元财富的报道相吻合。
据报道，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调查组中，除了来自香港《明报》、台湾《天下》杂志、德国《南德意志报》和汉堡“北德电台”的记者外，最初还有中国媒体的记者。调查开始几个月后，该中国媒体便被迫撤回其工作人员，因为中国当局对其发出警告：不得对这一有恶劣影响的事件进行任何报道。一位中国记者在退出时解释说：“有证据显示我们的报道人员正被密切监视，而且当局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措施。”
早在刘进图被解职之际，曾为中共香港地下党重要人物、后来弃暗投明的梁慕娴，在名为《一个推想》的文章中分析说，刘的去职很可能与《明报》参与此项调查有关。作为总编辑的刘进图决定《明报》参与此项调查，而在中国大陆政经关系极为深厚的《明报》老板张晓卿事前并不知情。当张晓卿获知此事后，必定承受中共很大的压力以至不顾员工和舆论的反对，对《明报》高层作出重大调动，派出亲信，空降而来，严格把关。对此，梁慕娴的推论是：“刘进图及参与此事的员工们是为了协助找出中国共产党已经腐败到最高顶层的证据而作出了伟大的牺牲。……这件事也说明现今的国际事，中国事，香港事常常缠绕在一起，我们观察事情不能只看着香港本土，要放眼世界，监督中国，才能看出关键的焦点。”此一高屋建瓴的论述，洞穿了扑朔迷离的事态背后的真相。
不过，梁慕娴在撰写此文之时，所指的“牺牲”仅仅指刘失去总编辑职位，她绝对没有想到刘会“被斩”，差一点真的“流血牺牲”了。一般人会推测，既然刘进图已遭撤换，不能继续左右《明报》报道的路向，换言之，他已是一个“无害之人”，为何有关势力还要对他步步追杀？原因其实很简单：或者是因为他有可能掌握更多的、尚未发布的材料，被揭露者一定要阻止这些材料进一步曝光；或者是因为他参与调查的行径让“北大人”龙颜大怒，下令必须给予更严重的惩处，才能对香港新闻界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刘进图被斩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总监Gerard Ryle立即发表了一份声明：「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在得悉刘进图受暴力袭击后，感到震惊。刘进图是香港《明报》前总编辑，而《明报》是（侦查离岸公司秘密资产的）伙伴媒体。我们慰问刘进图及其家人，为他们祈祷，并希望当地警方能尽早缉凶。不少人猜想袭击动机。我们并未察觉有任何证据，把《明报》跟ICIJ合作侦查离岸公司秘密资产，连系上是次袭击。然而，这个猜想，反映很多香港媒体在一连串新闻自由受威胁下，感到实在的关注和忧虑。……我们能够跟一位勇敢的报章编辑合作，生产这么重要的报导计划，实在感到自豪。」该声明措辞谨慎，却并不排除此案的发生与调查报告之发布之间的因果关联。
日光之下无新事。在此案件告破之前，人们无法确定刘进图被斩与《明报》调查中共顶级高官家族贪腐这两件事具有必然联系，但从常理和常识推论，人们可以明明白白地知道，此事件背后必定有一双隐藏得很深、很深的黑手。香港本地的黑社会，不会有动机和胆量犯下此惊天大案，一定有更黑的势力在指挥和操纵。香港的黑社会，一般是“盗亦有道”，不会随意屠戮无辜者；唯有北京中南海里的那个黑社会及其教父，才是“盗且无道”，因为他们的权力帝国，就是踩踏着千万人的尸体建立起来的。
江南之死化作“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刘进图被斩，堪称“香港版的江南案”。江南案发生在美国，在美国执法机构强大的侦查能力之下，案件最终水落石出；刘进图案发生在香港，香港警察早已不是“英国皇家警察”，成了中国公安之一部分，打压民众的抗议绰绰有余，侦破此类线索延伸到北京的大案则无能为力，所以此案真相大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多就是抓捕几个香港本地黑社会的喽啰来顶罪。
将江南案与刘进图案对比，因为国共两党都是仿照苏共而建立的独裁政党，故而其维护权力、维护独裁者的面子和尊严的手法，皆有相似之处。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旧金山家中遇刺身亡。行刺者为台湾情治机构指使的竹联帮首任总堂主陈启礼及其两名手下。案件内情曝光后，美方震怒，蒋政权在国际上颜面扫地。后来，中华民国方面虽然承认江南案为其情报局官员主使，但仍强调本案乃情报局官员独断专行所致，非高层授意，并逮捕和审判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等人，以平息舆论的压力。
当时，坊间普遍认为，蒋家第三代接班人之一的蒋孝武，可能是江南案的主谋，但并无确切证据。不过，蒋孝武因此被外放为驻新加坡大使，从此失去接班的机会。台湾之政局因而丕变。
据时任国安局长的汪敬煦的回忆录记载，蒋纬国似乎也涉入此案。陈启礼由江湖大佬摇身一变为特务爪牙，蒋纬国是知情人：“民国七十三年元月，政府决心清除流氓……陈启礼试图投靠情治单位藉以脱罪，于是找上曾任老总统侍从、与官邸关系颇深的情报局局长汪希苓……陈启礼想了一个点子，于七十三年六、七月间，由陈立夫和蒋纬国作东，邀请我、警备总司令陈守山、汪希苓、调查局长阮成章等人聚餐。”好个黑白两道把酒言欢的场景。
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坚称，丈夫之死必然与蒋经国有关：“刘宜良因着《蒋经国传》且即将动手写《吴国桢传》，而被蒋孝武指使情治单位派人所杀害。”蒋孝武则是受蒋经国的指使行事，他当然不会把老爸供出来。而台湾作家杨青矗根据汪希苓服刑时享有的优厚待遇，以及数字当事人对主谋者身分地位的推测，亦认为事件的主谋是蒋经国本人。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将蒋经国描绘得极为不堪，且宣布还要撰写蒋经国的仇敌吴国桢的传记，蒋经国心中早已对他动了杀机。蒋经国长期执掌安全部门，安全部门的官员个个都能揣测领袖的心思意念。不必等领袖下令，他们就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以，即便不是蒋经国亲自下达了暗杀江南命令，至少可以说，这个暗杀计划符合蒋经国的想法。
然而，蒋经国未曾料到，江南虽然丧命，江南案引发的波澜却让他和他的政权受到沉重打击。曾身陷文字狱的台湾作家柏杨指出，蒋氏家族的独裁暴政直到江南案后才告终结。江南奉献生命与鲜血，「化作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证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的政权，已堕落为赤裸裸的多行不义的权力。」柏杨说，「江南之死，引起整个政权溃散的骨牌效应。」、「江南是最后被害者，以后蒋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没有机会重犯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独裁政权轻率地启动暗杀行动，其结果往往得不偿失。
红色恐怖是习近平的灵魂底色
既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自苏共脱胎而来，那么他们多少都继承了苏联政权的暗杀传统。苏联理论物理学派的创始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列•达•兰道，就曾直接斥责苏联政权是“法西斯”，并将国家领导人称为“罪犯”，他说，“我能相信谁？相信刽子手吗？”
从列宁、斯大林以下，苏联当局就擅长于“从肉体上消灭国家的敌人”，克格勃内部专门设有一个从事恐怖暗杀行动的特别处，他们以杀人来建功立业，其暗杀的范围遍及全球。一九二一年，在中国开枪打死奥连堡哥萨克军首领亚•杜托夫；一九二二年，在保加利亚杀害沙皇将军波克罗夫斯基；一九二六年，在巴黎杀害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领袖彼特拉留。而最轰动世界的事件，还是斯大林派遣杀手残忍地刺杀了流亡南美的托洛茨基，去除了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颇具影响力的心腹大患。二十年之后，凶手“荣归”莫斯科，被授予英雄勋章。
中共从事暗杀活动的频率，虽比不上苏联，却也留下诸多仍然是谜的案例。比如，李志绥出版《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之后宣布要写作第二本书，一向身体状况良好的他，不久即在家中离奇死亡；中功创始人张洪堡一度是中共座上宾，流亡美国之后参与反共活动，随即死于一场神秘的车祸；而叛逃美国的中共国安部门高官俞强声，据说后来也遭到中共特工的暗杀。
在香港，中共策划暴动及暗杀，亦有悠久的历史。一九六七年，中共地下党掀起“六七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来的暗杀、炸弹放置和枪战。暴动期间，最少造成包括十名警员殉职在内的五十一人死亡。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在节目中强烈批评左派的暴力行径数日后，他与堂弟遭人投掷汽油弹烧死，被认为是“六七暴动”场面惨烈与言论自由受影响的标志性事件。
近年来，暴力摧残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事件，在香港更是层出不穷：《壹周刊》总编刘天伟被斩断右手、《翡翠》杂志作家慕容公子背部被砍、商业电台主持人郑经翰脚筋被挑、《阳光时务》老板陈平街头遇袭、壹传媒老板黎智英家遭撞闸放刀斧、《苹果日报》发行商勤力徳老板被斩……所有的案件无一侦破。到了刘进图惨案发生，越来越多香港人才猛然意识到，如今的处境已是“今日灭声，明日灭口”。
香港处境的恶化，是习近平强势政策的直接结果。自十七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后，习近平即以储君身份执掌处理港澳台事务的大权。在毛时代度过青春时代的习近平，并非毛时代的受益者而是受害者，但毛时代残酷的斗争哲学，深深的浸透在他的血液里。习近平有一种从毛那里获得的冒险主义的激情和突破一切道德、伦理及法治底线的蛮劲。习近平看不起按部就班、垂拱而治、恪守技术官僚的理性主义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他要大干一场，所谓“大乱才有大治”。那么，在这盘大棋局中，杀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习近平的手下把握了主子的性情与思路之后，纷纷投其所好，在各个方向强势出击——包括丧心病狂地打压香港民众的民主诉求。斩杀刘进图，就是他们恐吓香港人的一个关键步骤。习近平未必亲自下达了杀人命令，但他强横的施政风格必然导致此事件的发生。主导此事件的，不会是懵懵懂懂的中级、低级官员，更有可能是与习近平非常亲近的智囊团和秘书班子，恼羞成怒的习近平家族成员，以及安全部门的高级主管。只有他们才敢下此决断，他们不会不知道此事件将对香港社会造成何等巨大震撼和反弹，但他们仍要一意孤行，因为他们除了杀人以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止我出版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的，与扑灭关于太子党海外资产报告的，是同一双看不见的黑手。从香港晨钟书局总编辑姚文田被骗到深圳诱捕，到《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被斩，有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贯穿其间。我曾受到活埋的恐吓，以及成为“美国版的江南案”的“主角”的威胁，在中共的黑名单上，我与刘进图是名字上要画上个红叉的同类。是啊，只要想说真话，你、我、他，何人不会是姚文田？何人不会是刘进图？
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就是这一系列暴力事件的黑手和凶手。即便在台湾民主化之后，人们也没有能够找到蒋经国亲自下达的制造江南案的手令；未来中国民主化之后，人们照样未必能发现直接指向习近平的炮制刘进图案的铁的证据。独裁者有的是白手套。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党国元首的习近平，其基本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导致了一种怎样的时代氛围——那就是“杀人如草不闻声”。
不过，习近平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主谋和行凶者相信透过身体暴力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港人以及所有热爱自由的人士，却不会被吓倒，而是勇敢地向行凶者宣告——「They can’t kill us all」。香港学者、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龚立人如此阐释这一宣告：“我们宣告的重点不是一种任由施暴者继续身体暴力的打不死精神，而是因这宣告，我们决心要将主谋和行凶者绳之以法，并结束一切身体暴力。”暴力不是人类历史进程的主宰，爱、和平与公义才是，正如龚立人所说：“面对身体暴力，我们谨记耶稣的话，「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在忿怒下，我们以更大和平对抗身体暴力，但相信上主所说，对他人身体暴力的结果必而临在行使者身上。”我们以此作为对习近平的判决书，以及对自由不灭的信念。
根本无法改变。
———列•达•兰道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遇袭，身中六刀，背部伤口最长达十六厘米，伤及胸腔，脚部伤及主要神经。刘进图被送入医院时，一度生命垂危，经过数小时的抢救，终于从鬼门关上活过来。香港媒体用“被斩”这个词语形容刺杀严重性与残酷性：“斩”，乃是直取人的性命，凶手经验娴熟，先砍断受害人之双腿，再刺入其背部，不像是要留下活口的样子。香港著名评论员林行止说，虽然他无法妄断刘进图遇袭的因由，「不过，任何恩怨，招来如此暴戾残酷的刻意伤杀，笔者何止震惊？真是发指！」
事件发生之后，《明报》的报头转以黑色刊印，并发表社论指出，「昨天是香港新闻界最黑暗的一天」，凶徒在光天化日之下闹市行凶，是「公然挑战法治社会」。《苹果日报》在题为「再锋利的刀也灭不了我们的声音」的社论中指出，「我们没有退让的余地」，因为新闻和言论自由是香港的生命线，必须好好守护，以确保香港不会枯萎凋谢。「不管是威逼利诱，不管是锋利刀刃，都不可能令我们灭声，都不可能令香港灭声。」
凶案发生，震惊世界。国际媒体广为报道，美国和欧盟亦发表声明表达关注。而据中国的传媒人士私下表示，中宣部迅速下达了“死命令”：《明报》前总编刘进图遇袭受伤一事，各媒体一律不得报道。中央级大报刻意回避，即便有只言片语的报道，也大都不提及刘进图作为《明报》前主编的身份；相对开明的地方报纸，如广东《南方都市报》、上海《东方早报》及北京《新京报》等，均没有报道此事件，尤其是有港澳专版的《南都》亦未予报道，更是耐人寻味。偏偏是享有特殊的“言论自由”的极左立场小报《环球时报》，在评论中信口雌黄，将凶徒轻轻放过，反倒批评「有香港反对派人士……暗示刘因得罪高官而遭此不幸，这样毫无根据地在舆论中给案件提前定性应当受到谴责」、指责有人「利用刘进图的敏感身份放大凶案效果，制造困惑，搞乱香港」。此评论让人不能不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联想。
刘进图为何遭遇“灭口“之灾？
刘进图为人温和，业界多名人士均表示，难以想象刘是因私怨而受袭。刘进图刚被解职不久，在香港的新闻自由环境急剧恶化的大背景下，很多人估计，刘进图遇袭是因为《明报》排出记者参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揭发中共太子党海外财政网络的调查。其公布的密档显示，至少有五名中共中央政治局现任或前任常委的亲属曾在库克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公司，包括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温家宝的独子温云松和女婿刘春航，以及胡锦涛、邓小平、李鹏等人的家族。
关于习近平家族的部分，文件显示，习近平大姐齐桥桥的丈夫邓家贵，是地产开发商，还投资过生产手机和电子设备的稀有金属。邓家贵曾与地产商李华和李晓平兄弟合伙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卓越通力地产发展有限公司（Excellence Effort Property Development），邓与李氏兄弟各占一半股份。这些材料与此前美国彭博社关于习近平家族拥有数亿美元财富的报道相吻合。
据报道，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调查组中，除了来自香港《明报》、台湾《天下》杂志、德国《南德意志报》和汉堡“北德电台”的记者外，最初还有中国媒体的记者。调查开始几个月后，该中国媒体便被迫撤回其工作人员，因为中国当局对其发出警告：不得对这一有恶劣影响的事件进行任何报道。一位中国记者在退出时解释说：“有证据显示我们的报道人员正被密切监视，而且当局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措施。”
早在刘进图被解职之际，曾为中共香港地下党重要人物、后来弃暗投明的梁慕娴，在名为《一个推想》的文章中分析说，刘的去职很可能与《明报》参与此项调查有关。作为总编辑的刘进图决定《明报》参与此项调查，而在中国大陆政经关系极为深厚的《明报》老板张晓卿事前并不知情。当张晓卿获知此事后，必定承受中共很大的压力以至不顾员工和舆论的反对，对《明报》高层作出重大调动，派出亲信，空降而来，严格把关。对此，梁慕娴的推论是：“刘进图及参与此事的员工们是为了协助找出中国共产党已经腐败到最高顶层的证据而作出了伟大的牺牲。……这件事也说明现今的国际事，中国事，香港事常常缠绕在一起，我们观察事情不能只看着香港本土，要放眼世界，监督中国，才能看出关键的焦点。”此一高屋建瓴的论述，洞穿了扑朔迷离的事态背后的真相。
不过，梁慕娴在撰写此文之时，所指的“牺牲”仅仅指刘失去总编辑职位，她绝对没有想到刘会“被斩”，差一点真的“流血牺牲”了。一般人会推测，既然刘进图已遭撤换，不能继续左右《明报》报道的路向，换言之，他已是一个“无害之人”，为何有关势力还要对他步步追杀？原因其实很简单：或者是因为他有可能掌握更多的、尚未发布的材料，被揭露者一定要阻止这些材料进一步曝光；或者是因为他参与调查的行径让“北大人”龙颜大怒，下令必须给予更严重的惩处，才能对香港新闻界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刘进图被斩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总监Gerard Ryle立即发表了一份声明：「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在得悉刘进图受暴力袭击后，感到震惊。刘进图是香港《明报》前总编辑，而《明报》是（侦查离岸公司秘密资产的）伙伴媒体。我们慰问刘进图及其家人，为他们祈祷，并希望当地警方能尽早缉凶。不少人猜想袭击动机。我们并未察觉有任何证据，把《明报》跟ICIJ合作侦查离岸公司秘密资产，连系上是次袭击。然而，这个猜想，反映很多香港媒体在一连串新闻自由受威胁下，感到实在的关注和忧虑。……我们能够跟一位勇敢的报章编辑合作，生产这么重要的报导计划，实在感到自豪。」该声明措辞谨慎，却并不排除此案的发生与调查报告之发布之间的因果关联。
日光之下无新事。在此案件告破之前，人们无法确定刘进图被斩与《明报》调查中共顶级高官家族贪腐这两件事具有必然联系，但从常理和常识推论，人们可以明明白白地知道，此事件背后必定有一双隐藏得很深、很深的黑手。香港本地的黑社会，不会有动机和胆量犯下此惊天大案，一定有更黑的势力在指挥和操纵。香港的黑社会，一般是“盗亦有道”，不会随意屠戮无辜者；唯有北京中南海里的那个黑社会及其教父，才是“盗且无道”，因为他们的权力帝国，就是踩踏着千万人的尸体建立起来的。
江南之死化作“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刘进图被斩，堪称“香港版的江南案”。江南案发生在美国，在美国执法机构强大的侦查能力之下，案件最终水落石出；刘进图案发生在香港，香港警察早已不是“英国皇家警察”，成了中国公安之一部分，打压民众的抗议绰绰有余，侦破此类线索延伸到北京的大案则无能为力，所以此案真相大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多就是抓捕几个香港本地黑社会的喽啰来顶罪。
将江南案与刘进图案对比，因为国共两党都是仿照苏共而建立的独裁政党，故而其维护权力、维护独裁者的面子和尊严的手法，皆有相似之处。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旧金山家中遇刺身亡。行刺者为台湾情治机构指使的竹联帮首任总堂主陈启礼及其两名手下。案件内情曝光后，美方震怒，蒋政权在国际上颜面扫地。后来，中华民国方面虽然承认江南案为其情报局官员主使，但仍强调本案乃情报局官员独断专行所致，非高层授意，并逮捕和审判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等人，以平息舆论的压力。
当时，坊间普遍认为，蒋家第三代接班人之一的蒋孝武，可能是江南案的主谋，但并无确切证据。不过，蒋孝武因此被外放为驻新加坡大使，从此失去接班的机会。台湾之政局因而丕变。
据时任国安局长的汪敬煦的回忆录记载，蒋纬国似乎也涉入此案。陈启礼由江湖大佬摇身一变为特务爪牙，蒋纬国是知情人：“民国七十三年元月，政府决心清除流氓……陈启礼试图投靠情治单位藉以脱罪，于是找上曾任老总统侍从、与官邸关系颇深的情报局局长汪希苓……陈启礼想了一个点子，于七十三年六、七月间，由陈立夫和蒋纬国作东，邀请我、警备总司令陈守山、汪希苓、调查局长阮成章等人聚餐。”好个黑白两道把酒言欢的场景。
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坚称，丈夫之死必然与蒋经国有关：“刘宜良因着《蒋经国传》且即将动手写《吴国桢传》，而被蒋孝武指使情治单位派人所杀害。”蒋孝武则是受蒋经国的指使行事，他当然不会把老爸供出来。而台湾作家杨青矗根据汪希苓服刑时享有的优厚待遇，以及数字当事人对主谋者身分地位的推测，亦认为事件的主谋是蒋经国本人。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将蒋经国描绘得极为不堪，且宣布还要撰写蒋经国的仇敌吴国桢的传记，蒋经国心中早已对他动了杀机。蒋经国长期执掌安全部门，安全部门的官员个个都能揣测领袖的心思意念。不必等领袖下令，他们就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以，即便不是蒋经国亲自下达了暗杀江南命令，至少可以说，这个暗杀计划符合蒋经国的想法。
然而，蒋经国未曾料到，江南虽然丧命，江南案引发的波澜却让他和他的政权受到沉重打击。曾身陷文字狱的台湾作家柏杨指出，蒋氏家族的独裁暴政直到江南案后才告终结。江南奉献生命与鲜血，「化作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证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的政权，已堕落为赤裸裸的多行不义的权力。」柏杨说，「江南之死，引起整个政权溃散的骨牌效应。」、「江南是最后被害者，以后蒋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没有机会重犯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独裁政权轻率地启动暗杀行动，其结果往往得不偿失。
红色恐怖是习近平的灵魂底色
既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自苏共脱胎而来，那么他们多少都继承了苏联政权的暗杀传统。苏联理论物理学派的创始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列•达•兰道，就曾直接斥责苏联政权是“法西斯”，并将国家领导人称为“罪犯”，他说，“我能相信谁？相信刽子手吗？”
从列宁、斯大林以下，苏联当局就擅长于“从肉体上消灭国家的敌人”，克格勃内部专门设有一个从事恐怖暗杀行动的特别处，他们以杀人来建功立业，其暗杀的范围遍及全球。一九二一年，在中国开枪打死奥连堡哥萨克军首领亚•杜托夫；一九二二年，在保加利亚杀害沙皇将军波克罗夫斯基；一九二六年，在巴黎杀害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领袖彼特拉留。而最轰动世界的事件，还是斯大林派遣杀手残忍地刺杀了流亡南美的托洛茨基，去除了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颇具影响力的心腹大患。二十年之后，凶手“荣归”莫斯科，被授予英雄勋章。
中共从事暗杀活动的频率，虽比不上苏联，却也留下诸多仍然是谜的案例。比如，李志绥出版《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之后宣布要写作第二本书，一向身体状况良好的他，不久即在家中离奇死亡；中功创始人张洪堡一度是中共座上宾，流亡美国之后参与反共活动，随即死于一场神秘的车祸；而叛逃美国的中共国安部门高官俞强声，据说后来也遭到中共特工的暗杀。
在香港，中共策划暴动及暗杀，亦有悠久的历史。一九六七年，中共地下党掀起“六七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来的暗杀、炸弹放置和枪战。暴动期间，最少造成包括十名警员殉职在内的五十一人死亡。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在节目中强烈批评左派的暴力行径数日后，他与堂弟遭人投掷汽油弹烧死，被认为是“六七暴动”场面惨烈与言论自由受影响的标志性事件。
近年来，暴力摧残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事件，在香港更是层出不穷：《壹周刊》总编刘天伟被斩断右手、《翡翠》杂志作家慕容公子背部被砍、商业电台主持人郑经翰脚筋被挑、《阳光时务》老板陈平街头遇袭、壹传媒老板黎智英家遭撞闸放刀斧、《苹果日报》发行商勤力徳老板被斩……所有的案件无一侦破。到了刘进图惨案发生，越来越多香港人才猛然意识到，如今的处境已是“今日灭声，明日灭口”。
香港处境的恶化，是习近平强势政策的直接结果。自十七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后，习近平即以储君身份执掌处理港澳台事务的大权。在毛时代度过青春时代的习近平，并非毛时代的受益者而是受害者，但毛时代残酷的斗争哲学，深深的浸透在他的血液里。习近平有一种从毛那里获得的冒险主义的激情和突破一切道德、伦理及法治底线的蛮劲。习近平看不起按部就班、垂拱而治、恪守技术官僚的理性主义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他要大干一场，所谓“大乱才有大治”。那么，在这盘大棋局中，杀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习近平的手下把握了主子的性情与思路之后，纷纷投其所好，在各个方向强势出击——包括丧心病狂地打压香港民众的民主诉求。斩杀刘进图，就是他们恐吓香港人的一个关键步骤。习近平未必亲自下达了杀人命令，但他强横的施政风格必然导致此事件的发生。主导此事件的，不会是懵懵懂懂的中级、低级官员，更有可能是与习近平非常亲近的智囊团和秘书班子，恼羞成怒的习近平家族成员，以及安全部门的高级主管。只有他们才敢下此决断，他们不会不知道此事件将对香港社会造成何等巨大震撼和反弹，但他们仍要一意孤行，因为他们除了杀人以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止我出版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的，与扑灭关于太子党海外资产报告的，是同一双看不见的黑手。从香港晨钟书局总编辑姚文田被骗到深圳诱捕，到《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被斩，有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贯穿其间。我曾受到活埋的恐吓，以及成为“美国版的江南案”的“主角”的威胁，在中共的黑名单上，我与刘进图是名字上要画上个红叉的同类。是啊，只要想说真话，你、我、他，何人不会是姚文田？何人不会是刘进图？
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就是这一系列暴力事件的黑手和凶手。即便在台湾民主化之后，人们也没有能够找到蒋经国亲自下达的制造江南案的手令；未来中国民主化之后，人们照样未必能发现直接指向习近平的炮制刘进图案的铁的证据。独裁者有的是白手套。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党国元首的习近平，其基本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导致了一种怎样的时代氛围——那就是“杀人如草不闻声”。
不过，习近平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主谋和行凶者相信透过身体暴力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港人以及所有热爱自由的人士，却不会被吓倒，而是勇敢地向行凶者宣告——「They can’t kill us all」。香港学者、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龚立人如此阐释这一宣告：“我们宣告的重点不是一种任由施暴者继续身体暴力的打不死精神，而是因这宣告，我们决心要将主谋和行凶者绳之以法，并结束一切身体暴力。”暴力不是人类历史进程的主宰，爱、和平与公义才是，正如龚立人所说：“面对身体暴力，我们谨记耶稣的话，「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在忿怒下，我们以更大和平对抗身体暴力，但相信上主所说，对他人身体暴力的结果必而临在行使者身上。”我们以此作为对习近平的判决书，以及对自由不灭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