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1969年8月下旬在湘阴县召开的知青代表会期间，认识了四位六塘公社的知青代表，一位是佘家大队的胡逸仙，她是1965年下放江永县的老知青(大概也是因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失去升学资格，而被下放江永农村)，1967年道县大屠杀时，被吓得从江永逃回长沙，到68年底开始的下放高潮中，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她是不敢回去了，只好被迫以投亲靠友的名义把户口从江永转到到了湘阴县六塘公社佘家大队的一户远房亲戚那里落户。
我们几个知青代表曾去拜访过她，见她把床铺开在这户亲戚的客厅里，便觉得很奇怪，后来问与小胡下放在邻近生产队的另一女知青代表(由于年代久远，当时与这位女知青的交往又较少，所以已记不起她的姓名了)，才知道，原来小胡的这位远房亲戚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儿子尚未结婚，因见小胡长得漂亮，就想娶他做妻子，小胡虽不愿意，但迫于自己家庭和自身的困境(小胡转到她这位运房亲戚这里后，除自带的衣被之外一无所有，吃住都在这位亲戚家里)，而这位运房亲戚又是贫下中农，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不得已才勉强答应了这门婚事，但仍在尽量设法拖延婚期。为防止对方使用强力造成既成事实，所以不敢单独居住，才把床开在有两户人家共用的这所房子的堂屋(客厅)里。此时我才明白，我和另三位女知青代表去拜访小胡时，她那位亲戚的儿子总是以一种异样的、不友好的眼光一直注视着我，看来他是误把我当成他的竞争对手了。所幸那年9月份第一次招工小胡便被招到岳阳化工总厂去了，她总算名正言顺地摆脱了那场即将变为现实的不幸婚姻对她造成的威胁。
第二位就是那位下放到五塘大队的记不起姓名的在五塘大队投亲靠友的女知青。第三位叫廖立伟，她是和她的父母等人全家一起从荣湾镇下放到与兰岭相邻的联盟大队的。第四位就是从长沙一中与那位记不起姓名的女知青一起下放到五塘大队的石X生，石X生的父亲是湖南省军区和工程兵学院(现在的国防科大的前身)的一位高级军官(据和她一起下放的那位我已记不起姓名的女知青透露，石的父亲应是付军级或军级干部)。由于家庭的原因，她从她父母那里知道了不少中共当局的内幕，她对中共当局的腐败和内斗都有一些认识，我们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比较接近，我就是从她那里知道她的母校长沙一中的杨曦光写了一本《中国往何处去？》的小册子，以及杨因此被中共当局抓去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的情况的，从她对杨的描述中我觉得她对杨是充满同情与称赞的。
后来她们又被各自的大队挑选到公社办的“九二0”生产应用推广学习班，而我就是这个学习班的负责人，参观实习都在兰岭的“九二0”小厂，彼此之间的交往便比较频繁，相互之间的了解便进一步加深了，我觉得她与一般知青不同，她对国内的形势和中共当局都有自己与当时流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对于我以比较含蓄的方式向她进行一些民主宪政方面的啓蒙，她也在很大程度上都能接受。她对中共当局的内斗也十分注意观察，当“文化大革命”的大红人陈伯达[註：１]遭公开批判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早就看出陈伯达要倒霉了，我曾对我妈说过，陈伯达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公开露面，报纸，广播上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了，恐怕他要被打倒了，我妈还叫我不要瞎说，结果你看，现在不是证明我的判断正确吗？虽然我也早已看出了这一点，但当时对政治上的观察有这样敏锐的男知青都很少，而她作为一个女知青能有这种认识就更不容易，我想这可能与她父母对她的影响有关，所以我问她，你父母对现在国内的形势和今后形势发展的趋势有什么看法时，她说：你到我家去与他们谈一谈不就知道了吗？我那时也很想了解中共党政军的中高层领导对待毛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以便判断国内局势发展的趋势。
这年冬天她写信告诉我：她和那位和她一起下放的女知青一起要回长沙过春节，因为带的东西比较多(主要是生产队年终分的东西和换季的衣被之类的东西)，她们拿不动。要我去送她们到古培塘火车站上火车，我按时到她们生产队去了，一直把她们送上火车，她约我几月几号上午九点到工程兵学院大门口见面，她在大门口等我，带我进去和她的父母见面交谈，我答应了。
临分别时我把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交给她。要她回家后再打开看，我在信中，把我在大学的经历以另一位我和她提到过的同学的名义大致告诉了她，以观察她和她父母对这件事的态度。我估计她以前曾在她父母面前提到过我，她这次邀我去她家与她父母见面交谈，肯定是事先征得了她父母的同意的。我知道以她观察问题的敏锐和对我的了解，她多半会隐约感觉到我信中所写的我那位大学同学的经历也许就是我的经历。我估计这封信可能有三种结果：一是把她们一家吓坏了，从此不敢再与我交往，但因她们一家良知尚未完全泯灭，所以也不致于把我的信交给当局置我于困境；另一种情况是她们一家为避免引火烧身，把我写的信交给中共当局给我带来牢獄之灾；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她们全家都赞同我信中那位同学的所作所为，如约邀我去她家与她的父母交谈。我认为后两种可能性都很小，只有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她们走后我既未接到她来信拒绝我到访；也未见有上面的人来找我的麻烦，这样第二种可能性已被排除。于是我在约定日期的前一天到了长沙，在龚玮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如约于上午九点到达了工程兵学院的大门口，却没有见到石X生在大门口等我，我问大门口站岗的卫兵，是不是有人来告诉他们今天上午九点有人来找石X生，卫兵们说不知道，我又等了大约十分钟仍不见她出来，于是我知道她家里是不欢迎我去，我就回到龚玮家，下午便乘火车返回兰岭去了。
回来之后我分析是那封信把她的父母吓坏了，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那种老干们一天到晚都惶惶不可终日的政治高压态势之下，她的父母觉得他们若与我这样的“危险人物”交往，随时都有可能给他们一家带来灭顶之灾，权衡利弊之后，他们决定不能让他们的女儿与我继续交往，更不敢与我见面交淡。所以采取避而不见的方式取消这次会面，但因他们良知尚未完全泯灭，也不愿向中共当局告发我，而且即使他们向中共当局告发我，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可能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他们本应找个借口让石X生到门口告诉我：她父母不在家；或家里来了客人不方便见面谈话，以后改日再说。这样豈不更显得礼貌一点，而我也会知难而退了。无奈石X生不愿单独到大门口面对自己失信这件事，所以才采取这种既不设法通报，又避而不见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后来我收到她从长沙寄来的信，说是那天她家有事耽误了时间，到十点多钟才到大门口等我，不见我来，问卫兵，卫兵说：9点钟左右曾有人前来找一个姓石的女知青，他等了一下不见你出来，就走了。我知道这只是个借口，我写信告诉她：你也不必作过多的解释，这一结果已在我的意料之中，其中缘由你不说我也知道。此后彼此就很少往来，大约一年之后便听说她已被召去部队当兵去了，估计是通过她父亲的关系。
分散下放农村的女知青处境比男知青更艰难许多，她们除体力上不能适应农村的艰苦劳动之外，还要面对来自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的“性骚扰”（只是当时还没有流行这一叫法）。这些社队干部往往以安排轻松工作、当民办教师、推荐招工的名义对女知青们进行“性骚扰”甚至进行诱奸、逼奸和强奸。
我们邻大队的一位女知青周某被大队会计兰某以推荐招工的名义诱奸后，又未能被招工，便到公社对该大队会计进行举报。此事被弄得尽人皆知，后来该女知青在当地无法容身，被迫通过县知青办，转往沅江县农村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这位大队会计仅撤销大队会计职务了事，此类事在本公社和相邻公社都有发生；有的女知青因得不到家庭的经济支援，又不堪忍受农村的艰苦生活，在胁迫利诱之下，不得不嫁给当地社员，我公社联盟大队女知青湛某就是这种原因被迫嫁给当地一兰姓年轻木匠，湛某还算幸运，婚后兰木匠一家对她还不错，只是湛某婚后脸上已失去了往日的活泼欢快，以前能歌善舞的她也变得沉默寡言；我公社赵垄大队女知青李Ｘ红（湘阴城关隨父、兄一家下放该地）也因父亲年迈丧失劳力家庭困难，被迫嫁给邻近大队一胡姓青年；相邻的大花大队和农大大队两名女知青为换得大队代销点营业员和民办教师职位被迫失身于大队干部，诸如此类的事，在六塘及周围的公社不胜枚举。由于女知青遭社队干部“性侵”、诱奸、逼奸、强奸、逼婚的事件发生太多，以致中共当局不得不专门发文件对此进行整顿，有不少影响太坏、罪行严重的社队干部被整肃，但中共对它手下的这类干部处理时基本上都是按生活作风问题，避重就轻地进行处理，诸如：调离、记过、降职、撤销职务……等处份，就连开除党籍的都很少，对社队干部这类对女知青们的犯罪行为，基本上没有听说过他们因此而被判刑的情况，所以说中共当局发文处理社队干部对女知青的迫害和犯罪行为，不过是做做祥子而已，其目的主要是平息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们的不满。
我们在兰岭五队的下放生活，在物质方面，远不如在西洞庭农场的生活，除了没有了每人每月的21.5元的生活费之外，最要命的是一年到头吃红薯和红薯丝，每年从阳历9月中旬起，红薯还没有长大就要开始挖红薯作主食，一直要吃到农历过年，此时貯藏在红薯窖中的红薯便开始霉烂，无法再吃鲜红薯，所以过春节之后，就只能改吃秋季晒干的红薯丝，一直要吃到7月中旬开始收早稻才有大米吃，全年社员们只有7月中旬到9月中旬这两个月大米才是主粮，此后，余下的早稻、晚稻所收稻谷都要作为公粮(相当于农业税，是白交给政府的)和统购粮(是生产队“自愿”卖给国家的稻谷，国家按它规定的收购价付钱给生产队，这种“自愿”卖给国家的统购粮每个生产队都有硬性指标，且不论天灾人禍都只能超过不能减少)送交粮站。
这种红薯丝比红薯更难以下嚥，因为在刨红薯丝时稍有不慎便会混入少量已霉变的红薯，从而使红薯丝煮熟后通常都带有一种烂红薯的怪味道，而令人难以下嚥。
而且吃红薯或红薯丝后，如果弯着腰做事，往往导致胃里面倒酸水、鼓气、腹胀难受。我们为了减少吃红薯的数量，尽可能多地把生产以分的红薯和自留地收获的红薯晒成红薯丝，到粮站去兑換稻谷指标，一担红薯丝换一担稻谷，按各自的价格找補差价，这种交易粮站占便易，因粮食部门把红薯丝配给给城市居民是按一斤红薯丝抵一斤大米指标，而我们交给粮站的红薯丝是一斤红薯丝只能抵一斤稻谷指标，而一斤稻谷却只能打出0.7斤大米，这种交易粮站要占30％的粮食指标便宜，尽管明知吃亏，但为了少吃一点红薯也只能忍痛去換，但换多了，粮食又不夠吃，没办法也只好把一部份红薯晒成红薯丝去换稻谷，留下一部份鲜红薯自己吃。
为让红薯好吃一点，我们想尽办法变换花样吃，有时把红薯切成片煮熟再加上点油盐薑葱当作菜吃；有时把红薯切成片放在锅里焙脆来吃；有时把红薯放在灶膛里煨熟了吃；有时把红薯加工成红薯粉皮当菜吃(通常一百斤红薯可加工成13到15斤红薯粉皮)；有时就吃生的把它当作瓜果吃，但大多数时间是把红薯切成小块放在大米上面一起煮熟吃。因为孫治国有老胃病，一吃红薯往往因产生胃酸过多而导致胃痛、倒酸水，而我的肠胃功能正常，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尽可能多地吃红薯而让他吃米飯，以减少他胃病发作的可能。
而且红薯和红薯丝也远没有后来生活改善后所宣传的那么美味、那么营养丰富、那么有益健康，因为红薯除了淀粉、少量糖份之外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含量都很少，因此每到以红薯和红薯干为主食的季节，兰岭五队的社员一个个都面如土色，还有许多人胃痛，一干话就倒酸水。现在（２０１８年前后）的人之所以觉得红薯好吃，是因有他们往往只在煮大米飯时加上几小块红薯，所以与净大米饭相比，就觉得红薯香甜可口，但是如果让他连吃三天没有加大米的光红薯，我保证他们都会难以下嚥，叫苦不迭。
此外进入新千年之后，大陆城市居民生话水平提高，部份“先富起来的人”蛋、奶、鸡、鸭、鱼、肉类食品消费量大增，导致蛋白质、脂肪类物质摄入过量，从而引起许多心脑血管、消化系统、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剧增，导致一些所谓的营养学家大肆宣扬红薯、士豆等粮食作物的营养价值，而实际上是让人们吃一些营养价值低的诸如：红薯、土豆之类的食物以减少上述蛋白质、脂肪类食物的摄入量，以减轻营养过剩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
在兰岭的下放生活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钱用，尽管我们每人一年都要掙四、五千分工但因工分值太低(刚去前两年每十分工还有三角多钱，到后来因到外面修水利，生产队的开支大增（农民去修水利、修公路……之类的劳动，是向中共当局无偿提供的义务工，不仅没有报酬，生产队还要自费办理伙食，致使生产队的开支增加），而生产队的收入又没有增加，所以工分值降到每十分工两角钱左右)，每年年终结算除掉所分物资外，两人一共也只能进二、三十块钱。
那时中共当局又不准农民外出搞副业挣钱，我们也只好找各种借口外出，并把大队开的外出探亲、治病的证明改成外出搞付业的证明（这对我这个学化学的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外出搞付业挣点零花钱。我们先后到过建筑工地当小工、到环卫所担大糞、到街上卖洋芋种、卖红薯粉皮、冬天到洞庭湖的湖洲上去收割芦苇、到基建工地去挑土、去修路工地用炸药开采石头、锤成铺路的碎石子、在公路工地与木匠一起制造板车、用板车拉修公路的碎石子、把猪肉贩运到湘西芷江（那时湘西肉类供应十分紧张，中共当局根本没有肉类供应农民，而农民又因湘西山多地少，粮食极度匮乏，人都吃不飽，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食喂猪，所以很难把猪养大，即使养大也会被中共当局强行征购，所以那里的黑市猪肉价格高达3.5元一斤。而兰岭一带因盛产红薯，一家人每年通常都可以养成一至两头大猪，所以兰岭肉食水产站每天都有0.78元
一斤的猪肉供应，只要一早去排队，通常都能买到肉)……等等。
我们从下放到湘西芷江的长沙铁道学院的“反动学生”张鑫和梁白濒那里知道他们那里猪肉卖到3.5元一斤，粮食又极度匮乏，便与他们商议由我们贩运几十斤腊肉到他们那里由他们负责出售，赚的钱归我和孫治国，我们送五十多斤全国粮票给他们。
1971年8月“双搶”后，我们找在兰岭肉食水产站杀猪的我们的房东兰炳件帮忙，先后从肉食水产站买了五十多斤猪肉用盐醃了几天后，挂在烈日下晒干一些水份，然后用烟燻制成腊肉，我们把腊肉用塑料薄膜一一包裹后，放在一个木衣箱的下面，上面放了几件衣服，又在衣服一侧的上面放了几小块腊肉，然后从大队开了一张外出探亲的证明，我就背着装了四十来斤腊肉的木箱，步行25里路来到京广线上的越江火车站，乘火车经长沙转车到达怀化，这一路上酷热难耐，８月中旬的湖南，那时气温通常都在摄氏三十七八度甚至四十一二度左右，而坐的又是那种每个小站都要停的慢车，那时这种车上又没有空调，就连电扇也时有时无，在烈日曝晒下的车厢里，气温通常都在四十摄氏度以上，男乘客大多只能穿条短裤背心；女乘客也只能穿短袖薄衣裤，乘客不论男女全都大汗淋漓，不停地挥动扇子、衣物扇风。开车的时候还好一点。窗口还有点风吹进来，尽管也是热风，但都比停车时好，停车时车厢内空气停止了流动，车厢顶上烈日当空，此时车厢内不仅温度剧升，而且因空气缺少流动致使车厢里充满了汗酸臭和刺鼻的劣质烟味，使人不堪承受。
到怀化后，又从怀化乘汽车到达湘西古镇洪江，在洪江住了一晚，当晚在洪江的一家小旅馆住宿时，半夜遇到一位工人纠察队员和一位民警来捡查旅客的身份证明，和携带的物品(查投机倒把)，他们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去干什么？我说：我是下放到湘阴的知青，有一个弟弟下放到芷江，他们那里粮食不够吃，又没有肉食供应，为了让他安安心心札根在那里接受贪下中农的再教育，父母要我从长沙的家里带了一点腊肉和一点粮票给他，说着我不待他们开口，便主动把木箱打开，他们见箱子里面的衣服旁边放了几小块用薄膜包着的醋肉，我又把身上带的二十来斤粮票拿给他们看，他们见我带一副眼镜、上穿一件旧的白衬衫、下着一条兰布裤，是一个典型的“知青”打扮，又见我主动向他们出示自己携带的物品，又没有一点紧张的表情，又有去芷江探亲的证明，便断定我既不是“外流”人员；又不是“投机倒把份子”，而他们又还有许多旅客需要检查，便对我说：好了，你把箱子关好，粮票收好，睡觉吧！芷江那边有点乱，你路上要小心(因芷江极度贫困，农民们连肚子都吃不饱，所以偷扒搶劫之事时有发生)。直到他们二人离开，我悬着的一颗心才终于放了下来，因为如果他们把箱子上面的衣服翻开就会发现下面全是腊肉，如果再一捜身，我藏在鞋趟底下面的几十斤粮票就会被他们发现，在那个时代随身携带四十多斤腊肉和七十多斤全国粮票那肯定要被当作“投机倒把份子”抓起来，如果我被抓起来，他们到湘阴县和湖南大学一调查，我“反动学生”的身份就会让他们知道，除了腊肉、粮票被没收之外，像我这种有“反动学生”前科的“投机倒把份子”判几年徒刑是少不了的。这次能躲过这一劫，除了事前准备充分、临危不乱，应对恰当之外，运气好也是重要原因。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匆匆吃完早餐，便到洪江镇沅水边上的船码头排队买了一张洪江至托口镇的小火轮船票，登船后，小火轮沿沅江逆流而上，泛着涟漪的江水清澈見底，长满衫树的两岸山上风景如画，我站立在船头迎着江风，尽情观赏两岸赏心悦目的旖旎风光，江面上不时还可以遇到顺流而下的竹簰、木簰，还可不时听到从簰上传来的“簰咕佬”们那粗犷高吭的号子声，让人忘却了现时的苦难和忧愁，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沈丛文笔下那闲适恬静的湘西。
由于那一段水路是沅江的上游江水不深，江水又清澈，江底的鹅卵石清晰可见，有时船行到浅滩处，就需要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乘客跳到水中，一是可以降低船的吃水，二是要用船上备用的縴繩挽在肩上，弓起腰、身体前倾，用腿尽力蹬踏江底的鹅卵石縴引小火轮前进。每当此时，我都会争先跳到水中去拉縴，因为我生性好奇，像拉縴这种我从未经历过的事，我是绝不会放过亲自体验一下的机会的。肩上挽着縴繩、身体向前倾斜成与水平面成30度角的姿态，以及身体下面清冽、微凉的江水，让我感觉到自己仿佛就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縴夫”，立时一种自豪愉悦的心情充满了我的内心。
大约中午一点，小火轮到达了托口码头，我登岸后就见到按信上的约定，早已迎候在那里的张鑫和梁白濒，他们迎上前来互相问候之后，我对他们说：你们还没有吃午饭吧！我们先吃点东西再走。我们一起就找到一家在码头趸船上的小吃店，我知道他们二人不仅囊中羞涩，而且没有粮票所以请他们每人各吃了一碗面条，然后他们帮我揹起木箱一路翻山越嶺走了二十多里山路，才到达他们下放的地方：芷江县冷水溪公社大军田大队架溪生产队，这是一个森林密佈的山区，田土面积稀少，人烟也十分稀少；这是一个极度贪困的地方，这里唯一不缺的东西就是我们兰岭极其缺乏的柴火。这里的贫困与落后从我们从托口到架溪的沿途就可以看出来，因为这里还遗留着刀耕火种的习俗。
在路上在一些地势较平缓的森林中偶尔出现一块红薯地、玉米地，我还看到在有些地方还横七豎八地躺着厚厚一层被砍伐的乔木和灌木，都已被夏日的阳光炙烤干枯，我问张、梁二人：这一片砍倒的树木柴火早已干枯，砍伐的人怎么还不搬回家去？他们笑着说：他们砍柴火会跑到这么远的山里来吗？村子旁边多的是，这是村民们在森林里开的荒，这是这里残留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村民们在夏天到山里找到一处地势较平缓的山坡把这里的树木全部砍倒在地，让太阳晒干枯，然后点上一把火，把地上枯木野草全部焚烧成灰烬，到明年春季，再在这些草木灰上种上玉米、红薯，因为地上杂草、灌木、乔木的根都已经烧死，而烧后残存的草木灰又是上好的肥料，所以种上之后根本无需除草、施肥，到秋天便能有收获。三、四年之后这块地肥力下降、杂草也多了起来，村民们便会把它抛弃，另外再烧出一块地，而这块被抛弃的荒地在当地优越的气候条件之下，也不用人工去种树，几年之后就又会长出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
以前只知道在远古时代，先民们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的落后，才采用这种落后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想不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仍有地方有人在采用这种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进行农业生产，想到这里不免令人心情沉重。
我们到架溪己到了下午五点多钟，我在张、梁的住处冲了一个冷水澡之后，便将所带腊肉取出挂起来透气，因气温太高怕腊肉变质，他们说：这腊肉好香啊！好久没有吃过腊肉了。我拿了两小块腊肉送给他们，又把带给他们的五十斤全国粮票送给他们，他们很高兴，说今天晚饭就到他们在队上的一位朋友家里去吃，我又拿了一块腊肉要他们先拿到他们的朋友家晚上炒了吃。我们聊了一阵天之后，天色已晚，此时他们朋友家的一个小孩打了一个松枝照明的装置（当地人称之为火笼）来叫我们去吃晚饭，这种松枝照明的装置是把一个细铁丝织成的小菜碗那么大的网兜，然后将它安装在一根小竹棍上，把平时烧柴时留下的松树节疤点燃，放在铁丝网兜里，用松树节疤燃烧发出的火光来照明，并不时往铁丝网兜中补充松树节疤，这种松树节疤富含松脂呈黑红色，好像被松脂浸透了一样，很耐燃，我们也点燃了一个这样的“火笼”，并随身帶了一些松树节疤备用，我们的“火笼”和那个小孩的“火笼”一前一后把山路照得通明。我问张、梁二人：这里的竹子这么多，为何不用竹条编织的火把照明？他们说这一带蛇多，这种松明火笼朝下指在路面，不仅把路面上的坑坑漥漥照得清清楚楚，而且闪烁的火光还可以把路两旁的蛇吓跑，起到预防蛇咬的作用，而火把高举在上除了照明之外，就没有这种驱蛇的作用了。
我们到了这户人家，他家的餐桌上除了我送给他们的腊肉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荤菜，不过倒是有山里出的干菌子、干竹笋和自家腌制的辣椒萝卜、辣椒洋薑，这类菜味道还不错，此外就是时令小菜，飯是蒸干红薯丝，大概是看到我这位远方来客才在红薯丝里加了少量大米，当地的极度贫困和粮食的匮乏从餐桌上已表露无遗。晚餐后回到张、梁的住处，我们商量了出售腊肉的办法，为防止被市管人员没收，决定第二天一早，带点腊肉做样品，到几十里外的黔城古镇去探探行情。
第二天一早，早餐后，我们带了两小块腊肉就出发前往黔城，大约上午11点便到了沅江上游的黔城古镇，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江边是全木结构的吊腳楼，街上鳞次栉比的铺面虽多，大多都已不做生意，但从铺面残存的各式招牌上还不难想象出“解放”前繁华的景像，镇上都是全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下面为铺面，上面住人，现在因当局不准私人做生意，所以镇上的楼房上下都是居民的住所。由于“解放”后基本上没有人修建得起新房子，所以镇上的全木结构的房屋大都是几十年前甚至明清、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筑，因年代久远，都被日晒雨淋和煙燻成酱黑色。街上虽商店不多，但却有许多乡下的农民为了急用钱，而不得不拿着自家的一些农副产品摆在街道两旁出售，我们问了一下价钱，那种淡干烟燻的小鱼虾、瘦得可怜的小猪肉都是3.5元一斤，而且数量很少，雞鸭鹅也要3元左右一斤，都比湘阴要贵得多，蔬菜瓜果的价格倒是比湘阴贵不了多少，因为那里的海拔比湘阴要高许多，所以那里蔬菜瓜果成熟的季节也比湘阴要迟一些，我们在黔城碰到一位老汉挑了小半担熟透了的水蜜桃在街上叫卖，我先买了一个试了一下，味道好极了，又甜又香，一角伍分钱一斤，我买了两斤，三人一口气就吃光了。
我们了解行情后，知道那种瘦得皮包骨头的半大猪肉(当地人都吃不飽肚子，哪里还有余粮给猪吃，猪当然养不肥)都卖到3.5元一斤，我带的这种又肥又壮的腊猪肉卖3.5元一斤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们在黔城每人吃了一碗面条和两个包子，便啓程往回走。張鑫知道我喜欢游览名胜古跡，便说：我们今天回去绕一点道，顺便去“芙蓉楼”游览一番，我们都赞同。那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到了位于潕水与沅水水交汇处的“芙蓉楼”，据传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齡被贬到湘西黔城为官时所建，现存的“芙蓉楼”是清代重修的。
我们到“芙蓉楼”时，由于“解放”后历次运动的损毁，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芙蓉楼”仅存一个两层的木质楼台建筑，只是楼台门上方匾额上“芙蓉楼”三字尚依稀可辨，其他附带建筑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原来守楼的老头，给我们把楼门上的锁打开，让我们登楼运眺，只见波光粼粼的沅水、潕水在楼下交汇后，缓缓地流向远方。楼内找不到一点与王昌龄有关的任何痕迹，多少有点令人失望。为了在天黑之前趕回架溪，我们从楼上下来，谢了为我们开门的老头之后，便匆匆告别了“芙蓉楼”，啓程回架溪。
这天晚上张、梁二人提出想把我带的腊肉按3.5元一斤的价格全部买下来，只是一时没有这么多现金，要等他们家里寄钱来才可全部付清，大约需要两三个月时间，他们家里才能凑齐这一百二三十元钱。我说：这没问题，只是我走前.最好能给我凑二三十元路费，因为我从芷江下来还准备顺便去靖县的王湘平、任霭堂(他们是湖南财贸学院的“反动学生”)那里去拜访一下，然后再南下桂林去拜访中南矿冶学院的熊声祥。
三、四天之后，他们二人东拉西借，总祘凑了二十五六元钱给我当旅费(余下的一百来块钱他们在这年年底之前，就分几次如数寄给我们了)，我便动身啓程，他们把我送到托口码头乘小火轮去洪江。由于是顺水顺风，小火轮即使是遇浅滩也很少要人下水去拉縴。
我到洪江时已到下午四点多钟，我先找到汽车站打听到靖县的班车，不料到靖县三天内的车票均已被单位预订一空，次日还有洪江到桂林的车票出售，我不想在洪江停留三天，决定次日一早到车站排队先买一张洪江到桂林的车票，到靖县时下车去拜访王、任二位难友之后，次日再持这张车票从靖县上车去桂林。
主意打定后，我在洪江汽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旅社住了下来，洪江是湘西的一个重镇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大量难民的湧入而一度十分繁华，“解放”后也和许多抗战时期一度繁华的湖南偏远小镇一样，已经衰亡破败了，只记得满街两旁的木质二层楼房临街的走廊上，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悬下一排正在编织竹缆绳的薄竹条，形成一条独特的风景线。由于一天的旅途劳顿，次日又要趕早起来排队买车票，也就无暇去浏览洪江市景，早早就上床歇息了。
第二天一早，天不亮就起来，背上行李就往车站跑，一到售票口就见那里排了不少人，原来这些人都是头一天晚上就睡在售票厅里排队的，我趕紧排在他们后面，而售票口要上午八点才开始卖票，一开始大家还按次序排队，到快到八点时，后来的人见排队的人太多，就一窩蜂往售票口湧，大家爭先恐后地往售票窗口挤，原来排在前面的妇女、老头、老太太都被挤到了后面，只好在后面无可奈何地破口大骂这些不守规矩的年轻人。
“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当局对暴力和无法无天的宣揚，对文明礼让的丑化和摧残，已使大陆民众道德沦丧，文明礼貌、遵纪守法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而被民众摈弃，以致售票大厅出现如此混乱的现象。
到八点，售票口前面那扇小木门终于打开，开始售票了，此时尽管我原来排在靠前的位置，体力也不错，但因我揹着一个原来装腊肉，现在装换诜衣物的木箱，我也被挤到距售票口四五米远的地方，此时正当我想：今天恐怕是买不到票了的时候，听到售票口里面的售票员，对外面叫道：到桂林的到前面来先买票(因为桂林路程远是洪江最早发出的一班车)，我一听大喜连忙应声叫道：我是到桂林的！一边用力往售票口挤，挤在售票口前的人也知道，不先卖完去桂林的车票。就轮不到卖他们短途的车票，也只好让我挤过去，而直接到桂林的旅客确实不多，这趟车只卖靖县以远的会同、通道、龙胜、桂林的车票，我花了七块多钱买好一张到桂林的车票后，就在车站旁边的饮食店买了十来个包子、馒头作车上的早餐和中餐。
刚一登车不久就发车了，一路上都是蜿蜒曲折的盤山公路，而且路面都是砂石铺就，高低不平，有的路段公路的一侧是陡壁另一侧是悬崖，令座在车上的旅客胆颤心惊，生怕司机一时操作不当，或是汽车出现机械故障连人带车一起摔到悬崖下去车毁人亡，然而那两位轮番开车的司机却显得老成稳重，表情轻松，大概是在这种险路上跑的时间长了，再加上技术又熟练，所以开始并不把在这种险恶路段上行车当一回事。
这条公路上的行人稀少车辆更少，那时铁道兵正在那里修枝(城)柳(州)铁路，所以不时有铁道兵驾驶的运送修铁路物资的解放牌军车呼啸而过，因路上行人、车辆稀少，所以铁道兵们的车开得又快又猛，有次我们的客车左侧是一个山嘴急湾看不到对面来车的情况，右边是悬崖，突然从对面飞过来一辆军车，等到双方都看到对方的车时都来不及刹车了，眼看就要揰上了，只见军车把方向盤往他的右侧猛一打，我们这个车司机也把方向盤往自己的右侧猛一打，同时急踩刹车。此时只见对面的军车它右侧的车轮已在山上，左侧的车轮还在公路上，飞速从客车近旁飞过，只差一点两辆车就全完了，全车人都发出一声惊呼，车停住后我们下车一看，我们车的右前轮已到了悬崖的边上，再往前几厘米车轮就会超出悬崖边，后果就不堪设想，幸亏军车和客车司机都反应敏捷才避免了一场车毁人亡的惨祸，司机也吓怕了，说要下车抽枝烟，坐下休息一下，平静一下心情才能继续开车。
大家重新上车后，又开了约一个小时，我们看到车右侧三四十米深的山沟里躺着一辆四轮朝天的大卡车，正当我们议论纷纷说：卡车司机不是完蛋了；就是身负重伤了，不料此时见前面公路中间坐着一个身穿工作服的人在向司机招手，示意司机停车，他上车后，我们才知道他就是前面那辆摔到山沟里的汽车的司机，他说他四五十分钟前出的车祸，又没有对面来车，自己的车就摔到山沟里去了，由于他双手紧握方向盤双腿紧蹬车底，把身体固定在驾驶室内，自己竟毫发未损，他从摔坏的大卡车里爬出来后，便从山沟爬到公路上等车回单位去。全车人都称赞他福大命大，连人带车一起摔到这样深的山沟里，竟然毫发无损，一定是前世积了阴德，菩萨保佑才出现这种奇迹。
中午前客车到达靖县前的甘棠小镇，我要求下车，王、任二位难友就下放在甘棠公社，我下车后，向当地人问清了他们所在的大队、生产队之后，便一路问到了王、任二人所在的生产队，这里距甘棠镇只有十来里路，找到他们生产队，社员们把我带到王湘平的住处，他正在做午饭，他见到我非常高兴，说：收到你的来信知道你会来，但不知道具体来的时间，几年不见了，不知道西洞庭的难友们现在都怎么样了，我把我所知道的各院校“反动学生”的近况向他介绍了一下，他说他去把任靄堂夫妇叫过来一起吃午饭，原来他们刚来到这个生产队的时候，两个人住在一起，后来任靄堂与下放在同一队上的一位长沙女知青卞国华恋爱结婚，他就搬出来住了。不一会儿任靄堂夫妇就到了，任靄堂说：这是他们下放到这里两年多第一次有远客到访，并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他说：下午我们都不出工一起聊聊天，晚上就一起都到他家吃晚饭。午饭后聊天时，他们谈到打算养几箱中蜂，取点蜂蜜改善一下生活，并说打祘做一套水泥模板自己用蜂蜡加工巢础，并说这一带村民养中蜂的不少，此事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导致我后来从事养蜂工作的起因)。
他们很关心的是：据他们了解，其他有些省的“反动学生”都已安排了工作，只有我们湖南搞极左把我们和知青一起下放农村，他们要湖南的“反动学生”都向湖南省和中央写信伸诉，要求落实政策补发毕业证、安排工作。
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我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他们说：处理我们的中央文件中说了：改造期满表现好的，补发大学毕业证书，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难道就不算数了吗？我说：中共当局说的话算不算数完全取决于它政治上的需要，而不取决于我们表观的好坏和申不申诉。但他们还是认为申诉很有必要，至少可以提醒中共当局不要把这件事忘掉了，对这一点我也同意。
第二天早餐后，他们便一起送我到甘棠去等到桂林的班车，中午前班车到达，我上车后司机要我买票，我说我有票，便向他出示我昨天买的那张洪江到桂林的车票，并向他说明因买不到到甘棠的车票，不得已才买了到桂林的车票，现在车票还在有效期内，应当可以继续乘车。司机说：车票虽然今天在有效期内，但明天到桂林就超过有效期了，这事我作不了主，等车中午到靖县汽车站吃午饭时，我把你的情况向车站反映一下，由他们作决定吧！
车到靖县汽车站，他带我一起找到汽车站站长，我对站长说：我为下放到靖县甘棠的知青亲戚带了一些食品和衣物，可是洪江汽车站近几天都买不到到甘棠的车票，我因旅费有限，不能在洪江久等，只好买一张到桂林的车票在甘棠下车，把东西送给亲戚后，再取道桂林从桂林乘火车返回长沙。实在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站长还算通情达理，也知道洪江到靖县一带的车票近几天都买不到的情况，就说：今天祘是特殊情况，我给你签个字把车票有效期延长到明天，又加盍了车站的公章。乘车问题终于顺利解决。午飯后乘车继续南行于傍晚前抵达通道县城，汽车和乘客都要在这里住宿过夜，我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招待所办好入住手续后，便到街上吃了碗面条，然后顺便在街上转了转，通道是湘南的一个很小的县城，没有什么特色，只是城外矗立着一座像直插兰天的火箭一样的山峰显示出这座小山城的与众不同。
第二天汽车发车后。便要翻越南岭山脉进入广西境内，沿途层峰叠翠、林木葱笼，到处显得青翠欲滴、生趣盎然，这里人烟稀少，森林植被才得以保存完好。汽车进入广西三江、龙胜地区后，公路两侧苍松翠竹林立，盤山公路两侧下面便是举世闻名的层层梯田，由于当地海拔较高不宜种植双季稻，梯田里的单季稻此时尚未收割，但已成熟呈现一片金黄，呈等高线一般的绿色田埂弯弯曲曲镶嵌在一片金黄的稻海之中令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
汽车在龙胜汽车站停车吃午饭，此时车上的乘客也逐渐转变成以广西人为主，我在龙胜吃午饭时就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来这景色秀美的龙胜游览一番，只是时至今日(2018年)仍未能如愿以赏。
［註：１］：陈伯达，福建人，中共著名理论家，“文革”期间一度官至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林彪事件前遭毛泽东摈弃，沦为秦城监獄中的一员，“文革”后与“四人帮”一同被判重刑。
