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西价值观决定相互信赖的深度（网络图片）
引言：重新思考冷战
冷战以苏联解体而告终。虽然西方有足够的理由欢庆这次胜利，但是至少有三个人类文明级别的问题未得认真思考：第一个是，冷战真地是没有任何正面意义的人类政治现象吗？第二个是，冷战在「世界市场」意义之下，有否可展开讨论的可能？第三个是，新的冷战如果即将产生或已经实际产生，它的人类文明级别的意义可能是什么？从纯学术角度来回答这三个问题并不难，而致其被忽略的原因是冷战无论在其发生之初还是结束之后，它均被先入为主地负面化。这个负面化之产生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热核武器引发的哲学思考。比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思贝尔斯（一九五七）在《原子弹与人的未来》一书中，认为：「原子弹的出现使人类面临两个选择：或者是全人类彻底毁灭，或者对人的道德与政治状况作出改变。」【注一】雅思贝尔斯的思想实证起点是美国用原子弹攻击日本以迫使后者投降进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实，并且迄今为止日本仍是唯一遭受到核武器攻击的国家。
另一个猜测性的细节应该是美国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伊朗危机中以使用核武器为威胁，迫使苏联军队撤出伊朗。按着赫鲁晓夫的说法是「我们在有争论的边界问题上对伊朗作出了重大让步」【注二】，但毫无疑问，美国首次使用核威胁并取得成功让苏联人丢尽了脸面，这促使后者加快研制核武器。至一九四九年八月末，苏联成功爆炸试验了第一核原子弹，冷战狭义化为核对峙。仍是赫鲁晓夫之说，「保卫我国和制止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要靠我们的核武器和热核火力了」【注三】。不过，赫鲁晓夫强烈依靠核威胁而贬低常规军备的作法，遭到苏共党内的激烈反对，此为其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迫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四】。
无论如何，雅斯贝尔斯的实证性反思是有意义的，它也可以视为对「奥斯威辛之问」【注五】一个在人性方面的启迪，或者说，由于「奥斯威辛之问」的绝对深刻以致于冷战结束之后，人类顶尖级精神思维仍然在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伦理之恶而不太关注冷战伦理。我的研究结论是：冷战换来的是消极的和平，但消极的和平也是和平，其终未至发生互相毁灭或一方得以毁灭另一方结果的战争【注六】。在这一事实之下，冷战的不少「名言」至今有益，尽管它们至今仍未成真正的名言。那些需要名言化的伦理认识至少有三项。其一，自由社会的非暴力治理原则，它映衬出独裁社会的暴力治理失败的可能性。乔治·凯南最初的设计思想【注七】至今已得到证明。其二，独裁社会实乃刷白的政治坟墓，它在可畏的外观下是腐朽与肮脏【注八】。冷战结束之后，中共国家的意识形态体系对苏共亡党的腐败（特权）原因之反省已说明了这点。与此同时，习近平政治集团以改革名义与最大腐败集团的残酷政治斗争【注九】也说明了这一点。其三，「没有波动的智慧」【注十】体现了基督教精神当中的忍耐原则。尽管「面临黑暗和危险的不定前景，审慎和明智的做法是自信和安静地继续做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之比喻出自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的幕僚【注十一】，但它对人类政治制度终极公义的指向【注十二】意义确实是见诸冷战战略执行者的心理。
一、期望之切：经济联合国作用非凡
或许冷战带给「世界市场」之后的人类伦理结论远非以上我所总结的三条，或许人们根本不认可我的总结，但这两方面均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两次世界大战还是冷战乃至于或可被认定为事实的新冷战，它们都不过是「世界市场」继续推进中的一个小环节。正如后来的毛泽东可能唯一正确的对世界的理论认知是「第三世界」一样，马克思唯一正确的对世界的理论认知是「世界市场」。马克思认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当代生活史」【注十三】。尽管马克思使用「世界市场」的概念是为了对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进行批判，但是「世界市场」是人类文明级别上的一个演化环节无疑，更是全球化的可能亦发生的前提。冷战暨核威胁对峙亦未能影响「世界市场」【注十四】的继续演进，尽管它是在分域上进行的。今天，人们几乎不再忆起冷战产物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五四），但它与后来的东盟是有内在承启关系的，尽管其未形成最初版的「亚洲北约」且于一九七七年解散。
东盟初源于一九六一年的马来亚（马来西亚前身）、菲律宾、泰国的小联盟，其中菲泰两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八国）的两个成员。此小联盟在国际政治上有不受制于冷战格局的愿望，其如十年后第二次扩展时所言：使东南亚成为一个不受外部强国任何形式或方式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区【注十五】。政治宣言的动机是经济追求，这从东南亚条约组织解散后半年即生效的《东盟特惠贸易安排协定》上可以看得出来。时至今日，全球政治观察人士也认为东盟是个庞大的国际经济组织，而少有军事联盟的可能性。其中若有军事同盟的可能性也是以越南、菲律宾为主跨组织形式，即曰以东盟成员身份与日本与澳大利亚（原东南亚条约组织八成员国之一）结成有限军事同盟，而不会出现东盟全员转向军事化的情形。作为一次蜕变或针对原条约组织的反制，东盟的经济性质之凸显是世界市场的一环，是人类不同群体合作本能的表现。它有力地说明了「合作创造了人」的行为经济学家信条【注十六】。
作为冷战大师发暨东南亚条约组织发起者的杜勒斯，可能根本未想到冷战本身已是世界市场的一个环节。也许有人会说从东南亚条约组织到东盟是一个偶然现象，但是有三种事实足以改变此种可能的认知。其一是，两大冷战主体内部均有不完全与冷战军事架构重叠的经济安排，北约与欧共体（欧盟前身）、华约与经互会，各自内部关系如是；其二是，在两大阵营之外，第三世界的经济联盟关系既多元又持续，大到七十七国集团，小到安第斯条约组织，等等；其三是，联合国的经济全球化作用在发挥，具体是指一九七四年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联合国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意向虽不具备强制执行力，但在冷战高峰期，宣言无疑是降低了冷战在经济方面的对抗性。换言之，该宣言对结束冷战的微妙作用发自经济终至军事与政治，因为宣言的政治本质是反霸权的，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有益尝试【注十七】。
在联合国提出具有国际关系民主化性质的经济秩序宣言之前，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已经提出了更具专业化的世界市场制度。它没有制约冷战的含义，仅是为「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注十八】，以及「促进各缔约国经济的发展」【注十九】。在纯粹逻辑上，它的存在原理与冷战战略恰恰相反，因为冷战是最大的国家壁垒，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社会构成元素的跨国流动都会到了空前的阻挠。反过来说，冷战也只能是权宜之计。就算真如当今战略学家所预言的那样，「第二次冷战即将成为现实」【注二十】，那么,第二次冷战仍然是权宜之计，世界市场仍然在继续推进。如今，已没有哪个主要国家声称它不需要作为经济联合国的世界贸易组织。在新冷战描述者那里，俄罗斯与中国已经暗中结成同盟而成为冷战一方，以主动地压制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也即加速美国相对衰落的程度。这个进程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注二十一】，且也并非危言耸听，但是，在第三次大战爆发前，中俄两国没有一个会声称退出经济联合国。
中国花了十五年、俄罗斯花了十八年的谈判时间，才成为经济联合国的成员。换言之，联得全球性的国家身份是以加入经济联合国为完成标志的。至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才取得全球性身份不到三年。尽管中国比俄罗斯早十年取得完整的全球性身份，乃至于在可预期的时间里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中俄两者的经济制度仍与世界的一般期望相差甚远，尤其是中国与欧盟的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争执仍系于一九八九年以来的政治性制裁（之未解除）。
二、妥协之术：中共国家文化反动与外部利益平衡
中俄两国在与西方制度巨大差异下极有耐心地追求经济性全球身份，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或者说是冷战带来的深刻教训。当时，在核对峙之下，经济对峙不可避免，但作为与经互合对等的经济冷战组织欧共体却在对第三世界的扩张方面取得了绝对优势。从《雅温得联系国协定》【注二十二】与《阿鲁沙协定》【注二十三】到完整的《洛美协定》【注二十四】，欧共体无疑已经打赢了经济冷战，随后的全球经济秩序宣言虽有反对霸权的明确含义，但大部分反对遭到了弱化无疑，因为洛美协定对非洲、加勒比及太平洋国家的至深影响已经产生。如果说冷战之最后结局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是美国取得了绝对优势，那么，在经济方面则欧共体取得了绝对优势。作为世界市场最顶端的构造，也是人类在经济合作方面最有效的全球组织，世界贸易协定虽然不足于防止世界大战发生，但足以降低其发生概率。同样，它也对新冷战有抑制作用。
「能够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构一个联合国吗？」必然是最理性的民族国家政治领袖集团的长远考虑，因此，中国尽管显示出地区强权姿态，但仍宣称无意打破现存国际秩序；俄罗斯虽然借乌克兰危机不断打击传统欧洲的信心，但它也只是为了找到较为传统的安全边界，最大是在欧洲成为领袖而无意于全球帝国。与此同时，所谓的美国衰落即其目前采取的半孤立主义已经给中国和俄罗斯带来了或明显或隐性的巨在麻烦。美国暨北约力量离开阿富汁给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民族独立力量以机会，此为当局所言暴恐的一个重要促动因素。美国及欧洲因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实施全面或大规模经济制裁，会招致俄罗斯的政治反制，其中硬牌之一是中断反恐合作，后果虽然使美国重受「九·一一事件」那样袭击的可能增大，但俄罗斯的内高加索地区也必然会「新疆化」。当然，局限于经济联系与全球利益均衡的分析不可能涵盖所有破坏人类文明的危险因素，如中共国家体制无法排除极端的文化反动势力借机挑起南海战争可能，南海战争爆发也可能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中国国内的文化反动与全球对中国的制度期望之间的关系，到目前实质上已是「亚冷战」状态。这也让世贸组织未来的效率打出问号。就问题的技术层面讲，中共国家当时急于加入世贸（最初谈判时仍是关贸总协定）一方面是努力完成全球性国家的经济特征之获得，另一方也期望通过此次加入而使一九八九年以来的欧洲对华武器禁运得解，至少探求到一线希望。还有，江泽民集团在邓小平去世后面临严峻的国内挑战，加入世贸有利于缓和国内矛盾，使推动改革的体制外力量不致对其彻底失望，或曰还能抱一线希望。不过，这些均未能解决中国经济制度与世界的巨大差异性，尚不用说后来极左势力批判普世价、反对宪政导致的国内在政治制度差异方面的理论争议。
江泽民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政治受益者无疑，但是，他也曾因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的大使馆被美国军队误炸（中国的时政评论人士称之为「炸馆事件」），而试图以停止加入世贸来反击美国。当时，江连续三次（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九日、十一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在第二次会议上说：「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对于他们提出的苛刻无理的要求，我们绝不能让步，要坚决顶回去。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我们的根本原则。中国再过十年不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就过不下去了？不会的，活得会更好！不是谈了十三年了吗？再来个十三年，我们照样发展下去！我看要有这个决心。」【注二十五】其中所涉及到「苛刻无理的要求」就是作为经济联合国的世贸组织对中国发生制度变化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一九九九年四月朱镕基访美期间（亦为炸馆事件发生之前），已经由美国方面通过公共外交形式表达出来。朱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晚宴上讲演之后，美国的前商务部长霍伯特·弗兰克林问朱：「在你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公开发言中，显示出对我们政治体制的深刻感受和理解。你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国内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条件和困难？」【注二十六】朱的那次对美正式访问即专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中美协议问题没有成功，但在表达了日后如江所说的不加入世贸组织中共国家也能活下去且「活得越来越好」【注二十七】之后，朱仍表示「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还可以等下去」【注二十八】。这也与较晚披露的江泽民的态度完全一致，尽管江在「炸馆事件」后发了狠话。在美国人库恩所著江泽民传记中披露的江的态度是：针对炸馆事件后的民众抗议，江的基本策略是「既要安抚民众，又不能疏远美国」【注二十九】。
在案例意义上看，内部的文化反动冲动或曰情绪最终还是让位给了获取外部世界认可的理性愿望。当然，具有文化反动心理的中共国家高级领导人不止江泽民一个人。据朱的有意披露表明：他因主掌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包括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曾被地位同等的人两次指为「卖国贼」，尽管那人后来承认了误会【注三十】。这个细节也说明中共内部的文化反动因素对外交政策有不确定性的重大影响，也是中美两国软背景之下发生冲突的诱因。虽然西方世界对中共国家的制度期望在世贸组织问题上落空了，且也最终批准了中国加入世贸，但是有两点得到了很好的证实。其一，中共国家不管内部政治如何变化，比如变得比较左起来，它仍然渴望外部世界的承认即如前面说到的「全球性国家的经济特征之获得」。这有点像人际关系密切的中国乡村人情宴会，未被邀请的人会发生责怪：「你用不着管我酒量大小，你不叫来，就是瞧不起我！」朱镕基在外交场合把这个中国乡村人情经典给文明化了，他在二〇〇一年十月就邀请德国总理施罗德访华问题回答德国记者提问时说：「到现在，我不敢说中国肯定可以加入WTO，只是说差不多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努力，耐心地进行谈判呢？是不是加入WTO可以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好处呢？不是这样。我们追求的是自己的权利。中国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大国，应当有平等参加WTO的权利，WTO没有中国就是不完整的。」【注三十一】
其二，中国的经济开放与内部改革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除非发生主动的对外战争或遭遇外部入侵。作为一个演变过程它可能会出现停顿，如「胡温新政」被「维稳新政」所取代后的长达近六年的时间——从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到二〇一四年下半年第一个月习近平政治权力中心宣布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政治审查（也意味着专项司法程序启动）。习对周的政治处置普遍被认为是扫除重启改革的障碍物【注三十二】，因为在周永康政治事件被习政治权中心定性后，中共最高级别的媒体马上指周「纠结利益集团，权钱勾结阻挡改革」【注三十三】。
三、价值之维：冲突还在继续
在世界市场下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它具有必然性与持续性，尽管经济改革作为一种分域演进未必十分直接地导致政治制度的变化。不过，在中国经济改革完全停滞的六年间，文化反动虽然显性化，美国方面仍有人认为中美关系缓和是理性的选择暨对美国有利。此谓共同进化（co-evolution）。论者认为：「对待中国，不可能再用『遏制论』的冷战思维，因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参与程度太深了。但是『接触论』的幻想——随着中国越来越富有，它能更加支持美国的利益——也是不现实的。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战略。」【注三十四】这当中所云「参与程度已经太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获得全球性国家的经济身份是最重要标志。在此非冷战条件，美国需要什么样的对华战略呢？论者云：「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所面临的选择是要文雅的停滞还是共同进化，是要僵局还是要确保相互稳定的承诺，正如当年以确保互相摧毁为标志的美苏关系一样，这种确保相互稳定的承诺也将成为未来美中关系的标志。」【注三十五】与共同进化的观点或曰互相稳定论相类似，「演变无效论」推导出了中美继续强化经济联系或曰全球性与地区性的经济互溶才是消解中共战争愿望的基本策略。
「演变无效论」并未如此自定义也未完全否定和平演变战略存在的伦理性，它只是预测到二〇二〇年时的中共政权性质，「中国政权变得既民主又合作的可能性不会越过百分之二十五」【注三十六】。这是因为美中之间因制度展望问题衍生出的相互威胁是现实存在的【注三十七】，而互相认知的对方威胁正是各自焦虑产生的根源，情如我所界定的软背景之不同的生成原理，尽管在「演变无效论」者那里没有道德焦虑、制度焦虑与软背景的学术观念。此种观点貌似悲观但实际乐观，这不仅是它未如「共同进化」观念那样把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威胁【注三十八】，而且更寄希望美国领导一项营造以产生出接纳中国的国际机制，且它特别表现在经济方面。这是因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希望在现有国际体系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希望对现有体系进行根根的改变，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注三十九】。
不管「共同进化」观念还是「演变无效论」如何热切希望避免新的冷战，哪怕只限于经济方面的新冷战，它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共同或相近的价值观念仍然是国家间互相合作的基础，也是国家集团能够存续的必要条件。同时，它也能解释在冷战结束之后为什么非民主政治一方未能迅速扩展多边经济联系的事实。以及，为什么没有能够自创有效的新的国家集团？相对地，迅速扩展的民主政治一方为何还保持着冷战心态而排斥前者？除非前者体系里的一些小国以单个国家方式加入后者，如东欧国家在共产党政权失败后得以加入欧盟。简单地说，冷战结束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或以后还会继续），原来的民主国家及其集团仍然保持着国际经济关系扩展的优势。这个重大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现象基于一个原理。我称之为「布雷默假定」。
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是「零国集团」概念的发明人，但他本人并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概念。我之所以认为有「布雷默假定」那样的一个国际经济与政治原理，是因为他在分析与中美关系相关性很高的美澳关系时指出：「澳大利亚与中国共同的商业利益将日益增加，但两国何时能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这很重要，因为安全伙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信任，而信任，真正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共同价值观。美国和澳大利亚价值观相同。澳大利亚同中国价值观不同。」【注四十】布雷默假定越来越得到验证。如同美澳关系之与澳中关系本质之不同，美日关系与日中关系也本质不同，由于价值观冲突终至两国在东海地区进入准战争状态。在任首相安倍于二〇一三年初提出了「民主安全菱形」构想。他说：「我构想出一种战略，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组成一个菱形，以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公海。我们已经准备好向这个安全菱形最大限度地贡献日本的力量。」【注四十一】在推介安全菱形概念时，安倍特别强调「日本是一个成熟、民主的海洋国家」【注四十二】。安倍对民主价值观在外交关系中重要性的强调，被本国媒介确认为「价值观外交」【注四十三】无疑是对布雷默假定的有力支持，而且已经具有广义化的可能即国际间经济交往的本色会淡化，政治性会更加突出。从这个趋势上看，能够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冷战从未真结束，至少经济冷战并未结束，而所谓新冷战再起也将是由经济而政治，最后发展到经典的军事对峙之恢复；其二，民主国家面临全面重构国际关系的挑战，而无论是世界出现真正零国集团还是全球动荡成为新常规，如美国学者的悲观判断【注四十四】。全面重构国际关系以经济层面为导向而终落实于政治制度，不是新的乌托邦而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要一环。这场重构也将全面改世界领导方式——美国以军事霸权形式在世界热地区出现已无多大必要，推进更为民众化的价值外交、经济合作将取代军事干预。虽然奥巴马被认为是软弱的总统，但在遭到诸多重大失败后他的政府已转向了布雷默假定。美国开始奉行「半孤立主义」政策有损美国的往日形象，但它应当是以后的全球战略取向。已卸任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二〇一二年七月份访问蒙古时，表示「没有政治开放的经济成功是不可持续的平衡，最终将导致不稳定」【注四十五】。这表明她的外交观念转向了价值观外交，也逻辑地说明她受到了布雷默假定的影响。
布雷默假定本身也有更深刻的历史逻辑，冷战前期【注四十六】的苏联与西德关系是一个印证。当时，苏联确实需要西德的经济援助与技术支持，用赫鲁晓夫事后总结来说是：「德国已拥有可观的经济实力，并能为苏联提供贷款——钱；我们非常需要钱来购买我们自己或任何别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的现代装备。」【注四十七】但是，一九五五年九月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对苏联的访问并没能帮助赫鲁晓夫实现经济援助与技术支持的预期，因为西德要求的条件（东西德和平统一）让赫鲁晓夫无法接受。他认为：「允许德国建立一个同西方结盟的单一资本主义德国对我们来说将意味着后退到波兰的边界。这将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个重大挫折，也会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开始。它将鼓励西方反动势力对我们施加越来越多的压力。一旦开始后退，要停住就难了。总而言之，阿登纳最初的谈判条件是我们完全无法接受的。」【注四十八】
结语：制度便车即将收费
就西德与苏联联系这一重要的冷战案例来论，冷战绝不是西方主动发起的政治对抗，尽管凯南温和型主张即和平演变最终被杜勒斯强硬型主张即战争边缘政策所代替。与一九五五年的这一著名案例相对照，冷战中期的古巴危机却让赫鲁晓夫得意非常。这倒不是至此冷战的核对峙由苏联主导来形成【注四十九】而是危机制造过程带给赫鲁晓夫机会——成功地给美国与意大利的关系打进楔子，即意大利同意向苏联出售油船。那些油船专门用来输送苏联石油到古巴以对抗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对此不小的胜利，赫鲁晓夫总结道：「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现有机会可与共产主义国家做生意而获得额外利润，它就不会考虑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什么团结了。」【注五十】然而，无论赫鲁晓夫如何认为西方世界的团结可以离间，但他并没有做从雅温得到阿鲁沙再到洛美的那样的国际经济关系扩展，他的那些或强或弱的后任们也没有做。相反，到了冷战后三分之一，以市场与宗教的重新崛起为标志【注五十一】，西方共同的价值再次在全球性经济扩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中两位关键人物不容忘记，是为撒切尔夫人与里根，以致有人在三十四年后称此两人在意识形态上一见钟情。除了相同的基督教信仰，「他们都笃信同含混的社会主义原则相抵触的明晰的经济理论」【注五十二】。
中共国家有幸成为该次世界转折的搭便车者。邓小平的改革有国家内部的必然性，但在国际环境里，邓确实又收获了冷战的另一个不错的例外。这个例外如同中共国家的产生是美苏冷战的意外一样。在这两个意外叠加之后，中共国家渴求全球国家的经济特征则不是例外。在这个非例外的逻辑之下，中共国家积累了一些实力，使挑战美国暨改变全球规则成为其历时之久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最新梦想。面对此情，西方世界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他们试图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之后再发现共同价值观的作用。
除了被动加入西方世界的日本有「民主安全菱形」的国家外交政策主张之外，还有诸如「民主十国」那样的学者建议。十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欧盟，这些国家团结起来取代原来的八国集团——实际上是想把俄罗斯从八国集团踢出去——现在由于乌克兰危机爆发，西方也做到了这一点。学者如此建议是因这些国家可以「在全球范围采取行动，来应对某些威胁并维护民主价值」【注五十三】。换言之，这些国家因有共同的价值观而能采取一致同意的具体行动。其具体表现则可能是「防止核扩散、保护平民免受国家暴力伤害、保护全球公域以及促进民主」【注五十四】。中共国家不可能认可这样的国际组织。即便不说它的国家恐怖主义之泛滥以及国家恐怖主义经济利益化【注五十五】，仅仅就经济民族主义作为其民族主义梦想的一个构组成部分来论，也完全没有可能。因此，中共国家内部的和平演变之民间推动与国家恐怖主义选项下的反和平演变互相对立，仍将是一个长期态势。同时，这也意味着从邓小平以来的中共国家对西方世界的制度搭便车，将难以维系免费状态，或者说经济民族主义对外部世界的伤害到了应该补偿的时候。
注释部分：
[一]参见葛力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辞典》，第四百三十八页（〈原子弹和人的未来〉词条，第四百三十八至第四百三十九页）；葛编版本：求实出版社，一九九〇。
[二]参见赫鲁晓夫著《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汉译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第四百五十一页；沪两机构译本：东方出版社，一九八八。关于美国对苏联威胁的外交细节，《百度百科》的词条〈伊朗危机〉有如此记载：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召见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发出最后通牒说，苏军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也就是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之前撤出伊朗北部地区。杜鲁门对葛罗米柯的原话是：「（否则）我们是会向你们投原子弹的！」。当时的苏联情报也确认美国在伊朗已做了核攻击苏联的准备，「美国人已建立了一个导弹发射场，一个空军基地和其他一些军事设施」（同前指回忆录续，第四百五十页）。或许是为了面子即对国内百姓和中下层官员进行欺骗，苏联情报机构在稍后又否认了伊朗有美国建立的军事基地,也即认同了伊朗国王的再三否认。尽管如此，赫鲁晓夫还是说，「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如果需要的话不能迅速建立起基地」（同前指回忆录，第四百六十一页）。
[三]参见赫鲁晓夫著《赫鲁晓夫回忆录》（汉译本，张岱云、王长荣、陆宗荣、潘绪年、关可光等译），第七百二十一页码张王陆潘关等译版本：东方出版社，一九八八。
[四]同[三]，是为上段话的书中小注内容。
[五]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一九〇三至一九九三）在一九八四年做了一个题为《奥斯威辛之后的上帝观念》的报告（汉译本，张荣译；华夏出版社，二〇〇二），指出上帝允许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事的发生」，让整个基督教系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他也质问：「什么样的上帝有资格允许这种事情出现呢？」（第七页）。约纳斯的报告暨很是单薄的单行本（汉字两万字，三十九页）在全世界神学界引起了巨大震撼。按着授予约纳斯「莱奥伯尔德–卢卡斯奖」的图宾根大学来理解，约纳斯之前的工作意义在于「向人们阐明，在一个受到败坏的时代，一种责任伦理学是必不可少的。」其报告的震撼意义也在于此。
[六]参见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常忆冷战「名言」有益处——加迪斯著作〈遏制战略〉另类解读》。
[七]参见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著《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汉译本，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第三十五页；时李樊译版本：世界知识出版社，二〇〇五。加迪斯引用了一段凯南的原话，其中一句是：「在这里产生那将证明一个自由社会不用暴政也能治理、人不破坏地球上的一个美好部分也能在上面栖息的各种体制。」其中，「在这里」当中的「这里」之含义是指和平演变的整体设计战略。
[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之前有著作《是战争还是和平？》，其中写道：「独裁制通常显出一种强大的可畏的外观。从外面看它们似乎坚固、光彩、不可抗拒。在里面，它们却腐朽透顶。它们如同刷白了的坟墓，外面确实好看，但里面满是尸骨和肮脏。」同[七]，第一百五十至第一百五十一页。
[九]就中共国家建立以来影响最大的贪腐案，人民网于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发表评论《周永康纠结利益集团权钱勾结阻挡改革》。评论中说周「对党的事业带来巨大危害，对市场经济的规范发展造成显著的伤害，对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
[十]此为对随后所引的艾奇逊幕僚比喻意义的提炼总结，同[六]。
[十一]同[七]，第一百二十八页。
[十二]到目前为止，人类关于政治制度终极公义的伦理支持仍来自宗教。如《圣经·旧约》当中的《阿摩司书》作为小（短篇）先知书，其表达了此种愿望，「But let justice roll down like waters, and righteousness like an ever-flowing stream.」( AMOS，第五章第二十四节）。
[十三]转引自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卷）第一百四十四页（〈世界市场〉词条，第一百四十四至第一百四十五页）；全三册，各自单另页码）；许编版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
[十四]至此，「世界市场」已是非马克思意义的一般概念，尽管仍有重叠之处。它是指：「世界各国进行国际间商品、劳务交换等经济活动的场所或领域，亦即世界各国市场及其商业性经济联系的总体。」参见胡代光、高鸿业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第二百三十二页（〈世界经济〉词条）；胡高编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
[十五]东盟政治目标的表述见于其印度尼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五国外长签署的《东南亚和平自主中立区宣言》。此前（一九六七年）该五国曾发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亦称《曼谷宣言》。转引自《世界军事》杂志二〇一一年第十八期（九月下）文章《东盟特色≈有限作为？》（作者：谢一帆）。
[十六] 「合作创造了人」之行为经济学家信条，主要是为反对马克思「劳动创造了人」之论断。它更进一步的描述是：「人类能够生存，主要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合作。」可参见汪丁丁著《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第七十二页；汪著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
[十七]其中的核心条款是：「一切国家都享有平等地参加解决世界经济、金融、货币问题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参见[十三]，第一百二十页（〈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词条，第一百二十至第一百二十一页）。
[十八]与[十九]，同[十三]，第一百四十页（〈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词条，第一百四十至第一百四十一页）。
[二十]参见俄罗斯《导报》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文章《当代冷战》（作者：俄罗斯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专家瓦西里·卡申）；新华社《参考消息》八月一日译介，《第二次冷战即将成为现实》，第十版〈参考论坛〉。
[二十一]参见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文章《是的，有可能再次发生》（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同[二十]译介报同日，《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发生》，同版。
[二十二]同[十三]，第一百〇四页至第一百〇五页（〈雅温得联系国协定〉词条）。
其起源于一九五七年欧共体条约的附件，附件中规定「凡同法国、比利时、荷兰或意大利有特殊关系的非洲国家和领地，可以与欧共体建立联系」。至一九六三年七月，有十八个非洲国家与欧共同体签订了贸易与经济协定。因签署地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故协定文件名为《雅温得联系国协定》。该协定终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所有协定国均加入到洛美协定。
[二十三]同[十三]，第一百〇五页（〈阿鲁沙协定〉词条）。
其起源于一九六八年七月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三国与欧共体比照雅温得协定签同类协定，因在签订地点是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市，故名。该协定与雅温得协议同时中止，亦加入洛美协定。
[二十四]同[十三]，第一百〇五至第一百〇六页（〈洛美协定〉词条）。
该协定系由雅温得协议、阿鲁沙协议合并而来，正式名称为《欧经济共同体——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洛美协定》。全部协定国有五十五个，包括欧共体九国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之四十六国。因签署地在多哥首都洛美，故名。
[二十五]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三百二十五至第三百二十六页（全文〈同仇敌忾，团结御侮〉，第三百二十一至第三百二十八页；全三卷，各卷单另页码）；江选版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所指事件发生时间是当地的五月七日二十三时四十五分，北京时间则是五月八日五时四十五分。
[二十六]参见《朱镕基答记者问》（该书编辑组署名），第二百七十一页（全文〈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晚宴上的演讲和答问〉，第二百六十六至第二百七十五页）；编辑组编著版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
[二十七]与[二十八]同[二十六]，第二百七十二页。
[二十九]参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L·Kuhn）著《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汉译本，谈峥、于海江等译），第三百一十页；谈于等译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〇五。在这本书中，只用了很短的篇幅（一页的四分之一）描述江在「炸馆事件」的言行，相反，用了前后四页的篇幅讲述江对「法轮功事件」的反应并且作者对此问题颇有倾向定性。比如，认为法轮功对江的指责之词是「捏造」，因而也「愚蠢」。「炸馆事件」与「法轮功事件」均发生在一九九九年，是江泽民政治时期的大事，也是中共国家自邓小平去世后所经历的重要事件，而江对「法轮功事件」应对的失策也成为其治能低下的一项证明。
[三十]同[二十六]，第二百七十二页。
[三十一]同[二十六]，第二百二十八页（全文〈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等三家媒体记者联合采访〉，第二百二十四至第二百二十九页）。
[三十二]参见香港《南华早报》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报道，以及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同报道；同[二十]译介报八月一日（并综合其他外媒报道），《中共以强力反腐为改革铺路》，第一版。
[三十三]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深夜（二十三点五十九分）转刊人民网评论《周永康纠结利益集团权钱勾结阻挡改革》。
[三十四]与[三十五]参见美国《时代》周刊二〇一〇年四月八日文章《该如何思量中国》（作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同[二十]译介报四月十一日，《美国应该『与中国共同进化』》，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三十六]参见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文章《透过玫瑰色眼镜看北京：为什么民主制度无法驯服中国》（作者：哈里·哈丁，中文名何汉理）；同[二十]译介报七月十五日，《靠『演变』中国化解中美冲突是条死胡同》，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三十七]同[三十六]，作者写道：「美国的民主构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构成了现有威胁；中国经济在专制体制下的成功发展对美国领导地位和例外论理论构成威胁。」
[三十八]同[三十四]，雷默并没有使用「经济民族主义」一词概括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受挫因素，而其颇有抱怨之情的表达则告知了读者，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是多么地令人挠头：「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看起来很脆弱。真正的中国能在政治谈判中很容易为难和挫败西方人，就像那些随处可见的商业梦魇一样。这也是我们与中国的外交经常受挫的原因之一。」在中国那些认为美国「很脆弱」的人看来，美国之所以脆弱或脆弱之发生是因为其经济实力在大幅下降，经济实力大幅下降是因为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而中国没有。相比之下，在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不但没有受到冲击，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
[三十九]同[三十六]，作者也希望新营造出的机制「具有足够的活力，能够对中国的行为同时施加某些限制并且使北京相信，中国的崛起正在得到接纳」。
[四十]参见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二〇一三年六月四日文章《应对一个「零国集团」的世界——〈外交学者〉杂志助理哈里·卡齐亚尼斯专访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同[二十]译介报六月七日，《「零国集团」世界将各自为政》，第十版〈参考论坛〉。
[四十一]与[四十二]参见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网站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文章《日本首相呼吁组成跨亚洲的「民主安全菱形」》；同[二十]译介报一月十二日，《安倍吁组「民主安全菱形」抗衡中国》，第八版〈中国大地〉。
[四十三]参见《日本经济新闻》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九日文章报道的，同[二十]译介报一月二十日，《安倍推「价值观外交」对付中国》，第八版〈中国大地〉。
[四十四]参见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日文章《全球动荡是新常规么？》（作者：多伊尔·麦克马纳斯）；同[二十]译介报八月四日，《全球动荡或成新常规》，第十版〈参考论坛〉。
[四十五]参见英国《金融时报》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一日文章《希拉里对北京旁敲侧击》；同[二十]译介报七月十一日，《希拉里含沙射影攻击「中国模式」》，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四十六]一般认为冷战的开端是一九四六年三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市发表「铁幕论」演说为始。具体地点是坐落于该市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冷战结束则以一九九一年的苏联解体为标志。
[四十七]同[二]，第五百三十六页。
[四十八]同[二]，第五百三十八页。
[四十九]苏联制造古巴（导弹）危机也可以视做针对一九四六年伊朗危机当中美国核威胁的一次有效报复或雪耻。赫鲁晓夫并无战争愿望，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精炼地总结了当时原则：「任何一个笨蛋都能发动一场战争，但一旦战争爆发，最聪明的人也无法制止它，特别是一场核战争。」同[三]，第六百九十八页。
[五十]同[三]，第六百九十三页。
[五十一]与[五十二]此为英国驻华盛顿资深记者克里斯蒂安·卡里尔（Christian Caryl）著《奇怪的反叛者：一九七九及二十一世纪的诞生》一书的观点。
具体可见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三日文章《书评：世界风云变幻》；同[二十]译介报四月二十九日，《一九七九：市场与宗教崛起的转折点》，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五十三]与[五十四]参见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六日文章《忘记八国集团吧，现在该是民主十国的时候了》（作者：欧亚集团研究部主任戴维·戈登，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常驻研究员阿什·贾因）；同[二十]译介报六月二十日，《用「民主十国」取代八国集团》，第十版〈参考论坛〉。
[五十五]国家恐怖主义经济利益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学命题，我在过来的研究中已做了初步探讨。其中以纳粹德国在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中共国家在维稳方面的巨额开支为例，做了较好的实证研究。可参见[六]，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博文《国家恐怖主义式微——中国民主化外部因素战略学解析（七）中》。原载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