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从良知的召唤
李卫平
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血腥屠杀不仅导致众多民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更普遍的，很多人的命运由此彻底改变。民运的积极参与者或者被迫流亡海外，或者被捕入狱。另外一支比较特殊，他们事前在体制内部，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与权力，事后毅然决然脱离了中共统治集团。本文文主张祖桦先生便是其中一员。
进出政坛
张祖桦先生不到十六岁参加工作，1977年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批大学生。1982年年中，大学毕业刚半年，他从企业调入国家经委从事机关共青团工作。从 1985年起，他相继担任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工委委员（相当于党委常委）等职务。这名不过而立之年的青年已经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可以预期，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一定会有辉煌的政治前程。
1989年，不仅张祖桦，中央国家机关众多青年干部在良知的感召下，都积极参与了“八九”民运。然而面对“六四”屠杀，其中多数人选择了退回到坚守个人利益的立场。在名为党员重新登记、实为清除异己的政治运动中，他们昧着良心承认错误，反复检讨，以求过关，保住自己的职务与利益。然而一旦谬误战胜真理，邪恶驱逐了良知，人性也就所剩无几了。今天权贵阶层的普遍腐化堕落，根本原因正植根于此。
但张祖桦面对“六四”后的红色恐怖与政治高压，却只听从良心的召唤。他坚守做人的良知，拒绝违心检讨，并且尽己所能地保护了许多下属。此后三年多时间，所在单位针对他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批判会”达数十场，私下里不少朋友也反复相劝，但他坚持听从良知的召唤，绝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为此不惜放弃现实的权力和远大的前程。十六年过去了，他一直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无怨无悔，心态非常平和。他曾和友人诗曰：
感君义字薄云天，
不忘今夕是何年；
八九国殇泣鬼神，
思念英魂夜无眠。
从此决意驾鹤去，
三户之志定且坚；
纵然九死终不悔，
誓将余生付人权。
他说：尤其令他欣慰的，是众多亲友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妻子与他相濡以沫，默默作出了许多奉献与牺牲。对妻子，他始终心存感激！
探索宪政理论
1991年，张祖桦所在的党委机关对他的批判正值高峰，但他不以为意，自己联系到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宪法学家孙丙珠教授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和人物传记等多方面的书籍。1993年为了潜心研究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组织民间力量全方位地探讨中国现代化课题，他毅然从机关辞职下海，筹建民间研究所，接续民间理论研究的脉络。5年多时间里，他与众多朋友一起先后完成了“中国现代化研究”与“中国宪政道路”两大课题，成果陆续在海外出版，填补了这两个领域中民间思想的空缺，为后续研究与探索奠定了基础。自1999年始，他用两年时间，梳理总结了自己近十多年来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思考，于2001年7月出版了《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
张祖桦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不科学不全面。中国不仅政治体制需要改革，政治观念、政治思维、政治文化、政治组织同样需要改革。他主张以“政治改革”取代“政治体制改革”。
他强调民众必须对下列宪政观念有基本认识：“民主”，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负有主要责任的官员须经民主选举产生；“法治”，政府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进行治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限政府”，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须由宪法及法律明确加以限定，政府权力不得侵犯人民权利；“分权制衡”，政府权力尤其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要独立设置，互相制约；“保障人权”，宪政制度要切实保障公民的自由权、财产权、生命权、追求幸福的权利及其他各项权利。
他将民主分为三个层次：一般民主、法治民主、宪政民主。他认为，一般民主能够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但缺乏对少数人的保护，有走向多数暴政的危险；法治民主是一种有限制、有秩序的民主，既能有效地维护多数人的统治，又能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能够从制度上防范暴民政治的出现。它的危险在于，公权力缺乏制约，政府通过立法扩大权力，限制甚至剥夺公民权利与自由；宪政民主的实质是限权，即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地限制，防止它被滥用，尤其是防止它侵犯人权。
他认为，宪政与民主、法治的职能各有不同，民主负责权力的归属，法治负责权力的实施，宪政负责权力的制约。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的结合是人类迄今为止在政体方面的最优选择。宪政的基本涵义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已经包含了法治。所以，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的结合可以化约为宪政民主。
中国政治转型的路径
张祖桦指出，中国政治转型的根本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体。这已成为愈来愈多中国人的共识。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下，怎样才能走向宪政民主？经过多年思考，他认为下列诸项最为重要：培育公民社会。宪政民主需要公民社会的支撑，犹如盖大厦需要一个结实的地基。故首先要重视培育公民社会。这里要特别注重发展私有经济，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壮大中产阶级；发展社会中间组织，逐步完成社会的组织化过程；启蒙公民意识，剔除臣民意识。
积累民主实践。民主意识的增强、民主资源的涵养、民主运动的推进、民主制度的创建均有赖于实践的累积。古训曰“行胜于言”。荀子在《劝学》篇说得好：“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争取国际支持。中国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内生资源贫乏，如无外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发育必然迟缓。因此，争取国际自由民主力量的支持与帮助必不可少。
推进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推动力既可能来自上层，也可能发自下层，亦可能出自中层——如中产阶级与地方势力，更可能是几方面的交汇与聚合。民主改革需要合力推动，光指望某一方面希望不大。政治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他认为可以分几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体制改革阶段，就是在现有基础上，由易及难，由浅入深，逐步建立起基本的宪政民主体制；第二阶段为低度宪政化阶段，巩固体制改革的成果，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第三阶段为高度宪政民主阶段，与世界主流主明接轨。
开发政治资源。在中国这样的后进大国实行宪政民主，需要大量资源。举凡人才、组织、传媒、财力、道义、理论、法律、制度、传统等，本土的和外来的，现成的与新创的，均对推进宪政民主有帮助。重要的是要有意识地去开发、利用。
建构宪政政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制度的形式将各种利益和各种关系安排好，尤其是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与宪法实施机制，以充分保障公民的人权、自由、福祉、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注重政治策略。策略可以理解为讲求方法和艺术。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妥协的方法与艺术。善于博弈与妥协，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才有助于宪政民主的实现。
当下的关注点
张祖桦继提出“新三民主张”，即培育公民社会、树立公民意识、积累民主实践后，近年来特别关注公民社会的发展。他认为，在一个充斥臣民、草民和暴民的国度是不可能建成宪政民主政体的。宪政民主政体的建立与巩固，有赖于发育成熟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出现。
他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到，“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政治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有赖于公民的积极参与。法治建设与公民的参与如公民的立法建议、律师的努力工作、中间组织的介入等密不可分。宪政民主的逐步实现也要依靠公民社会的推动。宪政建设的三个基本目标：人道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也需要公民社会的支持。近年来国内蓬勃兴起的公民维权活动和基层民主自治如村民自治、社区自治，是公民意识觉醒与公民社会兴起的重要标志，十分可喜。
受制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和体制的屏障，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尚不健全；而外国尤其是欧美一些国家，公民社会已相当成熟，他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比如NGO的成长、民间环保、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公民维权、基层民主自治、社区自主管理、民办教育、行业自律等等。我们应当以一种虚心和开放的心态认真地加以学习和实践。
政治前景预测
张祖桦希望中国的政治改革能够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有关各方协力的方式推进。但做到这一点难度很大。因为这不仅需要民间力量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也需要统治集团能超越自身的既得利益，顺应时代潮流，择善而从。中国政治转型的过程是一个“建构”与 “解构”赛跑的过程。如果不幸“解构”的因素跑过了“建构”的因素，社会就可能失控。
他说，中国的社会转型缺乏民主与法治的制度保障，这便造就了一个拥有巨大既得利益的权势集团。他们垄断着绝大部分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利益日益刚性化，以至顽固到排拒任何可能损害他们现实利益的改革的地步。由于缺乏权力制约，该权势集团为所欲为、强取豪夺、贪污腐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化，并且随意动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打压异己、欺压民众。这实际上堵塞了和平转型之路，把中国一步一步推向刚性断裂——崩解的边缘。如果任由这种局势发展下去，中华民族的命运就十分堪忧。
他认为，体制内外的民主改革力量应该联合起来，互相呼应、互相支持，形成一股巨大的推进力量，冲破反对政治改革与宪政民主的权势集团的障碍，使政治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如此，中国最终将走上宪政民主的康庄大道。
2005年9月16 日星期五 于北京香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